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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已换,宴席已散》万事翻覆如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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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兆言

1

父亲在北方有许多朋友,每次去北京,最想看望的是林斤澜伯伯。我们父子一起去京的机会不多,在南京聊天,父亲总说下次去北京,带你一起去看你林伯伯。忘不了有一次,父亲真带我去了,我们站在一片高楼前发怔,北京的变化实在太大,转眼之间,新楼房像竹笋似的到处冒出来。一向糊涂的父亲,一下子犹豫起来,就跟猜谜似的,他完全是凭着感觉,武断地说应该是那一栋,结果真的就是那一栋。

我忘不了父亲找到林伯伯家大门时的那种激动心情。他孩子气地叫着“老林”,一声接着一声,害得整个楼道里的人,都把头伸了出来。我也忘不了林伯伯的喜出望外,得意忘形,乐呵呵地迎了过来。两个有童心的老人,突然之间都成了小孩。友谊是个很珍贵的东西,杜甫在《奉简高三十五使君》里曾写道:“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父亲那一辈的人,并不是都把朋友看得很重,这年头,名利之心实在太重,只有淡泊的老人,才会真正享受到友谊的乐趣。

父亲过世后,林伯伯在很短的时间里,写了两篇纪念文章。仅仅是这一件事,就足以说明他和父亲的私交有多深。在贵州,一次和当地文学爱好者的对话会上,我紧挨着林伯伯坐在主席台上,林伯伯突然小声地对我说,他想起了我父亲,想起了他们当年坐在一起的情景。此情此景,物是人非,我的心猛地抽紧了一下,一时真不知说什么好。相逢方一笑,相送还成泣,我想父亲地下若有知,他也会和林伯伯一样,是绝对忘不了老朋友的。

林伯伯比我父亲大两岁,他长得相貌堂堂,当作家真有些可惜。女作家赵玫女士的评价,说他的五官有一半像赵丹,有一半像孙道临。准确地说,应该是赵丹孙道临这些大明星,长得像林伯伯。林伯伯已经七十多岁了,可年轻人也没有他现在的眼睛亮。年轻一代的作家叫林伯伯自然称林老师,他们知道林伯伯和我们家的关系,跟我谈起来,总喜欢说你林伯伯怎么样。年轻人谈起老年人,未必个个都说好,但是我从没有听谁说过林伯伯的不是。年轻人眼里的林伯伯,永远是一个年轻的老作家。

还是在贵州,接待人员尽地主之谊,请我们吃当地的小吃。一人一大碗牛杂碎,林伯伯热乎乎地吃完了,兴犹未尽,又换了一家再吃羊杂碎,还跟柜台上的老板娘要了一碗劣酒,酒足饭饱,红着脸,店铺里摇晃出来,笑我们这么年轻,就不能吃,就不爱吃。马齿虽长,童心犹在,老作家中的汪曾祺和陆文夫,都是有名的食客,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然而他们的缺点,都是没有林伯伯那样的好胃口。没有好胃口,便当不了真正的饕餮之徒。只有像林伯伯这样的童心,这样的好胃口,才能吃出天下万物的滋味。

父亲在世时,常说林伯伯的小说有些怪。怪,是对流行的反动。他不是写时文的高手,和众多制造时髦文章的写手混杂在一起,在林伯伯看来也许很无趣。道不同不相为谋。林伯伯写毛笔字,写的是篆书。他似乎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大红大紫过。我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就听林伯伯说过,他和汪曾祺先生的小说,都不适宜发头条。现在已有所改变,他和汪的小说屡屡上了头条,说明时文已经不太吃香,也说明只要耐着性子写,小水长流,则能穿石。出水再看两腿泥,文章小道,能由着自己的性情写下去,总能在历史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二十多年前,高中毕业无事可干,我在北京待了将近一年,那段时间里,常常陪祖父去看他的老朋友,都是硕果仅存名震一时的人物。后来又有幸认识了父亲一辈的作家,经过五七年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双重洗礼,这些人像出土文物一样驰骋文坛,笑傲江湖,成为当代文学的中坚。前辈的言传身教,让我得益非浅。林伯伯曾戏言,说我父亲生长在“谈笑皆鸿儒”的环境里,我作为他的儿子,自然也跟着沾光。对于自己亲眼见过的前辈作家,有许多话可以侃,有许多掌故可以卖,然而林伯伯却是我开始写的第一位。

2

以上文字写于一九九六年的十二月,当时何镇邦先生在山东《时代文艺》上主持一个专栏,点名要我写一点关于林斤澜的文字。我一挥而就,并扬言这样的文章可以继续写下去,结果以后除了一篇《郴江幸自绕郴山》写了汪曾祺和高晓声,从此就没有下文。陆文夫过世的时候,很多报刊约写文章,我在追思会上也表示要写一篇,转眼又是好几年过去,文字却一个也没有,真有些说不过去。

大约是七十年代末,我正在大学读书,动不动逃学在家。有一天,父亲领了一大帮人来,其中早已熟悉的有高晓声和陆文夫,不熟悉的是北京的几位,有刘绍棠,有邓友梅,有刘真,印象中还有林斤澜。所以要说印象中,是事情过了三十年,重写这段往事,我变得信心不足,记忆开始出现问题。或许只是印象中觉得应该有,本来还有一个人要一起过来,这就是刘宾雁,他临时被拉去做讲座了。

多少年来,一直都觉得那天林斤澜在场,当我认认真真地要开始写这一段回忆文字时,突然变得谨慎起来。本来这事很简单,只要问问身边的人就行,可是过眼烟云,父亲离世已十七年,高晓声和陆文夫不在了,刘绍棠不在了,当事人林斤澜也走了,刘宾雁也走了,刘真去了澳大利亚,国内知道这事的只剩下邓友梅。当然,林斤澜在不在场并不重要,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年头的右派常有这样那样的聚会,而林却是混迹其中唯一不是右派的人。

林斤澜没当上右派几乎是件笑话,能够漏网实属幸运,他和右派们根本就是一丘之貉,也没少犯过错误,也没少受过迫害。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想想一九四九年以后,改革开放之前,作家哪有什么好日子可过。林斤澜从来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把他和右派们放在一起说,没有一点问题,有时候他甚至比右派还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去北京开会,好像是青创会之类,反正很多人都去了,一时间很热闹很喧嚣,我打电话问候林斤澜,他很难得地用长辈口吻关照,说多事之秋,做人必须要有节操,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做人不一定要狂,但是应该狷的时候,还是得狷,不该说的话千万不要乱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我明白他说的那个意思,让他尽管放心,我本来就不喜欢在公众场合表态,更何况是说违心的话。

还是回到那天在我家的聚会上,之所以要想到这个十分热闹的场面,因为这样的聚会属于父辈这一代人,只有劫后余生的他们才能分享。右派们平反后,行情看涨,开始扬眉吐气,一个个都神气活现,文坛上春风得意,官场上不断进取。记得那天话最多的是刘绍棠,然后就是邓友梅,说什么内容已记不清楚,不过是高谈而阔论,口无遮拦指天划地。北方人总是比南方人嗓门高一些,我念念不忘这事,是想不到在我们家客厅,竟然会一下子聚集了这么多文坛上的著名右派。说老实话,作为一个晚辈,我当时也没什么别的想法,也轮不到我插嘴,只是觉得很热闹,觉得他们一个个返老还童了,都太亢奋。

二六年开作代会,在北京饭店大堂,林斤澜抓住了我的手,很难过地说:“走了,都走了!”反反复复地念叨,就这一句话。眼泪从他眼角流出来,我知道他是指父辈那些老朋友,一看见我这个晚辈,就又想起了他们。终于平静下来,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沉默了一会,又说:“你爸爸走了,曾祺也走了,老高也走了,老陆也走了,唉,怎么都走了呢?”

我能感受到他深深的悲哀和无奈,林斤澜是最幸运的,与过世的老朋友相比,他最健康,心态最好,创作生命也维持得最持久,直到八十多岁,还能写。这时候,他八十三岁了,精神还不错,两眼仍然有神,可是走路已经缓慢,反应明显不如从前。也是我最后一次跟他见面。今年四月,程绍国兄发信给我,告诉不好消息:

兆言兄,林斤澜先生病危(全身浮肿,神志时清时不清),离大去之期不远矣。这是他五妹今早通知我的。悲恸。

第二天晚上,又来了一信,像电报一样,只有几个字:

林老下午去世。绍国。

我打开信箱,见到这封信,无限感慨,心里十分难过,傻坐了一会,回了一封短信:

刚从外面回来,刚看到,黯然销魂。无言。兆言

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一九七九年四次文代会召开,据说有一个很感人的场面,就是大家起立,为过去年代遭迫害而过世的作家默哀。从此,文坛旧的一页翻了过去,新的一页打开。当时有一个流行词叫“新时期”,还有一个词叫“重放的鲜花”,这鲜花就是指父亲那辈人,那些在五十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们又重新活了过来。时过境迁,新的那一页也基本上翻了过去,重放的鲜花大都凋零,父辈的老人中虽然还有些幸存者,譬如邵燕祥,譬如李国文,譬如王蒙和邓友梅,还有张贤亮,还有江苏的梅汝恺和陈椿年,但是那个曾经让他们无限风光的时代,却已无可奈何地结束了。

3

平反以后,中文系的支部书记约我这个学生谈话,说是在我的档案中,有一些父亲的材料,要当面销毁。我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要销毁呢,这玩意已存在了很多年。书记说销毁了,对你以后的前途就不再会有什么影响,这可是黑材料。我拒绝了书记的好意,认为它们既然未能阻止我上大学,那么也就阻止不了别的什么。

右派是从十八层地狱里爬出来的人,我实际上是直到右派平反,才知道父亲和他的那些朋友是右派。这些并不光彩的往事,一直都是瞒着我,在此之前,我只见过韩叔叔陆叔叔。韩是方之,他姓韩,方之是笔名,陆就是陆文夫,他来过几次南京,是我应该称之为叔叔的父亲众多好朋友之一。在我的记忆中,“探求者”成员被打成右派后,互相往来很少。除了父亲和方之,他们都在南京,是标准的难兄难弟,根本顾不上避嫌疑,其他的人几乎断绝音讯,譬如高晓声,父亲就怀疑他是否还在人间。

和知道方之一样,我最早知道的陆文夫,既不是作家,也不是美食家。方之与陆文夫在“文革”中都下放苏北农村,粉碎“四人帮”后,分别回到南京和苏州,然后就蠢蠢欲动,开始大写小说,加上一直蛰伏在常州乡间的高晓声,很快名震文坛享誉全国。陆文夫是江苏第一个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的人,也是获得各种奖项最多的一位。加上方之和高晓声,紧随其后跟着获得大奖,在八十年代文学热的大背景下,一时间,只要一提起江苏的“探求者”,人们立刻刮目相看。

陆文夫在“文革”后期有没有写过小说我不知道,反正方之和高晓声是努力地写了,在那个特定时期,他们的小说不可能写好,也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文革”后期开始文学创作,思想虽然不可能解放,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提前预热,先活动活动手脚,俗话说一着先吃遍天。当然右派作家还有一个优势,早在五十年代已开始写作,有着很不错的基础,本来就是不错的写手,赶上新时期这个好日子,水到而渠成,大显身手独领风骚便在情理之中。显然,江苏作家中的陆文夫运气要好一些,一出手就拿了个奖,方之没那福分,他的《在阁楼上》与陆文夫的《献身》发表在同一年《人民文学》上,同样是重头稿,而且还要早一期,也有影响,却只能看着《献身》得奖。

说到文学风格,方之自称为辛辣现实主义,称高晓声是苦涩现实主义,称陆文夫是糖醋现实主义。方之小说的辛辣味道,一度并不见容于文坛,其代表作《内奸》被退了两次稿,这让他觉得很没有面子,不止一次当着我的面骂娘。好在《内奸》还是发表了,而且很快得了全国奖,这个奖被评上不能说与方之的逝世有关,然而在评奖之前,方之的英年早逝引起文坛震惶,连巴金都赶写了文章悼念,也是不争的事实,毕竟是影响太大,说红就红了。

平心而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高晓声要比陆文夫更红火一些。这时候方之已经过世,如果他还健在,也可能会在陆文夫之上。无疑是与个人的文学风格有关,不管怎么说,当时是伤痕文学的天下,整个社会都在借助文学清算过去,都在利用小说出气,辛辣和苦涩未必见容于官方,却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真正奠定陆文夫文坛地位的是后来的《美食家》,不仅因为又得了全国奖,而是它产生的影响连绵不断,一浪盖过一浪。相比高晓声和方之的一炮而红,陆文夫略有些慢热,一开始可以说是不温不火,在《美食家》之前,既能够被别人不断说起,有点小名气,又还不至于充当当时文坛的领军人物。

《美食家》改变了一切,陆文夫名声大振,小说到处转载,又是电影又是电视。不止是文坛,而且深入到了民心,影响到了国外,上到政府官员,下到平头百姓,只要提到一个吃字,只要说到会吃的主,就无人不知陆文夫。

4

我一直觉得美食家三个字,是陆文夫的生造,在没有《美食家》这篇小说前,工具书上找不到这个词。有一次,一个朋友让我写信,催陆文夫许诺要写的一篇序,我冒冒失失就写了信,结果陆很生气,立刻给我回信,说自己从来没答应过谁,说别人骗你来蒙我,你竟然就跟着瞎起哄。反正我是小辈,被他说两句无所谓,只是朋友向我诅咒发誓,认定陆文夫是当面答应过的,他现在又赖账不肯写了,也没有办法。后来我跟陆文夫讨论此事,他笑着说,要答应也肯定是在酒桌上,或许是有的,不过喝了酒说的话,自然是不能作数。

陆文夫与父亲还有高晓声喝酒都是一个路数,喜欢慢慢地品,一边喝一边聊,酒逢知己千杯少,从上顿喝到下顿并不罕见。我不善饮,只能陪他们聊天。父亲生前常常要说笑话,当面背后都说,说陆叔叔现在已成了“吃客”,嘴越来越刁了,越来越不好侍候。“吃客”是苏州土话,也就是美食家的意思。父亲是苏州人,陆文夫长年客居苏州,他们在一起总是说苏州话,而这两个字非得用方言来念才有味道。如果陆文夫的小说当初以“吃客”命名,说不定现在流行的就是这两个字。

父亲的话有几层意思,首先作为老朋友,他过去并不觉得陆文夫特别会吃。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父亲见过很多能吃的前辈,说起掌故来头头是道,以吃的水平论,陆只能算是晚辈。其次陆文夫不好辣,缺此一味,很难成为真正的美食大家,父亲少年时曾在四川待过,总觉得川菜博大精深,不能吃辣将少了很多乐趣。第三点更重要,好吃乃是一件很堕落的事,是败家子和富家子弟的恶习,是男人没出息的表现,陆文夫并非出自豪门,主要人生经历都在建国以后,生活在红旗下,不是搞运动,就是三年自然灾害,就是文化大革命,哪来吃的基础。

右派平反以后,老朋友经常相聚,有一次在我家喝酒,方之怀旧,说到了他的自杀经历,说自己曾经吞过两瓶安眠药,然后就什么知觉也没有了,醒来时不知身处何处,只听见妻子十分痛苦地问他觉得怎么样。往事不堪回首,说着说着,方之忽然伏在桌上哭了起来,父亲和陆文夫也立刻跟着流起了眼泪。

哭了一会,方之说:“你们都没有过死的体会,我算是有过了!”

这句话又勾起了大家的伤心,在过去的岁月里,同是天涯沦落人,生不如死,谁没有过想死的心呢。“文革”中,父亲确确实实想到了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没有勇气一个人走,便相约同是被打倒的母亲一起死,母亲断然拒绝,说我们这么不明不白地一死,那就真成了阶级敌人。陆文夫最难熬的却是在“文革”前夕,当时他戴罪写了几个短篇小说,因为茅盾的叫好,正踌躇满志,没想到有关方面正好要挑刺,便说茅公是“与党争夺文学青年”。陆文夫经过了反右的风风雨雨,刚有些起死回生,又突然成了“妄想反攻倒算的右派”。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很大,一时间万念俱灰,不想再活了。有一天傍晚,他走到一个小池塘边,对着静静的湖水发呆,想就此给自己的人生一个交待。

这几乎就是一个小说中的情节,然而千真万确,所幸被一位熟人撞见,拉着他喝了一夜老酒,才打消了轻生的念头。方之过世,陆文夫从苏州赶到南京,先到我家,站在门外,叫了一声“老叶”,便情不自禁地哭了。然后缓缓进屋,坐在方之生前喜欢坐的红沙发上,又掩面痛哭,像个伤心的小孩子。又过了十多年,轮到了父亲要走了,我忘不了陆文夫悲哀伤心的样子,在医院里,他看着已经头脑不清醒的父亲,眼睛红了,叹气不止。这以后,他一次次在电话里关切询问,然后又匆匆从苏州赶过来奔丧。

进入了新时期,文人陡然变得风光起来,陆文夫更多的是向人展现了自己靓丽的一面,人们很难想到他并不光鲜的另一面。很显然,陆文夫并不喜欢“糖醋现实主义”这种说法,事实上他文章中有着太多的辛辣和苦涩,人们只是没有那个耐心去读。要知道,他本是个愤世嫉俗的人,说到脾气大,说到不随和,“探求者”成员中,他丝毫也不比别人差,当然吃的苦头也就不比别人少。陆文夫的两个女儿身体都不好,大女儿开过刀,做过很大的手术,小女儿更是很年轻地就撒手人寰,都说这与她们从小被动吸烟有关。

在陆文夫写作的艰难岁月,大部分时间居住环境十分恶劣,都是关在一间烟雾缭绕的小房间苦熬,而且经济条件限制,吸的是最差劲的香烟。这种蹩脚烟老百姓也抽,很少是躲在完全封闭的环境里,百无一用是书生,那年头的文化人哪有什么今天的健康意识。

陆文夫打成右派后,当过工人,“文革”中又下放了很多年,这本是文化人的宿命,没必要过分抱怨,更没必要心存感谢。一个人并不能因为吃过苦,就一定应该享受甜,落过难,就应该获得荣华富贵。写作并不比别的什么工作更伟大,人生最大的愉快,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陆文夫的手很巧,他当工人,曾是一名非常出色的技工,但是更擅长的还是写作,只有写作才能让他真正的如鱼得水。如果说起陆文夫的不幸,也就是在说整个五十年代作家的不幸,整整二十年,给作家一些磨难也没什么,吃点苦也行,然而真不应该无情地剥夺他们的写作权利,不应该扼杀他们的创作生命。

5

我对林斤澜的了解并不多,只知道他和父亲关系很铁,除了“探求者”这批老哥们外,北京的同辈作家中,与父亲私交最好的就是他。为了这个缘故,在刚开始写作的那段日子,父亲曾把我的一个中篇小说习作交给他,让他提提意见,其实是投石问路,看看是否能在《北京文学》上发表,这话自然没好意思明说,老派的人都很讲究面子,有些不该说的话还是藏着为好。林斤澜认认真真地回了一封很长的信,首先是说想不明白,为什么要让他来提意见,说你老叶身边高手如云,往来无白丁,干吗非要绕道北京,让他这么一个并不被文坛看好的人出来说话。

这是我唯一没有拿出去发表的小说,至今也想不明白当年为什么会这样做。或许是穷疯了,居然把压箱底最糟糕的一篇小说拿了出去,毕竟林斤澜和父亲最熟悉,说不定就能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发表了。来信中有大量的鼓励,说文字还很不错,也蛮会说故事,就凭这样的小说去做一个现成作家,自然是当仁不让。很多表扬其实就是批评,我始终记得最后的几句话,说写作可以有很多种,然而驾轻车走熟路,未必就有什么太大意思。

多少年来,我一直把这句话牢记在心上,当作座右铭。熟路就是俗路,就是死路,一个写作者必须坚决避免,不能这样不知死活地走下去。很感谢林斤澜没有把那篇小说发出来,他把这篇小说退给了我,没让我感到沮丧,只让我感到羞愧,感到醒悟,让我一下子明白了不少写作的道理。一个人在刚开始写作的起步阶段,肯定会有些懵头转向,肯定会不知轻重,这时候,有一个人恰到好处地对你棒喝一声,真是太幸运了。

不能说五十年代开始写作的那一辈作家,没有文字上的追求,但是要说林斤澜在这方面最用心,最走火入魔,并不为过。据说汪曾祺对林斤澜的文字有过批评,在五十年代说其“纤巧”,后来又说其“佻”,所谓纤巧和佻,说白了,都是用力有点过的意思。这个也就是父亲说的那个“怪”了,玩文学,矫枉不妨过正,语言这东西,说平淡,说自然,其实都是一种功力,都得修炼。事实上,汪曾祺自己的文章也有同样问题,也是同样的优点缺点。明白了这些,就能明白为什么林斤澜和汪曾祺会走得很近,会惺惺惜惺惺,奇文共赏,毕竟他们在艺术趣味上有很多共同追求的东西。

汪曾祺早在四十年代末就开始写作出名,千万别小看了只早了这么几年,有时候几年就是整整一代人。汪的文字功力一下子远远地高于五十年代的作家群,后面的这茬作家,先是没有意识到,后来明白了,要想追赶上汪曾祺,必须得花很大的气力才行,而这里面最肯玩命,玩得最好的,基本上就是林斤澜了。

林斤澜的小说在八十年代并不是太被看好,他是名家,谈不上大红大紫,如果说因为汪曾祺的走红,带火了林的小说,听上去很不入耳,然而也不能说不是事实。汪曾祺让大家见识了什么叫艺术,推动了一代人小说趣味的行情上涨,也顺带提高了林斤澜的地位。林斤澜的短篇小说写得很棒,是一个始终都有追求的作家,小圈子里不时有人叫好,朋友们提到他都乐意竖大拇指,但是真正获得全国奖,却是迟了又迟晚了又晚。他那一辈的作家都得过了,都得过好几轮了,才最后轮到他。然而获奖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除了汪曾祺,林斤澜是五十年代开始写作的老作家中当然的老大哥,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年龄,既是岁数大,又活得长,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小说成就,他压得住这个阵。出水再看两脚泥,他的作品毕竟比那些当红一时的作品更耐看,很多人都愿意佩服,也就不是没有道理。

6

陆文夫当了中国作协的副主席,他自己不当回事,我们这些做晚辈的却喜欢议论,聚在一起常要切磋,研究这相当于什么职务。在一个讲究级别的社会,一说起让人捉摸不透的“相当于”,就难免书呆子气,就难免不着调和离谱。说着玩玩可以,一是一,二是二,千万别拿村长不当干部,千万不要把作协主席和副主席真当领导。

毕竟作家是靠作品说话,作品写好了,这就是真的好,就是真正的功德圆满。陆文夫其实是个很有架子的人,内心十分骄傲,一点都不愿意低调,我看到有些文章说他待人接物非常随和,很乐意与普通老百姓打成一片,心里就觉得好笑,夸人不是这么夸的。我们总是习惯于这样来表扬人,父亲生前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人家总是这么说他,其实文人没有一些脾气,没有自己特立独行的品格,只是充当一个和事佬并不可爱,而且也不真实。“探求者”中的这些作家,眼光一个个都很高,都牛,背后说起话来都挺狠挺损,我可没听他们少攻击过别人,说谁谁谁不会写东西,谁的小说惨不忍睹,这些话是经常挂在嘴边。

很显然,陆文夫根本不会把中国作协的副主席头衔放在眼里,但在别人看来就不一样,有的人专门看人脸色,喜欢观察别人对自己的态度。陆文夫并没有什么改变,他天生就有些狂,可是偏偏有人觉得是当了副主席才变了。由于美食家的称号,晚年的陆文夫给人感觉更像是一位不折不扣名士,出入有高级的轿车,交往多达官贵人,早已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却不知道他即使是最落拓时,也仍然不失为一翩翩公子。高晓声和方之,还有我父亲都属于那种不修边幅的人,就算是成功了,也仍然一副潦倒模样,陆文夫不是这样,用今天时髦的话说,他一直是位帅哥,一直相貌堂堂很有风度。

陆文夫还是江苏的作协主席,他不止一次跟我谈过,不想兼这个可有可无的差事。当初还没有高速公路,铁轨上也没有飞驰的动车,他远在苏州,有时候为了一点屁大的事,得火烧火燎地赶到南京。人情世故匪夷所思,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不想干反而会让你干,想干又未必干得了。好在当不当都是做做样子,为了请他出山,当时负责分管文化的省委副书记孙家正赶到苏州,亲自做他的思想工作。这样隆重的礼遇让陆文夫觉得很有面子,同时也让他找到了自己还是应该出来当这个主席的借口。后来孙去北京当了文化部长,陆文夫年纪也渐渐大了,不打算让他再干下去,新的分管领导约他到南京谈话,短短的几分钟,便从本来就是挂名的主席,变成了更加是挂名的名誉主席。

这个变动让陆文夫感到不太痛快,他不在乎那个主席,更不在乎名誉主席,在乎的只是一个礼数。不同的官员会有不同领导风格,对文人的态度从来就不一样,赵匡胤杯酒释兵权,陆文夫没什么实权,只有一些虚名,他觉得有些话如果在酒席上提出来,或许会更合适一些。

7

我与林斤澜有过三次同游的经历,每一次都很有意思。第一次是在江苏境内,先在南京,然后去扬州,镇江,常州,再返回南京。这一次因为还有汪曾祺,汪是才子型的文人,到什么地方都会有热情的粉丝求题字,因此林虽然是陪同,却常常是躲在后面看热闹,一边与我说悄悄话,一边乐呵呵地笑,我们都很羡慕汪能写一手好字。

第二次是长途旅行,仿佛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地图上南来北往东奔西窜。从江苏的无锡出发,转南京,去山东,去安徽,去江西,去福建,去浙江,去上海。华东六省一市偌大的一个区域,该玩的地方都点了卯,是名胜都去报到,拜访了曲阜,登梁山黄山武夷山和当时尚未完全开放的龙虎山,游徽州皖南民居,逛景德镇看瓷器瓷窑,还有太湖千岛湖富春江西湖,总之一句话,玩的地方太多了,根本就数不过来。老夫聊发少年狂,我这个年龄的作家都时常喊吃不消,他却无大妨碍,兴致勃勃率领老妻,一路喜气洋洋。

第三次就是在贵州,这一次,我干脆是与林斤澜同一个房间住,当时还很少让作家住单间,即使老同志也不能例外。我们朝夕相处,老少相知有素,天南海北说了很多。难得的是林斤澜始终有一份年轻人的好心情,能吃能睡更能玩,更能说笑话。与他在一起,你永远也不会觉得无聊。他喜欢谈论过去,褒贬身边的朋友,尤其喜欢对我倚老卖老,说他当年跟在那些老作家后面,像对待老舍什么的,那就是老老实实,小心翼翼地在一旁看着听着,就像我现在对待父辈作家一样。

又说有一次陪沙汀去看李劼人,李提出来要弄几个好菜招待,沙汀一口拒绝了,坚决不答应。这事让林斤澜一想到就连声大喊可惜,李劼人是老一辈作家中赫赫有名的饕餐之徒,他一出招,亮两手绝活,后来的美食家汪曾祺和陆文夫,都得乖乖地服输靠边站。林斤澜说自己当时那个动心,那个懊恼,这不只是一个解馋的小问题,关键是可以大开眼界,领略大师的美食风范。这么好一个机会,活生生失之交臂,焉能不着急,岂能不跺脚。

林斤澜也喜欢玩点收藏,不收藏珍版书,不收藏名人字画,藏书也不算太多,可是他收罗了大量的酒瓶。跟他在外面一起周游,看到有点奇怪的酒瓶,他的眼睛便会像顽童一样放光。我已经记不清是在什么地方,反正是去参观一家工厂,专门为各种名酒做酒瓶,五花八门琳琅满目,林斤澜看了,从头到尾都是感慨,我们就不停地问他想要哪一个,他东看西望,一个劲地喊:

“好确实是好,可太多了,不好带呀!”

还是在贵州,我们天天吃火锅,看着汤里翻滚的罂粟壳,终于明白为什么会好吃,为什么会一筷又一筷不肯停嘴。离开贵州前,我们异想天开地想带点回去,结果东道主就弄了一大包过来,明知这是违禁之物,飞机上不可以携带,可是我们光想着回家也能吃火锅,还是每人悄悄地分了一包。看到林斤澜很孩子气地跟大家一起冒险,我们感到很高兴,都觉得有他老人家陪着,闯点小祸也没关系了。所幸安检都没事,当年还不像现在,有胆子试试也就蒙混过去了。

8

鲁彦周先生安排一批老友去安徽游玩,给我这晚辈打了个电话,让我陪陆文夫去,说是一路可以有个照顾,可是陆突然感到身体不适,临时变卦不能去了,我又不愿意独自成行,结果便把储福金拉了去。这其实又是一次小规模的右派分子聚会,自然还是热闹,动静很大,有王蒙,有邓友梅,有张贤亮和邵燕祥,还有东道主鲁彦周,都是老右派。在一个风景如画的景点,鲁彦周很遗憾地对我说,考虑到兄弟们年龄都大了,此次出行专门请了医生护驾,可是没想到就算如此高规格的安排,老陆还是不能来,真是太可惜。又说老陆真要是来的话,能玩则玩,随时又可以走,这多好,老朋友能聚一聚不容易。言辞很悲切,他提及当年曾想约我父亲到安徽看看,总以为时间很多很容易,没想到说耽误就耽误了。

陆文夫与鲁彦周同岁,比他早走了一年。在陆文夫追思会上,江苏一位老作家用“备极哀荣”四个字来形容,这个说法很值得让人玩味。从世俗的角度来看,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写作的这批老作家,很多人虽然被打成右派,历经了种种运动之苦,只要能写出一些货真价实的东西,后来都能名利双收,晚年总体上还是比较幸福。国家给的待遇也不算太低,方之走得最早,沾光最少,仍然分到了一套在当时还说得过去的房子,高晓声是三套,陆文夫只有一套,但是就其面积和规格,已足以让人羡慕。

父辈作家最大幸运是熬到了“四人帮”被粉碎,有一个新时期的大舞台供他们大展身手。否极而泰来,重塑文学辉煌的重任,既幸运又当仁不让地落在了他们身上。没有他们,就谈不上什么新时期的文学繁荣,而我们后来的这些作家,其实都是踩在父辈肩膀上,才冒冒失失开始文学创作。必须以一种感恩的心态对待他们,然而要重新评价前辈,却不可回避地会遭遇到两个问题。首先,如果最初的青春岁月不被耽误,不被摧残,不是鲜花重放,而是一直尽兴地怒放,他们的文学成就会达到一个什么样高度。其次,当耽误和摧残这些词汇不复存在,待遇被普遍提高,地位得到明显上升,作家的镣铐被打开以后,前辈的实际成就又究竟如何。认真地研究这些,对当代文坛的创作无疑会有好处。

晚年的陆文夫时常会跟我通电话,基本上都在谈他的身体状况,或是由身体引起一些话题,服用了什么药,效果如何。试用了某种进口药后,他非常热心地推荐给我伯父服用,因为伯父也是肺气肿。这时候,对文坛他已没多少兴趣,更多的是反过来关心小辈的健康,提醒我不要不顾一切,犯不着为写作玩命。烟早就不抽了,酒也不能喝了,他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长者,一位非常慈祥的老人。

江南的冬天非常难熬,因为没有暖气,数九严寒北风怒吼,在室内待着很难忍受。陆文夫的肺不太好,呼吸困难,有一次他向我抱怨,说空调里散发出来的热风,让他觉得很不舒服。我不知道如何安慰,只能埋怨气候不好,我们正好处在不南不北的位置上,纯粹北方就好了,房间里有热水汀,地道的南方也行,干脆气温高一些。江苏的气候要么把人热死,要么就让人冻得吃不消。此后不久去上海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奖,快经过苏州的时候,我想到了卧病在床的陆文夫,想到了空调散发的让他不爽的暖风,突然决定中途下车,直奔苏州的电器店,买了一个取暖油汀,然后送到陆文夫家。他感到很吃惊,没想到我会出现,更没想到我会给他送这玩意儿。我也觉得很有意思,怎么就会灵机一动,为什么不能早点想到呢,取暖油汀使用起来,显然要比空调舒服。

这是我与陆文夫的最后一次见面,早就知道他身体不好,早知道不可能恢复,早知道会有那么一天,就跟自己的父亲当年过世时一样,明知道事已不可避免,明知道那消息就要到来,可是从感情上来说,还是不太愿意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