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像春风一样拂过。家庭小喜和国家大喜从天而降。
家庭的小喜是我小哥毛坨结婚生女。
毛坨终于在快满二十五岁、快掉入单身汉行列的坎前的年初把官冲生产队的刘放云娶进了门，并且乘胜追击，在年末就生了女儿当上了爹。
爹爹给毛坨的女儿取名刘广宇，希望她能学业有成，视野开阔，在广阔的宇宙中纵横驰骋。
那年年初，在毛坨结婚前，母亲和爹爹商议，把家分了。
我们那一排屋子，靠西两间归大哥大嫂，中间的堂屋及新盖好的一间茅屋给了毛坨。爹爹、母亲带着清波、乐怡和我，五个人挤在新盖的偏屋里。新改建的茅厕杂屋由毛坨和我家共用。
农村人家，每个儿子结婚，分一次家，这家就穷下去一大截。
我家大哥大嫂结婚分家，爹爹和母亲还没来得及享受宽敞的住房、客房、厨房，就退化到几个人挤一间房、毛坨住厨房旮旯的窘境里。刚新盖了土墙茅房，毛坨和刘放云成家，爹爹母亲带着我们只能住厨房旮旯了。
可悲的是，几千年来农村人对此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儿子成家，把家分出去，再拥挤再穷苦也觉得快乐。即便生儿子是负担，农村人砸锅卖铁也要生一个甚至一堆儿子出来。
顺便说一下，我从小学读到大学毕业，我家都一直住在这个房子里。虽然这房子有过调整，有过局部模样的改变，但它始终只是一个破房子。从小学到大学，最令我感到紧张和难堪的事情之一就是同学到我家来玩。爹爹就是在那个破房子里病逝的，爹爹到死的那一天也没享受到红砖房和楼房。
国家的大喜是恢复高考制度。
这无异于一声响彻云霄的春雷！
荷塘公社有不少青壮年报了名，参加了高考。一件值得大书特书、一直传颂至今——也将永载桃江县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高考史册的事件——在荷塘公社发生了。
那个能在春凳上跪着坚持很长时间、经常抽时间去向我龙舫叔爷请教的书呆子邢强兵终于等来了机会！他毅然中止他利用无数个夜晚，抵抗蚊虫叮咬赶写长篇小说《雄鹰展翅》的宏伟行动，向更高的目标进发——报名参加高考。
那年是1977年。
那年的高考机会来之不易。恢复高考的政策也是一波三折：那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座谈会讨论的重点逐渐转移到高校招生这个热点问题上来。而在此之前，教育部以“来不及改变”为由，决定仍然维持“文化大革命”中推荐上大学的办法，并刚刚将方案送出上报中央。不少同志在座谈会上旗帜鲜明地反对教育部的做法，揭露推荐上大学的弊病，主张立即恢复高考。这些意见得到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他要求教育部立即把报送中央的报告追回来。教育部再次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之后有关部门紧急研究并作出了恢复高考的决定。
10月下旬，恢复高考的消息像疾风一样刮遍神州大地，并吹到书呆子邢强兵和广大青壮年耳朵里。消息还称，时间紧迫，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勇于一试的青壮年们赶紧到公社或直接到县教育局报了名，并投入到紧张的复习备考中。
那是很多人难忘的记忆，有人用诗歌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中央决定复高考，知识青年拍手笑。白天战天并斗地，夜晚擦枪又磨刀。”
“一颗忠心红又红，两种准备牢上牢。身居乡村小茅屋，心怀四化大目标。”
有条件的人干脆向生产队请了一个月的假，专门学习迎考。地主崽子邢强兵没能享有这个福分，他只能“白天战天并斗地，夜晚擦枪又磨刀”。
那年冬天，因“文化大革命”十年积压下来的五百七十多万青壮年男女，从车间，从稻田，从棉土，从军营……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走进了改变自己和国家命运的考场。
整个世界都听到了五百七十多万考生的心跳！
考生赶考的脚步，中国赶考的身影，就此载入世界教育史册。
受教学条件限制，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录取新生27.3万人。
十年精英同场竞技，高考的难度是空前的。
荷塘公社的书呆子邢强兵向生产队请了三天病假，在县城参加了高考。不久，他以益阳地区文科状元的分数被北京大学政治系录取。
邢强兵的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在桃江县教育界掀起惊涛巨浪。但在生产队却几乎吹不起一丝涟漪。
“北京是伟大祖国的首都，伟大祖国的心脏，这谁都知道。但北京大学算个鸟啊？还顶不上个北京茅厕！北京大学一年能出几担谷、能出几担红薯、能生几个娃？”生产队干部对邢强兵的事不以为然。在他们的眼里，北京大学远不及荷塘公社武装部威风，甚至还不如大队民兵连。邢强兵考上北京大学，这算个鸟事！他邢强兵得继续老老实实出集体工。啥叫政治戏（系）？他一个“四类分子”能演啥政治戏？“四类分子”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这就是政治戏！
生产队队长是个女的，姓穆，人称“穆桂英”，性格就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她不顾邢强兵及其父母的苦苦哀求，坚持拒绝给这个地主崽子开证明。“穆桂英”的一段话，将永远刻在桃江教育志上。她说：“我允许公猫睡我的裤裆，决不允许邢强兵读大学。邢强兵要想读大学！他要读大学，除非我不当生产队队长！”
邢强兵被“穆桂英”留在了生产队，留在了集体的田地里。他真的没能去读书。开学的那一天，北京大学的师生们可能想不到，没有如期报到的新生邢强兵被生产队队长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北京大学照章取消邢强兵学籍的时刻，一定想象不到千里之外的邢强兵承受的巨大屈辱。
书呆子邢强兵可以忍受太阳穴上被人狠命一击跌落台下，他绝对忍受不了没有书读。虽然没有人、没有力量帮助他，但他不甘放弃。他坚信，既然中央开启了高考的大门，就一定会继续下去。希望一定还有，他不会绝望。
第二年开春后，冰雪消融。随着第一声响雷，春天如期而至。桃花又一次红艳艳地盛开了，柳丝如少女的秀发在春风中摇曳。
神州大地再一次解冻了。
邢强兵再次报名参加了高考，与全国610万人同场角逐。他再次成为益阳地区的文科状元，再次被北京大学录取。只是不再是政治系，而是中文系。
邢强兵能再一次被北京大学录取，要感谢当年教育部门的政策。桃江县教育局遵照上级指示，派专人负责档案和有关证明材料，坚决杜绝类似的悲剧发生。
那个像茅坑里的石头一样的生产队队长“穆桂英”这回没能硬起来。她没能重复那段永远刻在桃江教育志上的话，就被公社撸掉了生产队队长的乌纱帽——这在中国官阶里根本算不得乌纱帽——但它却实实在在拥有剥夺北京大学政治系新生入学权利的无上权力。
这年初秋，瘦成皮包骨的益阳地区双年状元邢强兵挑着破棉絮，满怀崇高的报国之志，脚踩一双烂草鞋，踏地有声地走进北京大学。未名湖和煦的微风洗荡着他饱受屈辱的肌肤和心灵。七八级新生邢强兵，1978年秋季入学，比春天入学的七七级学生只晚了半年。这是他求学路上不幸中的万幸。
邢强兵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进了教育部，后进了人民教育出版社。我读初中和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叫我们翻开语文课本，找到“责任编辑：邢强兵”字眼，告诉我们，这是从我们桃江县荷塘乡腾空而起的蛟龙。数以亿计的中国人读过邢强兵编辑的语文课本。
清波、乐怡初中快毕业了。
她俩读初中期间，桃江教育局按上级规定恢复秋季入学制度，害得那时候的学生多读了一个学期的小学、初中或高中。
中考前两三个月，桃江县剧团通知招人，学校李恩赐老师带队去县剧团里面试，整个修山区只有乐怡被县剧团当场录取。13岁的乐怡五官漂亮，个子已接近一米六六，从幼儿时期开始吟诗的经历带给她明显与一般农村女生不同的书卷气，尤其是声音甜润，高声能高得探入云中，低音能低得沉入河底。面试时乐怡唱了一段她在学校、公社的文艺汇演上多次表演过的花鼓戏《补锅》片段，唱得有板有眼，入情入戏。李恩赐老师带着同学们从县城回来时，特意转到鸭婆嘴学校向爹爹报喜。到县剧团当演员，就是吃上了国家粮啊！不料，爹爹当即就谢绝了李恩赐老师，当着同学们的面跟乐怡说：“绝对不许当演员！”
乐怡其实早就预料到了爹爹的反应，因为爹爹平时在家听到她练歌时，既赞叹她遗传了母亲的音乐天赋，也多次表露过只许在家里和学校中哼哼唱唱，但绝不许以演唱为职业的坚决态度。
“音乐也是知识咧！进县城当演员，这是最实际的饭碗问题，你爹真封建！”李恩赐老师领着学生们从鸭婆嘴学校出来时，悄悄地对乐怡说。
那天吃过晚饭后，乐怡才把考县剧团的情况及爹爹的态度告诉了母亲。乐怡很懂事，她知道爹爹的脾气，也知道爹爹是怕她学坏。她担心母亲难过，反过来安慰母亲：“我只是去试试，考着玩的。我其实不想当演员，我想考高中。”
“是的！读高中，考大学是更好的出路！”母亲说这话时，内心充满着矛盾。母亲读师范时学的就是艺体专业，也当过音乐教师，她自己很喜欢音乐，她希望乐怡能在音乐演艺方面有所作为。并且，这是一条跳出农门的捷径。乐怡当演员赚钱，找个吃国家粮的男人成家，我家的光景将大为改善。但另一方面，母亲习惯于尊重和服从爹爹，她知道这是爹爹对女儿的一种更切实际的关爱。
清波在一旁听着，心里充满紧张忐忑。她生怕自己说错话，惹母亲和乐怡更加伤心。见乐怡这么坚强，清波稍稍心宽。她轻声对乐怡说：“马上就要中考了。莫想剧团的事，抓紧时间复习吧！”
不久，中考成绩公布。
清波、乐怡两人都以优秀的成绩考上了高中——桃江三中。
桃江三中不是重点高中，但当时的高中是分区入学的。荷塘公社归属三区，荷塘的学生不管成绩多好，考上高中就读桃江三中。桃江三中是在母亲的母校湘山中学的原址上加建的。湘山中学从修山街迁到县城并改名桃江一中后，按一区一高中的办学规模，县教育局在湘山中学的原址上加建了桃江三中。
收到高中入学通知书固然可喜，但爹爹和母亲供不起两个女儿读书。爹爹和母亲把清波、乐怡喊在一起召开家庭会议。
爹爹先说了他的意见：“高中要寄宿，吃饭不在家，餐餐都得花钱。家里经济困难，实在供不起两个人读高中。读高中是为了考大学，但考大学是一件顶难的事情。如果考不上大学还得回生产队种田，高中读了也没多大作用。清波和乐怡之间，只能一个人继续上学。”
乐怡紧咬着嘴唇，认真听着爹爹讲完，她看到母亲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光。无须通过抽稻草或抓阄的方式，爹爹话音刚落，乐怡便像个请命上战场的战士一样说：“让清波姐上学，我不上！”
“不上学意味着将面临比失学更大的牺牲和付出，”爹爹说，“不上学就要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工，就要跟大人一起下田、上山、出工，养活一家人，太阳晒起、冷雨淋起都不能躲避的，这是一个需要面对和克服的很大的困难。”
谁上学谁不上学的问题，虽然是第一次在清波、乐怡面前公开讨论，但其实爹爹和母亲已私下讨论过无数遍了。爹爹和母亲很纠结。如果当初一个女儿读高中考大学，一个女儿当演员吃国家粮，那就不存在谁升学谁失学的问题。但在县里当演员这条路被爹爹堵死，根本没有讨论的余地。清波和乐怡，谁该继续上学呢？论学习成绩，清波更好一点儿，但这是清波更刻苦的缘故。教了几十年书的爹爹很清楚，调皮好动的乐怡的学习后劲更足；论劳动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乐怡更强一些。清波性格文静内向，体力不如乐怡强，做事的速度也不如乐怡快；论年纪，则应该是清波更合适一些。清波满了15岁，乐怡才13岁多不到14岁。出集体工需要经常负重，清波毕竟骨头长大了一点儿，乐怡正在往上蹿个子，腿杆子细得像田里的鹭鸶。
见妹妹乐怡提出休学，清波感觉肝肠寸断，她掩面而泣。清波对学业百般不舍，也对妹妹的学业百般不舍。她是多么渴望继续读书！但此时读书已不再是件简单愉快的事情，它竟突然与对家庭的愧欠和对妹妹的愧欠交织在一起了。
乐怡休学，就意味着她立即会成为庄子湾生产队的社员。远远超出她瘦小的肩膀和她的“鹭鸶腿”负荷能力的重担，立即会毫不客气地向她压过来。
让乐怡休学务农，这对乐怡是不公平的。前不久堵了她进剧团的路，她满以为通过读高中能改变命运。现在只能让一人继续读书。她不愿意看到姐姐清波失学，她宁愿把机会留给清波，把生活的重担留给自己。
见清波哭得伤心，乐怡起身抱住清波抽搐的肩膀。两姐妹抱在一起失声痛哭。
母亲再也控制不住泪水。她紧紧地抱住两个女儿，泣不成声：“两个好孩子——爹爹和妈妈对不住你们——”
满头银发的爹爹也在一旁默默垂泪。教书数十年的爹爹，平素最不忍见他的学生因贫穷而辍学。他最不愿看到的辍学事件，此时竟发生在他的家里、他的女儿身上。作为父亲，他望着女儿渴望上学的眼睛却无能为力，他明知乐怡的身体还承受不了生活的重担却无能为力，他怎能不心如刀绞？！
生产队因穷辍学的“童农”，远不止乐怡一个。小学毕业，甚至小学还未毕业就辍学的孩子，过去有，当时有，将来还会有。
有的“童农”运气好，生产队让他们跟老婆婆们一起负责集体的棉花：挖坑、撒籽、填土、锄地、打药、摘棉、撕皮——那时候开始有人收购棉花树皮，据说那是一味上好的中药材——棉花就是那样默默地无私奉献——籽榨油，桃吐棉，皮入药，枝干为柴。
乐怡鹭鸶般的细腿没能博得生产队丝毫的怜悯和照顾。辍学后的乐怡，来不及有过多的思考，就投身于火热的早稻收割和晚稻种植的“双抢”任务中。
收早稻，新“四类分子”乐怡接受的任务之一是挑谷，即从打禾桶里把谷挑到生产队的晒谷坪。乐怡挑谷的箩筐是成年男子用的箩筐，这是生产队统一编制的箩筐。为了尽可能节省挑谷往返的工夫，生产队把箩筐的尺码定得很大。踩打禾机的大汉给箩筐扒谷，那大汉没有因为乐怡是新社员、是小孩子而少装一点儿。只要是箩筐来了，就是满满一筐。刚收下来的一担湿谷压得乐怡细长的腰直不起来。她想径直往前走，但沉重的箩筐一会儿左边重一会儿右边重，一会儿前边重一会儿后边重。她像一个喝醉了酒的人，挑着稻谷颤颤悠悠，东偏西倒。母亲和毛坨没有跟乐怡分在一块儿，所以没有见证乐怡第一次以社员身份挑谷的情景。
那天中午回家吃午饭，母亲问乐怡吃不吃得消。浑身是泥的乐怡像一头负重的老牛，直喘粗气，她告诉母亲：“担子有好暗狠[1]！”
母亲担心乐怡砸坏腰，她来不及做饭，跑到官冲生产队吉高叔爹家，请吉高叔爹帮乐怡编制一对尺寸稍小一点儿的箩筐。
第二天出工时，乐怡忐忑不安地挑着自家的新箩筐去挑谷。新箩筐比生产队的略小一点儿，一筐约少装十多斤湿谷，一担就能少装二三十斤。但乐怡担心踩打禾机的大汉不肯接受她“私物公用”。
果然，大汉拒绝往乐怡的新箩筐里扒谷，胆怯的乐怡灰溜溜地换上生产队的大箩筐。这天中午，她不再跟母亲说好暗狠，她咬紧牙关坚持下来了。
但她咬紧牙关的代价是砸坏了腰。在一次准备起肩的时候，她哎哟一声，从扁担下痛苦地蹲在地上，怎么使劲儿也站不起来了。
人们叫唤田垅另一边的毛坨。毛坨把砸坏了腰的乐怡背回了家。
大队的郎中给母亲开了一坨田七，叫母亲回去拿擂钵磨碎后给乐怡冲水喝。
母亲跑到生产队队长家，央求队长暂时不要安排乐怡挑谷。母亲说：“她还在长个子，腰砸坏了，再压重担，我这女儿就废了！”
喝田七养伤的乐怡，被生产队安排上山挖土。手掌手指磨出一个个血泡，但这比挑谷砸腰好多了。
乐怡腰伤治愈后，又继续挑担。挑晚稻，挑红薯，挑马铃薯，挑白萝卜……
实际上，腰伤不是治愈了，而是永久地栽在身上了。往后只要天气由晴变雨，乐怡就会感到腰疼痛。这终生的腰痛，大队的郎中治不好了，扁鹊华佗也治不好了。
[1] 好暗狠是桃江土话，十分厉害、让人吃不消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