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尔布特留下的毒药
1997年10月，《名利场》
波尔布特已经是活在世上杀人最多的魔头，但这次宣判有些特别。这里的关键人物是宋先，早在他们建立红色高棉，导演史上最残暴的游击运动之前，宋先就已是波尔布特内部小圈子里的一员了。
1975年，正是宋先带领军队在血腥中攻占了金边城，后来又在波尔布特的指示下，迫使这个国家人口的五分之一人口，大约二百万金边市民撤离到乡下。这是高棉农业“革命”的一部分，在四年的时间里害死了超过一百万柬埔寨人。宋先是波尔布特政策的首要执行人。70年代后期，他负责监管声名狼藉的监狱堆尸陵，在那里有超过一万名柬埔寨人在虐待下“供认”了自己的政治罪行并被施以死刑。
现在，来到1997年的夏天，在柬埔寨北部和西部的丛林里进行了二十多年的游击抵抗之后，红色高棉组织突然开始破裂。疲于波尔布特的残忍、强硬路线的要求，过去的一年里小团体内部出现零分裂，分别向分裂成两支的金边政府投诚。政府内的竞争对手洪森和诺罗敦·拉那烈之间的争斗开始变得紧张，他们都对联合国强加的且不稳定的权力共享协议感到了厌烦。
波尔布特发现宋先正与自己的死敌洪森商讨协议；他可能还了解到，其他一些红色高棉军官也正与拉那烈的保皇派进行谈判。波尔布特藏身于安隆汶一处森林密布的飞地中，在金边北部二百英里处。他现在变得越来越偏执，妄想症也越来越严重。7月9日晚上，他召集高级领导人进行了一次会议。
被囚的妇女和她的孩子
宋先没有出席，波尔布特冷冷地命令他的安保队长萨仁将军，去杀死这个“叛徒”和他的家人。午夜之后，萨仁带领二三十名手下开车来到宋先家中，开枪打中他的右侧太阳穴和脸颊。之后，他们开枪杀了宋先的妻子，打中了她的左耳和后背。宋先的十二位家人，包括一名五岁的孩子也都被杀。然后，他们又开卡车碾压了所有尸体。
几天之后，在金边，保皇派公布了一些血腥的照片，照片中这些尸体像碎布洋娃娃一样被四处丢弃，头部流着血。保皇派宣称，波尔布特手下的所有军官（他们担心自己也会成为清洗的目标，正在金边与政府寻求一场交易）都已经背叛了这位被称作一号大哥的独裁者，而波尔布特现在正穿过丛林逃跑。拉那烈亲王（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儿子）宣称他的助手正与波尔布特的追随者联系。有关双方交易的传闻中称，红色高棉的官员将获得特赦，并可获得柬埔寨政府的职务——如果他们交出波尔布特，并宣誓效忠国家的宪法。一位愤怒的西方外交官这样总结这项交易提议：“就好像戈林、戈培尔和希姆莱对盟军说‘免除我们的罪行，带我们进入主流社会，我们就把希特勒交出来’。”
及至7月，国际新闻记者已经降落到金边。我在7月30日到达，当时大批媒体刚刚到达不久。这是自1975年以来，我第三次来到柬埔寨。第一次是为《纽约时报》报道金边的陷落，这段经历后来成为《战火屠城》——1984年拍摄的一部电影，关于我和我的同事狄潘经历的故事——的主要素材。金边那时还是一座慵懒的殖民首都。等我离开时，柬埔寨已经被地毯式轰炸、政治问题引发的饥荒和大屠杀所严重破坏。
1991年，我第二次来访时，乡下基本保持了原样：贫穷而落后。但金边已经变成了一座丑陋的新兴都市，到处都是毒品贩子、皮条客和有组织的亚洲犯罪团伙。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的1993年大选带来了“稳定”和大量的非法钱财。
国际上的新闻机构通常都会忽略柬埔寨的存在，除非那里有外国人参与的战争，或波尔布特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这次也毫不例外。数十名外国记者开始密切关注波尔布特的动态。一号大哥会被怎样拘捕起来呢？是会被隐藏于公共视野之外，还是被关进竹制的笼子示众呢？故事每天都在变化，因为保皇派随时都会给出波尔布特行踪的不同版本。
有报道称波尔布特患有严重的疟疾和其他病症，手下忠诚的保卫人员正用吊床抬着他穿越丛林。又有传闻说，他逮捕了几位同志做人质来掩护自己的逃跑。最终我们了解到，他已经投降或是已被自己的部队抓住了，以前的支持者准备把他交给国际社会，等待对他进行反人类罪的判决。
华盛顿方面称他们将派出一个军事小组把波尔波特运出丛林。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请加拿大总理劳埃德·阿克斯沃西在加拿大对其进行了审判。
一个月之后，即7月下旬，这位七十二岁的独裁者终于现身了，他出现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晚间报道》的一份录像带里。这是近二十年来，波尔布特首次向公众亮相。他就在那儿，世界上还活着的最臭名昭著的杀人魔头：身体虚弱，头发花白，弓着腰拄着竹拐，眼神冷漠无情。录像中他在安隆汶的一处露天货棚里，五百名柬埔寨农民成排地坐在他前面。他正在因叛国罪和“忤逆罪”受审。然而，这算不上一次审判——这只不过是那些背弃他的军官们组织的一次公共关系活动。他们想通过惩罚波尔布特来证明他们已经不再是一群流氓，也不再是被国际社会所不屑的贱民。
“今天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要让国际社会明白，我们不再是红色高棉，也不再是波尔布特的拥护者。”一位当地官员对着麦克风大喊，麦克风安在泥地上，由汽车电池供能。
反复练习过很久的农民们举起他们紧握的拳头高声唱到：“打倒！打倒！打倒！打倒波尔波特和他的反动集团！”
波尔布特穿着绿色的平民衣服和一双拖鞋，看起来虚弱而挫败。他一手拄着拐，另一只手拿着一把藤扇。三名忠心的属下坐在他身旁，手被绑着，看着人群。他们也在受审，因他们实施了对宋先及其家人的暗杀行动。
波尔布特未作任何辩护，而且一句话也没有说。对一个已经定了罪的独裁者来说，这种惩罚明显过轻：终身软禁。法庭拒绝将其移交国际法庭，而若移交国际法庭，他将面临反人类罪的审判。审判结束后，两名非常顺从的年轻士兵扶着他走向了一辆等在外面的车。
然后波尔布特又藏了起来，可能余生都会如此。因红色高棉过于神秘和他们极度仇外的情绪，外界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是什么引出了这次审判，还有更重要的是，这些人此举背后的动机和阴谋是什么。“在柬埔寨，”一位在这个国家工作了多年的救援人员说，“总会有一层又一层、各种层次的阴谋和隐秘。”
波尔布特是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假名。他1925年出生时名为桑洛沙，当时柬埔寨还是法国的殖民地。他生于一个名为波列斯布的乡下农家，在家中九个孩子里排行第八。1931年，这个男孩儿被送去金边的亲戚家住，在那里他成为一个广受欢迎的学生，深爱法国文学。他在佛教学校里读了一年书，之后在50年代初获得一份奖学金，去法国留学。
桑洛沙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并在同学中遇见了将来共同组织红色高棉的伙伴。1953年，他返回金边，过着双重生活：白天是广受欢迎的学校老师，晚上则是地下共产党政治活动的活跃分子。1963年，在柬埔寨统治者不断加紧的审查下，他逃到了丛林中，改名波尔布特，与他在法国的同事一道建立了红色高棉。
到1968年时，美国派往南越的兵士超过了五十万，另外在老挝还进行着一场“秘密”的美国战争。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私下里向两方让步，成功地使柬埔寨免于战火。但美国意识到对越战争将面临失败，因此需要一位同盟帮助他们实施从越南的撤离计划。1970年，西哈努克亲王在一次军事政变中被他的国防部长朗诺将军废黜，朗诺掌权后立即表达了对美国的亲善。
几周之内，尼克松总统下令，要求已经开进柬埔寨的美国军队找出并摧毁被称作民族解放军的总部。民族解放军一直都未能找到，但越南战争却蔓延到了柬埔寨，吞没了这个国家。
最初，红色高棉只有不起眼的三千人的游击队扩充至一支有大约十万人，行为残忍、纪律严明的军队。1975年他们占领了首都金边，并展开了波尔布特病态的试验。
波尔布特将柬埔寨——他重命名为民主柬埔寨——看成一个完美的农业社会。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巨大的劳动集中营，面积有密苏里州大。任何不纯的人都将面临酷刑或死亡。“饶你一命没什么益处，杀死你也没什么损失”就是红色高棉的一句口号。
高棉人生活的核心——家庭已经四分五裂，孩子从父母手中被抢走，被灌输与父母作对的思想。学校关闭，货币废止，工厂倒闭，知识分子受到酷刑，僧人被杀或被送到田里做苦工。波尔布特四年的净化运动结束后，柬埔寨的人口从原来的七百万缩减到五百万。
1979年，越南派军横扫柬埔寨，将红色高棉打回北部和西部的丛林，然后在金边建立了一个友善的政府。柬埔寨的新外长是二十七岁的洪森，他曾是红色高棉的一位低级别指挥官，成功地躲开了清洗运动和严苛的政策。他在1975年红色高棉对金边的最后一轮进攻中受伤，失去了左眼，只能用一只人造的玻璃球代替。
洪森于两年后向越南投诚，在1979年越南入侵时返回故土。在红色高棉时期，他的严苛尽人皆知，但并没有任何证据将他与任何一次屠杀或种族灭绝行动联系在一起。而多数分析家都认为，尽管洪森与河内政府保持着很亲密的关系，但从未成为越南人的傀儡。事实上，在某些事件上，他还站在越南人的对立面上。
越南入侵之后，波尔布特和西哈努克亲王的儿子诺罗敦·拉那烈亲王组成了一支松散的联合抵抗部队，共同对抗洪森的“占领”。这支队伍和另外一支红色高棉之外的组织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府的支持，为他们提供了武器、补给、情报资料和战术指导。但由于红色高棉控制着抵抗联盟，西方的援助最终流向了红色高棉。
华盛顿的政策还僵化在冷战时期。为了惩罚节节胜利的越南人，他们在柬埔寨施行经济封锁，并阻碍国际社会承认新政府。作为政策的一部分，美国使洪森政府在联合国得不到承认。这种结果非常不可思议：一手制造杀戮场的红色高棉，华盛顿方面曾公开指责的红色高棉，仍然占据着柬埔寨在联合国的席位，他们的旗帜还飘扬在纽约秘书处的大楼外。
1991年，和平谈判在巴黎召开。会谈的主要力量，包括法国和美国，决定红色高棉应该作为一方加入到谈判中。他们争辩称，如果将红色高棉排除在外，他们就会继续进行游击式抵抗，这个国家将继续不稳定下去。在很多分析家看来，此举无异于邀请纳粹共同复兴二战德国。红色高棉不仅是麻烦制造者，他们还非常邪恶。此次谈判不仅需要邀请红色高棉参会，而且在任何文件中还不能提及他们的种族灭绝事件——种族灭绝这个词禁止使用。最终达成的协议要求各方裁军，但却从未有国家遵守。结果，红色高棉又返回丛林，他们从那里对政府控制的土地不断地实施打击——在波尔布特的命令下。
1993年红色高棉拒绝参加的大选，使这里的人民获得了短暂而诱人的民主体验。这些人民从1970年开始就在一位自认为神的自私残暴统治者的统治下，生活在混乱和暴力之中。最终，拉那烈领导的政党获胜。这时，反复无常的洪森指责选票造假，并威胁要采取行动。他觉得在红色高棉被赶走的十四年里，是他维持着这个国家（这一点确实是事实），而现在却要把成果拱手让给一个娇生惯养的特权亲王。
为了避免内战，国际社会无奈中同意实施分权计划，所有职位都安排两人：两名总理（洪森和拉那烈），每个内阁部委都有两名领导人（每方一位），以下职位依次类推。洪森依然控制着关键的警察和安全部队。
很容易预见到，洪森和拉那烈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两人都开始打造个人部队，有时还会与持不同政见的红色高棉部队合作。洪森最先采取行动。及至1997年初，他手下已经有一千五百多名私人士兵，可能是拉那烈手下的两倍。另外常规军多数都对他效忠，人数大约有十万人。拉那烈疯狂地想要缩小差距，他秘密地与安隆汶（游击运动最后一个大本营）的红色高棉中央指挥部高官接触。此后，3月份，很多人认为是洪森的亲信用手榴弹袭击了对手，炸死十六人，炸伤一百三十人。在此之后，金边开始弥漫着军阀混战的气氛。
雨季中的6月17日，天气闷热，双方领导人的警卫队在首都爆发了一场枪战。多数的枪战在拉那烈奢华的官邸附近展开，这里是一片富人区，美国大使肯尼斯·奎因的官邸也在附近。一枚偏离目标的火箭弹坠入奎因的花园里，炸坏了玻璃门，把他的家人震下了床。这场冲突中轻武器、B-40火箭弹和曳光弹都上阵了，迫使周边居民蜷曲躲在屋中长达两小时。拉那烈手下的两个人被杀，另有几个人受伤。
接下来的几天，双方都指责对方首先动武。地下的红色高棉电台宣布向拉那烈效忠，发表“告全体战士书”，要求战士“攻入残暴的越南敌人和他们的傀儡洪森的老巢。”
6月18日，街战之后的一天，洪森宣称，拉那烈必须做出选择，“是加入红色高棉还是（留在）政府一方。”一周之后，洪森和他领导的柬埔寨人民党党内高级官员又将新的指责指向拉那烈，指控他秘密地向金边运送非法武器和红色高棉游击队。（洪森未曾提及的是，他自己也招募过红色高棉的叛军。）
几天之后我抵达金边。不久之后，双方就在距离金边西北十五英里的洞里萨河上的军港附近展开了一场战斗。第二天，大约两百名洪森的人民党军警拦下了一辆载有数名拉那烈高级助手和警卫的车队，并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拉那烈的内阁首相林屠当时也在车队中，他说：“他们都用枪指着我们的车。简直是疯了。”7月4日，林屠告诉我，亲王“在国外”，这点很奇怪。亲王此前一天还在国内，所以他肯定是今天飞走的。为什么？还有为什么那次旅程没有对外宣布？后来我了解到，他去了巴黎。
那一天晚上，美国大使馆在金宝殿酒店举行7月4日的国庆晚会。五十五岁的职业外交家奎因大使，和自己的越南妻子丽宋一起站在门口迎接客人。满屋的彩带和弦乐使舞厅里活跃了起来，但空气中却充满了不祥的气息。
外交官、政治家和记者穿梭在拥挤的房间里，交流着一些令人焦躁的问题。为什么到最后一刻，奎因把晚会从自家门外的草坪上移到了保护更好的封闭酒店里呢？难道叛变的流言是真的？为什么这里没有代表拉那烈的人出席？
奎因站在台上，身边是他的妻子和洪森的国防部长迪班。然后大使许了国庆日愿望，祈求“平安，没有暴力”，又补充说“和所有的生日愿望一样，我们希望这一个愿望能成真。”对有些人来说，他的话里似乎隐藏着些什么，好像他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消息似的。
第二天吃早饭时，我的妻子简给我递过来一条电话留言，是一位记者朋友给我家里打的电话。他在留言中说：“机场周围有坦克，数量异常。附近有军队转移，可听到枪声。有消息称城市周边有装甲运兵车活动。”
简和我一起向我们的车子走去。广播中，洪森方面通报在首都附近的多处地点有“非法”军队出现，政府军正前往解除他们的武装。洪森的一位高级助手突然出现。他命令全国士兵和警察“阻止任何未经授权的部队活动。”
我和翻译赶往机场，那里有拉那烈手下的几处军事据点。最初道路看起来一切如常，但后来，我们看到高速路旁的壕沟中有洪森手下的士兵蹲伏着，做着战斗准备。不过，我们没有听到任何战斗的声响，机场仍在对外开放。
我们向南赶往大金欧，这里是洪森的个人军事区，距离金边有十英里。通往洪森个人军事区的入口有警卫把守，我对他们说要求见总理。（几天前已经正式递交了采访请求。）警卫通过电话请示上级官员之后，他摇了摇头，说：“现在很紧张。”
正在这时，载满全副武装士兵的小型卡车从军事区里开出来，匆匆地从我们身边经过，留下身后的一片红土。他们扛着肩射式火箭炮、火箭推进式榴弹和自动武器。之后一辆有深色玻璃的白色轿车停了下来。洪森的媒体顾问欧艺藤从车里出来，大步向我走来，脸绷紧着露出怒色。他斥责我的厚颜无耻。很明显，他担心我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事情。
洪森的被称作“龙潭虎穴”的军事区，大约有一平方公里，是柬埔寨国内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根据进入过基地的人讲述，里面有坦克、卡车、装甲运兵车、一架俄罗斯Mi-26直升机和一些复杂的通讯设备。洪森得意洋洋地炫耀说，自己可以轻松地将炮弹播撒到拉那烈在金边市中心的地盘。
当天下午，洪森称拉那烈是国家“不可原谅的叛徒”，指责他“非法地与安隆汶的红色高棉罪魁谈判。”他说，如果不阻止的话，这将导致“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重新掌权，再次大肆杀戮百姓。”他还指责这位亲王应该为柬埔寨社会几乎所有的弊病负责——“比如说毒品交易、文物走私、抢劫行船……武装抢劫、谋杀、敲诈和绑架……”
（几天之后，我们了解到，洪森在7月4日发现拉那烈的部队总指挥涅本才将军与红色高棉达成一份协议，决定将红色高棉军队纳入到保皇派阵营。作为回应，洪森决定在协议宣布之前阻止拉那烈。）
下午，有报道称在金边城周边的拉那烈大本营有小规模的冲突出现。与此同时，洪森的士兵包围了其他保皇派的基地，包括拉那烈在金边城内重兵囤积的基地。美国大使馆警告所有美国人要避免“不必要的活动。”
回到金边，洪森的国防部长迪班召集了各国外交人员，解释发生的情况。情况还不算太糟糕——必胜客和快乐香草都还能正常供应。
国防部长重复洪森的话，声明这不是一场政变。他把战斗称作“针对无政府军队的清理行动。”日本驻柬埔寨大使由于语言问题，要求部长解释一下“绘图行动”（“mapping operation”与“mopping operation清理行动”发音相似）。没有人笑——他们都是外交家。
“多数在这里的外国人都是想要帮助柬埔寨的，”奎因在此后不久的一次会议上说，“不应该让他们深陷危险。”
会议中间，他收到一份报告称机场已经关闭，洪森正在复制1970年事件的可能性正在增长。1970年，朗诺也是关闭了机场，使身在法国的西哈努克亲王无法返回柬埔寨镇压政变。我们开往机场时，金边城里全是士兵。路障被搭了起来，任何人都不得出入金边城，所有车辆都遭到检查。机场确实被关闭了。
我们调转车头返回。前面的路空空的——在柬埔寨，这通常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突然有几辆俄制T-54坦克出现，后面跟着几辆载满士兵和武器的小型载货卡车，更不要说满车的好彩烟和瓶装水了。士兵们的步枪或军服上系着红色的细布条，作为洪森手下军队的标志，以避免友军误伤，因为两方军队的迷彩服是一样的。
然后，就和刚才突然封锁道路一样，道路又突然重新开放。我们的车开到七十公里每小时，以便在道路重新封锁之前赶回金边城。这时大规模的爆炸已经开始——火箭弹和迫击炮，可能还有坦克射击。当时是下午三点，战斗的声音连续不断，恐惧蔓延全城。
当天下午CNN（美国有线电视网络）报道，拉那烈已经成为洪森部队的囚犯。一个半小时之后，网络上援引拉那烈助手的话说，拉那烈正在首都指挥。两种报道都是假的，因为拉那烈正在巴黎。CNN看似在柬埔寨的声誉并不太好。看过报道的外驻人员说，观众应该时时注意考虑“CDF”——CNN折扣系数。
傍晚，在轰炸的间隙，简和我散了一会儿步，走到莫尼勒大道和毛泽东大道的拐角，这里是个很重要的路口。有六个男孩儿在远处开心地看着战斗。其中一个孩子兴奋地用双手做出机关枪扫射的动作，然后他伸手向我们要钱。贫穷从来未曾远离金边。一枚炸弹在附近的一座建筑后面爆炸了，我们畏缩在当场。但那些孩子只是笑着——他们早就习惯了这些。
尽管炮弹和迫击炮的火力很猛，但攻击目标很集中——拉那烈的大本营，而且猛烈的炮火持续时间很短暂：爆发，然后突然停下来。这是一场政变，一种威吓策略，使对方感到恐惧，然后投降。这不是一场毫无保留的战争。攻击目标中包括拉那烈的国防部长涅本才防卫森严的别墅。《柬埔寨日报》的一名记者乔·科克伦短暂接通了他的电话。“现在不方便说话，”这位将军说，“我很忙。正忙着打仗。”
保皇派的官员们为自身的安全感到担忧，都在酒店和藏身所躲避着，居民开始从家中撤离。透过我们十三层住所的窗户，简和我看着路上逃跑的人：他们有的步行，有的乘车，有的乘摩托车，还有些人推着塞满物品的手推车。柬埔寨人对类似的情况经验丰富。
在法国，拉那烈称洪森的指控是政变的“借口”，并要求他接受惩罚。与此同时，亲王的父亲，正在接受医疗看护的西哈努克国王，呼吁双方停火，展开和平谈判。洪森的回应很简练，他说：“太迟了”，并且称呼拉那烈是chao prey——“丛林里的盗贼”。红色高棉电台也很活跃，但太迟了。行动的内部成员乔森潘宣布了与拉那烈达成的交易结果。乔森潘并没有提及亲王或他的党派名称，只是说红色高棉现在承认柬埔寨宪法，他们的政党希望可以参加大选，而之前他们一直是抵制大选并试图阻挠大选进行的。
第二天早上，我们离开洲际酒店，搬到金宝殿大酒店，这里距离战斗更远一些。酒店已经客满了，然而我们给了店员一些小费之后，就又有了房间。外面的战火愈发猛烈，多数在金边城的西部地区或更远的地方，一直到机场，大片的黑烟遮蔽了天空。
到晚上，洪森依靠着数量优势获得了胜利。拉那烈的士兵在他别墅和党总部的墙上挂起了白布，表示投降。亲王手下的几位军事领导人已经逃出了首都，洪森方面已经签发了追捕他们的逮捕令。很快保皇派都被解除了武装，洪森手下的士兵劫掠了机场，这是彻底的洗劫——航站楼、休息室和免税店。“什么都没剩，”机场主管说，“没有灯光。没有技师。只有士兵。”
战争在早上结束。太阳出来了，有那么一刻，城里闪耀着光芒。
中午时，抢掠蔓延到金边城，几乎全是洪森的士兵做的。在机场路，他们抢掠汽车展览馆、汽车配件商店、仓库、电子产品商店和一些家庭。在拉那烈亲王的别墅里，士兵拿走了一切可以拿走的东西：一个翡翠花瓶、一台冰箱、一台录像机、一套高尔夫球杆和一台电视，甚至还有一罐腌牛肉。偶尔会有平民冲进来拿走一些剩下的东西，其余人站在路边，面无表情地看着这场暴乱。柬埔寨人从来都不喜欢这支部队，他们敲诈勒索，干着土匪的勾当，早已臭名昭著，百姓现在已经完全不相信他们了。
我看着他们，震惊于心中划过的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眼前的这些士兵和1975年进入金边城的红色高棉士兵是那么相似。除了不同的军装——迷彩服和靴子取代了黑色宽裤子和橡胶拖鞋——他们的态度如出一辙：冰冷、凶狠、无情。
当天晚些时候，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四个国家宣布，要空运撤回本国公民。可能他们看到了过分夸张的电视报道。一个例子是CNN记者约翰·雷德勒的报道，他在报道中说一些炮火破坏看起来“像被原子弹炸过后的广岛”。后来，一位美国工程师看着大批的人员被转移，叹着气说：“这次撤离简直就是CNN下令执行的。”
同一天7月4日，拉那烈的一位首席顾问何索在被洪森的安全警察抓到之后，开枪打死。此后的几天，不断有拉那烈的支持者被捕或被杀。有时他们的眼睛被挖了出来，有时他们的身体被烧掉，避免人们辨认出他们的身份。“他们就是在销毁证据。”一位人权组织的官员称。
保皇派官员每天晚上都在不同的地方睡觉。白天，他们想尽各种方法把家人送到国外。人权组织的职员尽可能地去保护更多的人，但他们的能力也仅限于此。“他会一个一个地杀掉他们，”我的一位柬埔寨熟人这样评论洪森，“他从自己的兄弟波尔布特那儿学得很好。”
这时，开始有人下流地指责奎因大使事先已经知道这次政变，而他却拒绝帮助拉那烈的支持者，甚至连其中持有美国护照的人都拒绝帮助。“西方使馆的表现太丢脸了。”一位经验丰富的人权组织官员说，“我们求他们打开大门，让明显会遭到迫害的目标进去躲一躲，但美国人、澳大利亚人都毫不犹豫地说不行。”这些由过劳、过于紧张的人权工作者提出指控是不公正的。
和很多其他在金边的外交官一样，奎因已经连续数月跟踪着政变的传闻，并向华盛顿发出警告，称现在形势很有可能暴力崩盘。但他强烈否认泄露过秘密，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知道政变的时间和政变的方式。
而说到美国大使馆拒绝绝望的拉那烈支持者进入使馆避难的事件，是因为美国国务院给奎因下了明确指示，除非事先得到华盛顿方面的许可，不得接受任何避难请求，也不得签发签证。所以拉那烈的支持者向他寻求保护时，奎因夹在中间很难抉择。不过最终他还是倾向了那些受到威胁的人。“最后，”他对下属说，“我们要像正常的人类一样去做判断。如果有当时深陷危险的人敲门求助，我们就让他们进来。我们不能早晨醒来时看到有人死在门口。”
不过最终这种情况几乎没有出现。拉那烈的支持者都被使馆的车护送到了金宝殿大酒店。后来有一次，奎因接到一位拉那烈手下官员疯狂的求救，当时那人被困在机场附近。奎因在自己的车子保险杠上插了一面美国旗子，开车去营救那个人，但却怎么也找不到。（最后证明那位柬埔寨人已经去了金宝殿大酒店，很安全。）“只要我是大使，”奎因说，“就不会拒绝任何深陷危险和向我求助的人。将来也不会。”
外交方面的消息人士称奎因对逃亡在外，经常软弱无力的拉那烈亲王已经不抱任何幻想。奎因争辩道，他自己并非洪森的支持者，但他认为这位总理尽管有反民主的倾向，倒是有可能成为一名高效的领导者。
“奎因知道洪森是个恶棍，但并没有指责他是个独裁者。”一位支持大使的外交官说，“他还认为洪森是一个手腕强硬的领导者，可以做出点儿事业。”
至7月8日周二，“法庭以外杀害”的人数上升到四十多人，另有数百名柬埔寨人被逮捕。拉那烈手下的一些士兵遭到虐待，一些人权工作者冒着危险藏匿柬埔寨人，并护送他们去机场。我的一些柬埔寨朋友说，感觉有点儿像波尔布特掌权的日子。“已经开始了，”其中一位说，“人们很小心地说话，小心提防着有没有人偷听。人们甚至都不敢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邻居。”
外国人成群地逃走，柬埔寨国内出现了短暂的恐慌。商业航班都被取消，乘飞机离开的人们都是包机，费用是平时的两倍。最终，城内八千名名外国派驻人员中离开了六千名，多数将来还会回来。但是，柬埔寨人还和往常一样，聚集在登机口，悲伤地看着外国人飞走。
几个外国投资的项目被迫停滞，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暂时停止了政府援助。就华盛顿来说，每年的援助大约为四千万美元。（华盛顿还因“不确定的安全形势”，将六十一名使馆工作人员减少至二十人。）外国每年对柬埔寨的援助合计约有三点五亿至四亿美元——这个国家预算的一半。巨大的援助资金缩减可能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垮掉。
在机场调查抢掠造成的损失时，简和我跑去跟艾伦·索洛科夫见了面，他是一名住在柬埔寨的自由摄影师。1975年红色高棉占领金边时，索洛科夫是我的同事，并成为我的朋友。（在《战火屠城》中，由约翰·马尔科维奇扮演。）他现在需要搭个便车，去查看两天前他眼见的一场激烈战斗中损毁的两辆坦克。和往常一样，他毫无停顿地一口气讲完了当时的情景。“两辆坦克都是洪森的——T-55。两年前由一艘莫桑比克的船只运到西哈努克港，船上另外还有八十辆。人们对第一辆坦克开始毫无觉察。他们开上一条小路，刚好进入一辆保皇派坦克的攻击范围。洪森方面坦克的司机被打中了脸，整个人都被炸飞。坦克炮台指挥被击中下身，可能丢掉了双腿。第二辆坦克在一小时后被击毁。我不知道伤亡情况怎样。如果我是那个坦克指挥官的话，我就向右转十度……”
索洛科夫从车里出来后，做了个鬼脸，说：“好像旧时的坏日子又回来了，哼？”说着，他大步跑开。
另外一位我70年代就交好的朋友也在城里：乔恩·斯温，《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在影片中由朱利安·桑德斯扮演。）我们在回到柬埔寨的第一天晚上就碰见了，在一家很有气氛的外国记者俱乐部里——过去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地方。重逢真是甜美，我们已经八年没有见面了。不用讲，我们聊起了柬埔寨发生的变化，而且都是些不好的变化。我们都觉得这座城市的韵味没有了，到处都是高大丑陋的玻璃建筑。
我们还聊起了波尔布特，正是由于他的原因我们才回到了柬埔寨。斯温回忆起他过去采访过这位独裁者的一个兄弟桑洛涅，住在磅同省的一位农民。桑洛涅已经有十年没有听过任何关于他的兄弟波尔布特的消息了。直到1978年，看到他的一张照片之后才知道，原来自己这位兄弟就是可鄙的波尔布特。桑洛涅在接受采访时仍然很愤怒，因为他的家人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在红色高棉的统治下遭受了很多苦难。“我的兄弟不配再活下去，”他对斯温说，“如果他被捕，应该给每一位柬埔寨人一把刮胡刀片，切他一刀。”
事情结果并非如此。今年夏天，当波尔布特最终在那次摆样子的公审中出现时，他的个人安全看起来很有保证。事实上，整个审判过程都是精心安排的，甚至连媒体采访也是预先准备的。唯一一位受邀出席的记者是内特·萨耶尔，他是《远东经济评论》的一位撰稿人，多年来一直跟踪报道波尔布特。（另外还允许他带一位摄影师。）不过最终萨耶尔没有获许问波尔布特任何问题。审判后的一天，萨耶尔将录像带卖给了《晚间报道》，据称卖出了六十五万美元。
或许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在这盘录像带中未曾看到的内容。很显然，波尔布特此次受审不是因为两百万左右柬埔寨人的死，而只是因为他杀害了宋先及其家人。红色高棉并没有真正承认他们的屠杀行为：他们只不过是在清理一位内部领导人，因为他的恶名阻碍了政党的转型。他们相信，如果波尔布特离开，他们废黜洪森的运动就能显出诚意。
另外审判中还有几位关键人物没有出现——农谢，又名二号大哥和人称屠夫的塔莫。他们在柬埔寨的大屠杀中与波尔布特是同谋。这两人几乎一手安排了审判，或许他们希望通过对波尔布特的惩罚，能够缓和公众的怒气，并保住自己的性命。在审判现场的一位红色高棉高级官员说，尽管塔莫和农谢都已经上了岁数，但他们对红色高棉的一切事务仍然亲力亲为。
自从这次公审之后，美国和其他国家就敦促洪森逮捕波尔布特，并将他移交国际法庭。他们说，如果洪森能完成此项行动，他将重获信任，并缓和其暴力政变的印像。这是一种很老套的外交施压方法，因为如果华盛顿和其他主要力量想要把波尔布特带上法庭，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波尔布特在泰国避难时——就有很多机会实施“抓捕”行动。
现在的混乱对柬埔寨来说不是一次偶然的悲惨事件。这是三十年的战争、疯狂和枪战的附属产物。柬埔寨已经变成无政府状态，成为不管如何犯罪都可以的罪恶乐土，成为剥削者的圣地，剥削这些世界上最贫穷最脆弱的人民。
在红色高棉统治下被迫害的儿童
在我停留的一周事件里，报纸报道了：柬埔寨第二大城市马德望的警察虐囚；美国游客在金边被抢并被枪杀；一位五十三岁的柬埔寨人因组织男童进行性交易被判有罪（他被判的徒刑是四个月）。与此同时，艾滋病正在大范围传播——有十万人被感染。而这个国家原始的医疗系统，对这场流行病毫无办法。“病态的政治，腐败的政治，”我的一位柬埔寨朋友说，“正是毁掉一切的根源。”
同时，经济完全受崇尚机会均等主义的外国公司支配。普通柬埔寨人能找到的最好工作就是做服装工人，为蒙特哥玛利·沃特或盖普生产衣服。服装行业工作者每月赚四十美元，但要在金边维持生活，每月至少要赚一百五十美元。
一些亚洲问题专家认为，柬埔寨的未来取决于洪森对哪一方团体和军事力量的兴趣。未来可能还要看这位总理如何遏制住泰国和越南由来已久的扩张欲望。
还不清楚到底怎样才能使华盛顿和其他重要力量满意——正是这些国家造出了现在这种无法运转的制度，而且现在还不断地对之谴责。这些国家宣称需要一个自由和开放的社会，
要有独立的法庭，训练有素的律师，健康的媒体，并且要关注人权。事实上，在过去几年里，这些制度和传统正在慢慢发展，但它们的未来如何还不确定。（活跃而独立的小报《柬埔寨日报》就是一个例证，这份报纸由十六名年轻的西方人和他们培训出来的三十名高棉人共同创办。）新的领导团体初具雏形，但这时洪森发动的夺权运动又使社会产生了大幅度倒退。
金边政府的前景也同样很黯淡。洪森的支持者不够多，不可能赢得自由的选举，因此很可能会采取更多的铁腕政策。一位饱有学识的西方外交官认为，总理可能会接受分权的建议，建立一个多元系统——但必须要允许他控制国家大部分的军队和安全部队。
红色高棉呢？由于内部叛变、多年的损耗和失去了原本援助，这股力量已经被排斥到了权力斗争的边缘，对金边也不再是军事威胁。但他们仍是整个谜团的一部分——即使波尔布特退出人们视野，而且可能病况严重。这支游击队还控制着大片的柬埔寨领土——大约占国土的百分之十五——作为他们的地盘。只要他们还存在，柬埔寨就仍是一个破碎的国家，并会痛苦地发现，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波尔布特的阴影。
作者手记：柬埔寨的希特勒——波尔布特于1998年4月在国家北部丛林深处的一个小屋里过世，死时八十三岁。他被自己一手建立的红色高棉逮捕，被判终身软禁。他们在那片丛林里举行了一次走过场式的公审，指控波尔布特下令谋杀了自己的左膀右臂宋先（及其全家）——据报宋先当时正与金边政府进行某种交易。
指控中对死去的将近两百万——几乎是国家人口的四分之一——柬埔寨人只字未提，这些平民的死亡几乎都是波尔布特领导下的红色高棉的责任。受审之后不久他就死去了。有流言说，他可能是被毒死的。他很快就被放到了一堆废弃轮胎和破家具的火堆上火化了。
1979年越南军队推翻红色高棉统治，把他们赶到丛林中之后，多数柬埔寨人想要看到的审判是将他们送上军事法庭。这个希望迟到了三十年，今天（2009），这样一次军事审判在金边举行，但却显得有些许苍白。波尔布特领导团体中的五名成员受到了指控。
我在写这条记录时（2010年1月8日），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被定罪。
在温和的审判规定下，最重的判决也只不过是终身监禁。根本没有死刑。
常常被世人忽略的小小国家柬埔寨，这一次又未能得到世人足够的尊重和关注。
1.柬埔寨国内的匹萨连锁店。
2.美国著名烟草品牌。
3.美国大型百货连锁。
4.美国服装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