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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兴亡》假钞票帮助了作家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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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25、26、27日这三天,汉口、武昌、汉阳相继落入日军手中。

蒋介石逃往陪都重庆苟安,姚蓬子紧跟紧追徐恩曾,带着妻子以及7岁的儿子姚文元也逃往这座山城。

明里,姚蓬子挂着《新蜀报》副刊主编的头衔。

暗里,姚蓬子依然干着中统特务的勾当,与徐恩曾保持着单线联系。

关于姚蓬子在重庆依然是中统特务,有着两份铁证。

徐恩曾的秘书袁逸之,曾写下这样的回忆:“1939年,我在重庆国府路282号,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副局长徐恩曾家任他的私人秘书,约在5、6月的一天晚上,特务头子徐恩曾,交了300元法币给我,对我说:‘姚蓬子明天来家,你把钱给他。’第二天上午10时左右,看门副官王积善上楼来对我说:‘姚蓬子来见你,要不要见他?’我说:‘叫他上来。’王引姚上楼来见我。我把徐交的钱给了他,他卑躬屈膝的样子对我说:‘袁秘书,谢谢你。’在抗战这段时期,姚蓬子从汉口撤退到重庆,表面上仍打着左翼文化人的招牌在社会上闯,而暗里却单线直接和特务头子徐恩曾联系,供特务机关使用。”

另一位历史的见证人,则是国民党中统局本部秘书、重庆区区长张文,他也还记得:“1939年至1940年期间,在设于重庆川东师范的中统局本部,我曾几次碰到姚蓬子。当时我任中统局第一组第二科长,曾受姚蓬子之托,代他向徐恩曾要到一笔津贴。”

从叛徒到中统特务,姚蓬子的“轨迹”是清清楚楚的。

不过,姚蓬子毕竟是聪明人。这时候,共产党的势力蒸蒸日上,中国的未来必是赤旗的天下,已是十分明显的了。姚蓬子不能不为自己的未来着想。瞻念前途,不寒而栗,他想为自己留条退路了。

1939年5月,日本飞机对重庆进行大轰炸,姚蓬子和8岁的儿子姚文元被压埋在炸垮的防空洞中,差一点昏过去。当空袭结束,姚氏父子从防空洞里钻出来,满街是断垣残壁和死尸。当他们回到家中,发现所租房屋破损,财物被贼人趁乱洗劫一空。姚蓬子无奈,只好在重庆远郊北碚乡一个叫金银岗的村子里,租了商人兼地主王老板的一间房暂且容身。

姚蓬子陷入困境。

对于姚蓬子来说,当诗人吧,写诗那点稿酬,如胡子上的饭粒;当作家吧,写什么呢?写左翼作品,徐恩曾不会放过他。写反共作品,会遭左翼作家白眼。办刊物吧,难!在南京,丁玲与徐恩曾那一段对话,丁玲转告过他,他是清清楚楚的。

稳而又妥的,还是开书店。进,可以自己印书出书;退,还可以销售别人印的书。不论进退,都可以赚钱。

他嗫嚅着,向徐恩曾吐露了自己的打算:开设一家书店,“独立谋生”去。

出乎意外,徐恩曾痛快地答应下来,而且还借给他一笔款子。

姚蓬子千恩万谢,接过这些新钞票,再三声言:一旦书店站稳脚跟,有所盈利,日后定然连本加息奉还!

于是乎,重庆白象街头冒出“作家书屋”的崭新招牌,经理便是“左翼作家”姚蓬子。

这个书屋,兼出版社和书店于一身;姚经理,则兼编辑和老板于一身。

作家书屋既出书,又卖书。

姚蓬子靠着徐恩曾的资助,终于在山城重庆有了立足之地。他打心底里感激徐恩曾—姚文元的干爹。

殊不知徐恩曾乃是一只老狐狸,姚蓬子竟被他蒙在鼓里。

原来,徐恩曾那时手中的新钞票正愁甩不出去呢!他乐得资助姚蓬子,以图日后偿还。

徐恩曾神通广大,他手下的中统特务获悉重要情报:中央银行的钞票,曾委托上海中华书局代印。在日军攻占上海之际,这批印钞票的铜版匆匆运往香港中华书局。香港落入日军之手以后,铜版被日本特务运回上海,在那里大量印刷。

徐恩曾跟日本特务机关挂上了钩,悄然把日军印制的假钞票,运往重庆,抢购物资。徐恩曾从中发了大笔横财。自然,从中瓜分一些给日本特务。

徐恩曾手中有的是钱,他借给姚蓬子的大沓新钞票,乃假钞票也(据作者采访当年作家书屋的职工)!

直到1943年秋,中统的对头—军统头头戴笠,从浙江缉私处长赵世瑞那里,获知两艘路过杭州的商船装有大量假钞,而船长持中统的证明文件不许任何人上船搜查。

戴笠命军统特务截船,把钞票空运至重庆。经中央银行鉴定,证明皆为伪币。

戴笠立即密报蒋介石,告了徐恩曾一状。

蒋介石在盛怒之下,撤了徐恩曾的中统局局长职务。

徐恩曾倒台了。然而,借助于假钞票开张的作家书屋却没有倒闭。

姚蓬子毕竟在文艺界人头颇熟,拉稿颇有手腕,从名家手中弄到不少书稿。他算不上一个有实绩的作家,倒是一个会赚钱的出版商—他把目光盯在名作家身上,知道名家的书有号召力,易销,也就易赚钱。

1942年6月24日,重庆的《新民报》上,刊载了老舍的《姚蓬子先生的砚台》一文,可以说是当年作家书屋老板姚蓬子的生动写照。文章短、幽默,全文照录于下,以飨读者:

作家书屋是个神秘的地方,不信你交到那里一份文稿,而三五日后再亲自去索问,你就必定不说我扯谎了。

进到书屋,十之八九你找不到书屋的主人—姚蓬子先生。他不定在哪里藏着呢。他的被褥是稿子,他的枕头是稿子,他的桌上、椅上、窗台上……全是稿子。简单的说吧,他被稿子埋起来了。当你要稿子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一个奇迹。假如说草稿是十张纸写的吧,书屋主人会由枕头底下翻出两张,由裤袋里掏出三张,书架里找出两张,窗子上揭下一张,还欠两张。你别忙,他会由老鼠洞里拉出那两张,一点也不少。

单说蓬子先生的那块砚台,也足够惊人了!那是块无法形容的石砚。不圆不方,有许多角儿,有任何角度。有一点沿儿,豁口甚多,底子最奇,四围翘起,中间的一点凸出,如元宝之背,它会像陀螺似的在桌子上乱转,还会一头高一头低地倾斜,如波中之船。我老以为孙悟空就是由这块石头跳出去的!

到磨墨的时候,它会由桌子这一端滚到那一端,而且响如快跑的马车。我每晚十时必就寝,而对门儿书屋的主人要办事办到天亮。从十时到天亮,他至少有十次,一次比一次响—到夜最静的时候,大概连南岸都感到一点震动。从我到白象街起,我没做过一个好梦,刚一入梦,砚台来了一阵雷雨,梦为之断。在夏天,砚一响,我就起来拿臭虫。冬天可就不好办,只好咳嗽几声,使之闻之。

现在,我已交给作家书屋一本书,等到出版,我必定破费几十元,送给书屋主人一块平底的,不出声的砚台!

哦,老舍在20世纪40年代所写的姚蓬子的故事,跟施蛰存在80年代讲述的姚蓬子的故事,如出一辙。在生活中,姚蓬子的随随便便、嘻嘻哈哈、邋邋遢遢、马马虎虎是出名的。

自从办起作家书屋,姚蓬子便混迹于左翼文人的阵营。遇见老熟人,问起他这几年的遭遇,他便长叹一声:“唉,唉,当时在南京,我发表那《宣言》,也是迫不得已、言不由衷呀!落到那种地步,不来个‘假自首’,脑袋就要搬家!那些年,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可不,如今我获得‘自由’,就‘过来’了。”

他,见一个,说一个,发表着他的新的“宣言”。

虽说他再也无法重新混入共产党,但是他的“宣言”还起了不小的作用,他居然又常常出现于左翼文人的聚会。他不断地出版左翼作家们的著作,给作家书屋涂上了一层革命的油彩。

最使姚蓬子得意的是,冯雪峰住到作家书屋里来了!

冯雪峰是中共在文艺界的重要领导人。1941年,被国民党逮捕。当时,他化名冯福春,国民党警察局并不知道此人即冯雪峰。他被关入江西的上饶集中营。他在集中营里病重。消息传到上海,然后传到延安。毛泽东和陈云得知之后,马上发电报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和董必武。

几经曲折,终于由宦乡设法,把冯雪峰从上饶集中营里保释出来。

冯雪峰从江西取道桂林,来到重庆,见到了周恩来。考虑到冯雪峰尚属保释,国民党当局随时可以重新逮捕他,党组织便叮嘱冯雪峰以灰色的面目,在重庆养病。于是,看中了作家书屋这个地方。

冯雪峰住进了作家书屋。

姚蓬子兴奋不已。在他看来,冯雪峰的到来,无疑是给作家书屋刷上了红色。他的尾巴翘起来了。当然,他心中也明白:冯雪峰从不跟他提起党内的机密,也从不问及他在南京狱中的那段往事。

1944年5月3日,重庆文化界五十多人集会,发表《重庆文化界为言论出版自由呈中国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请愿书》。这份请愿书,坚决要求“取消图书杂志及戏剧演出审查制度”,“保障言论出版自由”。

在请愿书上写下大名的,绝大多数是很有影响的左翼作家:郭沫若、老舍、茅盾、胡风、夏衍、曹禺、姚雪垠、臧克家、宋之的、阳翰笙、于伶、聂绀弩、胡绳、浦熙修、冯雪峰、叶以群、张友渔、石西民、曹靖华、郑君里、张骏祥、洪深、彭子冈、沈浮、吴祖光、侯外庐、焦菊隐……

在签名名单上,紧挨着茅盾的名字旁边,签着“姚蓬子”三字!

哦,姚蓬子也向国民党“请愿”了!

姚蓬子把政治也看成了生意经,他是绝不做亏本生意的。此刻,他神气活现地出没于左翼作家的阵营之中。他不断地往自己的脸上搽红粉,仿佛他压根儿就没有登过什么“脱党宣言”一般。

那时候,姚蓬子在重庆城里办作家书屋,姚文元与母亲则住在重庆北碚乡金银岗。姚文元从8岁到12岁,一直住在那里。他每天要走六七里路到北碚镇中心小学上学,读完初小、高小。由于家境不宽裕,姚文元的母亲当时给人家做饭、洗衣,赚点家用钱。

1943年秋天,姚文元小学毕业,进入重庆南开初中上学,终于离开了北碚乡。笔者的文友刘兴诗[143]也在这所学校上学。他送给笔者一帧姚文元的照片,那是姚文元在那里上学时交给学校的证件照。

据刘兴诗说,姚文元在1944年曾因成绩不好而留级,尤其是数学很差。不过,他的作文不错,在全校排名第二。

刘兴诗回忆说,第一名是杨汝绸(后来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第二名是姚文元,第三名是刘兴诗,第四名是唐贤可,第五名是马雪生。

■ 姚文元在重庆上中学时的照片

当时的语文教师郑学韬曾说:“姚文元的作文,大部分都不错,但并不是篇篇都好。他也学习写小说,但是在他笔下,每一个主人公到最后总是死去。”

每逢星期六,学校里进行卫生检查,姚文元往往不及格。他的耳朵老是流脓,衣服也总是不整洁。教导主任公开宣布姚文元是“全班最脏的一个”。由于留级而且遭到老师经常的批评,姚文元养成了孤僻的性格。

刘兴诗在1995年10月21日打电话给笔者,说是在1944年出版的重庆南开初中40周年校庆专刊上,见到姚文元的文章──这也许是姚文元平生最早发表的文章。此外,在专刊上还有白先德的文章。白先德是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的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