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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棉花,红棉花》第三十五章背着满崽捡茶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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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放了一年多的牛,便不再放牛了,因为她的肚子里怀了一头小牛——一个属牛的宝宝——我。

如果母亲不放牛,或许我的生肖不是牛。

县人民医院那个医生或许想不到,那个被他断言养得好才可能活两年的胃病患者刘孟良,在半斤茶籽油的浇灌下不仅没有死,而且越活越健康。他出院的第二年即1972年春天,母亲就怀上了我。

那年刚入春,从县、区、公社、大队到生产队层层传达中央四号文件,批判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纲领。大队和生产队隔两天甚至天天召开批判会,揭露林彪集团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谋害毛主席、篡位夺权的滔天罪行。

前一年秋,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这消息像风一样从北京吹到了桃江,吹到了张目桥,但消息没有在社员们中正式公布。

关于这事,还发生过一个故事。

篾匠师傅吉高叔爹所在的官冲生产队有个瞎子老婆婆,富农成分。这老婆婆是个文盲,眼睛早瞎了,关于“林彪死嘎嗒”的消息,不可能是她看报看来的,一定是她听人讲的。她听到后就告诉别人:“林彪死嘎嗒。”

马上有人向大队治安主任刘壮参告密:“富农瞎眼老婆婆说林彪死嘎嗒。”

刘壮参当即通知全大队晚上开大会批判瞎子老婆婆。他叫瞎子老婆婆和她的两个孙子——刘栋梁、刘国梁和两个孙女——刘爱云和刘放云老老少少五个人跪在台上。批斗会是不需要准备讲话稿的,刘壮参粗声粗气地骂了一通,骂的内容就是富农老太婆瞎嗒眼还乱敢讲中央领导人,这是造谣传谣,是犯罪犯法,是通敌,是叛党叛国的恶劣言行。

刘壮参在骂到他自感最激越、最不可控制的那一瞬,扬手给了瞎子老婆婆一记耳光,把批斗会的气氛推到最高潮。

后来的事实证明,瞎子老婆婆不是造谣传谣。第二年开春后,持续不断的批判会证实,林彪确实死嘎嗒。

张目桥学校也组织师生开会,传达了中央四号文件。但清波、乐怡不是听校长传达的,而是事后听同学们说的。那天开会前,校长通知各班班主任:“地主崽子不能听!叫地主崽子们提前回家!”

张目桥人不明白,林副主席何嘎[1]要搞政变呢?何嘎要害毛主席呢?中央里面何嘎有咯样坏的人呢?

刘龙舫却毫不惊讶,他在我家对爹爹和母亲说:“历朝历代,都有忠臣,都有奸臣。林彪就是个祸国殃民的奸臣!”

批判完林彪集团,荷塘公社那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再一次彻底清查“四类分子”,严格实行“四类分子”下放农村措施;另一件是那年入秋召开计划生育流动现场会,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严格控制过多过密生育。

我家那年发生了三件事。这三件家事与荷塘公社的公事有紧密的关联:一件是那年春季,42岁的母亲再次怀孕了;一件是按公社的要求,张目桥大队清查孕妇人数,并通知母亲引产;还有一件是那年秋季新学期开学之前,爹爹被下放到生产队务农。

那年春天母亲发现自己怀孕后,喜多过忧。她和爹爹有了两个儿子,还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都大了,两个女儿也懂事了。再生一个,无论是崽还是女都无所谓。虽然家里穷,粮食不够,但家里有人挣工资,有人挣工分,不至于饿死人。两个女儿还可以帮手带孩子。母亲坚定地相信,她和爹爹再苦再累也能把孩子抚养大。所以,当生产队通知母亲引产时,母亲的内心是极不愿意的。

母亲向生产队队长和妇女主任求情:“我年纪这么大了,引产可能有生命危险,再说,悦会计堂客、张妙生堂客她们都是生了好几个的,她们肚里的孩子和我的差不多大小,她们如果引产,我冒着生命危险也去引产。”

生产队不好说贫下中农可以生孩子,“四类分子”不能生孩子,他们后来不再叫母亲去引产了。庄子湾的三个孕妇都光明正大地任由肚子一天一天变大。

爹爹下放生产队,对我家是个重重的打击。爹爹必须出集体工,但不能拿生产队的工分,生产队不发稻谷,吃饭由自家解决。原本家里白米就少,爹爹下放没了工资,以后不仅没钱买黑市米,反而多费一个大人的口粮。爹爹从此开始了遥遥未知期限的割牛草、收牛屎、捡稻穗和油茶籽的务农生涯。

下放生产队,爹爹的心沉到了冰冷的深渊。如果不是红薯和红薯丁、马铃薯干的帮助,全家必然回归喝稀粥的时代。他对将再一次当爹的事实感到恐惧无助,他深恐愧欠那个即将出生的新生命。

那年年底,挺着大肚子的母亲为马圈子盖上悦会计的堂客黎胡玲接生。黎胡玲在之前连着生了三个儿子后终于喜得一个女儿,悦会计给女儿取名刘红。接着,张妙生堂客以41岁高龄再产一女,张妙生给女儿取名张兰英。

第二年正月初八晚上,吉高叔翁妈将我从母亲的肚子里接出来。

没有母乳,没有奶粉,母亲用米汤喂养我。米汤把我渐渐喂大,我的生命力如田野里的映山红一样蓬勃——映山红在贫瘠干旱的石头缝里也能枝繁叶茂,开出艳丽的花朵。

我半岁过后就显得与张目桥大队同龄的孩子不同。我爱笑不爱哭,眼睛机灵有神,喜欢咧开嘴笑着盯着人看,就像上辈子认识他似的。在我七八个月大的时候,母亲的表哥刘卓钦对母亲说:“重五是棵好苗子。”

退伍军人刘恩佑也说,重五长大后会是个好人才。

母亲并未指望我长成一个好人才,她只希望我不挨饿,不生病,顺利地长大。

也许是我的出生给我家带来了好运,那年秋天,爹爹在下放生产队一年后又回到了学校。

得益于扎实的古诗词和文字功底及良好的师德,爹爹调到了公社中学教初中语文。公社中学的教师吃大锅饭,因为学校的教师不再只有一两个人了。在那里,爹爹的同事刘菊圃、刘尧坤、龚旦久、文平等都是老牌的语文教师,都爱吟诗填词,都成为了爹爹的好朋友。刘尧坤、龚旦久和文平这三位老师后来都教过我。

父亲又开始每个月拿工资了,母亲又开始每个月向生产队交“四属户”的十块钱。

到公社初中教书后不久,爹爹拿到了县里统一发放的下放一年的基本工资三百多块钱。

这真是雪中送炭啊!母亲准备把起新屋和医药费落下的窟窿填补上一些,还准备买些红薯回来当六口人的口粮。

给下放过一段时间的“四类分子”教师补发工资,这是全县的统一做法,张目桥学校的“四类分子”教师也收到了工资。但据说这些教师的家所属的生产队有权没收这笔钱。庄子湾生产队的队长和组长通知母亲:“把刘孟良补发的工资交给生产队,生产队急需钱买打稻机!”

母亲把三百多块钱交了出去。生产队把一台新的打稻机买了回来。

失去三百多块钱对我家来说是巨大的损失,但对我的出生而言这只是小事——如果母亲迟半年再生,我就可能被引产掉了。因为那年夏秋开始,计划生育开始来硬的了。

公社要求各生产队严格落实“晚、稀、少”的婚育要求,落实不好就撤队长的职,就要严肃处分队长和党员干部。晚,就是晚婚,男要满25岁,女要23岁才能结婚;稀,就是拉开间距,每对夫妇生孩子间隔要四年以上;少,就是不许多生,每对夫妇只能生两个孩子。试想想,爹爹和母亲在生我之前已有七个崽女,生产队哪能允许刘孟良、钟三多生个“老八”呢?

母亲生下我的那年没有出集体工,因为她要带我。家里欠下的债一时半会儿还不上。六口之家的口粮来源,除了小哥毛坨的工分和爹爹的工资外,就只有小清波、小乐怡收牛屎的一点儿工分换来的稻谷了。

家里吃饭越来越紧张。

好在各亲戚家并不催母亲还钱。母亲只欠亲戚们的钱,不欠起屋师傅们的工钱。新屋起好,师傅们的工钱付清。那个木匠师傅、爹爹的学生不肯急着收工钱,母亲说:“我宁欠亲戚的,不欠师傅的!”

母亲不出集体工,就有充足的时间出去捡食物。她每天早上准备好一家人的早餐,等毛坨出工、清波乐怡上学后,母亲就开始洗衣晒衣,然后背着我出去。

母亲用一块破布把我背在胸前。母亲每次出去一般是半天,但她不带一口水,也不带一口粮,连红薯都不带一个。半天里她不吃不喝,我也没吃没喝。她干起活来仿佛身上没长胃,从不知饥饿。遇上星期天,清波、乐怡不上学,母亲就背着我出去一整天。我屙屎屙尿就在母亲胸前的破布里。她回家后才会替我换去包满了屎尿的垫包云,把我擦洗干净,再包上干净的垫包云。

捡马铃薯和红薯,对母亲来说已是轻车熟路。生下我的那年寒露后,母亲开始做一件对张目桥来说是前无古人的事——捡油茶籽——不在树上捡,在地下捡。

张目桥人也捡油茶籽,但是在树上捡。集体的山或私人的山,摘采完油茶籽后,就常有人去翻查,用油茶籽树枝制作的吊钩翻看并钩出隐藏在树叶中的油茶籽。主人摘采及捡过之后,张目桥人一般不再进油茶树山,更不会有人再翻看油茶树。

母亲却是逆向思维,她不抬头往树上看,而是低头在地下的枯叶和草丛里捡油茶籽。

原来张目桥人只注意树上,从没想到过地下。其实,主人摘采过,别人再捡一遍甚至几遍,茶籽树叶中仍可能藏着油茶籽。这些油茶籽在地上熟透之后会炸开,里面黑油油的籽会蹦出来。它们藏身在枯叶下和草丛中,从来没有人注意过。

草丛中、枯叶下,藏着一颗颗黑油油的茶籽粒,那是母亲发现的宝藏!

母亲用破布把我包在胸前,然后双肩各斜挎一个烂布条缝成的褡裢,再背一条小木凳,天天进山。

褡裢在汉寿太子庙农家有,但不常见。荷塘公社没人用,也没人知道用。它其实很方便,斜挎着,虽然款式难看,但实用极了。

母亲把翻出来的黑油油的油茶籽丢到右边褡裢里,把炸开成干花形状的茶籽壳丢到左边褡裢里。茶籽壳不是煮饭炒菜的好燃料,因为它一般不能烧出很高的火苗来,但它却是放在火钵里的好东西。不管是家里围坐烤火的火坑,还是能提着走动的篾火篮,茶籽壳都是上好的燃料。它无须炭化,就能像木炭一样,能在灰下面缺少氧气的火钵里缓缓地燃烧,散发出持久的热量。

母亲的小木凳的一只脚上绑了一根麻绳,可以背在肩上。母亲坐着小木凳捡油茶籽,捡完一块区域就把小木凳挪个位。母亲不需要站起来挪位,不需要为了挪位而耽误捡油茶籽的时间。她只要稍抬屁股,一只手迅速将木凳移开,屁股接着就又坐到木凳上了。

母亲俯着身子在山地里扫荡,把油茶树下的地上按经线和纬线划分出一个个区域,一寸地也不漏掉。

那年寒露后,几乎天天阳光灿烂,母亲背着我在阳光里捡油茶籽。

也会遇到下雨的时候,这时母亲会到茂密的油茶树下躲雨。深秋过后没有雷,树下很安全。母亲弯着腰,为我遮挡树叶缝里漏下来的雨。

有时候,天空会出现彩虹。彩虹从这座山架到那座山,把母亲和我弯在一弯彩虹里。

母亲在庄子湾的油茶树山里捡了二十多天,捡回来12斤茶籽油。

当时我家不仅缺粮,也缺油。那年寒露之前,我家严重缺油,母亲做菜基本不放油,用水煮。一般只有家里留客人吃饭时才会在菜里放油。

在缺油的锅里,家庭主妇都是用水煮菜,煮菜不会粘锅,但炒菜就会粘锅了。

小清波对一件与茶籽油有关的故事印象很深。那时我才七八个月大,一个星期天的晚上,爹爹的两个同事在我家吃完晚饭,和爹爹一起回学校了。妈妈在忙着扫地,十岁的小清波在擦灶,她不小心碰翻了灶罐盖盖着的油瓶,瓶里的油洒泼了!

其实所谓油瓶,就是一个小酒杯一样大小的小玻璃杯。小半瓶油还不到一两。这个损失放在今天来看是微乎其微的,但那时候却算是泼掉了全家的食油。母亲震怒,操起打饭箕的竹杆子要打这个惹大祸的“笨清波”。小清波赶紧逃跑出去,然后翻过屋后的土丘回家藏到猪圈后的柴堆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小清波在屋外柴堆里躲了近两个时辰。母亲和毛坨带着小乐怡到各亲戚家找清波,却找不到,母亲吓得直掉泪。后来终于在柴堆里把小清波找着了。

可见,母亲能从地下捡回来12斤茶籽油,是多么令人振奋和感慨!

不过,第二年寒露后母亲就不去地下捡油茶籽了。一是因为我长大了,母亲背不动我,我也不肯再老老实实被破布包在母亲胸前了;二是因为庄子湾的妇女们都学会了在地下捡油茶籽。


[1] 何嘎是桃江土话,为什么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