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2008年您去上海参加一个关于巴赞的研讨会，多年来，有人会用巴赞的理论来分析您的电影。当时您跟我说，从未看过巴赞的理论，为了参加那次研讨会，就读了一些。那后来对自己的电影和巴赞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样的看法？
侯：我那时候不知道巴赞是谁，就问我公司在法国念电影的筑悌，我说你帮我找一下片子，因为有一个讨论会。她说巴赞没有片子，他是《电影笔记》创始人，喔这样子！台湾好像有出一本叫作《电影是什么》，我看了一下他的评论以后，才知道怪不得他们会找我讨论巴赞，因为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还在这边，是恐龙没死还存在的案例。
因为先有理论你是做不到事情的，先做最后才会了解，去做了才知道。做有做的客观条件，台湾一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电影工业，虽然以前很蓬勃，但我很快不喜欢电影工业里的操作，包括演员也好，明星也好，我感觉都不够，尤其拍到自己经验的时候，知道他们没有办法做到——就是演员没有办法让我相信，因为他们会有一种惯性，没有真正的professional，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我就会去找一些真实的非演员。
一开始是方便，慢慢就会越有兴趣，不要改变他，而是把他摆在现实里面，让他有现实感。然后不能告诉他怎么演，因为选这个人，基本上是在用他的特质，放在现实里面，制造一个situation让他进去。包括长镜头啊也是这样子，因为不能用短切镜头一直跳嘛，一直跳他被打断怎么进入情况，我是为了解决非演员不会演只能来真的而这样做，结果就好像是在实践巴赞的理论，那种捕捉现实的镜头方式。
那种写实主义的拍法，我是为了解决非演员的问题而做到的。因为对真实有种迷恋，尤其是拍自己的记忆，所以对现实世界是有一个目光的。
白：2009年创办“金马电影学院”，您担任校长。金马电影学院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创办的？是您自己的主意吗？还是别人提的？
侯：金马奖想办，我就跟他们讲韩国釜山影展的AFA（亚洲电影学院）是怎么运作。
学员他们想看我怎么拍片的，我说这很麻烦，因为拍片不是马上的事情，导演其实在想事情，是很长的一个过程，很多细节的勾勒，现场也看不出来。不过他们蛮好玩的，都是华人。
白：学员来自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
侯：对，新加坡、澳门，有的是从韩国来的华人、美国的华人，还有缅甸的。我主要讲中文，他们听得懂，用英文很累，弄半天，大家沟通很不方便。
说到缅甸，他们来要拍短片，其中有一个故事在台北（新北市）的缅甸街——中和那边有一条缅甸街——为什么会有那区块，因为1960年代的时候，那一块最偏僻，地价最便宜，所以很多缅甸华侨来，大多聚集在那边，叫华兴街，招牌很多缅甸的；也有云南的啊，因为国民党部队也有云南的撤退到缅甸。
但是（学员）来的时间两星期太短——以后要长，经费要多。除了机票，学员自己出一部分，这边出住宿啊，所有费用都这边出。我们招收了十六位学员，分成两组，各拍一个短片，他们分工合作，从剧本到剪接。我们作一些制片上的支援，或是剪接完，廖庆松带他们修改，结业时他们观赏自己拍出来的片子在银幕上放，都很high。第二届我的想法是，上一届有哪些人可以再来的——我感觉不错可以再来的——他像种子一样，连三届都可以来；还有新的（成员）。
然后呢，以后拍短片要用底片拍。因为我发现他们学的都是HD之类，但是用底片拍，感觉不一样，要让他们建立对影像的质感，不然他们没有质感的要求。就是说要有对影像魅力的美感，心中才有一种依据；即使用HD，也会往影像上追求，而不是只在人的表情或戏剧上着力，拍得跟电视剧一样。
电影其实没什么——他们一直在讨论，去大陆也在讨论本土化怎么国际化——美学而已嘛，当然是从自己熟悉的、有感情的、有话要说的东西开始拍，拍得好，有表达的能力、美学的形式，艺术有种高度，全世界都通啊，这就是国际化。不然是要去迎合国际吗，怎么迎合！
如果学员来的时间长，可能用底片拍，找地方政府合作，现在大家都想promote观光，那正好啊，他们至少会补助一些旅馆费、餐费，再补助一些钱，就更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