1964年春，中国农村书写着极不平凡的新篇章。
刚刚怀孕的母亲和生产队其他社员一起开会。在闹哄哄的会场上，生产队队长刘雪莲拿着从张目桥大队部抄录的稿纸，给大家介绍了一篇激动人心的通讯：《大寨之路》。他告诉队员们：在很远的地方有个叫大寨的地方，跟张目桥大队一样也是一个大队，但自然条件远不如张目桥。那里的干部和社员同穷山恶水作斗争，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积极改变山区面貌。
队长刘雪莲说：“县委和公社号召我们各个大队各个生产队要立即行动起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我们要像大寨社员一样用革命精神建设庄子湾！”
接下来的集体出工，除了一如既往的播种、插秧、栽红薯、种苞谷及逐步扩大棉花种植外，还有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农村水利建设。从石桥坝到五七学校经张目桥到田家冲的主溪两侧砌上了石头甚至青砖，溪底的泥沙也大多被挖到建设工地上去了。沿着这条主动脉一般的主流，挖了数不清的“毛细血管”，滋润着两岸成千上万亩的田土。
“农业学大寨”需要更多的劳动量，也需要更大的劳动激情和鼓励。很多社员涨了工分。大哥刘道任的工分从五分涨到七分。母亲和大部分妇女一样，仍是五分工。
荷塘公社很注重对广大社员进行学大寨运动的思想教育，把它与196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活动结合起来抓。但对地主与贫下中农必须分对象、分批次、有区别地教育。张目桥大队经常把地主分子集中起来进行教育。
母亲不是地主分子，只是地主子弟、学生出身，且在生产队一贯表现积极，所以没有受到特殊的教育，只有在召开“扩大会议”时，大队才会要求成年地主子弟们参加。在这种会议上，母亲会看见我的堂叔爷刘龙舫和他的堂客这对“地主夫妻”。他们见到母亲常会问：“孟良好不哦？三个崽女好不哦？”他们还特别提醒母亲要特别注意保护胎儿——刘龙舫的堂客有孕时，曾被张目桥农协的人绑起来烤过，伤害了胎儿。
看着龙舫堂叔爷两口子日益瘦小羸弱，母亲心生悲伤。
春闲时，某一天的午后，春雨淅淅沥沥。公社召开地主思想政治学习教育会。庄子湾生产队队长刘雪莲叫母亲卷上铺盖去公社学习。母亲虽然不是地主分子，但既然队长吩咐，也不敢多问，立即背起铺盖，一只手抱着一岁多的小清波，一只手打着破油纸伞，挺着大肚子走到了公社的会场。母亲在湘山中学的同学、当时的荷塘公社革委会主任钟吉丘见到母亲，不满地说：“这是地主分子的会，钟祝华你来干什么！你是学生出身，你地主子弟不要参加！快回去！”
母亲得到钟主任的命令，满心感激地离开会场。
母亲背着铺盖，抱着小清波正往回走，迎面撞见湘山中学的另一个同班同学刘石柏。刘石柏在荷塘公社当革委会副主任，是钟吉丘的工作搭档。
刘石柏正赶往会场。这天召开的地主分子的会，他是主讲人。
有风声从县上传出，全县有一批干部的岗位要变动，钟吉丘可能交流到县农业局当局长，刘石柏正紧紧地盯着公社革委会主任的“宝座”。
母亲喊他的名字。
他装作没听到，头也不抬地往会场走。
母亲更大声地又喊了一声。
他还是不应，加快了步伐。
母亲愣住了，一阵强大的自卑和委屈裹着寒风、夹着雨丝向她袭来。这个曾经多次向母亲请教功课、因为饥饿难耐向母亲借钱买包子吃却一直没有还钱、在日寇铁蹄踏上修山街的那个夜晚跟其他师生一起逃到外婆家借宿的同学，在他人生最得意的时候，已经“听不见”母亲的叫声，也“认不出”母亲了。但母亲立即调整了心态，用力耸耸肩，让铺盖在背后摆正了位置，好像她再次将自己摆正了位置。
刚回到庄子湾生产队的路口，队长刘雪莲和腊妹子的男人罗国兵看见母亲，大声质问母亲为何逃会。母亲如实回答。
刘雪莲和罗国兵惊讶地对视一眼，没再说什么。他俩心里犯嘀咕：“原来钟三多跟这么大的官是同学！”
从那以后，公社每次叫地主分子参加的会，生产队再也没叫母亲参加过。
母亲从没找过这位湘山中学的同学钟吉丘。那个年代母亲如果能得到钟主任的关照，她在大队和生产队一定会得到很多便利。但母亲认为，路是自己走的，并且自己成分不好，不要影响钟吉丘当官。刘石柏不就是怕自己影响他当官吗？
母亲挺着大肚子，既要出工，又要带小清波，还要照顾大哥、小哥的生活起居，她疏忽了对小哥学习和成长情况的管束。她一直以为小哥毛坨天资聪敏，学习不错。她湘山中学的同学钟家厚从二年级开始一直是毛坨的班主任老师，钟老师每次见到母亲都说毛坨学习自觉，表现良好，成绩优异。
出乎母亲意料的是，下学期开学不久的一天，刚升入五年级的毛坨放学回家对母亲说：“妈妈，我再不读书了！”
“为什么呢？”母亲吃惊地问。
“我识的字够了！”
“怎么就够了呢？”
“总之，我不愿意再回学校了！”
母亲这才看见毛坨两只裤筒膝盖以下，一大截湿湿的，沾着泥灰，有一只裤管扯开了口子。
毛坨嘴角下耷，实话告诉母亲：“在学校里，同学们叫我们‘地主崽子’，经常欺负我们，我怕你伤心，所以从来没有告诉过你。今天他们把我和刘建仁两个人的语文、数学书都撕掉扔到棉田里了，还把我们俩推到港里。”
母亲很着急，立马去找毛坨的同班同学刘建仁、刘斯亮了解情况。母亲了解到的情况跟毛坨反映的一致。母亲没能做通毛坨的思想工作。第二天，刘建仁、刘斯亮和毛坨三人都不肯去学校。
第二天的晚上，毛坨的班主任老师钟家厚来家访。钟老师跟毛坨说：“人家要喊你‘地主崽子’，你没办法堵住他们的嘴，你随便他们怎么喊，你自己努力学习，将来成为一名干部，他们就不敢欺负你了嘛。”
毛坨没有给钟老师机会，也没有给母亲和他自己机会。他执拗地把他的“将来”与念书彻底剪脱了关系。母亲毫无办法。
12岁的毛坨和他的同学刘建仁、刘斯亮一起，成为庄子湾生产队“农业学大寨”热潮中的新兵。他们三个“童民”每天记三分工，每次出工就跟着大人屁股后边跑，忙不迭地割绿肥、刨草皮、提尿桶、送禾兜……
这些不起眼的娃娃渐渐成为农家好把式——农村里一拨又一拨的孩子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告别书本走进严峻的田野的。
深秋的一个晴朗的早晨，朝霞正在东方铺排金光的时刻，母亲在生过小清波的那张床上又生了一个女婴。
爹爹那个学期又回到了荷塘公社鸭婆嘴学校教书，离家不远。毛坨向生产队请了假，一溜烟儿跑去就把爹爹喊回来了。
产床上，虚弱的母亲问爹爹：“良哥！又生了一个女，你高兴不哦？”
爹爹兴奋地欣赏女婴，又怜爱地看着母亲，咧开嘴笑着回答：“高兴呢！我们有了两个崽在身边，外面那三个女离我们太远，正需要多生一个女呢！”
爹爹早就想好了两个名字，请母亲评选：刘乐愉，刘乐怡。
母亲说：“愉也好，怡也好，都是高兴，都要得。不过愉字发音低，在这屋喊不应那屋。叫乐怡吧！”
这新生女婴就叫刘乐怡了。
“请谁打点月子呢？”爹爹跟母亲商量，“你弟媳妇行不行？”
母亲说：“伯涛堂客去年烧不惯绿蕨，现在又是冷天，绿蕨都没得烧。再说她儿子才两岁，新近又生了个女儿，她不合适。”
如果只是带一个女婴，母亲可以不需要人打点。她生清波的那个月子就是自己打点自己，并且还要照顾一家子人。但如今清波还小，母亲在月子里照顾不了一岁多的清波和刚生出的乐怡。
母亲和爹爹从舅外婆，到大姑刘静琴，到小姑刘惠珍，再到婶娘、堂嫂都考虑了几遍，都不合适。最后，爹爹想到了他过继在汉寿县三和公社白家铺生产队的姑姑，即我的姑翁妈。
派谁去请姑翁妈呢？没有电话，也不可能托人传话。第二天是星期六，爹爹还要上课。大哥一天七分工，耽误不得。小哥还小。清波才刚会走路。
最后，母亲说：“毛坨满12岁了，让他去吧。”
毛坨没去过三和公社，并且从庄子湾到白家铺既要翻山，又要坐木筏过河，还必须找人问路。万一问错了路走错了道，就极容易出危险。但毛坨很自信，也很高兴：“问路我不在路上问，我上人家家里问，就不会遇到坏人。并且坏人未必打得过我，也未必跑得过我！”
就这样，小哥毛坨就担当起去三十多里路外的汉寿县姑翁妈家送信请人的光荣任务。
事不宜迟，毛坨来不及在家吃午饭，带上两块小腊肉就出发了。他一个人不敢走万霄垅，沿着拖拉机道疾行到汽车道，像个小兔子一样疾走如飞。他很担心，如果天黑到不了姑翁妈家，就得在陌生的地方摸夜路还得问陌生人。他经过五七学校到荷塘公社，再到红茶厂，沿着大路一阵紧跑小跑，不一会儿就到了资江边上。坐木筏过河，到了修山公社。他到修山公社门口向守门的大爷问清楚去汉寿三和的路，走到柳溪，沿着小溪一路往北。每走一两里路就到路边的人家问路。他既是问路，也是为了证实他走得对不对。
他大汗淋漓地走进姑翁妈家时，姑翁妈正在阶基上洗衣服。
姑翁妈没见过毛坨，她只听说了她过继的侄子孟良娶了她表叔刘炳章的外孙女三多，她听说三多是带着一个男孩嫁给孟良的。
姑翁妈留毛坨在家住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姑翁妈带了20颗鸡蛋和五斤棉花，和毛坨一起到了庄子湾。
姑翁妈打点了母亲整整一个月。姑翁妈做事精致，这个月子，母亲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在月子里，母亲也洗垫包云、烧火做饭，还接了一些织毛衣和绣花的活。母亲的体贴、勤劳，给姑翁妈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满月子后，姑翁妈要回汉寿三和，正好爹爹学校放寒假。姑翁妈对爹爹说：“孟良你命好！这么好的堂客被你碰到了！”
满月的小乐怡长得瘦长瘦长的，招人怜爱。
生乐怡的这次，母亲和爹爹没有办庆“十朝”。但亲友邻里，家家户户都送了鸡蛋、红枣等礼物来。
母亲的乳汁比生清波时更少，小乐怡每天吃不饱，经常哭。小乐怡的哭声悠扬婉转，赛过阳雀和百灵鸟。
母亲说：“乐怡天生一副好嗓音。”
满月后，母亲向生产队请了长假。有两个孩子要带，放到集体也是个累赘，生产队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农村妇女带婴儿要用摇窝，否则只能抱在怀里或放在床上耽误做事。我家里没有摇窝，前一年生了小清波后母亲带她去了青坡寺学校就没用过。买一个太贵，只能借。母亲到处打听，不仅庄子湾生产队的人家没有空余的摇窝，整个张目桥大队都没有。后来听亲戚兰姑妈说，道光冲大队有个姓刘的人家有。母亲便找上门去借。
那家人认识我爹，也认识母亲。那家的儿媳妇把摇窝借给母亲，说：“这是个老古董，是我男人的奶奶从娘家带过来的。”
这个借摇窝给母亲的刘家儿媳妇的男人，叫刘劲勋，后来成为我初中三年级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
有了摇窝，带婴儿就方便多了。只要给婴儿喂饱，包上垫包云，就可以把婴儿搁在摇窝里大半天。母亲在家里带孩子，种自留地。晚上帮人织毛衣、绣花，有时还帮人写信。社员中很多人没读过什么书，女社员中半数以上是文盲。张目桥大队经常有信寄不出去，寄出去也石沉大海。后来有人去查原因，查出的原因成了社员们的笑谈：那些女社员把“岳阳”写成“兵阳”，“石灰厂”写成“十灰厂”，灰字右上角还多添了一点。
没办法，女社员们有信就常请母亲代笔。
带两个孩子，母亲没时间也不放心到山里或田边割猪草，加上那头穿耳朵的猪养了一年半才“及小格”，没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的缘故，母亲没有再喂猪。
家里菜基本够吃，但米不够。大哥七分工，小哥三分工，加起来十分工，相当于一个成年男子的口粮，却要供养家里大大小小五口人。母亲便隔一段时间就得出去买米。母亲买米有时是在张目桥大队的社员家里买，但主要是到舒塘街买“黑市粮”。
那时候，稻田都是生产队集体的，社员家里没有田，社员卖米只能偷偷摸摸，一旦被发现，买卖双方都可能被批斗。并且可卖的米也不多，所以母亲情愿到十里路以外的舒塘街买“黑市粮”。
“黑市粮”就是“议价米”“高价米”。黑市意味着价格高。米贩子把可以打成反革命甚至引来杀身之祸的政治和生命风险折算成成本计入米价。社员家的米每斤卖一角五分，舒塘街资江边停靠的乌篷船里藏着的“黑市米”每斤要卖三角六分。
母亲有时候会怀里抱着小乐怡，背上背着小清波去爹爹教书的鸭婆嘴学校，在爹爹那里住上两三天，等到星期六下午和爹爹一起回庄子湾生产队。
毛坨很喜爱两个妹妹。
令母亲倍感欣慰的是，大哥刘道任也很喜爱两个妹妹，他每天散工回来，都要逗逗抱抱两个妹妹。
看着孩子长得很快，就会感觉时光过得很快。在小清波、小乐怡的婴幼儿时期，张目桥庄子湾不停地上演着新鲜的事。
小乐怡满周岁的时候，张目桥大队来了好几个新社员。他们是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来的知识青年。他们大多住在本地社员家，也有的生产队把牛栏或仓库腾出来给知识青年提供单独的住房。后来为了适应不断有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形势，有的大队专门给知识青年盖平房建集体宿舍。
第一批有两个知青分进了庄子湾生产队。这些知青的穿着、谈吐和生活习惯都让社员们耳目一新。比如他们的口音不同，让不少社员对“讲话”有了新认识。不少社员都曾以为除了洋鬼子讲洋话，中国大地讲的都是一样的话。知青们每天洗脚、刷牙，经常哼哼唱唱，有时还看书。有的知青带来一身的本领，有的让人羡慕，有的让人敬畏。让人羡慕的是他们会吹拉弹唱，能歌善舞。让人敬畏的是有个知青对一个老龄社员说“你三天之内会得病”，结果那个老龄社员在担惊受怕了两天后就病倒在床了。
其实如果实打实地细究，这些知识青年其实大多并不算很有知识，至少与我母亲及母亲的表哥刘卓钦相比是这样的。他们肚子里的墨水跟藕塘生产队我那位毕业于西南联大、曾供职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堂叔爷刘龙舫更是无法相比的。
有个叫文介喜的男知青跟我大哥刘道任一见如故，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大哥虽然12岁就辍学了，但他念小学和初中时都是在城里，人很聪明，见多识广，不像其他社员那样，看见知青就紧张害怕。
有一天，文介喜送给我家一张两斤的洋油票。
洋油票可是金贵东西啊！农村洋油紧俏得很，晚上点灯就靠它。但因为供不应求，很多人家一到天黑就睡觉。而母亲晚上需要煤油灯的照明，才能织毛衣、绣花、纳鞋、缝补。
母亲接过洋油票就去合作社换回了两斤洋油。
母亲拿了十颗鸡蛋送到文介喜住的牛栏表示感谢。文介喜悄悄地说：“刘师母，那两斤洋油票是我画的，千万别告诉别人啊！”
后来文介喜自己常炫耀，他画的电影票可以在城里看电影。
庄子湾生产队的另一个知青是个大姑娘，叫孙姿云。她后来嫁给了庄子湾社员刘润初的大儿子刘恩佑。刘恩佑是个退伍军人。孙姿云和刘恩佑结婚后在大队学校教书，后来他俩都进了荷塘公社的厂子。他俩生了一对如花似玉美如天仙的女儿，这一对天仙女儿后来成为庄子湾后一代男青年心目中的白天鹅。这是后话。
与庄子湾生产队一溪之隔的曹家嘴也有一个女知青叫邹淑纯。后来，邹淑纯的父母也从县城搬到了曹家嘴。邹家与我家后来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这里先不透露具体是什么事儿，只透露一下：是件喜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