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潘的一生
1980年1月20日，《纽约时报》杂志
我从1975年4月开始寻找我的朋友狄潘。红色高棉军队命令柬埔寨人从自己的城市里撤离时，我没能保护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消失在柬埔寨的内陆，那里后来成为死亡集中营，数百万人在那里丧生。狄潘在我们被抓的那天救了我的命，而我却没能像他保护我一样去保证他的安全，这个阴影一直伴随了我四年半。
后来，1979年10月3日，狄潘越过了柬泰边境，也穿过了自由的边界。这是一个关于战争和友谊的故事，讲述一个破败国家经受的苦难和一个男人的求生欲望。
1975年7月——自从4月20日我和潘被迫分离后几个月的时候——一位认识潘的美国外交官写给我一封安慰信。这位曾在金边工作过的外交官深知从柬埔寨这样一个国家中安全逃离的概率有多小。这个国家正在变成一个充满恐惧，到处都是清洗运动的“杀戮场”。但他写到：“我相信，从进化论上来讲，潘会是个幸存者，我认为他抓住一个合适机会溜过边境线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潘确实是幸存者。刚刚溜过边境线进入泰国时，他瘦弱不堪，牙齿正在变坏，双手因营养不良而不停地颤抖——但他并没有被压垮。
潘的力气渐渐恢复了，他想让世人知道这里发生过的并且还在继续发生着的一切。他想讲述柬埔寨出现的这些令人无法想象的数据：1975年，总共七百万的人口中，大约有二百万甚至更多的人死于屠杀、饥饿或疾病。
第一次遇见潘，是在1972年，当时红色高棉与美国支持的朗诺政府之间的战争已经开始两年。那一年中有几个月我为《纽约时报》在南越采访报道河内政府的一次大规模袭击，之后来到了柬埔寨。潘曾为我们西贡分社的总编克雷格·惠特尼工作过一段时间，克雷格偶尔会去金边，在那里潘是他的助手。那年九月的一天，当我乘坐的飞机在波成东机场着陆时，潘早已收到我的电报，正在机场等着接我。
他的笔记本里记满了上次《纽约时报》来访之后发生的事情。他已经在金边酒店为我预订了一间带有阳台的宽敞房间，我的记者证和发送电报许可证明也都备好了，而且他还列出了一张很有价值的建议单，告诉我应该去看些什么，应该去采访哪些人。我立马就感觉与他很投缘。
很难描述友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因为很多时候它的成长是基于看似矛盾的源头——互相之间的需要，相互间的依赖，众多共同的经历，甚至来源于地位不等的人之间的相处，如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服务。
我们之间的联系通过这些方式得以发展。其他一些记者和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也会争抢潘为他们工作，但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会礼貌地拒绝他们，只为我一个人工作。到1973年中，他对报社的价值已经非常明显。在我的催促下，对外编辑部将潘收为正式的特约通讯员，每月可以拿到固定的薪水，这使得他完全不必再为其他记者帮忙，很多记者也因此公开表达了他们的失望之情。
潘和我很早就认识到，我们两人对战争的看法非常相似。我们都不关心地方政治或国际政治，也不关心什么军事战略。我之所以被这里发生的故事吸引，是因为在我的感觉中，柬埔寨作为一个国家被其他的力量推入战争的漩涡中，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被无情地充当了战争的牺牲品，这个国家所经受的苦痛很大程度上被世界忘记了，因为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临近的越南身上。促使我和潘关注柬埔寨的是这个国家里的人——很多十岁左右的孤儿穿着军装，扛着几乎跟他们一样高的步枪；断肢的人躺在污秽之中，挤满了医院；不多的营养不良理疗诊所里，骨瘦如柴的婴儿发出刺耳的呻吟，咳着痰，在你眼前死去；睡眠不足、没有薪水的士兵在前线冒着猛烈的炮火，依靠着脖子上戴的“魔法”辟邪符来保佑平安；而与此同时，他们的将军在距离战场数英里的后方，刚刚用完丰盛的午餐，正在午休。然后还有那些难民。白宫的政策制定者们只建议给予价值几百万美元的救援物资，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提供将近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样的政策是以柬埔寨的难民问题并不严重为基础制定的。然而潘把我带到挤满了人且食物严重不足的难民营，还带我到离金边不远的土路上，在那里，如织的村民抛开了自己的家和稻田，踏上逃离战争的道路。
然而，我们并不总因战争而沮丧，沮丧的对立面就是兴奋——活下来的快乐和获得大故事的兴奋。潘和我一起报道了很多大故事，比如1973年，一架美国B-52轰炸机因为一位机组人员的失误，激活了电脑控制的归航系统，在距离金边东南三十八英里、人口密集的湄公河畔城镇乃良扔下了二十多吨的炸弹，大约有一百五十人被炸死，另有二百五十多人受伤。倍感羞辱的美国使馆淡化了损失的严重程度（“我看到城里有一些炸弹，不过也算上什么大灾难。”大使馆空军武官说），之后就试图阻止记者去现场。第一天他们得逞了，我们没能登上直升机和河上巡逻艇；但是第二天，好胜心和我一样很强的潘通过贿赂和甜言蜜语，成功地使我们两个人偷偷登上了一艘巡逻船。我们最先带回了这个完整的悲剧故事。
但最开始我们被乃良的军队囚禁在一个屋子里，过了一晚——我们一直认为是美国人下的命令。我们和一些幸存者在那个屋子里待了一晚。他们整夜未眠，听着飞机的声音，满心恐惧，害怕还会有另外一架“友方的”飞机播撒下死亡。
我们乘另一艘巡逻船经河返回的路上，船员对赶紧把我们送回金边并不太感兴趣，他们也不管我们着急赶在晚上电报局关门前及时将文件发回本部，相比之下，他们更关心的是搜集河岸上红色高棉的机关枪和火箭发射器藏匿点。每当他们感觉看到些什么时，不管是漂浮的木头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他们都会调转船头向河边开去，用口径零点五英寸的机关枪扫射一通。
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们肯定来不及发电报，因此在我狂乱的指令下，潘对那几位船员说，如果他们能先不管那些军事目标，全速开向金边，他将付给他们双倍的贿赂。他们完全无法理解我们的动机，一定觉得我们是疯了，但由于他们的薪水实在少得太可怜，所以还是按照我们的要求做了。
正是这样的日日夜夜，将潘和我拉近在一起。
◆
这段过往的经历，是我做记者时写下的所有故事中最难记录的一段，这是我内心的故事，全都倾倒出来是多么的困难。叙述潘和我的这一段经历，需要的不是浪漫的记忆，而是内心的坦白和直率。我的内心暴露了出来，异常脆弱。我很紧张，想象着他读到这些会怎么想。我写着这些内容时，右肩胛骨因紧张而阵痛，就像1975年4月里的那段时间一样，当时美国使馆刚撤离，金边即将陷落。我们每天都在金边市内和周边慌乱地四处奔走，想要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推测军队到底有多远。我们晚上都是在电报局度过的——我打字，而潘则催促电报发报员加紧工作，尽快将文件发出。我们的两位司机，希阿和萨伦也在那里，不断给我换湿毛巾，送来一杯杯的淡茶，使我能保持着清醒。城内的电力已经中断，也没有空调可用。在我快要撑不住的时候，萨伦就会用一种柬埔寨传统的按摩法给我按摩肩膀，扯我的耳朵，使我重新清醒过来。
现在，在我周围散乱的文件中就有一张萨伦的照片，照片中的他光着上身，流着汗，正在扯我的耳朵。看着这张照片，我的心情一点都不轻松。萨伦已经死了。1977年，红色高棉不明来由地决定要杀掉他们村子里所有的男人。后来，萨伦的妻子在暹粒省碰到了潘，她说红色高棉把萨伦的双手绑在身后，拖他出去，萨伦惊恐地大哭，祈求他们发发慈悲。
我在脑海中搜寻稍微快乐一点的时光。还记得1974年，我们一起去马德望游玩，我和潘边吃着美味的鱼，边抽着大麻——那是他第一次抽，之后我们又嬉闹着穿过小镇漆黑的街道，还在检查站里对着天上的月亮高声吼叫，吓到了那里的士兵。我还记得1973年底，当时异常烦躁，急需休息一下喘口气，于是我们飞到磅逊的一处海边度假区，在海滩上玩了三天。我看着潘在水中，嘿嘿笑着，顺着岩石摸索可爱的螃蟹。
但当我回想那些战争岁月时，残酷的回忆蜂拥袭来，支离破碎的记忆，没有次序，喧嚷着一齐涌进脑海。
1973年，国务卿基辛格一位傲慢的部下托马斯·O恩德斯接任埃默里·斯旺克的职位，成为驻金边代理大使。埃默里·斯旺克早已厌倦了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拒绝继续负责美国在柬埔寨的大规模轰炸，而基辛格也因此降了他的职，把他打入了国务院的冷宫。恩德斯毫不掩饰自己对柬埔寨人无法打败红色高棉军队的鄙视，对轰炸也毫不忌讳。根据参与者所述，他在大使馆召开了轰炸布置早会，并精神愉悦地确定了地毯式轰炸目标，轰炸将由大型B-52轰炸机完成。
恩德斯在金边还有另外一个名声，一些听者认为他的言论冷酷而且充满种族歧视倾向。在鸡尾酒会上、外交晚餐上以及媒体发布会上，他都会用反问的语气说：为什么柬埔寨人不会像西方人一样珍视人的生命。如果他们真正珍视生命的话，他假定说，他们就会愤怒地起来反抗那些每天在首都发射火箭弹杀死无辜平民的恐怖分子，他们就会冲向农村，沉重地打击红色高棉军队。
年轻的红色高棉士兵
潘听说过恩德斯的言论，但未置评论。最终我实在忍无可忍，就问潘，如果这位外交官问起他这个问题“相比其他民族，高棉人对所爱之人的死是不是不那么关心？”他会如何回答 。
潘垂下头，过了几分钟。然后，他轻声说道：“不是这样的。你自己也看到那些人们所承受的伤痛。可能唯一的不同就是，柬埔寨人的悲伤不会在脸上停留太久，我们的伤痕刻在心上，经久不平。”
1975年，红色高棉的火箭弹开始射往潘一家人住的区域。有一天早晨他上班迟到了。他解释说，正当他准备从家里出发时，一枚火箭弹冲进一户邻居的房里。一个六岁大的小女孩儿受了重伤，她的肠胃都悬到了外面。潘开车带着她飞奔到医院，一路上，孩子的母亲尖叫着、哭泣着。最终这个孩子还是没能挺过来。
1975年，我们在湄公河畔的乃良做采访时看到的情景也是战争的百态之一。当时，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河港被红色高棉军队包围着，他们不断地用火箭弹和迫击炮轰炸这片地区。三万难民受困于此。食物短缺。重伤员过多，而投放药品的直升机又太少，有些伤员要求赶紧杀了自己，也不愿躺在那儿痛苦地慢慢死去。潘和我在1月14日乘直升机抵达，我们着陆的草地上全是死尸和垂死之人。每隔十五分钟左右，就有一枚炮弹呼啸着落下，炸死或炸伤大约六名平民。在那所很小的军事医疗所内，浸满血的地面上，一个十一岁大的男孩儿刚刚死去。混乱中，没人去盖上他的身体，甚至没人合上他大睁的双眼。
返回金边时，我急于将拍摄到的胶卷发到西贡，从那里可以通过无线电传真将照片传到纽约。今天只增加了一趟航班，是美国使馆的飞机，再过半个小时就要起飞。我跑向机场大楼，恳请使馆允许用这架飞机传送我拍的胶卷，同时派潘带着胶卷到停机坪上等着，万一飞机提前起飞，他能想办法说些好话，把胶卷带上飞机。我带着使馆的许可返回时，潘却消失了。停机坪上的美国人——穿着平民衣服的军队人员，负责监督美国军用物资往金边的运输——都不告诉我潘到底怎么了。飞机起飞前五分钟，我发现潘在几百码以外的一个仓库后面向我招手。
他告诉我，一位美军上校用了一些关于安全的理由，命令他离开机场。华盛顿方面主张在这里不应指手画脚，认为柬埔寨人应该自己来处理自己的战争，然而这里一位美国军官却命令一位柬埔寨人离开柬埔寨机场。
“美国人现在是这里的国王，”潘沮丧地说，“这里已是他们的土地，不再是我们的了。”
我要求美国使馆对此做出解释，并要求他们向潘道歉。但他们未做任何回应。
我们的生活就这样继续着——紧张的经历一次接着一次，用正常生活的标准来看这很不正常，但在一个危机不断的国家中，这一切却极为自然。我们努力减轻紧张情绪——为了精神不致崩溃，我们必须这么做，必须抛开那些血腥的画面——我们吃好吃的，我们经常太过响亮地大笑，有时晚上我们会畅饮，还抽大麻。中央市场里有很多卖大麻的，价格也很便宜。（潘抽了一次大麻，就戒掉了。）
我驻扎在新加坡，去柬埔寨出差越来越频繁，停留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我已经成为了战争的一部分，这对我的妻子詹妮丝和两个年幼的女儿杰西卡和丽贝卡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我和她们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有一次，在柬埔寨停留了三个月之后，我回到新加坡，发现当时只有五岁大的杰西卡非常害羞，总是跟我保持着距离。我把她带出来，问她出了什么事。“没有什么，爸爸。”她很不舒服地说着，努力地搜寻着不至于冒犯我的表达，“我爱你。但总也留不住你。我刚了解了你一些，你就又离开了。”
但我还是不停地回到金边去，对那些故事的迷恋填满了我的生命。潘也深陷其中，部分是因为我，但也有一些他个人的原因。战争刚开始时，他并没有做新闻记者的经验，但随着在这方面的技巧和兴趣的增长，他开始从新闻中找到了一条揭示本国人民苦难的道路。
1942年9月27日，潘出生在暹粒镇上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家里有三个兄弟和两个姐妹。他出生的小镇位于这个国家的西北部，距离著名的吴哥窟很近。潘在那里一直读到高中，在学校里学习法语，在家中自学英语。1960年高中毕业之后，他找到一份翻译的工作，为当时驻扎在柬埔寨的美国联合军事援助团翻译柬埔寨当地语言高棉语。1965年，柬埔寨与华盛顿断绝关系，指责美国军队从南越向柬埔寨边境乡村发动了袭击。美国人离开后，潘又找到一份工作，为当时正在拍摄《吉姆老爷》的英国剧组做翻译。
其后，他在柬埔寨最著名的一家旅游酒店吴哥奥尔森酒店中做接待，酒店就坐落在吴哥窟正门的对面。1970年战争开始时旅游业就停滞了，于是潘带着妻子瑟摩恩，还有他们的孩子一起来到金边，为一些外国记者做向导和翻译。
随着战争的持续和形势的恶化，我对潘催促得越来越紧。有事情催促着我，于是我就催促潘。我总是逼迫他再快一些，再多做一些，再多采访几个人。比如，金边电报线路时常中断，每次中断时，我就会派他去电报局，劝骗贿赂接线员，让接线员为我们开特例，重新开始发报。每次发出故事的进度受到阻碍时，我的嗓门就会高起来，要求他去解决问题，尽管我也知道，在柬埔寨这样一个通讯系统极为原始的国家里，他经常什么也做不了。
他几乎从不抱怨，也不抗议。他说他从未生过我的气，不过我相信有时他很想举起椅子扔到我头上。但他坚持说理解我那些无力的行为都只不过是想要教会他如何成为一名成功的记者。“我从来都没有生气，”他说，“因为我了解你的内心。我还明白你是个希望所有事情都成功的男人。”
潘从那时起就是个很容易适应的人。他还试图给我加上英雄的特质，使我的形象更加高大——或许和我现在对他的描写一样。
然而，有那么一天，他的确表现出了不耐烦。我们采访了总理英丹先生。总理先生说的高棉语，潘只翻译出了字面意思，而我希望能发现话语间可以表现总理意图的细微处。潘先译出一个意思，接着又换了一种表达，之后我们就开始了一次紧张的争辩。我要求潘告诉我，他对英丹话中的真正含义是怎么理解的，我想要知道完全真实的想法。最后他愤愤地回应说：“我不能告诉你完全真实的想法——我只能告诉你八成，”他突然停顿了一下，“剩下的两成我要留给自己。”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我的性情。其他一些新闻行业的柬埔寨助理和金边酒店的雇员也都熟知我容易情绪冲动，都把我称作“Ankalimir”。Ankalimir是高棉远古传说中的一个魔鬼，他四处游走，遇到烦扰自己的人就切掉他们的手指，直到后来切到第一百个人——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没有手指。他的母亲说他一直都是个坏人，是时候改过自新了。他真的改过自新了。他的改变极为彻底，最后成为佛陀的一位得道弟子。
一位柬埔寨朋友解释说，我就是那样一个人，最初弄出很多凶恶的嘈杂声，但心底却是个好人。我很喜欢故事的结尾，接受了这个绰号，把他看作是战友对我的赞扬，虽然听起来有点儿批评的意味。
1975年4月12日，美国大使馆撤离的那一天早晨，酒店里的所有美国人，多半是新闻记者，都提前离开了房间。酒店的雇员们以为所有美国人都乘坐海军的直升机离开了金边，那时红色高棉离金边越来越近，他们感觉像被抛弃了一般，悲伤异常。然而，我们中有一些决定留了下来。我是第一个走回酒店的，当时是中午。看到我，接待员和房间服务员都振作了起来，兴奋地跳着，其中一个人叫起来：“Ankalimir还在这儿。”或许这些和蔼可亲的人们因我的出现又重新鼓起了勇气，好似我带来了某种特别的讯息，使他们感觉即使红色高棉攻破了金边城，他们也是安全的。
在我的脑海中，撤离那天的记忆清晰又混沌。但有一个人我记得非常清楚，《纽约时报》香港分社的主管乔·雷利伟德，他在最后几个周来到金边协助我们的采访工作。那天早晨7点钟，他敲响了我的房门。
他告诉我一切都结束了，使馆的人都在准备撤离，我们必须在8：30之前带上行李到那儿集合，9：30使馆大门就要关闭。第一个涌入我脑中的想法是打包行李的时间完全不够，这个想法真是毫无理性可言。我的第二个想法也同样很荒唐，我希望这只是一次撤离演习，因为实际上我并不想离开。
最终我理清了思路。我必须与潘聊聊。之前一天我们一直工作到凌晨3点钟，他很可能还在睡觉。首先，我匆匆跑到使馆，确认一下是否真的要撤离。确认了之后，我又跑回酒店，给潘发了一条短信，同时以防万一，我也把行李打了包。这或许意味着，在我与潘面对面谈过之前，我都不会做出最终决定。
潘来了之后，我迅速地将撤离的情况跟他说了一遍，问他是否想离开。我们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因此之前已经经过数次讨论并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如果感觉没有直接危险，我们就留下来。尽管留给我们的时间很少，但他的面色依然平静。他知道我想留下来，而且他认为眼前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因此现在没有什么理由离开。他说自己也想留下来报道这些故事。我们互相强化了彼此的冲动和欲望。他和我一样，都想看到故事的结尾。
但潘补充道，由于在他的住所周边不断有火箭弹落下，他想让妻子和孩子们撤走。我已经提前与一位富有同情心的使馆高级官员罗伯特·基利打过招呼，他也同意在使馆撤离那天，我可以带任何柬埔寨朋友一起去。我让潘赶紧回家，用他那辆破旧的绿色雷诺车带一家人过来，我则在使馆等他们。使馆现在被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包围保护着。
空中的直升机就像蜂群一样，不断地在附近的着陆点降落、起飞，将撤离人员送往暹罗湾里停泊的美国海军冲绳航母上，之后航母将驶向泰国。外国人、柬埔寨人和使馆官员组成的人流陆续抵达使馆，穿过一扇特制的金属门，然后爬上平板卡车，驶往着陆点。他们的脖子上都挂着一个棕色的标签，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他们中有一些眼中含着泪水，但多数都隐藏着自己的感情。有一些没有授权的柬埔寨人也试图进入使馆，但都被赶走。一位慌乱的柬埔寨男子从门缝里递进一张纸条，上面用英语写着：“你们能带上我和家人一起离开这个国家吗？”但是他在使馆没有任何关系。“递回去，”一位美国上校说，“把纸条递回去。”纸条从又从门缝里递了回去。里面的人都没见到递纸条那个人的脸。
9:20，距离撤离结束只有十分钟时，潘开着车带着家人赶来。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都登上了最后一辆卡车，这时一位也要登上同一辆卡车的军队武官试图说服我们和他一起走。当他意识到这是我们的最终决定时，武官拿出自己的自动步枪，说：“你不需要自卫的武器吗？”我对他说非常感激，但我非常笨，恐怕用枪会打到自己的脚趾。直到卡车开出使馆的后门，他仍在不停地要求我收下那把步枪。
11:13，最后一架直升机起飞了。设在一座足球场里的登陆点的尘土都已落定。天空也安静了。
突然之间，整座城市变换了一种新的奇怪氛围——一种空旷感，不可思议地出现在这个挤满二百五十万难民的首都里。美国人曾是留在金边的最后一股力量。现在，整座城市就像只剩下了我们，所有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我们彼此都不愿承认这一点，但气氛已经有些怪异。我们对留下来的西方人愈发亲近，他们中有七百多名法国殖民者，十数位记者，多半来自法国和瑞典，另有十数位国际救援组织的官员。这些人中另外还有五名美国人，有自由职业摄影师，还有一名酗酒的飞机机师，他因醉酒错过了撤离的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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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五天，直到红色高棉到来前发生的事情，多半都在当时的《纽约时报》上有报道。潘和我每天都开着租来的两辆奔驰，在金边城内和周边迅速地搜寻着，努力地想要采访到每一处前线阵地，每一所医院，每一位可能采访到的政府官员，然后将这一切拼接在一起，将愈发混乱的情势尽可能组成一幅清晰的画面。
那些日子漫长、疯狂，汗水四流。我们的生命都悬于一线，生活只能限于基本的需求。我们随身带着必需品，打字机和打字用纸放在车上，必须的生存小物件儿（护照、钱、换洗的衬衫和内裤、相机、摄像机、备用笔记本、肥皂和牙刷等）都扛在肩上，潘把这些东西装在旅行背包里，我的则放在一个蓝色泛美航空背包中。
尽管酒店的房间我还留着，但我们几乎不在那儿停留。晚上我们基本都在电报局里，写故事，或者努力去写。在卡姆博这个城郊地区的主发射塔被占领了，唯一的发报机是一台古老的“奇妙机器”，经常会过热，还总死机。我们每天晚上只能睡几个小时，睡在电报局地板的草垫上。几乎没有时间洗澡换衣服，不过因为大家都一样浑身臭味儿，谁也不会冒犯了谁。
我们也没有空考虑红色高棉占领首都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们留下的决定是建立在一个信念的基础上——回头看时，这个信念或许更像是一个虔诚的愿望和期待——他们获得胜利之后就能得到想要的，我们经常描写的恐怖活动就将结束，暴力行为将终止。我们希望这个信念能成真，毕竟交战双方都是高棉人，他们会找到一条和解的道路的。很多政府高官留了下来，也将性命赌在这个信念上。但后来他们中被抓的都被执行了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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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红色高棉开始了最后一轮攻击，他们冲向机场——金边城的最后一道防线。
首都里的人们仍然对外面的真实情况几乎全不知情，虽然一切距离他们都那么近。一些留下来的法国人仍在酒店的游泳池旁边下棋，坚信作为自殖民时期就居住在此的老居民，他们的生活不会被打扰。在附近的一条街道上，一位司机斜倚在路虎车的保险杠上，一手举着镜子，一手拿着镊子，正在拔下巴上的杂毛。政府的雇员们嬉笑着走过楼外长满青草的林荫道，例行每天早晨的行军训练，这是一项全国性的军备项目。两天过去了，政府新闻社没有任何关于美国人撤离的报道，却花费大量篇幅报道演员约瑟芬·贝克死亡的消息。政府广播报道新任命了一位国家工业、矿业和旅游业部长。酒店的餐厅里还供应美味的雏鸡肉，但有一位美国老顾客还是在抱怨，因为酒店没有冰了，他没法喝加冰的百事可乐。
这些离奇的景象在4月17日都结束了，那天是个星期四，新的统治者挺进了这座充满焦虑的城市。4月16日晚上，金边的陷落已经明显近在眼前。战斗中的炮火遍布了城市的各个角落，把天空照出一片橙色。最后一批政府军飞机——单引擎螺旋桨飞机，向下俯冲到树梢——投下最后的几枚炸弹，试图阻止红色高棉的推进，但却没有什么效果。成千上万的难民蜂拥至首都的中心，拉着他们的牛车，载着很少的物品，紧张而害怕。脱逃的政府军士兵也混迹其中。
潘转向我说：“结束了，都结束了。”我们互相看着彼此，第一次在对方的脸上看到对未来的迷茫。
金边陷落的那个晚上，我们整夜都在电报局写故事，时不时有炮弹在几百码外的地方爆炸。线路在4月17日早上6点之前中断，当时我的故事仍有两页没有发出去。我很烦躁，暴躁地对着电报局的早班主管抗议，纠缠着要他着手恢复线路。但是很快我就意识到自己的愚蠢，感到无地自容。那位主管接到电话，有一枚炮弹在金边南部他们家中爆炸，他的一个儿子被炸死，妻子受了重伤。他的同事们都在安慰他，他则努力控制着情绪，嘴唇紧紧地闭着。他打好领带，穿上夹克，赶去他奄奄一息的妻子住的医院，一句话也没说。
我们离开电报局，开车颠簸到城北角。太阳正在升起，但我的心情却无法舒畅。士兵和难民从崩溃的北部防线缓慢地撤下来。撤退的路线上火烧一片。
我们到达酒店时，从住的三层阳台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撤退的队伍，还能听到交火的声音。士兵都撕掉了军服，换上了普通百姓的衣服。早上6:30，我在笔记本上写下：“都城即将陷落。”
潘正听着政府电台的播报，电台里播放着军队音乐，完全听不出任何金边即将陷落的迹象。此前一天，隆波烈总理通过红十字会的无线电发射器向红色高棉一方发出了一份投降请求，请求红色高棉保证不对为政府方面工作的个人和组织进行报复。作为红色高棉名义首领的诺瓦克·西哈努克亲王在流亡地收到请求后，立即予以拒绝。前一天晚上，政府电台直到停播也未提及这次投降请求，广播只是说军事形势“越来越严峻”，并引用政府军领导人们的话说士兵们“决心战斗到最后一刻”。
潘的耳朵紧贴在收音机上听着，而已经两天没有洗澡的我决定冲个澡，换换衣服了。“如果我们今天得面对金边城的新统治者，”我开玩笑地说，“最好还是打扮得精神点儿。”他被我逗乐了，我在美国人撤离时的第一个想法是打包行李的时间不够了，而现在这个做法和当时的想法一样地毫无理智。我刮了脸，冲了澡，感觉重生了一半。上午7:20，关于红色高棉的消息突然出现在广播节目中，宣布：“我们已经准备好迎接你们啦。”
忧虑的金边市民准备着欢迎活动，他们用床单做成白旗，挂在窗户上、房顶以及洞里萨河和湄公河上的政府炮舰上。酒店外大街上，装甲运兵车内的机务人员在车前灯处插上了黄蝉花花束。
最初进城的红色高棉军队看起来友善而欢愉。他们穿着干净的宽大黑色军服，看起来一点儿也不邪恶，也不吓人。很快我们就意识到，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红色高棉——我们最终也没弄清他们是谁，或许是一些受误导的学生，想要分享“革命”，或许是政府绝望时耍的把戏，想要混淆颠覆红色高棉的成果——只过了几个小时，他们和领头人都被解除了武装，并被逮捕起来。真正的红色高棉接手，并开始了惨无人道的行动，把城市居民都赶到了乡下。这些士兵多半只有十几岁，很令人震惊。他们一般都很瘦削，像机器人一样，非常残忍，身上的武器像树上的果子一样多——挂满了手榴弹、手枪、步枪、火箭炮。
红色高棉最初取得胜利的几个小时里非常混乱，我们最初认为两军将和解的想法看似也很有可能，潘、我和一直与我们同行的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乔·斯温决定改路到电报局碰碰运气。电报发射器仍然不能用，我们没能发送出任何文章，有一位电报发报员呵呵地朝着我们笑：“这就是和平！这就是和平！”
上午10:40，我们在外面与一位红色高棉士兵进行了第一次交谈。他说自己二十五岁了，参加这场“运动”已经五年，之前还读过十年书。他骑着一辆自行车，宽松的黑色军服外面套着一件绿色政府军兵服。绿色的政府军军服上的铭牌已经撕掉了。他戴着一顶八角帽，拖着一双淋浴用拖鞋，脖子上挂着一只廉价的小型双向望远镜。和我们后来遇见的很多士兵一样，他拒绝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和军衔。我们猜他应该是个文官或军士。
红色高棉会不会实施报复，杀掉很多人呢？我让潘用高棉语问他。“那些有过腐败行为的人肯定要受到惩罚。”他说。
潘努力使他放松下来，有那么一会儿还真使这个外星来客露出一抹微笑。这是在他们控制下的两个周以来，我从红色高棉人脸上看到的为数不多的几次笑容之一。我递给他几支香烟和橙子。他拒绝了，说他们不允许接受礼物。我问他能不能送别人礼物：比如说那顶八角帽，能不能给我留作纪念？他冷漠地拒绝了我，笑容也消失了，然后就蹬着车子离开了。
我们在一家餐馆吃了百事可乐早饭，饭馆的法国老板非常高兴能有人陪陪，但饭馆里一点儿别的吃的也没有，于是我们走回了酒店。当时感觉出去转转应该还算安全，于是接着我们开车来到最大的民用医院比列科密列，了解一下伤亡情况。美国自由摄影师艾伦·索科洛夫和我们一道同行。只有很少几位医生在执勤。走廊的地板上的伤员血流不止，性命垂危。一个红色高棉士兵，身上结满了血痂，一位护士给他输了血，但他还是因严重的脑部和胃部创伤即将死去。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轻声呻吟着：“水，水。”几码外的地方，医院的卫工用拖把拖着地板上的血。他们在三具正在慢慢变僵的身体周围仔细地拖着。
我们不忍再站在那里看着这些场景，于是就离开了。但当我们进到车里，准备离开院区时，迎面遭遇了一队正向医院开进的全副武装的军队。我本能地向潘看去，等待他来指引下一步动作。我们以前也遇到过很难办的情况，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脸上露出恐惧的神色。他结结巴巴地对我说，一切听他们指示。我也在发抖，我想我们这次是死定了。但潘平稳了自己的情绪，开始向红色高棉士兵求情。他的双手放在头上，努力地想要说服那些士兵，让他们相信我们不是敌人，而只是来报道军队胜利的外国新闻记者。
士兵们拿走了我们所有的东西，车、相机、打字机、收音机还有背包，之后又把我们推搡到一辆装甲运兵车里，那辆运兵车是从政府军手上缴获的，属于轻型坦克，内部可以装运士兵。
我们三名记者和司机萨伦都被推到装甲运兵车里，只有潘留在外面。我们听到他在外面不断地用高棉语说着什么。我们很自然地认为他正在努力逃跑，争辩着不想被推进这辆运兵车。我当时的思路非常混乱，但我记得一直在企盼着，老天啊，潘赶快进来吧。或许这样还有些生存的机会，但如果你继续争辩，他们就会把你拖到街上直接开枪打死。
最终，他爬了进来，后门和舱门猛地关上了，装甲车开始隆隆地向前开去。车内寂静一片，几分钟之后，萨伦转向我，用法语问我是否知道潘在车外做了些什么。我说不知道，因为他们都是用高棉语交流的。萨伦告诉我说，潘根本就没有想要逃跑，他做的恰恰是相反的事情——努力地想要进到装甲车里。红色高棉军队让他离开，他们不想抓他，他们只想抓美国人和“大人物”。潘知道，如果没有他在的话，我们没有任何机会逃跑，因此他才争辩着不要跟我们分开，才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来换取救我们的机会。
装甲车驶过金边时，里面变得像烤箱一般。我们看着彼此惊恐的面容，身上汗如雨下。装甲车突然停了下来。两个柬埔寨人被推了进来。他们都穿着平民衣服，但潘认出他们是脱掉了军服的军官，想要逃开检查。其中一个很结实的男人，唇上方有一小簇胡子，穿着T恤衫和牛仔裤，他想要伸手将钱包硬塞到我后面的裤兜里。他用法语轻声解释说，他是一位官员，必须要隐藏身份。我告诉他，把东西藏到我身上没有任何用处，因为我们的处境都是一样的。潘把钱包拿过来，塞到我们屁股下面的一个粗麻布包里。这位官员的同伴，一位稍矮、瘦削的男子，留着平头，穿着一件印花衬衫和一条棕色裤子，脖子上用金链子挂了一个象牙佛。他把佛像塞到嘴里，开始祈祷——一种柬埔寨佛教仪式，可召唤好运，抵抗即将来临的危险。他的做法感染了我，我从口袋里取出女儿杰西卡两周前给我的一支丝绸黄玫瑰。两周前当时已经知道金边的陷落迫近，我忙里偷闲地和家人在曼谷休了五天的假，就是那时她给了我这支玫瑰。我把金属丝做的花茎切掉，一直随身带着这朵花儿，把它当成我的护身符。在汗水的浸泡下，这朵花儿已经变成脏兮兮的一团。我的右手握成拳头，把花儿紧紧地攥在手里，祈求着好运。
我抬头看了看乔·斯温，看到他眼中透出的神情，我的眼神也一定如他一样——确信我们即将被处死。为了保持尊严，抹去脸上惊骇的表情，我举起那朵玫瑰说：“看啊，乔，我带着杰西卡送的好运玫瑰呢。我们不会有什么事儿的。”他勉强挤出一丝笑脸，我知道他一定觉得我疯了。
与此同时，潘仍在不断地哀求装甲车司机，告诉他，我们不是士兵，也不是政客或别的对红色高棉怀有恶意的人。他坚持说：这里没有美国人，他们都是法国人，是新闻记者。我们之间不管说什么都用法语。索科洛夫不会说法语，于是我们双手交叉搭在嘴唇上，做了封口的动作，让他知道应该闭上嘴。
过了四十分钟，装甲车突然停了下来，后门叮当地打开。他们命令我们出去。我们起身爬过舱门时，看到两名红色高棉士兵端着步枪，枪口正对着我们。他们身后有一道沙子河堤，斜向下通向洞里萨河。索科洛夫和我眼神相交一瞬，都充满恐惧。我们都想着同样的事情——他们要在这里下手了，然后把我们的尸体沿斜坡推到河里。
但直到我们像僵尸一样爬出装甲车，也没有听到一点枪声。潘对着一个看起来像是官员的士兵，又继续开始哀求。整整一个小时，他不停地继续着——哀求、献媚、乞求他们能饶我们一命。这位官员派出一名情报员，骑着摩托车到城中心的几处指挥部请示。潘仍在不停地游说。我们继续等待着，心情低到冰点，但仍努力保持着希望。最终，情报员回来了，一番交谈之后，奇迹发生了。他们放下了步枪，并允许我们喝了一点儿水。我看了看潘，他谨慎地回以微笑。他办到了，我心想，他成功了。
奇怪的是，在得救的喜悦中，我最先想到的是我那些放在航空旅行包里的笔记本，这些笔记本在我们被抓时没收了。我觉得自己真是傻透了，这种时候还会想那几页纸。但这种损失的失落感势不可挡——那些笔记本里记录了过去三个月里我全部的想法和观察的一切。
仍然有人看守着我们，但一切都放松了下来。现在他们允许我们挪到一座距离大桥很近的混凝土建筑的阴影下，那座大桥在战争中早已被工兵炸毁。我们看着喜气洋洋的士兵从身边经过，带着满卡车抢掠的衣服、红酒、白酒、香烟和软饮料。他们把一部分战利品分发给大桥边上的士兵。我们还看到从金边向外转移的平民难民，人流源源不断——这是我们第一次亲眼获得证据，证明红色高棉将整个金边城超过两百万的人口都驱赶到乡下，去加入他们的“农民革命”。难民迈着沉重的步伐行走在路上，士兵则抢走他们身上的手表和收音机。
俘虏我们的这些人给了我们一些软饮料。他们中有一个还想耍弄我。他递出一瓶苏打橙汁，我伸手去接时，他突然把手抽了回去。最后我用高棉语说：“非常感谢。”——让他明白我是他的俘虏，完全在他的控制之下——之后他才把那一瓶饮料递给我，还扮着鬼脸。
下午3:30，我们获得释放。一辆吉普车突然驶来，我们的物品有很大一部分都在里面，包括我那件航空行李袋。我心怀羞怯地问潘，看他能不能把我那只包拿回来。
对于这个要求，他没有一丝异常的表现，立即开始和高棉人交涉。几分钟之后，一位红色高棉士兵胡乱地在包里摸索了一番，就把包递给了我。里面除了装着我的笔记本之外，还有一个装有九千美元的腰带和我的美国护照，如果他们有心看看我的护照的话，我的身份就露馅了。我们租用的那辆1967年产梅赛德斯奔驰车和我的照相机以及其他一些值钱的物件都被他们没收为战利品。
离开时，我回头看了看。和我们同样被俘在装甲车里的两个人还在监视下。那个稍矮的男子嘴里仍然含着佛像，一刻不停地祈祷着。在我们看来，毫无疑问他们是要被执行死刑的。
很久以后，我问起潘当时的非凡举动，问他为什么本可以逃跑，却还要与红色高棉士兵争辩，把自己也关进装甲车里。他用平静的语调解释说：“你不会说高棉语，我不能让你一个人留在那儿等死，却没有人能跟高棉军人谈判，努力让他们理解我们。即使我被杀了，我也要先试着和他们讲一些话。因为你我是一起的。当然我也很害怕，因为最开始时我以为他们要杀了我们，但我内心的声音告诉我要这样试一下。我了解你，懂得你的内心所想。换做你，也会为我这么做的。”
那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我们都处于精神亢奋中，就像一生都浓缩到了几个小时里。我们看到身边的朋友走向死亡，一些家庭乞求茫然无助的我们能对他们施以援手，路上挤满了被赶出城市的流浪平民。人群中有一些是从医院里出来的重伤员，他们仍躺在病床上，身上还挂着输血的瓶子。
我们获释后就向信息部赶去，因为此前红色高棉的电台广播要求战败政府的所有高官都到那里报到。我们发现有大约五十名犯人站在大楼外，周围由警惕的红色高棉军队把守。在我们想靠近他们的首领，希望进行采访时，这些军队也开始对我们有所戒备。囚犯中有内阁总理和将军，包括朗诺将军几周前就被流放的弟弟朗农准将。朗农是公认的柬埔寨最腐败的人之一，这时他正吸着烟斗，竭力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他很平静地对我们说：“我不知道他们会对我怎么样。”
一位红色高棉官员——看起来应该是一位将军，尽管和其他高棉军人一样没有佩戴任何军衔——在用扩音喇叭对着人群喊话，告诉大家他们会公平处理一切。他要求囚犯配合他们的工作，他说：“不会有任何的报复。”囚犯紧锁的面容说明他们并不相信这位官员的话。（这一批政府高官是否全部被杀不得而知，但朗农被执行死刑的消息很快就得到了确认。）
三位柬埔寨妇女突然走进紧张的现场。他们径直走向领头人，说她们是柬埔寨红十字会的官员，想要帮忙。她们都是一些具有高贵品质的中年妇女，致力于行善助人。但她们好像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那位领头人笑着感谢了她们的到来，之后她们就离开了，如来时一样突然。
然后，那位看起来最多不过三十五岁的红色高棉领导人转过身，和我们以及几位此前加入我们一行的法国记者交谈。他很礼貌，话也不多。潘做翻译。当我们问及是否可以通过电报将我们写的故事传回报社发表时，他说：“我们会用合理的方式解决所有问题的。”他还主动要求“转达我们对美国人民的感谢之情，他们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从一开始就在支持我们。”
他向潘建议，在信息部的这些外国记者都去登一下记。潘感觉这样会带来麻烦，很礼貌地拒绝了他的建议，并招呼我们赶紧离开。我们尽可能地保持着微笑，偷偷地溜走了。
正当这时，前政府总理隆波烈乘坐着他妻子开的车子，出现在信息部。他是个很有勇气的人，本来是可以和美国人一起撤离的，但却选择留下来试图完成权力的和平更迭。他最终失败了，现在看起来一脸愁容。他的眼睛红肿着，盯着地面。他是红色高棉特别列明应受死刑的七名“叛徒”之一，深知自己将要面对怎样的处境。我想赶紧脱身，但又觉得必须对他说些什么，潘也明白我的心情。我拉住隆波烈的双手，告诉他我很敬佩他，敬佩他为这个国家所做的英勇事迹。
潘也拉住他的双手。我感觉自己真是没有人性，竟然不能为他做些事情，只能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隆波烈努力地想做出些回应，却说不出来，最终咕哝出一句“谢谢”。这时，我们也必须要离开他了。
我们正走在回酒店的路上，一辆灰色的梅赛德斯向我们驶来，停在我们身旁。司机从车里跳出来，手里拿着几张纸向我们走来，他身形消瘦，边走边结结巴巴地说着话。来者是昂科敖，一位文质彬彬的中年人，曾在大学教过书，有时会为我翻译一些文件。过去的一周里，我曾请他监测政府电台广播的动态。他一大家子人都挤在车上，和所有其他人一样，他们也在红色高棉的撤离命令下准备离开金边。在这样的混乱中，在自己的家人身处险境之时，很难想象昂科敖竟然还在继续工作以完成自己的任务。
我看了看他递来的几张纸页，上面是他翻译的战败政府的最后一份广播，已经在中午前后发布了。政府发言人开始宣读一条消息，称双方已经开始对话时，与他同在广播间里的一位红色高棉官员打断了他，严厉地说：“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对话的。我们是来占领金边的，不是为了谈判。”
昂科敖和我互致道别，像举行一种仪式。我付给他劳务费，送上无力的祝福，希望他能好运。他也祝我健康，之后开车向西北，踏上了五号公路。又有一位朋友恐怕再也见不到了。
下午5：20整，我们抵达了金边酒店。酒店一片狼藉。红色高棉军队坐在门外的一辆卡车上，火箭弹发射器正对着酒店，空气中弥漫着不详的预兆。我向一位站在酒店门前台阶上的瑞典红十字会官员跑去，他是眼前可见的唯一一位外国人。“发生了什么？”我问。他透过单片眼镜瞅着我，平静地说：“他们给我们半小时撤离酒店。没有任何理由。”“他们什么时候下的命令？”我紧张地问。“二十五分钟前。”他回答说。
因此这座挤满人的酒店——红十字会曾试图将其变成受保护的国际区域——已经不再是一座避难所。我们只得采取应急方案，像其他留在金边的外国人一样到大约半英里外的法国使馆寻求庇护。
我用五分钟的时间收拾了那些原本对我来说可有可无的宽松衣服，因为乔·斯温可能会用得上，他的酒店房间钥匙和其他物品一起都已被红色高棉收缴。在我的房间里，更为重要的东西是，有一整碗柜的口粮，有罐头肉，很多罐水果、果汁和沙丁鱼，我们早有预见地准备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我在卧室里边把收拾好的衣服扔进手提箱，边喊索科洛夫把碗柜里的口粮都装上。他打包了一些东西——一听摩尔炖牛肉、一罐立顿冰茶粉和一听薄饼——对剩下的东西却都视而不见，其中包括一个水果蛋糕和一大罐粗粒花生酱。此后的日子里，我们常常会饿着肚子，因此也常常会和善地责备他的这次失误。
我们一路跑出酒店时，其他人都已撤走。红十字会在酒店的庭院里丢弃了几辆汽车，车钥匙都拔走了。我们带的东西太多了，就把衣物放在其中一辆丰田货车后，将车放空挡，开始推着这辆车向位于莫尼翁大道的法国大使馆走去。宽阔的大路上挤满了难民，他们弯着腰背着行李包，向未知的前方走去。他们的眼神中充满悲伤，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这样娇弱的城里人，根本经不起如此长途跋涉的折磨，很多人会死在路上。
在如浪的人潮中，人们弄丢了鞋子和拖鞋，各式各样的鞋子撒遍街道。轮胎瘪掉的车子被遗弃在马路中央。最后几场战斗中留下的黑烟弥漫了整座城市。从莫尼翁大道背面，有一队部队刚刚到来，他们全副武装，排成一队。我们经过时，双方互相看着，都像看到星外来客一般。
法国使馆里一片混乱。大门紧紧关着，还上了锁，以防外面的难民冲进来。但是成打的人还是进来了，其中也包括柬埔寨人——他们把孩子递过尖头的铁栅栏，然后把随身带的物品扔过去，最后自己再爬过去。我们也是这样进去的。
进到使馆区，立刻有法国官员按人种将我们分离开来。西方人可以进入到使馆的四座楼房内。（最终大约有八百人聚集到使馆区。）柬埔寨人和其他亚洲人只能在外面的草地上露宿。我准备带着潘和两位司机希阿和萨伦及其家人进入到楼里时，在接待大厅有一位带着看门狗的法国使馆官员阻止了我，但最终我们还是趁着夜色将他们带了进来。大约晚上9点，有一条消息传遍了使馆区，消息称红色高棉命令所有柬埔寨人离开使馆，到农村去。在使馆大楼外的五百名柬埔寨人整夜都处在焦虑中，也不敢睡觉，随时准备逃跑或藏起来。几天后，这条消息成为现实，柬埔寨人真被赶了出去。
红色高棉与我们一方（使馆官员、联合国代表和其他国际组织成员）之间开始展开对话，但即使是很简单的要求——从使馆外运来食物，空运撤离使馆区里的所有人——也都遭到了干脆的拒绝。红色高棉的态度很明确，在他们看来，我们以及我们的要求不仅不重要而且不合理。他们还称，金边城里的人“必须”撤离，“与你们无关”。更令人不安的是，尽管法国已经承认了他们的政府，但他们仍不顾国际上将使馆看作外国领土的惯例，随意进出使馆区，带走他们认为是“高级军官”的敌人。这里根本不能成为收容所，人们无法受到保护。他们还带走了一位柬埔寨将军，前总理施里马达。他在绵密的细雨中走出使馆大门，走入红色高棉的关押之中。“我并不害怕，”他被押到平板垃圾卡车上时说，他的背直挺，头昂得高高，“我已准备好为我的作为负责。”很快他就被执行了死刑。
通过使馆小小的前门观察到的红色高棉革命，我们可以对他们的“农民革命”窥到一瞥。毫无疑问，红色高棉完全颠倒了柬埔寨社会的秩序。他们抛弃了所有属于前任政府的东西，摒弃了主导城镇的消费社会文化，重新塑造了柬埔寨的农业形象。与我们交谈过的一些红色高棉士兵说到摧毁殖民者的遗迹时，他们使用了“净化人民”和“回到农村，回归农民”之类的短语。
“他们头脑中完全没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概念，”红十字会的一位外科医生莫雷·卡迈克尔在描述他工作那所医院遭到清空的事情时说，“他们把所有人都扔出了医院，断腿的、重症的和正在输血的病人都未能幸免。这些病人多数都将死去。简直太可怕了。”
4月18日，在使馆的第二天，法国人要我们准备好第二天上交护照，这样他们就能将使馆区内的人进行分类。这意味着我们所担心的事情是真的：和我们一起来的柬埔寨人无法受到保护。我和司机希阿、萨伦讨论过现实的情形。他们认为自己应该现在离开，那样总比后来跟着数百人的柬埔寨人群一起离开要更有机会一些。于是我给了他们一些百元的美钞，每人一千美元，以备贿赂时使用。离别的时刻迫近，我们都不忍看到对方。下午2：25，希阿和萨伦带着他们的家人，装了几包食物和其他必需品，从法国门卫偷偷为他们打开的后门悄悄溜走了，向北逃离了这座城市。
对于潘，我们还寄有最后一线希望：乔·斯温恰巧有两张英国护照。多出的那张护照也写着斯温的名字，但我们觉得可以做点手脚，把名字巧妙地改成潘的，这样他就有外国身份了。艾伦·索洛科夫用一支铅笔、一把剃刀和一些胶水开始了这项工作。斯温的中间名有连字符，因此我们擦掉“乔”“斯温”和那条连字符之后，潘就有了一个新名字。但这是个上层英国人才有的名字，叫安克提尔·布鲁尔，名字很拗口，潘用了好几个小时才练熟了名字的发音，用得像自己的名字一样。我们用潘的照片做了替换，第二天，即7月19日，我们将这本护照夹在我们的护照中间一起递交给法国人。一天后，法国人找到斯温，告诉他这种把戏根本行不通，他们说红色高棉也会很容易看出这是伪造的，而这样一来很可能危及整个使馆区。法国人说，他们会当场杀死潘，很有可能也会把我们杀掉。他们坚持要让潘离开。
我没有立刻将这一切告诉潘。我需要时间想想别的办法。同时我也在聚集勇气。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和斯温还有其他人一起商量，但谁也想不出能把他藏起来的办法。最终，我把消息告诉了他。
我问他是否能理解——我们已经尝试过所有办法，但还是没有头绪。他说能，他能理解。但我却想不通，无法直面这么可怕的现实。他救了我的命，而现在我却不能保护他。我恨我自己。
早上潘和我之间这次交谈并没有使我的良心和责任感有所疏解。我们交谈之间，使馆的工作人员在使馆区四处走动，告诉所有柬埔寨人必须离开。“我们很想帮助你们，”一位法国官员说，“但是没有办法。如果你们留在这里，会有麻烦的。你们最好离开这里。现在走时机还好，因为不久之后红色高棉就会来使馆搜查。”
潘把所有重要物品都塞进一个小包里。他销毁了一切可以把他与外国人联系起来的证据，将自己伪装成工人阶级的普通一员。使馆里所有其他的柬埔寨记者，多数都是自由摄影师，他们也都是这么做的，只有不多的几位留下了相机。有一些柬埔寨记者身边还带着家人。
我们把所有的“私人”食物、香烟和柬埔寨钱币都给了他们。我还给了潘两千六百美元，用作贿赂时用。4月20日上午10：15，潘他们一行一共二十一人聚集在使馆的前门，他们的物品放在一辆破旧得推着才能上路的丰田货车后。
我张开双臂抱住潘，想要说点什么有意义的话。但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潘也和我一样。
我看着他走出大门，在视线中消失，之后我头顶着使馆大楼，用拳头捶打着墙壁。
乔·斯温走过来安慰我。“你也是无能为力啊，”他说，“你完全无能为力。你等着看，一切都不会有问题的。他一定能找到边境逃走的。你了解他是多么足智多谋。”
此后的年月里，当时的场景，潘走过大门那一刻的场景，成为我眼前不断重复的噩梦。有时我会惊醒，想着一些当时可以用作保护他，使他留在我身边的策略。我是个幸存者，但却总不知该如何面对幸存下来这件事。
潘离开的那天晚上，法国使馆副领事让·狄埃克来到我们的驻区，简要地介绍了最近一次与红色高棉的谈判情况。他是个正派的人，二战时曾当过战俘，忍受了很多残忍的刑罚。现在他被身上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人们期待着他去拯救生命，但这些诉求他却无力响应。他先跟我们闲聊了一番，告诉我们他与红色高棉的谈判仍没有任何进展，渐渐地他的情感开始显露出来。从使馆区驱赶柬埔寨人使他非常懊悔而心痛。“我们不是警察，”他说，“但我们却得驱逐他们。他们在这里可能会被枪打死，而且还会危及到有牵连的人。”他的眼中涌满了泪水，声音颤抖而细微，充满痛苦，我们得伸长耳朵才能听清。“说这些真令人痛苦。我们做了这种事情，我们真不配做人。”他再也说不下去了，迅速地从屋里走了出去，没有再看任何一个人一眼。那一刻，我感觉和让·狄埃克贴得很近。
第二天，4月21日，使馆里余下的大约有几百柬埔寨人都被迫离开，这个时刻充满悲伤。柬埔寨丈夫和欧洲妻子被迫分离。使馆区一片哭声。
路易赛特·普瑞艾特女士是位比利时人，他的丈夫是位柬埔寨籍工程师，也要被迫离开。她用手帕捂着脸哭泣，她的丈夫温柔地抱紧她。“坚强，亲爱的。要坚强，亲爱的。”他轻声低语着。她完全无法自控，娇小的身子在哭泣中颤抖着，她的两个很小的女儿看着她，懵懂无知。
黄沙林是我的一位柬埔寨朋友，他曾在前政府的通讯系统里担任重要职务，现在他正要把自己七个月大的儿子送给一位法国人来照管。他给了我一些钱，让我存进银行留给孩子用。“你觉得他们会惩罚像我这样的人吗？”他问。我不敢对他说我的真实想法。“我想不会，”我说，“你又不是士兵，也不是政客。”我们两个人都知道事实不会是这样的，他的面色依然阴沉着。送走孩子这件事和对于未来的无望使他的妻子变得歇斯底里。她抓住我的胳膊，乞求着：“我的第一个孩子，唯一的一个孩子！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救救我们，救救我们！帮我们要一份证明文件吧先生，您可以做到的。”我这时完全不敢直视他们的眼睛。
九天后，4月30日，使馆内的最后一次撤离开始了，一共两辆卡车负责运送。拂晓时，头一辆运送卡车开往柬泰边界，车上载着使馆区里的五百名外国人（使馆共有外国人八百名）。我也坐在其中。我们凌晨2点起床收拾行李，一个小时后，当我离开使馆向卡车走去时，看到休息大厅里有个遗弃的塑料大箱子。那个箱子足够让潘藏到里面，我可以开几个孔给他透气。我僵在那里，深吸着气，盯着那个箱子。过了一会儿，有人叫我让我快点儿，要不就错过护送队了，我木木地走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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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半之后，在经历了一段季风雨水浸泡的旅程后，我们到达了边境。一路上撤离的人群不断因食物而发生小规模的争吵，路上我们还看到面色冷漠的红色高棉工作队在警卫的监视下用双手建公路、修大坝，不由地产生了敬畏和恐惧之情。我穿过那座摇摇欲坠的边境小桥之后，第一个欢迎我的是蔡博雷，他是美联社的一位柬埔寨籍记者，4月12日，他和家人乘坐一架通讯社撤离班机离开了金边。我们走向前互相拥抱时，他问我潘到哪里去了。“他没能来。”说出这几个字之后，我就泣不成声了。雷看着我，明白了一切，也跟我一起哭了起来。
我来到曼谷，开始为《纽约时报》书写关于金边陷落和我们被俘事件的长篇纪录。之后我和妻子孩子一起返回了新加坡。我又接到一份新的国外任务，妻子和孩子也已收拾好了行李准备回到美国的家中。但我还没有准备好重新面对“正常”的生活，用了很久重新整理了心绪才出发。
我们还没有到美国，就已经7月中旬了。妻子感觉到我的失落情绪，于是决定和我一起留在洛杉矶（也是她的家人所在的城市），等着我做出下一步的决定。一周之后，我出发赶往纽约去见编辑。我首先在旧金山停了一下，去探望潘的妻子瑟摩恩和他们的四个孩子。在《纽约时报》和一家与其合作的难民救援机构的帮助下，他们在这座有很多亚洲人的城市定居了下来。他们的生活费由《纽约时报》和我共同负担。
自从4月份从金边撤离起，已年届三十岁的瑟摩恩自然而然地对自己的未来产生了恐惧和迷茫。她现在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除了高棉语什么都不会说。在翻译的帮助下，我试图通过电话和书信来向她保证一切，但没有潘在身边，她还是茫然无方向。我在一封信中告诉她：“他要抵达边境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我知道不久之后他就会出来。”我去了她们的第一所房子，铁道旁的一座狭窄小屋。在那里拜访时就发现，这种美好的乐观态度是个错误。
几个孩子看到我很兴奋，瑟摩恩却心烦意乱，但努力地不表现出来。我们并排坐在沙发上，这时她突然控制不住，跑进了浴室。过了很久她才出来，眼睛通红，手里拿着一条湿毛巾。我求她告诉我有什么问题——尽管我本来就知道是什么原因。她犹豫了很长时间，最后才说了出来，她的话就像判决一样落在我身上：“我本以为你来的时候会带回潘的。”说着她又哭了起来。这时我给她讲了我们在使馆避难的全过程，告诉她为什么潘和其他柬埔寨人没有被允许留下来。
此后的几天，我不停地和瑟摩恩聊天，事实上也是在与自己交谈——要坚强，要保持着生存的信念，要相信潘的勇气、智慧和决心会帮助他度过难关。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跟踪了许多由成功逃跑者带来的关于屠杀和饥荒的消息，那些消息使我们两个人的信念出现过多次动摇。我们也没有别的途径来了解信息：柬埔寨停止了一切与外界的常规联系，没有邮件，没有电话，也没有电报，外人完全无法与他们的政府沟通，按照法律也不可能顺利入境。
我自己编造出一些情境来使我们相信：潘之所以没有越过泰国边境是因为他和父母在一起，而两位老人已是年老力衰，无法进行如此艰险的逃亡尝试；或者只是由于潘的谨慎机敏，这也正是潘一贯的特点，在成功的机会不是非常高的时候，他是不会着手翻越边境的。后者，结果被证实就是真实的情况。
在纽约，我终于说出注定要说的话——我想要离职一段时间，写一本关于柬埔寨的书。《纽约时报》的所有工作人员都能理解我的想法，因此同意了我的要求。我回到洛杉矶的家中，心情舒缓了很多，有时甚至还会有些振奋。但我始终无法将潘从脑海中推走，每当想起他时，我的思绪就会阻塞，书就无法再写下去了。
这时我会转而写信，写给所有能想到的人，寻找潘或搜寻一些和他哪怕只有一丁点关系的新闻。我写信给泰国政府，写给美国驻曼谷和新加坡的大使馆，写给个人难民，写给在泰柬边境附近工作的救援人员，写给国际红十字会，写给世界卫生组织，写给联合国难民署，写给东南亚的记者们和其他一些朋友，还写给一些情报官员和其他在边境执行任务的人，我想他们可能会通过某些特殊方式，甚至超越法律界限的方法来帮助我。
我给其中一些人写过很多次信，尽管我知道他们能帮助潘逃离柬埔寨的可能性极其微小。我印了五十张传单，每页传单上有两张潘的照片，之后在泰国与柬埔寨的边境上发放。这些事情填满了我的日子，有时会使我感觉自己在做些有用的事。在我看来，只要我能坚持这样做下去，潘就不会消失，也不会死去。
一位在泰国工作，也加入了搜救潘的活动的救援机构官员写信回复我，讲述了他自己的挫败经历，还有其他一些将柬埔寨朋友落在身后的西方人身上的故事。“每个从柬埔寨走出来的人，”他很沮丧地说，“都因此前发生的一切，经历过一段近乎心理崩溃的阶段。”
和写信一样，我也打了很多电话，一次又一次地拨通官方和非官方联系人的电话。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敢面对面地见任何人，甚至连我的家人都不行。我常常把自己藏在房间的角落里，在没有什么信可写，也没有电话可打的时候，我就会把当地报纸的每一页都读遍，或者看电视。
我甚至不敢去拜访潘的家人，我无法再次承受瑟摩恩的失望“我本以为你来的时候会带回潘的”。
因此一直以来我都是通过电话和写信与她保持联系。我还经常给负责照管他们一家人的救援机构写信，讨论瑟摩恩的适应问题。她是个坚强的女人，过去是，现在还是，但她因为潘而日夜焦虑，和我一样也睡不好觉。她常常梦到潘。有时是好梦，但多半时候都是噩梦。她总是会回想起金边陷落之前发生的一次小事故。一幅潘的画像，不知什么原因突然从他们的卧室墙上摔了下来，相框嵌着的玻璃都摔碎了，她为此痛哭不止，把这幅画像的摔落看成是与潘分离的预兆。每次回想起这件事，她都会啜泣。
两位新朋友威廉和特鲁迪·德波莎的出现使瑟摩恩和孩子，还有我都得到了新的生命支撑。威廉是一位房产商，曾率领一队勘测人员在越南工作过。特鲁迪是位企业主管，1975年在越南和柬埔寨志愿参加过难民救援工作。除了从法律意义上之外，他们两人事实上收养了瑟摩恩和她的孩子，带着他们去超市，坐公车，带他们走过美国错综复杂的官僚机构。在学校发成绩单时，他们还成为孩子们的代理父母，当时最小的一个孩子提托内尔各科学习成绩都不错，但行为举止的成绩却不好，常会得到“U”——这一项里，淘气的孩子一般会拿“U”，代表“Unsatisfactory”（不合格）。他的老师解释说，他是个好学生，但在课堂上总是不停地说话。
瑟摩恩正在学英语，但学起来比孩子们要困难很多，那些孩子在特别学习班里学得都很好。她当时选择在旧金山安家是因为这里已经有一小批柬埔寨人定居，这个决定真是很明智。作为东方人向美国移民的门户，数代的积累之后，旧金山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服务系统，以帮助像她一样的移民。然而，她的适应过程因负责她的那位社工而变得复杂了许多，那位社工一直认为瑟摩恩之前居住的环境非常艰苦，属于社会救济阶层。德波莎和我不断劝说那位妇女，告诉她瑟摩恩的经济状况良好，很有保证。但不管我们说什么，也不管我们怎么做，她的态度都没有丝毫的改变。
有一天，瑟摩恩的房东——那位社工的一位朋友——要非礼她，还对瑟摩恩说，如果她能给他点儿“好处”，他就不收房租了。瑟摩恩把他赶出了屋子。后来瑟摩恩向那位社工抱怨此事时，那位社工却说，作为一个“难民妇女”，就应该预见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样的复杂关系持续了几年之后，瑟摩恩渐渐积蓄了足够的自信，英文能力和独立生存的的能力也都已足够应对各种问题，她与那位社工也断绝了一切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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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2月，金边陷落后十个月，我们收到一封信，使我们的期待第一次有了坚实的基础。这封信来自沃伦·霍菲克，一位在泰国做难民救援工作的朋友。在信中，他说一位和潘是高中同学的难民带来消息称，几个月前看到潘在暹粒省，驾着一辆牛车，为所在工作队的人们收割稻米。那个人准确地描述了关于潘的大量细节，我不得不相信。暹粒是潘的家乡，他离开法国使馆时也正是朝那个方向去的。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瑟摩恩，但也告诫她，潘逃出来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
霍菲克在信中说，他自己也面临着同样的烦恼——要告诉柬埔寨朋友，他们那些尚在国内的亲人可能很久之后才能逃出来。“试着想一些温和的方法，让她接受这个现实。”他写道，又加上了一句很讽刺的感伤，“向他们解释说美国奇迹的时代已经结束，你也无能为力是多么残酷啊。”
霍菲克与抵抗团队的一些成员关系很好，这个团队会定时派出武装队伍到柬埔寨搜集信息，骚扰红色高棉，有时也会营救一些人员。我提出会给他们一定的报酬，希望他们能找到潘，把他带出来。沃伦负责安排了一切。游击队继续着他们的突袭，但从未找到过潘。此后只有一条类似的消息称见过潘。一年后，1977年的春天，我从两个信息来源分别得到消息说，有人看到潘在柬埔寨中部，离暹粒很远的磅同省出现。他们还说，消息显示他在一些反抗活动中很活跃。
这些消息都不太讲得通——为什么他会迁往远离边境的内陆呢？为什么没有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他会突然拿起武器呢？但这些信息来源一直以来都很可靠，我紧紧握住这些消息，就像抓住了救生设备。在红色高棉接管政权两年之后，柬埔寨死于屠杀和疾病的人已有成千上万，如果现在他还活着，那我就有机会再次见到他。
去年10月，潘逃出来之后，我问他那些消息是不是真的。他说第一条是真的：1975年下半年他确实在暹粒驾过牛车。第二条消息有误：他从未去过磅同省。但他有一位兄长去过那里，那位兄长的名字和他很类似，叫狄浦。1979年初，越南军队占领柬埔寨，推翻红色高棉政权之后，潘才知道他的长兄浦的遭遇。
浦曾在朗诺军中任上校。1975年，他与妻子和五个孩子逃往磅同。直到1977年末，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很好地隐藏了自己的军人身份，但之后还是有人告了他的密。红色高棉杀害了他们全家。潘得到的一条消息说，浦一家七口都被活活地喂了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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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春天，我回到《纽约时报》工作，做都市版的助理编辑。同一个周，1975年的普利策奖获奖名单宣布，我因对柬埔寨的报道获得了外国报道类的大奖。我代表潘和我自己，接受了这个奖项。
此后一年，我的家人也来到纽约，和我住到了一起。尽管这本书零零碎碎地写了一些，但远没有完成。不管怎样，我都觉得应该回到现实世界。
我仍继续写信、打电话寻找着潘，但工作繁忙使我无暇沮丧。
瑟摩恩时不时地会打来电话，忧心忡忡。关于柬埔寨大规模屠杀的新闻会不断地重新唤起她的疑虑，她会一遍遍地问我，潘离开法国使馆时所说的一切。“他准备越过边境吗？他是怎么叮嘱我和孩子的？”其实她真正想问我却害怕说出口的是，我是不是觉得潘还活着。我则不停地说，我相信他最后一定会安全地逃出来的，说这些话为了安慰她，也是在抚慰自己的内心。1978年初，瑟摩恩在柬埔寨社区的一位女性朋友建议她应该考虑一下再婚，至少是为了孩子也要考虑一下。那位妇女提到一位富有的柬埔寨鳏夫正在找妻子。瑟摩恩立即拒绝了她的提议，她要等待潘回来。
奇迹发生在1979年4月8日上午9点刚过一会儿的时候。我正在刮胡子，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来电的是我们巴黎分社的安德里亚斯·弗洛恩德。“西德尼，我有个好消息。”他说。然后他告诉我，一位驻地在巴黎的东德记者跟随一批苏联阵营的记者穿越了柬埔寨，经过暹粒省时，那位记者碰到了潘，并从潘那儿给我带来了一条口信。口信一共有八个词，是用英文写下来的——这是我听到的最美妙的八个词：“狄潘幸存，暹粒吴哥。”我真想穿过电话亲吻安德里亚斯，将来某一天，我一定要当面亲吻他。
之后我打通了那位东德人格哈德·里奥的电话，他是《新德国》杂志社的记者。我就像个疯子一样，想要弄清关于潘的一切细节。他用与我的兴奋判若天壤的平静语调说，2月15日，他在吴哥窟的寺庙群附近遇到了潘。潘把里奥拉到没有人能听到他们谈话的地方，用法语让里奥帮忙给我带一条口信。“这条消息会让他开心起来的。”里奥引用潘的话说。潘还对里奥讲了自己的大概情况，告诉里奥自己曾为《纽约时报》工作过，告诉里奥红色高棉到来之前，他就把妻子和孩子撤离了柬埔寨，还告诉里奥，他是靠着伪装成普通的工人，才躲过了红色高棉的清洗。
这一切都发生在1979年1月，当时越南军队刚占领柬埔寨之后不久，推翻了红色高棉政府，并建立了自己的代理政权。数十位苏联阵营的记者在越南人和莫斯科同盟的保护下来到柬埔寨。里奥对延迟两个月才传来消息表示歉意，但他解释说，探访柬埔寨之后，他又回到越南做了报道，刚刚才回到巴黎。
他说潘看起来“健康状况还不错”。更重要的是，潘还让里奥给我带了一张他的照片。那张照片里的潘穿着宽松黑色衣裤，站在几座不大的吴哥窟庙前。从拿到这张照片起，我就给它加了个相框，一直放在我的办公桌上。
有一张他的照片放在眼前满足了心里的期待，但这些并不能切实地减轻我的恐惧。从所有的难民处得到的消息都可以明确的看出，在柬埔寨，今天的生存并不能保证明天的继续存活。
然而尽管不断有各种令人沮丧的消息传来，我和瑟摩恩也都在离潘遥远的地方长夜难眠，但我们都无法想象，或者可能是不愿意去想象，潘在柬埔寨所经历的苦痛、荒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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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4月20日，潘一行人离开法国使馆，向西北踏上了混乱的迁移之路，那时他还怀着一线期望，认为在红色高棉统治下的生活应该尚可维持。但只过了不到一天的时间，他就有了不同的认识。红色高棉士兵把人当牲畜一样待；他们砍破了车的轮胎，逼迫人们步行；他们使用一些从未听闻的思想理论词语；他们就看起来就像外星人一样不可理喻。及至第四天，他们抵达距离金边二十英里的河边小镇普里克坎当时，潘确定了自己的计划。
他扔掉了自己惯常穿着的西式休闲衣着，套上一套工人衣服隐匿身份——是一套低等出租车司机的衣服，脏衬衫、短裤、拖鞋和一条柬埔寨的传统围巾。他还剪短了头发，扔掉了我给他的两千六百美元，因为在新建立的柬埔寨，钱没有任何用处，而且可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我敢说，他们对人民撒谎了，想让大家都配合。”他说，“他们告诉我们说，只不过是去农村待几天，因为美国人要来轰炸金边。”
“如果你说出了事实，或者稍微争论一下，他们就会杀了你。”——这就是潘生存下来的箴言。“他们说所有人民都属于同一个阶级了，我们都是工人阶级和农民。”因此他时刻压抑着自己的思想，注意着自己的用词，尽量使用粗鄙简单的言语，以此来掩盖自己受过的教育和记者背景。他尽可能少说话，学会温柔地逢迎。“我努力让自己变成一个沉默的人，就像一个佛教僧侣。”他假装对政治毫不关注。“我不关心他们会不会把我当成傻子。”他说。内在的克制是他得以生存的依靠。“我必须从各方面加以克制，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克制”这个词不停地出现在他的复述中。
并不是所有的柬埔寨人——甚至包括与西方人一起工作过的记者——能像潘一样机敏。在普里克坎当，潘遇到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摄影师索芬。当时他平静地坐在路边，身旁还有他的两位妻子、四个孩子和弟妹。“索芬很高兴，”潘回忆说，“士兵盘问他时，
年轻时候的狄潘
索芬告诉了他们自己的身份，还把自己的摄像机和拍的片子给他们看。他坚信高棉士兵会让他做新政府的摄影师。”
潘很谨慎地与索芬交流了几句，告诉索芬自己对红色高棉心存疑虑，之后就迅速恢复了假扮的底层百姓身份，匆匆离开了。不久之后，有朋友告诉潘说，索芬和他全家人都被施以了死刑。
潘一路上遇到的第一个重要关卡是在距离金边大约四十英里的叫做“包”的地方。在那里，红色高棉严密地搜查了每一个人。“他们说话声音很轻柔。”潘回忆说，“‘告诉我们你的真实身份，’他们说，‘我们不会惩罚你的。’多数人相信了他们。在“包”，他们用这种方法抓住了很多大官和军事官员。”
潘告诉了他们自己的新身份，编造了一个平民出租司机的故事，而红色高棉也没有产生猜疑。“他们问我的妻子和孩子都到哪里去了，我告诉他们，在混乱中我们一家人走散了。”
潘领到一张身份证，继续前行。不到一个月，他抵达了丹德村，距离暹粒城东大约二十英里。他在那里停了下来，一住就是两年半—— “因为村民们告诉我说，远处的红色高棉更加凶残。”
丹德的红色高棉也并不和蔼。潘亲眼见识过很多次殴打事件，他们用厚木板和农具打人，很多人被打死。“他们不会当着我们的面杀人，”他回忆说，“他们在夜里把人拖出去，用木棍和锄头把他们敲死，以便节约子弹。”生命全在他们的股掌之间，红色高棉不需要太多理由就可以杀人，最简单的理由可以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牵手，某人未经许可逃工。“任何他们不喜欢的人都会被指认作老师、学生或前朗诺政府的士兵，然后一切就都结束了。”
饥荒很快降临了丹德，同样也蔓延在整个国家。战争影响了所有的农活，下一季的收成太少，来得也太晚。潘认为1975年一年内，柬埔寨七百万人口中有大约有百分之十死于饥饿，老人和孩子死去的尤其多。
早先，潘偷偷地用自己的结婚戒指换了一些米，但这些米也没有维持太长时间。最终，丹德的大米定额减少到每人每天一匙。绝望的村民吃蜗牛、蛇、昆虫、老鼠、蝎子、树皮、树叶、花朵和香蕉树树干，有时他们还会吮吸水牛的皮。还有消息传到潘待的村子说，西面的地区饥荒更加严重，有些人挖出地下刚受死刑埋下的尸体，把肉煮了吃。
及至1975年10月，潘——当时在一个种植管理稻田的工作组干活——已经变得极度虚弱，只有靠着木杖支撑才能站立。他的腿抬不高，迈不过稻田周围及膝高的路堤，所以他只得低下身子俯卧到路堤上，然后滚过去。他的脸因营养不良而肿胀，牙齿开始松动。他害怕自己可能就要死了，所以他冒了一次险，非常致命的一次冒险。
在收获季节的一个晚上，他从自己住的易燃木头和稻草搭成的小屋溜了出来，爬进附近的一处稻田，开始捡拾稻穗，塞进自己的口袋。突然，从黑暗中站起两名警卫。潘想逃跑，但双腿因无力而摔倒。他哀求着，说自己实在饿得不行，只偷了一点儿米。他们叫来十二个村民委员会的成员，一共十男两女，十二个人一起用砍竹子的带刃长农具打他。他蜷曲在地上，他们就踢打他，大喊着：“你是敌人。你偷集体的大米。”“我以为他们要砍掉我的头呢。”他说。
他们暂停了殴打，把他的双手紧紧地绑在身后，带他来到一个更为偏僻的地方。“我们杀了他吧，”领头的人说。但另外一位红色高棉干部很喜欢潘，因为他工作做得不错，他开口要大家留情。谁也没有下最终决定，而潘被绑着，浑身都被打肿了，血不住地流着。那一夜他都跪在外面，等待着自己的命运。开始下雨了。“我祈祷着，祈祷佛祖能保佑我的生命，”他说，“如果上天有灵，我就能得救。”
等到早晨，那位劝说要留他一命的人说服了其他人。潘被带到整个公社六百多人面前游街示众，并因他的“罪行”遭到大肆的批评。他被迫发誓，再也不会破坏公社的规定。他做的宣誓是这样的：“如果我破坏规定，我就把生命献给你们，任由你们发落。”
获释之后，他又冒了一个险。遵从佛教的习俗，他将头发剃光，以感激佛祖的拯救。红色高棉是禁止任何宗教行为的。所有佛像都被毁坏，僧人或者被杀，或者像普通劳工一样在田地里工作。潘的行为可能会给他招致又一项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