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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棉花,红棉花》第三十八章可恨的冰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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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到尾期了。

9月的一天,一个惊人的噩耗传来:毛主席逝世了。

生产队开集体会,传达上级会议的通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会场顿时成为痛哭流涕的海洋。

母亲的眼泪哗啦啦地流了下来,坐在母亲旁边的范翠英呼天抢地。

母亲的悲痛是发自内心的。虽然母亲曾经痛恨过几十年来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痛恨过一些政治运动让无数家庭破裂、让无数好人含冤、让无数生命之花凋零,痛恨过害得农民吃草吃土的天灾人祸,但她深信毛主席是爱人民的,错误政策的出台及政策的错误执行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责任。母亲的父母都曾是革命的拥护者和参与者,母亲自出生起就跳跃着一颗热爱革命的心。她感激毛主席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让中华民族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她为毛主席在革命和建设中承受的巨大压力而感伤,为毛主席为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如今却撒手西去而悲痛。

母亲后来说,她当时的悲痛,是山崩地裂般的。

会场有人把悲痛搁在一边,专门监督社员们哭泣的表现,给会场每一个社员打分,哭得不真切、哭得不伤心、哭得不厉害的人不及格。那些没哭及格的人当晚就被留下来接受批斗。

母亲的哭是发自内心的,母亲的哭在监督者笔下得了高分。

毛主席逝世后,公社、大队、生产队层层召开悼念会,每次悼念会上都是悲泣声和泪水的海洋。

母亲和乡亲们一样都忧心忡忡——没有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帝国主义会欺负我们吗?他们会把战火烧到我们的国土来吗?张目桥的山里会突然出现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吗?

公社的悼念会后不到一个月,庄子湾的两个贫农高声唱山歌被抓住,生产队对这两人进行了严肃批评。正在考虑对这两人作出何种处分的时候,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央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四人帮”被绳之以法了。

在“打倒江青”“打倒四人帮”的口号声中,社员们获知:“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江青和“四人帮”倒台是全体庄子湾人都感到高兴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却有人欢喜有人愁。欢喜的人看到闹剧收场,感觉如冬天过去。忧愁的人像久居惊涛边却突然搬到寂静的荒漠里。

母亲肯定地对爹爹说:“十年的垃圾,终于要开始彻底清理了!”

爹爹缓缓地点点头,紧紧地握住母亲的手,说:“走了十年的弯路,终于开始走直道了!”

大队规定,毛主席逝世后要加强出集体工,不准旷工,不得随便请假。这个规定对各类工匠有强大的束缚力,他们原先总是以各种理由请假。即使是学徒工挣的钱都比挣工分强。

我家盖房的计划搁置了一段时间,现在遇到更大的困难了。

说是盖房,其实就是盖一间茅草屋、一间茅草偏房,再盖一间茅厕杂屋,这实在是寒碜透了。但这对毛坨和我家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大哥大嫂分家后,我家的堂屋由爹爹、母亲带着清波、乐怡和我住着。毛坨住在一半是厨房一半是卧室的偏房里。新盖的茅草屋将和堂屋一起成为毛坨和刘放云的两间新房。偏房将成为爹爹、母亲和清波、乐怡、我的住房。

没有新盖的房,毛坨就无法把堂客娶进门。

虽然偶尔有邻里乡亲一早一晚来帮忙,但主要还得靠自家的力量。母亲和毛坨利用出工前后的一早一晚运石头、打地基,毛坨还借来了夯墙的工具。泥水匠请的是我的远房堂叔刘光顶。但只是夯墙,不需要砌墙,光顶叔只需一早一晚来,带水平量与垂直量帮我家量墙和梁。光顶叔提出:“一早一晚加起来,每天算半个工。”

母亲说:“那挺好!有时间你就在我家吃饭,一天算半个工,再加一天一包烟。”

当时一个工是五块钱,每天半个工就是两块五。但家里一时拿不出钱,母亲跟光顶叔商议:“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工钱可能要请光顶叔等个把月,你良哥发了工资我就立即送过去。”

光顶叔憨厚地呵呵笑,说:“行咧,行咧。”

光顶叔一共来帮忙量了八次。

毛坨像将军一样,命令清波和乐怡在上学前和放学后抬土、抬石头,还要堆墙。他没办法命令我,因为那年我才三岁多,跟着爹爹住在鸭婆嘴学校里。

清波和乐怡生怕迟到,因为她俩为了盖房已不止一次迟到了。毛坨给她俩布置的任务是定额的,完不成不许上学。当时清波和乐怡的班主任龚敏行老师曾批评她俩:“你家天亮比别人迟些吗?你家被喜马拉雅山挡住了太阳吗?”

同学们哄堂大笑。关于我家住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话题直到今天还有人记得。清波和乐怡当时委屈地哭了,但回家还是得完成毛坨布置的定额任务。第二天早上依旧如此。

半个多月没下雨,我家的新屋就建好了,但欠下光顶叔20元工钱。

新屋建好后,光顶婶娘来过我家两次,问母亲索要工钱。母亲赔着笑解释:“手头实在拿不出,等你良哥那边发了工资,即刻给你送过去,不好意思麻烦你亲自来取。”

光顶婶娘两次都是阴着脸走的。

不久,新屋迎来了大姐刘清沅和大姐夫陈嘉泉,爹爹带着我回了家。大姐夫妇说普通话,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与荷塘土话不相同的语言。

母亲热情接待,杀了一只洋鸭婆。爹爹还拿出一块钱,叫母亲去肉食站买回一斤二两肉。

母亲刚把买回的肉切好,就听到屋外响起骂声:

“有的女人不要脸咧!没钱还账,有钱买肉呷!”

“老子的男人不是你的野男人,老子的男人不是给你家白白做工的!”

这是光顶婶娘的声音。她一边高声骂,一边走进了我家地坪,走到我大哥家的门口。

她一见家里有客人,脸上飘过一丝诧异,但她依然面不改色,口里不停,在大哥家门口的竹椅上坐下来。

爹爹是个读书人,很喜欢家里清静。堂弟媳骂上门来,令他很气愤。他问明原因,和大姐、大姐夫一起凑满20元,叫乐怡立即把钱送给光顶婶娘,光顶婶娘接过钱就走了。

不久,母亲得了一场病。

我家的自留地里收获了不少半边豆,除了留下小部分必要的半边豆外,母亲准备把大部分半边豆卖掉。

半边豆换来钱就还账。还账是我家延续多年的主题。除了还账,还有一处要用钱的地方:毛坨要娶堂客。毛坨的对象刘放云答应嫁过来,但提出要两套的确良衣裤。的确良是上上等的布料,两套的确良衣裤得花十块钱。

母亲把十斤半边豆装在边筐里,往县城走去。过了枳木山,离县城还有三四里路的地方叫雷公岩,那里有一个氮肥厂,还有一个玻璃厂。这两个厂相邻,各竖着一个高高的烟囱,烟囱口常有浓烟翻滚。那翻滚的浓烟、高耸的烟囱和厂门外偶尔走出的工人,无不让进城的农民羡慕。这就是城镇的标志,这里的工人大部分吃国家粮。很长时间内我每次经过那里,闻到两个烟囱里呛人的烟味,便会忍不住地自卑。我多么渴望有朝一日通过读书跳出农门,把家安在烟囱下啊!我不止一万遍地想:“如果我的对象和岳父母闻到烟味,他们还能不满意我吗?”

初二那年的寒假,我跟清波姐、乐怡姐去舅舅家。途经修山街时,清波姐说:“弟弟要是以后能在修山街上工作就好了,找个弟媳在修山街上摆个水果香烟摊,那该多好啊!”我心里迅速闪过一丝不甘,我的思绪飞到了靠近县城的那两个诱人的烟囱。

张目桥大队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小伙子在氮肥厂上班。他叫刘庆余,是大队支书刘桂生的大儿子,在氮肥厂厨房当伙工。桂生支书跟我家是本家,他的堂客,即桂生婶娘,跟母亲很要好。

桂生支书在大队留下很多笑话。这一是因为他识字少,二是因为他为人憨厚。村民找他开条子,说要砍一根杂木。他会说,我不懂写,你自己写吧,我签名。有的村民狡诈,把杂木写成樟木,结果就砍回值钱的樟木。后来桃江出台新的政策,允许农户自家杀猪,但要经过大队批准。公社专门请中学老师教各个大队支书写四个字:同意屠宰。谁知桂生支书既不知道加标点符号,又不知道签名要另起一行。他写给农户的杀猪条子是“同意屠宰刘桂生”。

那天,母亲为了省路程和时间,决定到氮肥厂碰碰运气,看刘庆余在不在。母亲希望在氮肥厂卖掉她的半边豆。

母亲刚进氮肥厂的大门,一眼就见到桂生婶娘坐在厨房门口,旁边还坐着正在抽烟的刘庆余。

母亲说明了来意,刘庆余说不要。他说半边豆难弄,他只喜欢买大白菜,切十几棵大白菜就是一大锅菜。

桂生婶娘对他说:“你良伯娘这么远来,你就买下嘛!”

刘庆余便全买下了母亲的十斤半边豆。

在刘庆余称秤和算账的时候,好客的桂生婶娘走到厂门外买回一根白糖冰棒给母亲吃。

那时的冰棒有三种:白糖冰棒、绿豆冰棒、奶糕冰棒。奶糕冰棒最贵,价格是绿豆冰棒的两三倍,一般只有县城里有卖。绿豆冰棒的价格是白糖冰棒的两三倍。白糖冰棒里没放任何东西,最便宜,却很甜,桃江话叫“甜得蜜爽子人”。其实山村深处的农民一般都没吃过任何一种冰棒,花钱的东西,谁肯这么浪费呢?桂生婶娘买白糖冰棒给母亲是极大的热情了。

母亲来氮肥厂走了15里山路,没喝一口水,正渴着。她感激地把白糖冰棒吃完,收了半边豆钱,道了谢,就往家里赶。

母亲走进荷塘境内就在山路上拉稀,过一会儿就拉一回。

母亲连续拉了半个多月,很厉害。半夜都要上厕所,但肚里已无物可拉出来了。

母亲拉稀拉到浑身酸软,双腿撑不起身子。她的身子有时像霜打过的茄子,透身冰凉,有时却烫得像刚从淬火桶里提出来的铁器,冒着热气。她白天躺在凉床上,晚上躺在床上。人已消瘦不堪,手已摇不动驱蚊的蒲扇了。

这样拖了半个多月,没有请医生,没有吃药,母亲自己逐渐康复了。

白糖冰棒肯定不是用白糖做的,是否用了有毒的工业原料就不得而知了,制冰的水大概也不是干净的水。

这可恨的冰棒!

母亲因白糖冰棒生病的时候,在鸭婆嘴学校的厨房做事的才妈来看望母亲,拜托母亲办一件大事。从这件大事开始,母亲又多了一门“技艺”。

才妈拜托母亲帮她的儿子刘常生找个对象。刘常生二十多岁了,在鸭婆嘴学校当数学教师,民办教师身份,但比务农强多了。因为家贫,一直没找到对象。

母亲虽然摇不动驱蚊的蒲扇,但她能开动脑筋。母亲从来没想过做媒,她原来是不喜欢媒婆的。她对媒婆们有成见,认为她们言过其实,亦真亦假,喜欢串男家串女家混吃混喝,有点不务正业。另外,做媒责任大,万一牵错了线就会伤害男女双方家庭。但母亲同情才妈,想帮这个忙。

母亲把她脑海里跟刘常生年龄相当的姑娘筛了一遍,想到了邻大队曹家嘴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李淑娥。淑娥的娘跟母亲熟,母亲叫她彩姐。这彩姐跟爹爹是本家,彩姐的哥哥弟弟是爹爹刚出五服的堂兄弟。

母亲跟爹爹商量,爹爹认为刘常生这小伙子不错,是应该帮他找个对象了。爹爹不认识李淑娥,但认识彩姐。爹爹支持母亲做这个媒。爹爹劝慰母亲:“这有什么不好呢?你不当媒婆,只当月老嘛!你只说真话,不说假话,不去串他们的门就是嘛!成不成功,合不合适,都让双方自己去定嘛!”

这是母亲第一次做媒。从那以后,母亲一发不可收拾。

母亲常去鸭婆嘴学校,她认识民办教师刘常生。母亲也见过李淑娥,觉得那姑娘家教好,长得端正俊俏又健康。她感觉这事有戏。但她毕竟是初出茅庐的媒婆,心里不踏实。拉稀的病一愈,母亲便走到庄子湾生产队罗放羊家,邀罗放羊的堂客李爱秀一起做这个媒。母亲找李爱秀是深入思考过的,因为李淑娥是李爱秀娘家的侄女。如果李爱秀一起做媒,这事胜算就更大了。

母亲和李爱秀一炮而红。李淑娥和刘常生两家一见面,便商定扎根的日期了。刘常生是民办教师,既有自留土,又能拿工资,这对农村姑娘而言是有极大的吸引力的。

母亲只是简简单单地牵了根线。次年开春,刘常生就把李淑娥迎进了洞房。才妈高兴得合不拢嘴。

李淑娥出嫁前,曹家嘴的一个刘奶奶就到我家来,请母亲帮她娘家侄子找个堂客。

这刘奶奶是清波、乐怡的同学刘红玉的奶奶,跟母亲认识。刘奶奶耳闻母亲帮李家找如意郎婿的事,佩服母亲有眼力,媒事做得四平八稳皆大欢喜。她娘家侄儿是三堂街郭家洲人,贫农家庭,二十六七岁了,那年龄已让他掉入单身汉行列了。但他有优势,他在县氮肥厂旁边的玻璃厂做事,是农村人无比羡慕的能天天看到烟囱闻到烟味的工人。

母亲提出得先见见小伙子,不能盲目行事。如果可行,刘奶奶得一起参与做媒。

次日,母亲去县城看望舅外婆,顺道拐进玻璃厂,跟那小伙子见了面。母亲从县城回村时,又找借口见了小伙子一次。两次见面,母亲觉得小伙子是个敦厚人,性格温良,是个遇事愿跟堂客商量的可靠角色。

母亲在从玻璃厂回家的山路上就想到了一个理想的人选:刘正夫的女儿——“亚毛乌”。亚毛乌十七八岁了,既长得丰满漂亮,又能干,有当管家婆的潜质。刘正夫家的门槛快被各路媒婆踏烂了,但亚毛乌都看不上。母亲估计亚毛乌是想挑个有工作的。

母亲先跟刘正夫商量。刘正夫家成分不好,正想攀个贫农家庭。玻璃厂那个小伙子无疑是最理想的女婿人选了。刘正夫回去跟亚毛乌一说,亚毛乌便有了兴趣:“将来结婚了,也住到玻璃厂那里去。如果能进厂最好,进不了厂也可以在那里卖冰棒,一天卖几块钱,比种田啃土强多了,天天有烟闻,还能天天逛县城,多带劲儿!”

那年入冬,喜孕在身的亚毛乌和玻璃厂工人的婚期就到了。他俩从相识到相爱很顺利,结婚当天却甭提多曲折了。

郭家洲那边接亲搞得热闹气派,他们提前在舒塘租了一只柴油发动的大乌篷船。篷上结了红绸带,装饰喜庆。

舒塘离庄子湾六七里路,这段路得步行,嫁妆得人挑。一行人在刘正夫家吃过甜米酒煮圆蛋,上午10点半左右出发,12点过后便在舒塘上了船。船行资江,逆流而上,引人注目。船上有新郎、新娘、上卿即新娘的父母兄嫂和近亲们,郭家洲的接亲队伍,还有母亲和刘奶奶两位媒人。新娘亚毛乌轻轻捂着肚子望着两岸,不禁陶醉了。

不料冬天江水浅,大乌篷船得绕开河里的礁石走,所以行进缓慢。

入夜了,船才到修山黄荆洲。郭家洲的晚宴得等新娘到了才能动筷,吃完晚宴还要闹洞房。这样拖延下去,男方家会越来越着急的,或许他们会以为沉船了呢。母亲建议新郎上岸步行回郭家洲报信。开船的船主把乌篷船靠了岸,新郎跳上黄荆洲,像个夜行盗一样,黑灯瞎火地摸回郭家洲了。

第二天天亮,船才到沾溪。一船的人饿得发了慌,人们叫船主靠岸,要上岸买米粉吃。

一船的人上了岸。个个黑着脸——柴油把人们的脸熏得像土灶上挂着的腊肉。人们互相看着,嘻嘻哈哈,狼狈不堪。

吃了米粉,人们看到越上游水越浅,滩越多,只能弃船,步行到郭家洲。

那几个挑嫁妆的郭家洲接亲人本以为拣了个轻松活,不料反而爬坡走山路,累个半死。

到达新郎家,百客们早于前一天就散去了,只有十几个近亲还在。高宾们一到,家里才勉强热闹起来。闲聊时,新郎那边的人向母亲透露了他们的忧虑:“洞房之夜在船上落难,恐怕这婚姻有麻烦咧!”

第二年开春,亚毛乌顺利生下双胞胎男婴,日子过得甜蜜美满。新郎那边的忧虑看来是多余的。

母亲后来还做了七八桩媒,母亲举重若轻,次次都取得成功。

后来,毛坨的好兄弟刘建仁夫妇请母亲做媒,给他们的儿子刘向华找对象。那时刘向华家很穷,母亲出人意料地帮他物色了庄子湾一个富裕的贫农家庭的女儿刘芳芳。人们很诧异,认为门户并不对,但母亲却坚信小伙子有前途,刘芳芳嫁给刘向华不会亏。刘芳芳一家信赖母亲有远见,婚事就成了。若干年后,刘向华到广州芳村做不锈钢门窗,后转型开了很多大工厂,业务做得很大,成为亿万富翁,一家人生活得幸福美满。

母亲总结她的做媒经验:一是不主动做媒。必须有一方相求,这就先有了五成胜算;二是了解双方,包括了解男女双方和双方家庭,了解他们所需,尤其是双方的要求、喜好和性情脾气,这就会有超过七成的胜算;三是不掺和,由双方自由交往,自主决定,此举既能把胜算提高到八成,又能防范今后可能的纠纷;四是如果没有绝对大的把握,就邀男女一方的亲戚共同做媒,胜算就能达到九成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