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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浏阳兄弟》老人家,你怎么睡在政府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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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老人家,好久不见了。”父亲带着我,走进机关大厅,喃喃地说。我转过头,望着大厅靠墙的几排空荡荡的长椅,心想,是啊,往年这个时候,她早来了。

1985年夏天过后,我升入小学二年级,那时父亲经常加班,在母亲出差的日子里,他加班就带上我。从宿舍到他办公室,短短几分钟脚程。在那里,我看书,他写材料,写得累了,就陪我玩一会儿。父亲给我看的书多且杂,都是他放在办公室的,很多已经记不清名字了,有印象的只有《隋唐演义》《第二次握手》《星火燎原》。

偶尔我会走上阳台,透过水泥栅栏的缝隙往外看,不远处的马路上,有人端着手电往樟树上照着,那是机关的司机在打麻雀,麻雀死蠢,手电一照就不动了,用气枪打,一打一个准。路的对面,是机关招待所,目光所及,能看到住宿楼的屋顶,招待所后面就是浏阳河,楼上看不见,只能看到河对岸的天马山在阴冷的天光中静卧,像一个不肯醒来的巨人。

那个老奶奶住在县委大厅,已经几年了,她多是秋天过来,有时一住几个月。父亲偶尔谈起她,说这个人以前怕是读过书的,懂规矩,她不吵不闹不讨人嫌,每年来了,先寻个开着门的办公室,去递状子,递完就退出来,在机关大厅的长椅上,倚着她的铺盖坐着,就这么发呆过一天,饿了,吃点儿随身带的干粮,渴了,就去厕所龙头接水喝。夜里,大厅里放电视,她也坐在旁边跟着看,电视放完了,大家都走了,她把两张长椅拼起来,铺好铺盖,睡在上头。路过的人看到了,也搭把手。那时候的机关,没有如今这般门禁森严,人情味也浓许多。

“她的事情,领导解决不了。”父亲曾经在饭桌上告诉母亲,“找谁都没用的。”

老奶奶的申诉,是关于她的儿子。她的儿子十六岁那年从悬崖上掉下来,摔死了。悬崖叫孝子崖,崖顶的山壁上有个洞,据说洞里坐着个仙人,是清末的一个读书人,姓杨,至纯至孝,后来修道,就在这个洞里坐化,肉身风干,“经百年而不腐”,后人感念他,尊为杨孝仙,凿石修道,通到洞前,就在洞前筑了个小庙,将仙人请出来,安放在神座上供奉。地方逼仄,不过是几根柱子撑起一个屋顶,三面开敞,却也香火旺盛。

1966年破四旧,有好事的出主意,要破除封建迷信,干脆把杨孝仙风干的肉身搬出来烧掉。可是谁去把杨孝仙抬下来呢?工作组的领导在村民大会上反复动员,口水说干,无人回应。最后只好抓阄。老奶奶的儿子和另外两个年轻人不幸被选中,中午时分上的崖,刚刚上去不久,她的儿子就摔下来了,死在崖下的碎石滩上。据同去的年轻人说,他们把绳索捆到杨孝仙肉身上,让她儿子把仙人从神座上往下拽,小伙子收不住劲,身子往前冲,直接从悬崖上飞落。

“她说她儿子虽然不是公家人,但却是为公家事死的,要追评个因公殉职。”父亲摇了摇头。

“怪不得她,那个时候真荒唐。”母亲叹了口气。

后来听说,杨孝仙的肉身还是烧掉了,是工作组的领导亲自烧的,架在劈柴上,点上火,这位领导,几年后死于皮肤癌,浑身溃烂,乡人都说是冲撞了神灵的报应。

那时,我并不懂父母对话的含义,仅仅出于对一个老奶奶的怜悯,我试着接近她,用我仅有的能力,去施舍她。每天路过时,给她塞一个橘子(从后院树上偷的),或者带一碗盖了自家腌的咸菜的冷饭给她,或者匀她一个同学送我的茴香饼,每一次她都双手并拢,高兴地接过,满是皱纹的脸拧出菊花般的笑容,连声道谢。

有时候,她也会招呼我,“细伢崽,过来。”笑眯眯地从她身侧的白布口袋里掏出一把炒米给我,那是她的干粮,也是她仅有的能拿得出手的招待。炒米很香,有些咸。

“你怎么不回去?”我问。

“领导上在给我解决问题呢,”她笑眯眯地说,“我要等着,柏加(浏阳的一个乡)那么远,办好了还要来告诉我,多麻烦领导啊。”她夸张地伸长手臂。

母亲知道我给老奶奶送吃的,她什么都不说。

我知道院子里还有些小孩给她带东西吃,也有些小孩捉弄她,在米饭里掺上沙子,在食堂的潲水桶里捞东西送她,上过当之后,她再收到这类的食物,依然会笑着接过,只是不吃了。

有一天,母亲在家包了饺子,吃到末了,她盛了一饭碗,洒了辣椒粉,淋上酱油和醋,叫我给她送去。

老奶奶很高兴,看得出来,她是真的开心,反复地谢我,我都不好意思了,打断她的话:“你快吃咯,我妈妈等着洗碗呢。”

她吃得很仔细,咬一口,要咂巴很久,眼睛眯着,细细品尝这难得的美味。吃一个饺子,几乎就要耗光一个小孩子所有的耐心。

她吃了两个,眼泪就掉下来了;“我崽也喜欢饺子,他在的时候,只吃过一回咧。”她喃喃地说,用拿筷子的手去抹眼泪,越抹越多。

“我知道不该冲撞神仙,那是我崽的命。”她哽咽着,“我晓得不该麻烦政府咧,我不想来呢。”

老奶奶叹着气把碗放下,表情又愧疚又委屈,她低声说:“满根(她儿子的名字,当地人起名喜欢用,取不忘根本之意)死了这么多年,我都没找过谁呢。”她叹着气,用枯萎的双手捂住眼睛,身子后仰,“可这几年,我老梦见他,一头的血,哭着对我讲:姆妈,我没有人管啊。”

她哭了好一会儿,我惊住了,站在旁边默默地看着她,直到她平静下来,有些自失地望着我一笑,低头端起还有余温的饺子,三两口吃完。

“在这里,我能睡个好觉,我在给我崽申冤呢。”把空碗递给我时,她忽然很突兀地说,眼睛眯着,眼角露着狡黠的笑容。

快入冬的时候,她生病了,早上起不来,一个劲儿地喘,被赶早上班的某位领导撞见,送去了医院,打了几天针,出院了,机关派车送她回了家。

听说也是那位领导拍板,给她上了五保户。她还有两个女儿,按理说,进不了五保的,可那位领导讲了硬话:“这些遗留问题,一种方式解决不了,就用另一种方式吧,让一个老人家一年接一年地跑,不是我党的作风。”

可第二年,老太太又来了。她不是独自来的,一个中年汉子送她过来,把她撂下就走了。

这一次,她表现得越发谦卑,见谁都是满脸堆笑,晚上看电视,会挪去更远的角落,给他人留出空间。

即便如此,人们还是用一种鄙夷的眼光看她。那些捉弄过她的小孩越发光明正大,母亲仍会允许我带东西给她吃,只是嘱咐我,“给她的时候,躲着点人。”

有一次,她吃着我从家给她带的酸菜盖饭,扒得很快,眼睛左右睃着,生怕来了人。

我说:“你慢点,我不催你的。”

她望着我,讪笑着,放慢了速度,说:“我一个老婆子,不值得可惜。”她很不好意思地解释着,“政府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不该再来的,我女儿、女婿逼我的。她们说,住几天就有五保吃,那就再来,看看还能有什么好事。”她自失地摇头,羞红了脸,“我耳根软,脸皮厚,就来了。”

“你还梦见你崽吗?”我问。

她没想到我会问,瞪大了眼睛,“嗯嗯”地哼了两声,低下头,又快速地扒起饭来。

第二天,她就走了,以后再没有回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