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总司”与“赤卫队”原本旗鼓相当。但1966年12月18日，天平猛然倾斜，倒向了“工总司”一边。
那是“机关炮”响了，剧烈地震撼着上海。
“机关炮”是在上海市委机关里射出来的。一份以《机关炮》命名的小报创刊了，上面印着一个新冒出来的造反组织的名字：“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宣传组编印。
大抵秀才们跟工人、红卫兵气质不同，不习惯于什么“司令部”之类，于是便取名为“联络站”。这个“联络站”的骨干力量，是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以及《支部生活》编辑部，头头乃徐景贤（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支部书记）、王承龙（原《支部生活》造反队负责人）、郭仁杰（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支部副书记）。
自“文革”以来，曹荻秋的种种“检查”，是徐景贤代为捉刀的。张春桥、姚文元策反上海市委的笔杆子们。从11月28日起，这种暗中的联系，已在姚文元和徐景贤之间不断用长途电话进行。
王洪文所率“工总司”只能在外面攻打上海市委，久攻难克。“联络站”揭起造反大旗，来了个里应外合，内外夹攻，中心开花，后院起火，顿时使上海市委的根基摇晃，分崩离析。
12月18日下午，“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第一次在上海公开亮相——在文化广场（那时已改名为“文化革命广场”）召开万人参加的“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秀才造反，到底与众不同。他们发表“造反声明”，提出了文绉绉的新口号：“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刷出了用不同修辞装饰的新标语：“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炮打上海市委！”
“工总司”马上与“联络站”结成统一战线。他们里外夹击上海市委，一下子就使上海市委陷入了深深的困境，濒临垮台的边缘。
“赤卫队”也被逼入了进退维谷的地步。“工总司”在街上刷出一条又一条矛头直指“赤卫队”的大字标语：
“赤卫队是保皇队！”
“赤卫队是陈、曹的御用工具！”
“赤卫队死保上海市委，大方向错了！”
“取缔赤卫队！”
“解散赤卫队！”
“赤卫队”这时也不得不提出了“炮轰上海市委”、“炮轰曹荻秋”，表白自己并不“保皇”。
12月23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也把曹荻秋“揪”来，当场向他提出“八条要求”。曹荻秋签了字。
就在这天下午，张春桥在北京又一次接见上海“工总司”的代表，对他们进行了一番“指点”：
“现在，我看你们要集中目标攻上海市委，不要分散精力。集中攻市委才能发动群众，争取中间派。不攻市委，中间派就跑了。
“陈丕显这个人物是值得研究的。他是幕后指挥。我们认为他还是有实力的。上海市委保常溪萍、保杨西光，保得很厉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1966年10月9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引者注），我对他讲了，叫他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江青同志也要他把工作抓起来，对他说：‘我和春桥同志做你的参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特别使我吃惊的是，在发生‘安亭事件’的时候，他打电话到中央，问了那么多的问题：‘到底中央文革小组给了张春桥多么大的权力呀？’‘他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他的态度很坏。马天水这次表态还好。我批评了他，他在会上表示：‘我改，我改。’
“我要告诉大家，我同上海市委的分歧早就有了。我到上海去，是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去的，并不代表上海市委。
“我还可以告诉大家，中央文革小组本来是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我个人可以‘火烧’。但是，炮打中央文革小组，意味着把矛盾指向哪里，那是很清楚的。
“现在，上海的情况很复杂。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未定局。你们‘工总司’要提高警惕，当心胜利的果实被别人夺走。……”
张春桥这番当众讲的话，已经把底牌清清楚楚地亮了出来，只是没有公开点“赤卫队”的名。
张春桥给王洪文挂了长途电话，把话讲得明明白白：“你要当心‘赤卫队’把‘打倒曹老头’的革命口号接过去，乘机捞取革命造反派英勇奋战得来的胜利果实，取‘工总司’而代之！”
“军师”的话，使王洪文幡然猛醒。于是，“工总司”在12月25日下午，再度在上海文化革命广场敲响了“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的锣鼓。曹荻秋被“揪”来了。“工总司”逼着曹荻秋宣布“赤卫队”的“八项要求”是“非法”的，是“无效”的，要对“赤卫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赤卫队”闻讯，当天晚上召集了总部委员紧急会议，商量对策，与“工总司”决一雌雄。
上海上空乌云翻滚，一场大战已迫在眉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