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爹出院不久，回学校报销医药费。爹爹和母亲第一次感受到贪官污吏的厉害。
那时候农民家庭最怕生病，农民病不起，病了不舍得花钱买药治病，所以随便一个小病都可能拖成大病，最后不明不白地去见了阎罗王。
教师治病由国家负责，可以在联校报销60%的医药费。这多么让农民羡慕嫉妒啊！
母亲帮爹爹把几十张医药单子整理好。母亲是个超级爱整洁的女人，她把那几十张医药单子像绣花一样弄得一扎齐，叫爹爹带回学校。
爹爹的医药费是母亲找亲戚朋友借的。这个新债加上起新屋的旧债，压得母亲和爹爹抬不了头。
爹爹把单子交给联校总务。母亲在家等着爹爹按规定的60%比例报销后把钱送回家。母亲急着还债。
两个月后，总务叫爹爹取报销的钱：“160，你数清楚！”
听到总务递钱过来时说的数，爹爹愣住了。
爹爹心里一凉，急切地问：“只有160？不是报销60%的吗？”
“你单子只有这么多！”总务冷冷地抛过一句话。
爹爹像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后悔莫及：他和母亲都没有把那几十张单子上的钱数加一遍。
其实，即使爹爹和母亲把钱数加过一遍也没用，除非当着总务的面数一遍，让总务写一张收到多少数额的单子多少张。否则，总务一口咬定你的单子只有这么多，你奈何他？退一万步说，就算报销的人强势得像土匪，总务一句轻飘飘的话即可化险为夷：“哦！可能是你们没粘好，不知道是不是掉了几张在桌子底下。我再帮你们找找吧。”
像爹爹这种说句话都小心翼翼的“四类分子”，就算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叫总务写收据啊。
事后，爹爹恨恨地对母亲说：“我们以己度人，把人家往最好里想，哪曾料到他会这么干？”
母亲和爹爹根据记忆粗粗算过，三股中至少两股被总务贪去了。
人们都憎恨那“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但殊不知我们所见的官场的贪文化是深深植根于民间的土壤之中的。联校总务算屁大个官？过手的钱，能贪则贪，不能贪也要强贪。
如果只知道以己度人，是无法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人借钱不还，有人从乞丐手里抢钱，有人从饿童嘴里抢食，有人卖假婴幼儿奶粉的！
进入改革开放初期，我读小学时，公路边开始出现两层的楼房，它们鹤立鸡群般雄驻在平房、瓦屋甚至茅屋中。这几栋楼房是荷塘乡的第一批楼房，他们的主人不是乡长，不是校长，而是各个学校的总务。
常有教师之间悄悄咬耳朵：“当两年总务，就能弄出一栋楼房来！”
总务能捞钱，后来不再是学校里的秘密。
爹爹大难未死，捡得一条性命。母亲却又得了水肿病。
母亲为了在县人民医院照顾爹爹，请了长假。三十几天没有工分，也就没有稻谷。小乐怡做梦都想吃到的白米饭更少了，我家快回到喝稀饭度日的岁月了。
从爹爹出院回家开始，母亲就回生产队出工了。母亲出工早出晚归很辛苦，却把口粮省下来，留给爹爹和毛坨及清波、乐怡吃，她越来越缺乏营养，身上又开始水肿了。
母亲是当时庄子湾生产队唯一的水肿病人。
爹爹大病未愈，家里欠一屁股债。母亲的水肿病让全家人一筹莫展。全家人都很清楚，如果水肿病人得不到营养补充，便会一步一步走向死亡。
毛坨心里憋得难受，他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救母亲！
毛坨突然想起，在汉寿太子庙时他见到过一种捕小鱼小虾的工具：豪。
豪是一种篾织的小筐，形状跟钓鱼人腰上挂着的小鱼筐差不多，但它不是挂在腰上的，而是放在湖里塘里的。豪的构造是：一个张开的大口，接着是一个紧缩的脖子，然后是一个鼓胀的肚子。它的巧妙之处在于那个紧缩的脖子。鱼虾可以从豪的大口里钻过脖子进入肚子，但它们无法通过脖子逃出去。因为脖子口有数十根插向肚子里的细篾条，鱼虾只能滑进不能逃出。汉寿太子庙的人在豪的肚子里放入烧得喷香的韭菜，有的还放饭粒和肉骨头，然后把豪沉入水塘底。香味会把鱼虾引诱进去。放豪的农民第二天来取豪，往往能收获不少的鱼虾。
桃江农村几乎没有豪。太子庙人用豪捕鱼虾的往事，留在少年毛坨的记忆里。毛坨是篾匠，他散工后连夜编织了十几只豪，豪里放入烧香的韭菜和红薯。夜里就把那十几只豪放到庄子湾秋收过后蓄水的田里。
桃江农村虽不放豪，但在三年困难时期，桃江的农民向任何可能有食物的地方进行了不懈的探求，田里塘里自然不会被农民们忽视掉。农民们把油茶渣饼煮的水泼洒下去，守上两个时辰，田里塘里的鱼虾鳅鳝便漂上来，连鱼卵和泥鳅细崽都无一幸免。
然而鱼、虾、泥鳅和鳝鱼是不会在农村水域绝迹的，时隔数年，它们早已随江河、水库的水潜伏到四面八方，并广泛繁衍后代。三年困难时期早已过去，人们已经不再需要从水田里捞食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母亲水肿的发病时期选得不错。
庄子湾的水田里很难捕到鱼虾，这是毛坨预料到了的。他在等待比鱼虾更好的收获。
放豪的第二天晚上，趁着月光，毛坨提着水桶带着清波、乐怡去取豪。大部分豪里空空如也，但有几只豪里有毛坨预期的收获：泥鳅和鳝鱼。
毛坨提起一只豪。乐怡在月光下看到豪里蹦跳的泥鳅时，激动得像泥鳅一样跳起来。毛坨把豪肚子的篾底打开，泥鳅从韭菜丛里跌落到水桶里。清波还看到了更惊人的收获：一条鳝鱼。
十几只豪的第一批收获：三条比小手指还细的泥鳅、一条筷子一样细的小鳝鱼。
但对于母亲虚弱的身体来说，它们就像《白蛇传》里的灵芝草一样珍贵。
毛坨带着清波、乐怡夜夜收豪放豪。他们发现，越是高产的良田越没收获，越是低产的滩涂田越有收获。
坚持每天出工的母亲在泥鳅、鳝鱼的滋润下，不到一个月，水肿症状就逐渐消失了。
水肿病愈的母亲接到了生产队的新任务：放牛。
生产队那次安排了五个妇女放牛：腊妹子、三妹婆、范翠英、黎胡玲，还有我母亲。
五个妇女各放一头牛。哪个妇女对应哪头牛，由生产队安排。
母亲是这五个妇女中唯一的“四类分子”，生产队给她安排的牛是一头小水牛，给那四个妇女安排的是大水牛或大黄牛。
城里人或许不明白，为何给“四类分子”安排一头小水牛呢？小水牛不是很可爱吗？
小水牛在水墨画里很可爱，但在放牛人眼里则恰恰相反。
大水牛和大黄牛很听话，老老实实的，放牛人牵到哪儿它们就走到哪儿。小水牛却很任性。
小水牛的娘就在另外四头牛当中。说小水牛任性，主要是它可能会突然撒蹄子就朝它娘那里跑。大水牛和大黄牛能按放牛人的意愿走，它们会避开庄稼。小水牛想它娘时就会乱踩，母亲得死死地拖住它，否则踩坏了庄稼就要母亲赔偿。母亲每天的工分只有五分，如果赔偿起来，把五分工分全贴上还不够。有时候母亲把全身的力气都使在手上，但小水牛还是像头疯牛一样从庄稼里踩过去。有时候小水牛不黏它娘，母亲就趁机让它远离它娘，但有时只要听到它娘一声长哞，母亲又得使劲跟它进行拔河比赛。
放牛先要牵牛，牵牛不同遛狗。遛狗是把狗绳系在狗脖子上，牵牛要把牛绳拴在牛鼻孔里。桃江农村把拴进牛鼻孔里的东西叫“牛鼻子”。
生产队不负责做“牛鼻子”，要放牛人自己做。
牵牛并不是把绳子直接穿过牛的鼻孔，拴住牛鼻子的“牛鼻子”不是绳索，而是一种特定的东西。这东西是猫公刺[1]的苕根扭破后绕两圈而成的。猫公刺的苕根很硬，女人很难扭好。它扭破后既软又硬，最能有效对付牛了。
那四个妇女做的“牛鼻子”一次可用两三个月甚至更久。小水牛的“牛鼻子”经常十天半月就坏了。母亲和小水牛经常进行拔河比赛，它能不坏吗？
“牛鼻子”的断裂是突然的，母亲无法提前发觉。“牛鼻子”一断，小水牛就欢了，它像一匹脱缰的骏马，迈开四蹄任性狂奔。
母亲未雨绸缪，她提前备好了“牛鼻子”，并加强对牛鼻孔里的“牛鼻子”的检查。但“牛鼻子”断裂后小水牛的野性，每次都让母亲像独自一人面对突然暴发的山洪一般害怕和绝望。
那四个妇女每天放牛都可以轻松地聊天，还可以纳鞋底。母亲却时时刻刻都是提心吊胆的，恨不得有三只眼睛盯紧那头调皮惹祸的家伙。
尽管时刻打起十二分精神，但母亲还是经常得赔偿生产队和社员私人的庄稼。
放牛的那段日子里，有几个故事一直铭刻在母亲的记忆里。
放牛虽没有固定的路线，但五个女人五头牛基本上都是在自己的生产队里转，除了深秋时草变枯了，庄子湾生产队的草地不够五头牛吃时，她们才会把牛牵到更远的地方去。
这五头牛老是在生产队里转着，它们没有固定的路线却也会有必经之路，这才使恶作剧有了发生的可能。
那四个妇女中，范翠英的小儿子是个出了名的调皮鬼，他由于成分好，生产队伤透了脑筋却拿他没办法。他发现五头牛常从一个陡坡附近走过，便想出一个恶作剧。
那陡坡有一个伸出去的肩，肩上的土全靠一些杂乱的灌木的根系牵引着。那是一块险地，社员从不去踩，狗、牛甚至老鼠也不愿涉足。那陡坡是下雨滑坡日久形成的，平时人畜都知道避让，所以生产队也不在意，更不会安排人去修整。
陡坡上还有三四个大洞，有的是解放前猎人捕野猪时挖的，有的则是大炼钢铁时砍了大树后，生产队把根挖去当柴烧后留下的深坑。
在陡坡下方距那险肩约二十几米的地方，是一条小山路，母亲她们常牵着牛从那里走过。
有一天，母亲她们一行人又从坡下的路走过。母亲没有在意，她像以往一样紧拽着牛绳。突然小水牛发狂地往坡上跑，母亲见势不妙，死死地往回拖，“牛鼻子”绷断了，小水牛欢快地跑上去，瞬间栽进洞里，消失在母亲的视野里。
母亲的心都要从喉咙里跳出来了。她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上陡坡，俯身看到小水牛跌进去的洞里一片光明，小水牛却不见踪影。
母亲的心稍安，不见小水牛就说明小水牛从洞里跑出去了。
母亲站起身往险肩下看，看到小水牛在坡下若无其事地漫步。
原来，那个调皮鬼在一个大洞口铺上细木棍，木棍上面铺些树叶，并在上面放了些鲜草。鲜草的芳香把小水牛吸引了过去。它涉世未深，不知世间凶险。
好在洞的底部已穿，与外面相连，那个调皮鬼并不想把牛害死，他只是想吓吓牛和放牛的人。一场虚惊，让母亲的心狂跳之后又恢复了平静。
有一次，六里冲生产队的桃满秀两口子在绿肥田里喊我母亲：“先生娘，快把你的牛牵过来！”
母亲把小水牛拽了过去。
六里冲生产队也属于张目桥大队，但与庄子湾生产队隔着两个生产队。六里冲有一丘大田在庄子湾境内。这种田被叫作“飞地”，它像张三家的一只鸟飞落在远处李四家的地盘上。
桃满秀两口子是六里冲生产队的社员，正在割断绿肥往水田地里踩。他们知道我母亲的小水牛难牵，便把母亲喊过来，叫母亲把小水牛牵到田里。两口子说：“这牛牯崽子哪能跟着它们走，你快让它在这里吃饱。”
那丘大田绿肥茂密，母亲牵的小水牛在绿肥田里饱食了三天。
母亲心里充满了感激。
有一次，母亲的小水牛又突然把“牛鼻子”扯断了，它又撒腿奔跑起来。母亲担心它踩坏生产队即将收割的水稻，大声喊：“帮帮忙咧——牛牯崽子跑了咧——”
官冲生产队的黄迪飞和五保户爱姨正在附近挖土，他俩拿着锄头和扁担赶过来，在小水牛踏入稻田之前把它制服了。
有一天天黑，母亲在屋后洗了澡刚穿好衣服，就听到生产队牛栏方向传出来喊叫声：“不得了啊！钟三多的牛死嘎嗒！”
“死嘎嗒”是桃江农村的土话，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是“死翘翘”。它含有强烈的幸灾乐祸的味道。
毛坨和小清波、小乐怡都吓得面如灰色。牛是农家宝，我们家哪能赔得起一头牛呢？如果定性为“四类分子”故意毒死公家的牛的话，那甚至可能会让人为牛殉葬的。
母亲赶紧往生产队牛栏跑。
母亲和一些社员赶到牛栏，看到倒在地上的是一头大水牛，那头牛是范翠英负责放养的。
母亲的那头小水牛平安无事，她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大家很快知道了事情的真相：牛栏里有一种叫“牛闷子”的飞虫，体形比苍蝇大几倍，但比知了略小，它们常把五头牛咬得遍体鳞伤。范翠英心疼她的大水牛，叫生产队打农药的人在牛身上喷了农药。为了致“牛闷子”于死地，范翠英叫那人从牛背到牛肚，再从牛肚到牛背，又从牛尾巴到牛角，再从牛角到牛尾巴，彻彻底底地喷了几遍。
牛栏的地上没有见到“牛闷子”的尸体，那头大水牛却悄无声息地死了。
围着大水牛的尸体，生产队就为事件定了性：贫农爱护生产队的牛，可惜牛不小心中毒而死。
还有一个偷棉花的故事。
那是中秋过后的一个晴天，五个妇女把五头牛牵到二区那边有草的田野里。她们看到山地里一大片茂盛的棉花树上结满了棉花。看得出，这里的棉花还没摘头茬，有的棉桃已经熟透了，炸开了口子，吐出洁白无瑕的棉花。
几个妇女左瞅右瞅，既看不到人家，也看不到人。她们把牛拴在山下的树干上，跑到棉花地里偷摘棉花，把挂在牛身上用来收牛屎的竹筐和装鞋底的布袋装得满满的，然后脱下外衣盖住，再牵着牛兴奋地回了庄子湾。
这几个妇女胸前佩戴着神圣的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随口都能背出一段一段的，却做了这样偷偷摸摸的事。她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捞到了软软白白的棉花，却不料第二天一大早二区那边的人就找上门来了。
时间很早，生产队还没出工，各家各户应该都还没吃早饭。生产队队长一边跟二区的人道歉，一边派人把五个放牛妇女喊过来。队长想，偷窃兄弟区的公共财产，让贫下中农没有衣穿和被盖，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事故，应当从严处置。当然应该拿“四类分子”开刀。
五个妇女中，只有母亲一人是“四类分子”。
五个妇女都到了。很快查出了真相：偷棉花的是四个贫下中农，唯独母亲没有参与。
队长没办法，这点儿事总不能拿贫下中农问罪。他当着二区来的人的面狠狠地训斥那四个妇女，叫她们把藏在家里的棉花乖乖地给人家送回去。不过，四个妇女都不是吃素的，她们被迫把棉花送回二区，但总还得偷偷留下一点儿——怎么能白白地帮二区的人摘棉花呢？
母亲无罪而退。二区的人对母亲很敬佩，也很惊诧。他们不知道，母亲恪守孔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古训，别人掉在路上的东西也不愿捡，守谷和煮饭时宁愿挨饿也不多吃多拿公家一粒谷一粒米，哪会去偷人家的棉花呢？
母亲出污泥而不染的事，后来传到了二区那户戴姓地主人家的耳朵里。他们曾经嫌我家成分不好，拒绝他家女儿与我家大哥交往，后来特意找到媒婆胡秋英，感慨万分地说：“我们错过了一门好亲家！”
其实错过亲家并不一定是错过命运，大哥和大嫂的姻缘是前世就修来的。1971年冬，大嫂生下一个男婴。
那天正好是星期天，爹爹在家吃过红薯饭就踏雪回校了。晚上，大嫂发作临产。大哥舍近求远，跑到邻村请初木匠的娘来接生。母亲在隔壁的自己家里焦急地等消息。等到深夜还没听到婴儿的哭声和大哥的喜报。母亲坐不住了，她不顾这两年来大哥大嫂越来越不理睬她的事实，不请自来地进了产房查看情况。像农村其他女人一样，大嫂的初次生育挨了不少疼痛，也费了不少时间。快转针[2]的时候，一个健康的男婴顺产而出，啼哭不止。
那天晚上大雪纷飞，第二天早上大地一片银白。母亲怀着当奶奶的喜悦与责任感，一早起来一家一家地买蛋。她从担水坝打了个回转，才买到两颗鸡蛋。
大哥给他的新生儿子取名刘耀。这个名字寄托着大哥对他儿子的期望——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1] 猫公刺是桃江农村常见的一种带刺的荆棘，根部韧性较好。
[2] 转针是湖南方言，指夜里12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