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所有文章都曾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
作者手记：1972年，我临时换岗，从负责报道南亚地区新闻的《纽约时报》驻新德里分社主编职位上调任至西贡分社，协助报道北越突然发动的“东部攻势”。北越方面从各个方向实施军事打击，时间持续了数月，有时甚至已经威胁到西贡政府的统治。但最终，攻势在美国大规模的轰炸中减弱，轰炸造成北越军队的大面积伤亡，并最终迫使其撤离。
西贡军队叛逃，逃避北越的攻势
1972年5月3日
南越，顺化——今天数千名慌乱的南越士兵在一片混乱中从广治省向南沿着1号公路逃跑，像一群失去控制的暴徒。看起来，这些士兵多数都未与前进中的北越人民发生过直接冲突。
但实际上，他们用步枪指着平民抢掠他们的车辆，假装受伤逃跑，随身带上C类口粮而不是弹药，对拍摄逃跑过程的西方新闻摄影师投掷石块。政府军第三步兵师从战场上逃跑，成为了这场战争中最严重的一次败退之一。
没人阻止他们。他们的长官也都在逃跑。
顺化北部的前线只剩下几千名南越海军陆战队队员把守。
一个月前，在敌人刚开启攻击时，第三步兵师也曾败退过，但指挥官武文盖准将成功地将士兵重新聚集起来，并把他们安排在广治省附近的前线上，一直维持到昨天。
但根据美国顾问所述，今天几乎整个师团，包括大约一万名步兵和一千名突击队员都陷入一片混乱，甚至在检查点也没有任何停顿，本来在检查点军警应阻拦他们逃跑，并将他们遣返回战场的。
正是这支部队本应保卫广治省城的，但就在昨天这座省城遭到遗弃，这是南越政府控制的位置最靠北的城镇。
在北越军队和他们下一个更为重要的目标顺化城之间，看似已经没有了太多阻碍，城内已有大批居民打包准备逃往更南边的地方。
很多逃跑的军队甚至在距离广治城有四十英里的顺化都没有停下脚步，他们继续着逃亡的脚步，带上了步枪、火炮、坦克和装甲车。
省长在今天晚上做了一次电台演说，呼吁顺化人民不要慌乱，也不要逃跑，并保证政府会保护他们。在他发表演说的同时，驻扎在顺化的美国顾问拨通了西贡方面的电话，要求提供一切空余的飞机，以便撤离从北部涌进城内的难民。
政府军士兵攀在所有可用的车辆上，车侧、车顶、发动机罩和后备箱上，从广治沿一号公路向下飞驰，枪口对准任何试图阻碍他们逃跑的人。
中午的烈日下，他们的车嘟嘟地响着喇叭，闪着前灯，在大道中央一路飞驰而下，把其他车辆都挤到了路边。士兵们有的乘着卡车和坦克；有的抢夺了大巴和三轮面包车；有的偷走摩托车，每辆摩托车上坐了四人之多；还有很多人步行，特别是受了伤的士兵。
或许源于内在的羞愧，这些士兵对于人们观看他们逃跑感到非常愤怒。在第三师团重新积聚在一起之前，完全不能将其看成有战斗力的军队。
南越海军陆战队是唯一一支在北部前线上打得还不错的军队，他们现在坚守着一号公路沿线上顺化与广治之间的三座大桥，第一座大桥在顺化北面三十英里，最后一座大约二十英里。他们试图拖住敌人前进的脚步。
但没人期望他们能长时间地守住位置。闯过这几座大桥之后，顺化唯一的重要防卫工事就只有距离城区十七英里的一座大型军事基地了，这座基地被人们称作埃文斯营或和迈。这里是第三师团的新总部，里面装满了军火，并连续射击。
在大桥南端的一个名为凤泽的小村里，南越海军陆战队一脸苦涩地看着军队逃跑。他们没有发表任何言论，但脸上却都挂满了羞耻的神情。
他们的美国顾问们却不愿沉默。“这真是令人恶心。”一位海军陆战队一等兵说。
“真不敢置信，”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少校罗伯特·谢里丹倚在路旁的一辆吉普车上说，“很难理解。站在这里看到的这个场景真是奇怪。之前你还看到过在你自己的部队中的同一类人，打起仗来就非常勇猛，只是因为领导不同。”
“你看到过那些军队，”他继续说着，手指着那条马路，“但我不责备他们。他们的长官哪里去了？没人告诉他们‘停’下来，没有人把他们重新组织起来。”
这位少校说，他手下的越南海军陆战队对这支军队的逃跑事件“非常沮丧，非常愤怒”。“他们感到很难为情，因为我站在这里看着他们撤退。”他又补充说。
昨天晚上，他叙述道，一千名逃跑的突击队员在试图越过最北端的大桥时，被海军陆战队挡住了。他说，阻拦他们逃跑路线的原因是“我们无法判断他们是不是敌人”。天亮后，他们被允许通过了，因为海军陆战队没有权利阻拦他们。
今天早上，海军陆战队在上述那座大桥上打了“一场地狱般艰苦的战斗”，少校继续说，我们在炮火和空军打击的帮助下，击溃了十八辆坦克。
少校说，昨天晚上，北越军队开始向该地区移动时，他想要联系停靠在附近海岸的美军舰艇，要求海军提供炮火支援，但南越官员却阻止这些舰艇开火，很显然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可能会误伤逃跑的自家军队。
令人费解的是很多步行逃跑的士兵都脱掉了靴子，光着脚一瘸一拐地走着；而另有些用碎布绑住了双脚。所有人都穿得破烂不堪，身上沾满了烂泥。即使是那些乘车的人，在穿过乡下的十英里夜路时也不得不放慢脚步。直到后来抵达海军陆战队把守的第一座大桥后，交通才好了起来。
不管是乘车还是步行，逃跑的士兵都无暇多想，只能一心地逃跑。
一名士兵的尸体躺在埃文斯营门外的路上，灼热的太阳烘晒着，他可能是一次道路事故的受害者。他的物品散落在身边。军队经过时根本没人看他一眼。
今天在笔者与其他三位记者、一位翻译和司机乘一辆破旧的雪铁龙返回顺化的路上，南越士兵挥舞着自动步枪和手枪迫使我们把车停了下来。十五个人冲过来，挤上车，占满车顶和后备箱。所有人都被震惊了。
其中有一位是少校，名叫阮文琰，四十五岁，是从广治逃出的一支炮兵部队指挥官。他尴尬地一笑，说不知道自己的部队哪里去了。
和很多其他逃跑的人一样，琰少校说，他昨晚离开广治的时候，并没有看到任何敌军，也没有看到政府军与敌人交火。尽管最近三天广治一直在猛烈的炮火轰炸中，但很明显政府军在还没有受到地面攻击之前就逃跑了。
琰少校说他准备去顺化南面五十英里的岘港，与上级部队汇合。谈到这次撤逃，他说：“我们并不感到羞耻。敌人打仗很凶悍，我们只能从前线上撤下来。”
雪铁龙车向顺化进发，司机不断从窗户探出头向前看路，因为挡风玻璃完全被人挡住了。车上的士兵挥舞着手中的武器，威胁着不让其他人爬上车。
那位迅猛地冲上车的炮兵少校，在车到达顺化时变得极度疲弱。他解释说自己被火箭弹炸伤，而当他下了车后，蹒跚了几步之后便倒进了一位军警的怀里，那位军警扶着他走到一边。
另外一位士兵脖子上有一点小伤，但看起来愈合得很好。他进入顺化前，打开自己的战地急救绷带，要别人帮忙缠到他的脖子上。因为受了伤的士兵有更大的可能不用被运回战场。
有一部分撤退的部队今天早上很早就抵达了顺化，有了一些放松和恢复精力的时间。上午9点，一辆溅满烂泥的装甲运兵车叮叮当当地驶入酒店大门，在草地上停了下来。十二名士兵和他们的队长爬了出来，脸上带着微笑，爬上三层楼梯，来到屋顶一家可以俯瞰香江的饭店，点了丰盛的早餐，有煎蛋卷和法式咖啡。
记者手记：叛逃的士兵在顺化横冲乱撞，播下恐惧的种子
1972年5月8日
南越，顺化——一位年轻的美国直升机飞行员被北越地面火力击落后，被另外一架直升机救出。这位飞行员划伤严重，身体四处淤青，现在还在万分的震惊中。
“我是在梦中，我是在梦中。”他仍不敢相信发生的一切，反复地喃喃着，“这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定是发生在别人身上，那个人又进到我身体里了。”
他嘴里说着这些愕然而不愿相信的话，同时又几乎讲述了过去一周在北部战线上发生的一切——一个整编的南越师团被击溃，数千名士兵弃城而逃，他们喝醉酒后开始大肆抢掠；成千上万的平民向南部逃去，躲避向前推进的敌军，顺化城只剩下空空的街道和紧张的士兵。
我们在顺化城北五英里外的路上发现一个小女孩儿。她的母亲被北越的火箭弹炸死，尸体倒在不远处。火箭弹炸破又灼伤了她的脸和双臂，她的两腿也都断了，但她还是活了下来。
1972，被燃烧弹击中的小女孩哭喊着向前奔跑
她被带到顺化医院时，眼睛看起来好像已经完全闭上。但两天之后，她又睁开了眼。
医院的主管不知道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她是从哪儿来的。他们猜她大约有只有三岁大。
有人给了她一个桔子，想要使她平静下来。她双手紧紧地抓住桔子，但却没有因此而平静。
“我想回家，”她不断地哀哭，“我要和妈妈一起回家。”
她还呼唤着自己的姑姑。或许她是在叫那位坐在儿童床边的中年妇女——她也是一位受伤的难民——那位妇女一整天都坐在那里，轻抚着她的额头，用竹扇给她扇风。
“我想回家。”那个孩子又哭了起来。
“我们明天就回家。”那位妇女说道，安抚着她。
“嗯，嗯，求求你了。”那个无名的孩子低语着，仍然紧紧地握着她的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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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化城北四十英里的广治城刚刚陷落——这是南越军队的重大挫败，但很多顺化城里的人还没有收到这个消息。美国使馆区的办公室里装饰着各种标语，如“在顺化的每一天都是美好的”和“我们没有问题，只不过形势有些微妙”，餐厅仍轻柔地飘荡着《白色圣诞，我思我梦》的乐曲。
当天晚上，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现有形势的美国顾问托马斯W鲍恩准将看了一部晚场电影《杀戮战警》。鲍恩准将此前曾建议控制住广治省，但他的建议却被南越指挥官忽略了。
我们进入他的活动房里采访时，他正在读一本名为《帝国的悲剧》的书，书是关于抗日战争中最后几天的故事。这位将军说到广治的陷落和现在顺化受到的威胁时，显得非常沮丧，他说：“今天可真不是愉快的一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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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见广治即将陷落时，平民在政府军士兵出逃之前就沿一号公路向顺化逃去。有些地方的难民人流密密麻麻地连在一起，队伍长达三英里甚至更长。夜色渐浓，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难民们的步伐越发沉重。他们背着行李和孩子，带着家畜缓慢地前行。小猪尖叫着，母鸡咕咕地喋喋不休，人却都沉默着。
虽然很害怕，但这些农民还是很克制，很镇定，没有恐慌。其中一些人以前已经经历过很多次类似的情况，最近的一次就在几周前，他们刚从家乡逃离敌人第一次进攻的时候。后来他们错以为广治城已经安全了，就又返了回去。
“我们本想呆在广治城里，躲过炸弹就好了，”一位带着两个孩子逃亡的妇女说，这已经是她在一个月内的第二次逃亡了，“但是满城都是爆炸，我们最后只能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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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在3月31日敌军入侵第二天逃走的南越士兵搭上了我们的车。我们问他，返回来是不是要重回部队继续战斗，他说不是，他回来只是想要回自己的军饷。我们又问如果他因开小差被逮捕怎么办。他说：“我宁愿进监狱，也不要去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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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之后，两名民兵在爬上我们的车逃往顺化时，毫不掩饰地坦陈了自己的恐惧。“炮击吓死我们了，”其中一个人说，“让正规部队去打仗吧。”
车行了几英里之后，三名正规军士兵从广治北面已经陷落的东河逃了出来，他们说正在逃往顺化，逃离战斗。被问及为什么逃到广治城后不停下来帮助守卫城市时，其中一位士兵说：“我们已经经历了艰苦的战斗。广治不安全。”
遭燃烧弹误炸烧伤的小女孩被团团围住，随后被送往医院
这三位士兵联合另外几位一起抢掠了一辆大巴，他们用步枪作威胁，强迫很多难民下了车，把难民少得可怜的物品扔到车外。一罐罐的大米和青菜散落了一路。大巴加速驶向顺化，途经一条标牌，上面写着：“小心行驶。你的国家需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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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们则用一种很不真实的语言描述战况——大量地使用委婉语。当顺化西面大约十五英里处的一座重要火力点巴斯托捏被北越人占领之后，一位美国顾问坚持称：“我们的地盘没有被侵占，我们只不过是回撤而已。”
他说，权衡多方面考虑，巴斯托捏的失守实际上是件好事，因为这样我们在顺化外围的防卫线就变得更紧凑，也更利于防守。他是这样解释南越共和国军的行动的：“南越共和国军像保卫共和国的圣地一样地去保卫巴斯托捏。事实上，重新给他们补充力量真是件不爽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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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一队埋伏在一号公路的北越军队被暂时打退，战斗中士兵们得到了一些喘息的时间。南越军队搜寻着死去的敌人留下的物品。有一名士兵从一位北越人的背包里抽出一方手帕放在鼻子前面嗅了嗅，嘿嘿地笑了起来。
很多信件散落在沙子里。其中一封是敌军一位士兵的女朋友写的，告诉这位士兵她父亲过世了，她非常伤心。信中她还说：“但不许你悲伤，因为你在战场，需要拿出全部的勇气和热情打仗。另外，你还没有权利为我悲伤，你现在还只是我的男朋友，还不是我的丈夫。”
另外一位北越士兵有一封兄弟的来信，他的兄弟也是一名士兵。信上写着：“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动身了。我们都希望能为国家做些事情。我们再过几周就要向南方进发了。这是我第二次上前线。这次我会努力做得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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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海军陆战队是政府军中唯一一支在北部战线战绩良好的部队。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顾问，高大粗犷、胡子拉碴的金发少校，带着他的部队来到一号公路沿线上的新据点。他竖起大拇指向一位美国记者打招呼，眼中闪烁着光芒。“今天早上我们打了两仗，”他得意地笑着，“打得他们屁滚尿流。我们打死了四十个人，只损失了三个。真是太棒了。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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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士兵很早以前就采用了美国俚语来作为他们的衡量标准。他们说某件东西是“Number One”（第一），就说明这是最好的；“Number Ten”（第十）就是最差的。但是最近一次败仗之后，衡量低标准的尺度出现了新变化。
“一切都是‘第一’？”一位路人对站在卡车旁的一位南越士兵喊着，而此时另外一些士兵正经过他身旁向后撤退。“呃？”那位南越士兵一脸嘲讽地回答说，‘Number One Thousand’（第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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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师团撤退的部队中有一些遮住了他们的军衔和徽章。到达顺化之后，他们中很多露出丑恶的嘴脸，从商店和货摊上拿东西也不付钱。他们现在是可耻的逃兵——但还带着武器。
他们诅咒那些军官，因为很多军官是最先逃跑的，在广治就抛弃了他们。为了表达愤怒之情，他们点燃了中心市场。警察和消防部门都不敢阻拦他们，而这场大火就像塞西尔B戴米尔拍摄的电影中的宏大场景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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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由于害怕敌人的攻击即将来临，成千上万的人离开了顺化。因为多数市场都在夜里被摧毁了，所以在这座几乎住满了记者的酒店里，早餐没有鸡蛋，也没有面包。酒店的工作人员多数都逃走了，洗衣的服务员也在其中，这种情况在一些相对来说较为挑剔的记者中引起了短暂的慌乱。
租来的车配的司机也已逃走，因此我们只能靠着双脚来采访战事了。
出了顺化，交通状况也是一片混乱。穷人别无选择，只能步行。但对有些钱的人来说，还是有得讨价还价的。开五十英里到岘港，车主要收四万比索（约合一百美元）。
机场上，越南航空的航班早在三周前就被抢订一空，但黄牛党买下了大量的票，趁机向无数慌乱的家庭敲诈了一大笔钱。
还有一位钟表匠，他组织船运向岘港大批运送船客，每人收取五千比索（约合十二美元），但那些船经常是会漏水的小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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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曾被难民挤满，人口达到三十五万的城市里，现在居民已经缩减到只有大约五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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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在街上徘徊着，他是从广治逃出来的一位坦克指挥官，现在好像有些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当被问及打算去哪儿时，他说：“我也不知道。可能去一家放着轻音乐的咖啡店。我还是个孩子时，经常会在咖啡店里一连坐上几个小时，听着轻柔的音乐。那种感觉真是太好了。”
在顺化他根本就找不到还在营业的咖啡店，也不会有什么轻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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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城市的街道很可怕，从美国使馆（记者从这儿可以通过电话将采访的故事传到西贡）回酒店的路令人非常紧张。据报道，北越间谍已经潜入城里，因此人们每走进一处阴影都会感觉如鲠在喉，很不自在。
南越哨兵也同样紧张，有时他们会朝阴影开枪。走夜路的人吹着口哨唱着歌，每隔三十秒就大喊一声“bao-chi”（记者）或别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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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的顺化非常安静。城已经空了。警察和其他一些文职人员都已离开，重新聚集起来的政府军和不愿屈服的平民也都走了。
已经逃到顺化的广治省省长建立起了“流亡政府”，之后向南逃到岘港之后，他又再次宣布流亡政府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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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武装部队在越南的联络网更改了他们的通讯呼号。之前他们是这样说的：“这里是AFVN（美国武装部队越南联络网），全天二十四小时为美军战士服务，从三角洲到非军事区，全线服务。”现在北越人已经将他们的边境推进到非军事区南三十英里了，因此军事联络网改说，他们全天为战士服务，但已经完全不提地理边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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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化大学的一位法语教授在电报局和一位记者聊了起来。他的妻子将他们的三个孩子已经带去安全的岘港，他正在等着妻子回来一起收拾一下最后的行李。
“你觉得我们还能在顺化待多久？”他问，“再过五天还安全吗？一个周怎么样？我必须要联系上我的妻子，但我到现在还没有她的音讯。”
那位记者说，他也没法知道敌人什么时候会来袭，但那位心烦意乱的教授还是不停地问他还能剩下多少时间。最后，他放低了声音，绝望地低声问：“美国军队会回来吗？海军陆战队还会来帮我们吗？”
他停了一会儿，又悲伤地说：“如果他们不回来，顺化就完了，这个国家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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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街上，一个逃兵想要把他的M-16步枪卖给我。我拒绝他后，他说：“老兄，不要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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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化的老皇城周围都是城墙，被人们称作城堡。设在那里的军事基地里有一座巨大的医院，为成千上万的军队伤员提供医疗服务。北越军队发动攻击时，他们会怎么样呢？有人这样问一位医生。那位医生一脸悲伤地摇摇头说：“要把他们转移出去，时间根本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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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顺化的一座大桥上执勤的一位年轻警察把家人都送走了。
但他说：“我现在的处境很为难。如果我逃走，政府可能会逮捕我枪毙掉。而如果我留下来，另一方可能会杀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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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听起来好像都毫无希望，无法挽回了。但有人问起顺化的一位学生，问他认为人民的命运会怎样，他笑着，低声回答：“我们会活下来的。我只知道这些。我们会活下来的。”
越南皇太后独自老去，称儿子在巴黎很少来信
1972年5月16日
南越，顺化——她是越南历史的一部分，尽管未来可能不再是。
“如果军队打进来，我就只能逃走了，因为我无法在他们的统治下生活。”这位瘦小的老人顿了一下，又补充说：“还因为他们会杀了我。”
越南皇室皇太后胡氏今年八十四岁。上一次北越军队占领顺化，即1968年阴历新年期间的一波持续了三周的攻势中，她都留在这里。但当时那是一次突然袭击。这一次，敌人为攻击这座前越南封建首都做了充分的准备，这一点举世皆知。
胡氏的独子保大，流亡在法国，现在已经六十岁了，他是越南最后一位皇帝。1955年，他被吴廷琰废黜，吴后来成为南越政府的总统。
皇太后本身说话就很轻柔，说起自己的儿子时声音更低了。她看起来很伤心，因为儿子不常给她写信。“我有时两周能收到一封信，有时要两个月，”她说，“你知道，母亲和儿子之间是紧紧联系着的。”
她好像很渴望了解到关于保大的消息，因此她数次问起访客最近会不会经过巴黎，还说如果去巴黎的话，可不可以帮她去探访一下她的儿子。
“他住在巴黎，”她说，“但他总想着越南，特别是顺化。”
儿子被废黜后，皇太后离开了顺化皇城里宽阔的宫殿。她现在住在一座两层的法国殖民风格的房子里，住处位于护城河旁，在城里的一片繁华地带。
用越南的标准来衡量，这座房子已经很宏伟了，但并不像宫殿。房子占地两英亩，周围椰子和芒果树密布。二层阳台上装饰着塔铃和铜锣，庄重而典雅。一条电视天线从房顶探出头来。当地政府派出大约十二名士兵做这里的警卫——多半是象征性地保护皇太后。
皇太后刚接到有来访者的消息就亲切地致以欢迎。“通常这个时间我是不见客的，”她说，“但因为你们下午必须要返回西贡，我也就同意了。”她带访客进入了一间起居室，里面装满了很重的木制家具，上面镶嵌着大理石和贝壳。
巨大的家具显得皇太后非常矮小，她这样一个小小的女人，身体已经逐渐虚弱，趿着金色拖鞋的小脚拖着蹒跚的步子。她灰白的头发越来越稀少，已经有些秃了，她的牙齿按着当地的风俗涂成了黑色，她那皱纹下面藏着的肯定是一张美丽的面容。
她周围环绕着油画和相片——有保大的，有保大的父亲、她的丈夫，上任皇帝启定的，还有她自己坐在宝座上的。
她身着一件越南传统的奥黛，金色丝绸长袍上面有皇家专有的龙的图案设计。这种装扮效果典雅，但衣服的光彩已经有些消褪了。
当访客问她，认为南越会怎样时，她用很平常的语气回答说：“你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帮助越南和越南人民度过现在这场危机吗？”
整个采访过程，她都不断重复着这一点恳求。“现在的情势非常危机，”她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遭。很多人被杀害，有平民也有士兵。难道就没有什么强大的力量可以结束这场苦痛吗？”
她不断强调顺化的重要性，强调它的历史和传统，还有这里的王室。“这座城市是越南的脸面，”她说，“如果顺化陷落，越南就会在全世界面前丢掉脸面，这个国家也将被推翻。”
她回避了所有关于西贡政府的政治问题，却不断悲伤地抱怨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因为1968年那次战争损坏了他丈夫留给她的几座大房子中的其中一所。
谈起她的日常饮食时（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信徒，皇太后每年有一半的时间用素食），她说：“我不能工作，因为我太老而且太虚弱。我每天都念佛祷告。为所有人祈祷，为所有活着的人和自然祈祷。”
她拒绝接受照相，但说如果访客能从巴黎保大那里获得书面许可，并带回顺化，那时就可以照相了。
访客又问起她那已经十七年未曾相见的儿子，问他是否有计划回到越南来。“现在不是合适的时候，即使他想回来也不行，”她说，“这取决于人民的意愿。必须要人民愿意才行。”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充满渴望地说：“我一直都在等着他。”
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庆祝在北部湾获救
1972年5月20日
北部湾，美国航空母舰星座号船上——今天，托马斯R威尔金森驾驶的A-7海盗战斗机在北越执行轰炸任务时，被防空火炮击中，但这位海军飞行员成功地将战斗机开到了海上。他跳伞逃出飞机，后来被一架救援直升机从北部湾救出，当时周围的水上不断有敌军从岸边发射来的炮弹炸起剧烈的水花。
“真是虎口脱险啊。”几个小时之后，这位狂喜的战队长被直升机载回基地后说。他们的基地航母距离北越海岸线大约有六十英里。
他这一次千钧一发的逃生经历中的恐惧和危险，也是这艘航母以及其他四艘攻击型航母上的飞行员们时刻担忧的事情。（这几艘航母是第七舰队在越南活动的六十艘舰艇分队的一部分。）
截止到今天，四十二岁的战队长威尔金森已经来越南执勤五次了，在北越上空执行过一百二十五次轰炸任务，每次都“穿过密密麻麻、铺成一片的高射炮，但我总能溜出来”。
他对着星座号上的一群记者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此时他已经换上了热带卡其裤，并看过了空军军医。医生命令他休息二十四小时，给他开了些处方药，并庆祝他胜利逃出虎口。
威尔金森战队长说他的飞机大约在上午9:30被击中，当时他们的机群正准备开始攻击西北方向的目标——洞海。他说，炮弹从后面击中我的飞机，正好打在驾驶舱下面，飞机立刻变成“燃烧的巨人”。
尽管驾驶舱里全是烟，飞行员已经喘不过气了，但他还是掉转了机头向海里飞去，大约飞了八英里，飞到了海上距离海岸四英里处时，情况已经完全无法控制，于是他按下了弹出按钮。“当时我能想到的只有一件事，赶紧飞到海上。”他说。
他的降落伞还没有落入水中，海岸上的机枪就已经开始向他射击了。入水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点燃了一支橙色烟雾弹，标志自己的位置。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这种做法也为敌人的炮火指明了方向。因此他熄灭了闪光，丢掉了所有随身物品，脱掉了靴子，把救生衣的气放掉——使自己尽可能地不显眼。
炮弹在距离他一百码的地方落下。“我能看到弹片像雨点儿一样散落在我身旁。”他说。
与此同时，他的战友们驾着八九架飞机围成一队在上空盘旋，努力地保护他，并扔炸弹炸掉海岸上的机枪。最终，海岸上的枪声都归于沉寂，但还有防空炮不断地向空中盘旋的飞机发炮，直到后来他们从附近的小鹰号航母叫来的救援直升机抵达后才停止。
“时间过得很慢。”威尔金森战队长说。
最后，在水中泡了将近半个小时之后，一架载有防空火炮的直升机终于飞来，在水面上三十英尺的地方盘旋着，放下了救生缆。一名伞兵军医潜入水中，将救生缆绑到两人的安全带上，示意直升机飞走。
不到一个小时，直升机落在星座号的飞行甲板上，威尔金森战队长穿着一件别人的军装，从直升机上跳了下来。他的脸上亮晶晶地写满了喜悦，就像一棵闪光的圣诞树。他捶了一位甲板乘务人员的肩膀一拳，又拥抱住另一个。
“汤姆，欢迎回来。”舰长的声音通过船上的公共广播传来。
自从北越方面的攻击开始之后，星座号损失了三架飞机和两名飞行员。
舰载的七十五架喷气式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已经成功完成了一千次任务，估计投放炸弹两千吨。
星座号舰长JD沃德说他今天“非常满意，非常高兴”，因为尼克松总统决定炸毁敌人的港口，并开始大规模轰炸敌人的交通和补给线。据称该艘航母上的飞机将参与到轰炸港口的任务中，但舰长拒绝对此事予以评论。
沃德舰长说，对港口和交通线路的轰炸“是整场战争中最好的一步棋，可以阻断北越的供给线并最终打败他们。”
很多飞行员都表达了进一步扩大空战的乐观情绪。
“以前我们很多人都感觉这场战争毫无胜利的前景，”二十七岁的中尉艾伦·容克尔说，他来自纳什维尔州，驾驶一架A-7。“敌军都住在避难所里，”他说，“对战争的限制意味着我们会有很多不必要的死伤。但现在已经看到了远方黎明的曙光。”
另外一位飞行员，同样二十七岁的大卫·加西亚中尉来自加州莫德斯托，驾驶F-4幻影战机，他描述反战示威者时说“他们只是想销毁一切。”
“我觉得自己现在做的事情很有建设性，”他说，“如果战争明天就结束，我就能看着镜子中的自己说，好啦，我完成了我那一部分任务。”
有些飞行员决心要赢得战争，而另外一些只是想飞翔，想要享受飞行中的喜悦和兴奋，还有击中给定目标时的那种刺激。
他们决心的另外一个来源是他们都是志愿者，本是有其他职业的人。在今天的数次谈话中，其中几个人好像都需要与外人交谈来释放心中一种需求——面对着美国媒体和公众对轰炸的敌意时，向他们解释他们要做现在这些事情的原因。
“我确实很享受看到自己能击中地面上的目标，”西雅图来的二十四岁F-4战机飞行员道格拉斯·鲍尔说，“不是人。我不喜欢杀人。虽然有时也会伤到人。但那不是我们的首要目的。伤人不是我所说的满足感的来源。”
被防空机枪或导弹击中的危险又怎么说呢？还有被杀或被俘的可能呢？
“被击中是件可怕的事情。”鲍尔中尉轻声说，眼神向下望去。
但停顿了一会儿，这位年轻的飞行员几乎抽搐着脱口而出：“我不知该如何来讲这段生命体验……我不会把那种感觉称作兴奋……但你看到地对空导弹朝你袭来……大火球挟着尾巴飞来……然后你活着突围出来。啊，你会感觉振奋。非常振奋。”
西贡荒唐的发布会——试图摆脱信任差距
《纽约时报》杂志，1972年11月12日
西贡——不久前，军事信息办公室的一位重要官员对记者说，他之前在华盛顿（他曾在五角大楼担任信息工作方面的要职）工作时，比现在要困难得多。他解释说，在华盛顿，不断有各种消息从国会山“泄露”出来，这些都需要他们迅速做出回应或予以否认，这样才能赶上第二天的报纸发布澄清声明；但是在越南，事情就简单了许多，因为“这里没有竞争时间线。”
几个月以前，在这位官员还未抵达西贡时，有人问一位将成为他的同事的官员，问这位官员是怎样一个人。“他有些名声，”那名同事满口挖苦地说，“是五角大楼逃避和借口学院的顶尖毕业生。”逃避和寻找借口几乎可以概括多数美国驻越南官员在面对记者时常常持有的态度——不管在何处，双方都处于互相提防着共存的状态，而且互相猜疑、不信任，有时互相之间甚至是彻底的敌意。
最近，当两位从同一家美国新闻社来的记者要采访时，一位使馆的高级官员动手把其中一名记者推出自己的办公室，推倒在地上，因为这位记者对使馆正在兜售的故事表示不满。通常美国在越南设立的机构与报社的关系要比上述事例中的好很多，有时关系甚至有些亲切而热烈，但结果通常都是一样的：这些机构很少会透露消息。一位经验丰富的美国记者说，这些机构就是“一台巨大的事实掩盖机”。
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人们相信困惑和谎言会随着一份停火协议的到来戛然而止。与此相反，有各种原因让人们相信，在爱和兄弟之情遍布中南半岛之前，人们就不会公开坦诚地讲述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我对越南并不是很熟悉。我在这里的采访经历只有两次，第一次是1970年美国进军柬埔寨时，我在这里短暂停留了十天，然后就是最近一次的四个半月时间里，我采访了这场战争。所以，我也不能主观地将20世纪60年代时期的战争采访与今日的战争采访对比出什么不同。然而根据大家所言，好像随着美国越来越多地对媒体隐藏其行动（比如，在泰国的空军基地通常都不对媒体开放），在西贡的美国官员行为也更加隐秘，所设的阻挠也就更多了。
从西贡发来的新闻故事几乎从来不用“谎言”这个词来描述美国驻越机构的新闻公报和报道，可能是由于双方需要共存的缘故，因为或许温和一些的词汇更容易使观点得到对方的认同。但对于有一些美国人发布的故事，确实除了“谎言”找不出另外一个词来形容了。比如说，从1971年11月8日至1972年3月8日之间，对北越的轰炸袭击次数明显增加，美国指挥官解释说是因为天气转好。但后来结果表明，这个解释完全隐蔽了一个事实：第七空军指挥官约翰D拉威尔将军忍受不了对轰炸北越军队的限制令，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下令对北越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并称此次行动为“自卫性反应”攻击。3月8日起袭击又戛然而止，一直停止到3月30日，即北越此轮对南越的入侵开始的这一天。指挥官对3月8日袭击停止的解释是天气又要变坏了。
发生的一切与天气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拉威尔将军的行为被空军情报专家曝光，他们向分管将军的参议员报告了这次未经授权的袭击（在调查期间，针对北越的一切行动都遭到停滞）。拉威尔将军被召回华盛顿，遭到降职处分并被解除兵权。
这里每天都会有对事实的扭曲和疏忽，刚才讲述的只不过是其中一例。这些做法并不是出于军事安全的考虑，更多的是为掩盖事件过程中官方的尴尬。南越政府信息部门发布的消息更不真实，他们的新闻发言人有时会宣布并未出现的胜利，而且经常对战败只字不提，不过外国新闻记者一般也未曾想过从越南官员那里得到关于战争的真实消息。人们通常也能理解他们的做法，因为与美国不同，他们除了要担忧外交政策的失败之外，还要考虑很多别的事情。
新闻社和政府是敌人的说法早已不新鲜。所有的政府都试图控制媒体，特别是在出现危机的时候。但我个人却从未经历过在越南这段时间里的灰心经历。记者时而可以采访到美国高级官员，如大使埃尔斯沃斯·巴克尔和总指挥，但他们谁都不允许正式笔录。任何姓名都不能使用。谁都不对个人所说的负责。这就意味着这些人可以将自己的观点（有时内容令人非常震惊）印发成美国的官方观点，但如果事实证明他们的分析完全错误时，他们也不需要为自己的个人错误负责。我们在越南有多少次“转危为安”？又有多少次已经看到了黎明前黑暗中的曙光？通常这些官员并不认为这种匿名的伪装是出于利益的考虑，而是因为恐惧，还有可能是出自华盛顿方面的指示。4月末，当托马斯W鲍恩准将坦诚地正式回应记者，讲述了顺化北部前线日益恶化的形势之后，他在西贡的上级立即给了他警示，并要求他保持沉默。西贡的上级很显然是从华盛顿方面得到了命令。
我在越南认识的记者，尽管非常沮丧，但很少有人真正因美国将军或使馆官员的敌意和猜疑而生气。他们将这种敌意看作是美国在这里的政策失败，和那些由于职业生涯与越南的情势息息相关因此不能承认实情的人们的无奈。这些人当中有很多在越南已经呆了十年了，他们几乎没有其他任何生活，只能努力使美国的政策在这里顺利开展，承认战败就等于丢弃了他们存在的根本意义。但新闻社替他们报道了他们的失败，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新闻记者充满不信任和反感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类人中有一个很典型，他是北部前线指导战事的一位美国将军。有一天答应进行一次不做记录的采访，当时现场有六名西方记者，他立刻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认为我们这些人都不爱国，因为他猜测——他猜得很对——我们一直在写一些故事，说战争对盟军一方形势不利。
“我想把话说明白点儿，”他说，同时举起手指做着指责的手势。“我是个主战派。你们应该知道吧。在这里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军事手段。需要有一场军事胜利才能结束一切。我们必须要向北越人证明，他们无法侵占夺取我们的领地。”这位将军又继续说——北越高级指挥官不像美国人和南越人一样珍视人命，“他们已经决定今年可以损失一万人用于进攻，而且可以不管他们的死活。一位北越军官掌握着手下人的生杀大权。如果士兵拒绝进攻，军官有权枪毙手下。”说出了这些话使这位将军多少获得了一些慰藉。
之后他又重复了一条几乎已成为标准的盟军简报——“北越人被拴在他们的坦克里。他们还被拴在自己的地堡里。”但他承认自己从未见过，也没有熟人见过这种状况，也没有照片可以证明北越中有类似的强迫服兵役的情况。如果这是一场受人们欢迎的战争，或许将军们和媒体之间的的关系会更好些，就如二战中一样。但多数将军将战争不受欢迎的原因都归咎于媒体，这使得双方关系的缓和变得不太可能。
对于一名记者来说，和将军交谈会是一种很令人不安的经历，因为双方经常没有任何沟通，就好像两个从不同星球来的人第一次相遇。很自然，双方都认为对方说的话不真实。事实上双方都错了：他们各自讲的完全是不同的真实。很多军人仍然不能理解为什么二战时和越南战争时的战争法则有那么大的区别。他们不明白这场战争在国内引起的社会压力的严重性。空军的王牌不再受欢迎，空军战士们也不再是光辉闪耀的年轻英雄，相反，如今他们回国之后会因为轰炸中炸死或致残平民而成为有阴影受质疑的人物，对于这一点，军人们仍然无法接受。简言之，这些人很痛苦。
“二战时，我们曾彻底摧毁整座城市，一整座城市，”一位空军将军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怒气冲冲地说，“但没有任何人抗议。现在一枚炸弹击中目标地区以外的地方，他们就开始满怀义愤地尖叫高呼起来。简直是胡扯。”这位将军——另外一位匿名的美国统治集团人员——在采访中变得非常不耐烦，经常愤怒地敲打桌子，提高嗓门。我猜他的反应应该不是因我说的话引起的，因为我只说了很少的几句，这次采访几乎是一次个人独白。只是因为他的沮丧情绪过于严重，需要找个人来发泄一下，而我刚好是一名记者，在他眼中看来就是个恶人。
“使人恼怒的那些所谓的军事错误，比如轰炸大坝的事件，实际上根本没有发生过，”他说，“那是一个天大的谎言。你们读到的那些内容，我们一件都没有做。这就是我们引入‘智能炸弹’的原因。我仔细地看过了每一张照片。这东西一直都在我的桌子上（挥舞着一个很大的放大镜）。我从未见过任何一张袭击到医院的照片。我很难找到一次误炸。我觉得你要找到百分之三的炸弹偏离目标都很难。即使炸弹偏离目标也不会偏太远。”他拒绝谈论平民的伤亡，拒绝从人道层面上讨论战争。有一刻我说，他们的新闻公告用了太多的专业术语，使轰炸变得就像一场干净的外科手术，而不是充满混乱和恐惧的真实战争。他变得很礼貌，但之后，他又从“手术般精准的基础上”讨论起了轰炸。我们又在说着两种不同的真实。
我批评美国驻越南的机构不够坦诚时，并不是说在西贡的媒体记者没有任何问题。有一些记者与其读者有着同样的奇怪感觉，一种对越南发生的故事似曾相识的感觉，而这点很可能会使一个人的态度变得麻木。根据我和我的一些记者朋友们收到的很多读者的来信，还有一些刚从美国家中返回的新闻记者所讲述的情况，我们可以判断多数美国人好像很久以前就打定了主意要在战争中支持某一方，并因此不想读到或听到任何可能与他们的观点相悖的声音。这一点并不难理解，但要为已经锁定想法的人群来写文章却很困难，读他们的来信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比如一封来自缅因州一位年轻的反战活动家的信中说，他想帮助我的文章中曾经提到过的一位三岁女孤儿。他写道，“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们的政府是主要的发起者”是这场战争、也是这一个别事件的罪魁祸首。但他却忽略了我在故事中清楚地写着的内容——那位小姑娘的受伤和她母亲的被害都是北越军队造成的，当时北越军队故意向正准备向南逃出被包围的广治省的平民开火。再如，我收到了一封来自新泽西州一位医生的来信，信是这样开头的“亲爱的西……伯格”，此后的内容全是在指责我，责备我为北越服务。
我想有一些记者确实是带着自己的成见来到越南的，他们就像写这些信的人一样，有了先入为主的判断，但很庆幸的是，这样的记者只占很少数。西贡的记者团和在华盛顿或其他任何首都的记者团一样，并不是其中每一位成员都有统一的想法或行为。即使不能说是大多数，至少也有很多记者曾在战地上度过了很长时间，亲眼见过战争的场面和战争的后果。如果过去十年中从越南发回的报道中可以看出官方乐观的发言与战地实际情况之间的巨大鸿沟，那是因为每位记者都亲自去观察过，而不是因为他们只会坐在西贡的酒吧里，编造一些不合情理的故事。
在越南的美国政策支持者编造出的诸多故事中，有一个是这样的：在西贡的记者都是一个整体，其中的成员都是反战空想家，全无例外；他们整天都在孜孜不倦地寻找着负面的消息来写故事。这些人如果能在西贡找到一位同情美国政策的名记者就会非常高兴——这些记者是笔者在越南遇到的仅有的理想家。
记录：一位有些鹰派名声的英国记者，不仅为伦敦主要的报纸写文章，还为罗伯特·汤普森爵士撰写报告。罗伯特爵士就是那位游击战专家，从美国政府那里收到了大笔的咨询费。罗伯特爵士的报告中，通常会告诉美国人一些所谓黎明前的曙光即将到来之类的大家喜闻乐见的内容。我曾见过这位英国记者为罗伯特爵士写的一份报告，其中也基本是类似的内容。估计这份报告已经作为专家分析递交给了尼克松政府。那位记者几乎从未离开过西贡，他的报告都是根据那些自己从未去过的前线战场的事态发展而完成的。他问起我对这份报告的看法，我指出了我发现的几处关于战争事实的重大错误——这些错误使他的结论非常荒谬。但我感觉他根本就没有打算改任何一个字。
记录：美国主要出版物管理局的代局长对美国大使馆和西贡政府的同情早已众人皆知，最初他同意局内一名记者准备一篇关于政府虐待政治犯的文章，但之后又在纽约要求这位记者的编辑毙掉这篇文章，因为题材太老套，早就有人详细报道过了。后来他对那位记者承认了真正的原因，他否掉这篇文章是因为“现在对（总统阮文绍）来说是个敏感时期，我觉得不应该再给他添麻烦了。”
此刻，在越南，受到南越政府和美国指挥部——被称作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承认的记者有三百五十名，其中包括自由记者和有薪水的全职记者。所有记者中，大约有一百五十名美国人，其余的人中有一半是第三方国家的记者，另一半是为外国新闻社工作的越南记者。去年春天，在北越刚刚发动攻击的最初几个周里，记者数量要更多。5月下旬记者数量达到四百九十人。记者数量在1968年北越发动新年攻势时达到峰值，六百四十七人。
我讲了这么多，但有一点从未提过，我在越南写就的故事并非所有都是真实且有价值的。每一位在越南工作过的记者，在忆起旧时写的一些故事时，难免都会有些羞愧难言。那时他们在乡下待的时间还不长，还有点茫然无知，或者当时写了一些看似有着坚实可靠基础但实际不是的故事。比如对于7月下旬的一个故事，如果现在重做，我将会做出很多的改进：那篇报道讲述的是南越军队在打击西贡和安洛克之间十三号公路上的北越军队中取得了巨大进展——这一点在当时是没有问题的——但在那篇报道中我还暗示这条道路很快将重新开启，而事实上却从未重新使用。十三号公路从4月初就被切断，直到现在仍未通行。
新闻记者还时不时地要忍受来自现实和想象中的压力。有竞争的压力，这一点感受最深刻的就是那些国际通讯社了，他们的记者每天都要完成一篇战地故事，然后等待着编辑根据故事在全球的受众情况来给予评分。有些记者会有一种强迫症，如果他们接连几天没有写过一个故事，他们就会坐在打字机前，“得在纸上写点儿什么。”说不上是对是错，记者经常会感觉编辑在给他们评级，至少会在数量上会有所评判。
然后还有那些过分夸张的编辑给的压力。一位为英国一家流行报纸工作的记者去年4月25日从总部收到如下电文：“鉴于越南愈发严峻的形势，编辑希望你将主要精力用于完成关于西贡严峻形势的大新闻。他认为越南现在很像当年柏林的形势，红军从四面八方涌来。这座城市是美元堆起来的，用钱可以买到一切东西，包括导弹和漂亮姑娘。现在所有的基础设施都将被拆毁了，大卫想要清晰、纸质的彩色图片，有益于迅速传播。再重复一遍，一定要是非常严峻的新闻，但可以加入愤世嫉俗的内容，以配合国家面临败局时的情绪，还要表现出尼克松政府几乎绝望的两难情绪。”如果这篇电文不是如此职业而无情，还真是一个笑料。北越的进攻从未使西贡城面临直接的威胁。我不知道那位记者是否按照指示完成了自己的故事。
另外还有一位意大利记者在8月23日收到一份电文：“Mandaci un pezzo sull’offensiva di Giap l’assedio che stringe Saigon.”——“发回一篇关于武元甲发动进攻，西贡陷入重围的新闻。”
这些报告描述的都是极端事件，一般很少发生，但编辑发来的电文中带有“细微”误导的例子则非常普遍。这就取决于记者——通常不愿意冒险与编辑争吵——是否拒绝书写此类不足以取信于人的故事了。然而，在越南获得的可怜信息都是由美国或南越指挥官通过新闻公告或发布会发出的。比如说有一家通讯社，美国国际合众社，在4月初根据政府公告报道了重夺广治城的消息，并且直到将近一周之后才撤下了故事。最终确实重新夺回了广治城，但那已经是9月的事儿了。我所讲的这些片段强调了在越南做报道所遭遇的困难，也是阅读越南方面新闻的读者应该了解的：很多美国报纸每天如例行公务一样报道的那些战斗故事，都是从每天下午西贡城中心召开的一次发布会中获取的，在那里获得的信息，其真实性就如匆匆穿过游乐场的一座奇幻屋时看到的景色一样浮光掠影。
这些发布会，一直被称作“荒唐会”，被安排在一座没有空调的闷热礼堂召开，礼堂被称作新闻中心，是矫饰战争的手段的一部分。发布会每天从下午4:15开始。新闻公告在发布会之前分发——其中一份由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完成，美国海军也会单独制作一份，在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公告的基础上做一些内容延伸（空军也会单独制作公告，但只分发到各个新闻社的邮箱里）；另外还有南越武装部队的一份公告，由其下辖的政治战争部完成。政治战争可能是描述美国和南越官员在发布会上的表现的最好词汇了，贯穿这场五分钟至半个小时的发布会的始终。首先南越军事发言人登上讲台，如果新闻公告之后有新的动态，他会加以补充，然后接受提问；之后上台的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发言人也基本采用类似的模式。
他们发布的消息和回答的问题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信息的遗漏。整场战争都未得到报道。9月初，一位美联社的记者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并写下了一个新闻故事——在西贡北部四十公里处爆发了一场为期两天的重大军事冲突，战斗中一百八十名北越人被杀，约二百名名南越人死伤。可接连两天在发布会上都无人提及这场战斗，于是这位记者要求告知消息漏报的原因。
南越发言人在一堆文件中缓慢地翻查着，最后宣布：“9月1日，周五中午至黄昏，越南共和国陆军某部在莱克北部十二公里处遭遇不明数量的敌军，并展开战斗，打死敌军八十三人。越南共和国陆军方面有七十六人受伤。”面对这样的报道实在是荒谬可笑——如果有一场战斗中七十六人受伤，却没有一位死亡，那可就真算得上是一次奇迹了。越南共和国陆军只不过又是在掩盖己方的人员伤亡。这种谎言和信息遗漏在战斗造成死亡时使用得尤为频繁。
美国新闻发言人也知道越南共和国陆军篡改伤亡数据，但他们只是看着，却对战争的真实情况三缄其口。他们所用的语言跟日常英语完全不同，旨在掩饰战争的实情。飞机不是“投掷炸弹”，而是“输送军火”。凝固汽油弹是禁词，当一位美国信息官员在提问人直截了当的询问下，被迫讨论这种武器时，他们把它称作“软性武器”。新闻公告和对记者的回应，从来都未曾提及人员被杀、房屋被损毁和成千上万的难民被迫逃难的内容，甚至连任何类似的暗示都没有。
新闻发言人混淆视听的工作正变得简单，因为美国人在战争中的任务正渐渐地远离新闻记者们的视野。地面部队打击阶段已经过去，空袭几乎成为美军唯一的打击方式，并且几乎都在秘密中进行，另外在战场上的就只有一些美国顾问了。10月中旬，估计有八百至九百架喷气式战斗机参与到了空袭中，另有多达两百架八引擎B-52重载轰炸机。但在这支有一千多架战机的无敌舰队中，只有不到五十架还留在南越。其中一些B-52轰炸机来自于基地关岛，但其余的飞机都是从泰国的七个基地或从越南海岸沿线上的航母上飞来。记者可以采访航母，但他们的行动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而设在泰国的基地几乎对记者完全封闭。经过媒体数年的呼吁，美国驻泰国指挥部和泰国政府（对基地有书面管辖权）终于同意一批记者于8月29日对两处泰国基地进行为期一天的参观。结果，在这里记者受到的限制比在航母上的还要多，这里的表面工作做得也更加到位。有一些美国空军士兵被选来参加采访，但不允许记者和其他任何人交谈。
“当时与现在最大的不同在于，当时他们还试图说服我们。现在他们根本不在乎，只想逼走我们了事。”《纽约时报》驻西贡记者马尔科姆W布朗恩最近发表了如上看法，他曾于1964年为美联社工作，并因对越南战况的采访获得了当年的普利策奖。简言之，新闻记者对空战的了解比官方公告和新闻发布会透露的内容也多不了太多。比如说，华盛顿五角大楼内的消息人士曾向《纽约时报》记者透露，自3月30日北越的攻击开始之后，美国的战斗轰炸机时常会轰炸距离中国边境不足二十五英里的北越铁路——二十五英里是美国设立的禁止飞机轰炸缓冲区，除非得到华盛顿方面的特别许可，不可随意轰炸。
对于这些袭击活动，在西贡的美国信息机构都未曾通报过。在最近的四个月中，不管任何新闻公告中有过关于攻击位置的模糊地理描述，暗示可能有飞机进入二十五英里的缓冲区时，这些行动在某种意义上都遭到了否认。《纽约时报》驻西贡分部询问美国指挥部信息办公室此类情况是否属实时，那里的官员断然否认有类似事件发生。8月下旬，这段故事从华盛顿透露出来时，我打电话给信息办公室，问其中一位新闻发言为什么没有报道这次攻击。我当时反问他道：难道不觉得这会严重损害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的可信度吗。他表达了遗憾和无奈，最后说：“我又能做什么？有时他们根本不告诉我们任何事。”
在西贡出现的信任差距，使其他地方出现的此类差距都相形见绌。或许每个根据官方公报完成的故事——比如关于在北部的轰炸事件——都应在文章前面加一段斜体字，告诉读者，因为盟军的事实记录过于贫乏，我们无法判断他们是否在讲述事实，因此我们也无法告知下述故事的可信性有多高。
当然，北越方面的宣传，即从河内发出的广播和出版物也不可靠。而且由于北越拒绝外国记者从他们一方对战争进行采访，在报道中不可避免地会遗漏掉一大块内容。这种媒体采访的管制很显然非常符合河内方面的目的——北越军事行动的神秘好似在他们的头顶罩上了一顶战无不胜的光环。北越在没有空军支援的情况下，在美国可怕的轰炸中不断地勇往向前，这也使得他们的神秘得以强化。不管怎样，河内方面的广播和新闻公告被认为其可信度还不及美国指挥部的公告，他们的报道都被看作是政治宣传。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阻挠，但要找出战争真正的发展情况并不是很难。只需要到战地走一趟就可以了。正是在那里，经常是冒着生命危险的记者用自己的双眼和双耳，用自己的常识描绘出多年来越南战争的真实画面。在新闻事业中，任何一个单一的故事都无法显现全部的真实。但在一位或许不那么令人信服的记者针对同一话题完成了五十或一百故事之后，真实的情况就显现了出来，而读者如果足够耐心的话，这时就能得到真实的信息。这就是在越南发生的一切。这片死亡总是近在眼前的战场上没有骗子的立足之地，但这也正是为什么故事在那里得到“校准”的原因。
“我从不自欺欺人。”我最近一次去北部前线时遇到的一位疲倦的美国海军顾问如是说。“我们的任务是为南越带来民主的代理政府。而事实是我们已经失败了，事实是他们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民主政府。”南越炮兵部队正在炮击不到一英里之外一座北越部队控制的村落，但指挥部附近疲惫的士兵懂得远离战斗的时间是多么宝贵，早已学会了在炮火中睡觉的本领。然而，有一些人还醒着，给家人写信，玩中国象棋。在一所临时搭建的小屋里，一位列兵弹着吉他为兄弟们唱了一首歌，歌中讲述了一位南越女孩，因爱人即将离开去往前线而恸哭：“我问你，我问你何时能回来。求求你告诉我，求求你告诉我，告诉我明天或后天你就会回来。”
几天之后，一位金发的海军少校詹姆斯·戴尔在顺化的一家美国小商店里点了一杯酒，努力地想要表现得正常些，但却怎么也控制不住。他使劲地克制住泪水，脸痛苦地扭曲着。“这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他脱口对身旁的一位陌生人说，“我的兄弟死了。丹·金曼。他的直升机被打中了。啊哦，该死。该死。该死。他们在天上打中了他。”他的头垂到胸前。“什么也都换不回来丹·金曼，”他低声说着，几乎如窃窃私语一般，“什么都换不来他了。他是一名战士。一名战士。你只需要知道这些。”
笔者返回西贡，耐着性子采访了一位大使馆官员，和平常一样，这位官员也是匿名的。有指控称南越政府普遍存在虐待政治犯的做法，在对此做出回应时，虽然美国有一百五十名“公共安全”顾问在越南做警察和犯人相关的工作，但这位使馆官员却称使馆没有听闻任何相关信息。因为他自己都觉得这话说出来令人难以置信，因此又补充说：“任何悲惨的事情都有可能正在发生，”但他很快又补上了几句，修饰刚才使馆对虐待事件毫不知情的说法，他说被捕的人中有些是反政府激进分子，参与过一些恐怖活动——“他们可不是邻家乖乖的大学孩子。”
可能这位官员这种特有的道德观恰好触及到在越南工作的记者们遇到的问题的症结。只要参与其中的政府继续将这些事件定义为正邪之间的斗争，那么媒体与政府之间的冲突仍会继续下去。因为在越南，没有好人和坏人之分。这里只有受害者。
1.美国海军陆战队使用的一种听装日用口粮。
2.美国电影导演，拍过很多大制作的历史电影，比如《十戒》《埃及艳后》《宾虚》。他的电影都力图营造宏大的场景。
3.北越军政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