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他们关起来，然后呢？》3 牢笼里的艺术

乌干达与牙买加

悲伤是必然，但人造的地狱不然。

——尼尔斯·克里斯蒂（Nils Christie）

人类天性不是在沉默之中体现，而是表现在，语言、文字、行动与反思中。

——保罗·弗里尔（Paolo Frere）

非洲行程结束，我回到纽约以后先去探视“监狱直升班”，我不在期间，一个叫作“雷”的学生出狱了。虽然先前我听到语音留言“我回家了！”便立刻致电问候，但能面对面来个接风大拥抱，开心不在话下。直升班的学生都一样，离开监狱后没几天就去学校报到；而雷的反应也和前辈们相同，站在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前面瞪大眼睛，情绪激动。尽管名义上他早已是学院的一分子，但毕竟之前上课地点是在监狱内，如今才回到外面展开新生活。雷设定的目标是六个月内开始到学校上课，截至目前进度平稳，他也以平常心应对繁文缛节，例如定期与假释官会谈、参加愤怒控制和职业训练课程等等。

隐患在于，雷才27岁，而且依旧住在布鲁克林区，当初就是在那里耳濡目染才混帮派，涉入贩毒。经过七年，布鲁克林区比起当初看来是往上靠拢一些。“贝兹，以前我在杂货店可没看过什么有机农产品呀。”他笑得灿烂。问题是时髦酒吧和手工奶酪店家底下，本质依旧是将雷推进监狱的贝德史督[1]地带，而我也不确定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帮助他摆脱过去。唯一能做的是尽量鼓励，要他专注未来，学历是人生蓝图里重要的一环。

“身为你的教授，”离开学院送他去搭地铁的路上，我说，“我看得出来你有才华，那是你更高层次的一面。”我教他写作，发挥创意，在纽约的监狱教室里，我见证了语言艺术的魔力。从20世纪70年代起，由于监狱写作计划等活动有所成效，美国社会形成共识，相信语言和艺术的表达过程极具认知治疗作用，尤其在监狱环境下功效卓著。后来许多组织如密歇根监狱艺术协会（Michigan's Arts in Prison）不只为狱友举办写作团体，还有音乐、园艺、瑜伽、视觉与表演艺术各种项目，并且持续推动数十年，价值深获学术认可。

但我想要更专注探讨艺术究竟具备何种改造效果。如果是在监狱内，而不是在大学课堂上，又如何？我去过卢旺达和南非，重新思考司法的基础是什么，也观察过报复和宽恕的过程，我也看见许多可能性，那是截然不同的改造方式。而才回到美国，我又满怀期待想要了解另一个改造工具，也就是艺术，是否同样能在刑罚的环境中提供疗愈。为此，我又得回到非洲去——这次目的地是乌干达。

乌干达约有3.5万名囚犯，其中半数尚未定谳，而监狱系统原始目标容量仅1.5万人。2004年，乌干达监狱署进行评估，结果却是一幅地狱景象：设计供23人使用的牢房住了265人，半数囚犯没有干净水源。政府着手改革，可是2011年人权观察组织认为改进幅度有限。根据报告，有41%的囚犯遭殴打，有时还是管理人员授意其他狱友动手；不愿意粗重劳动的人，即便是老人、身障者或孕妇，都会遭到杖打、掷石、被铐在树上，甚至焚烧；有人曾经被扒光衣服赶进水淹至脚踝的房间。乌干达监狱里，艾滋病与肺结核比例近外界两倍，但直到2011年，相关医疗仍局限在单一监狱，事实上223座监狱中只有63座有医疗人员常驻。

倒是有个开心的发现：非洲监狱计划这个组织在伦敦与坎帕拉设有办公室，为监狱系统提供教育、辅导及医疗服务，并开放志愿者加入。他们对我提出的新方案有兴趣，打算在乌干达开设创意写作课程。

监狱是社会控制工具，和体罚互为表里

抵达恩德培国际机场之后，我花了三小时车程才找到公寓。这里要付押金，而内部阴暗脏乱，老旧不堪，外头还围着铁丝网，有个一脸剽悍拿着乌兹冲锋枪的警卫镇守。第一晚我真的太累，放下行李箱就呼呼大睡。隔天我到喜来登酒店要到了一个不太贵的价钱。酒店所在位置曾经是乌干达前独裁者伊迪·阿明的宫殿，广阔草地上发生过多次血腥处决。后来我还得找地方换钱。

“抱歉，小姐，这张20美元的钞票我们没办法收，年份不好。”

“年份？”我问。

“是。”对方没有多做解释。

我还买了一张移动电话卡，储值50美元，拨打以后系统却说没有余额。

“小姐，你这个号码是以前别家公司用过的。”

“怎么可能，我才刚买的？所以那50美元就飞了？”

“对。”回答干净利落。

回到旅馆，大门有炸弹检查哨。2010年，坎帕拉发生一起杀死74人的自杀炸弹攻击，与基地组织互通声息的索马里民兵团自称为幕后主使，后来乌干达在各要地设置岗哨检查爆炸物。他们手上有枪、态度凶狠，后车厢与仪表板旁边的柜子都得打开，等警卫挥手我们才能通行。其实搜查过程令人不解这样怎能预防爆炸案，但就制造持续的恐慌不安倒是成效卓著。

“明天8点45来接你。”出租车司机说。

“我11点到就好了，不是才半小时的路程？”

“会堵车。”他回答。

星期一，早晨晴朗，去办公室的路上堵车，车子走走停停，热得我满身大汗。2月的坎帕拉阳光依旧炽烈，车窗外人群熙来攘往，有些穿着军装，路面很多坑洞，飞过天空的秃鹳像是无人机。我拿出手机要拍照，司机忽然关上车窗。

“会有贼，”他提醒，“他们装成路人，一溜烟跑过来直接把你手机抢走。”

非洲监狱计划的办公室是山丘上一栋小屋，警卫在访客簿上注记我们的名字，里面有五个人，大家与我握手问候。墙上有幅乌干达地图，以图钉标示出223个监狱位置。我为写作课编排了讲义，内容包括：你觉得自己有没有创意？喜不喜欢故事或诗歌？是否想通过写作表达自我？涵盖的文类很多，有自传写作、戏剧、小说和诗词，作业则尽量通俗，而且选用非裔美籍文学的经典，以及肯尼亚、尼日利亚、乌干达当地的作品，是我周末特地去书店搜集来的。会面结束后等出租车来接我时，我的电话响了。

“小姐你好，我是戴维。”是出租车司机，“我有点事情没办法过去，但是我找了别人帮忙，名字也叫戴维。听他说还在堵车，不过应该待会儿就到。”

所谓待会儿其实是一小时。回程堵车，又一小时。进了喜来登，穿过金属探测器和一堆检查，我心里实在烦躁，直接绕到旁边的“天堂烧烤店”，享受一筒水烟和一罐尼罗河特调啤酒。走在尼罗河大道上，有家酒吧播放着牙买加电子舞曲，路上的应召女郎长得漂亮，衣着华丽且熟门熟路，在每张桌子附近找客人。

翌日早晨我下楼到大厅时，也有应召女子同电梯。我出门前在旅馆内的商店晃晃，看到一些书籍打折促销，但内容不太搭调：《乌干达鸟类百科》《终结乌干达枪支暴力》《16种女人要你命：教你辨认和回避》。

“很多人觉得进监狱就代表有错，”出租车司机戴维如是说，他才刚闪过与一群当地的摩托出租车相撞的惨剧，“但我觉得不是这样吧？又不是没有冤狱。”

到了加油站，监狱计划的成员琼过来迎接。我尚未取得在卢济拉监狱担任志愿者的文件，所以得由她带进去，希望能一路过关斩将。我们从大路转进小巷，小路两旁是坍塌砖屋和生锈的铁皮屋顶，一片狼藉。泥地上轮胎痕很深，泥水简直成了小河。途中经过破破烂烂的屋子，冲出一群鸡，外头的招牌“好生活医疗中心”还没有拆掉，油炸面包树果实和咖喱饺的香气非常诱人。

琼停车跟摊贩买了一些印度薄饼。虽然年纪比我还小几岁，她看上去却几乎像年长一辈，不知是不是身上那袭粉蓝色套装的缘故。朝监狱走去的路上，她提起自己在坎帕拉长大、取得大学学历，以前是中学教师。

“现在呢，以监狱为家。”

我点点头。“偶尔会有这种感触？”

“不，我是真的住在里面。”

原来琼的丈夫是狱警，夫妻与两个小孩就住在监狱土地上的一栋单房小屋。而所谓大门，事实上是铁丝网开洞。琼指着狱警宿舍给我看。之后我们沿着石头路往里面走去。囚犯穿着阳光黄制服，像是土地上的雏菊，他们正在翻土。

“典狱长要囚犯整理花园。”琼解释。

卢济拉监狱以不同区块区隔不同群体，例如定罪、候审、女性、死刑犯。监狱于1927年落成，是殖民时代主要的监禁场所。那时期这种监狱主要服膺于白人国家利益，囚犯是棉业免费的劳动力，商人为了不被关就花钱贿赂官员。乌干达也一样，殖民政府熟练地制造出许多囚禁人民的理由。历史上，非洲监狱就是一种社会控制工具，和体罚互为表里。如乌干达这种英国殖民地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废止体罚，那年代有六成囚犯被以逃漏税或通奸罪名关起来。

靠近大门处，穿着黄色衣服和拖鞋的老囚犯拿着凑合的扫帚清扫。狱警挥手要我和琼进去，他穿着军装、卡其衬衫和短袜，并戴着红色贝雷帽。

“包包可以放这里。”琼指着充当入口哨塔的小屋。我将皮包挂在生锈墙钩上，旁边堆着用过的手写识别证。

外面花园打理得很好，同样黄色制服的人来回整顿青葱灌木。这画面不禁让我想起课堂上介绍过的美国经典：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的奴隶自述中的一幕：他描绘了他主人那伊甸园般的丰美花园，对于饥饿的奴隶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诱惑，由此导致了许多违规行为和可怕的鞭打。

负责的狱警先和我握手，然后出示徽章并放在桌上，打量我一阵以后低声说了几句话，意思大概是正式许可下来之前先提供工作证之类。再一次握手，大功告成。

又穿过几道门和卵石小径，就是监狱深处乱七八糟的宿舍区。太阳下黄色制服四处堆放，长裤披在灌木丛上，枯树枝吊着上衣乍看像是开满花。混凝土小屋的窗户后面有眼睛在窥探着，琼告诉我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4点，囚犯可以自由活动。后来我们跟着几个男的走向像是箱子的水泥建筑，那就是目的地。囚犯们脱了鞋，好像要进入圣殿似的。

“欢迎来到非洲监狱计划设立的图书馆。”琼说。

屋内中央有张木桌，周边有三台旧计算机，10多人坐在长凳上，制服背面印着个人信息，例如“候审，23号房，债务问题，清洁工”。有些人静静地走来走去整理书籍，我瞥见有阿瑟·米勒的《熔炉》、星舰迷航记系列、《数学方法》和《希腊旅馆导览》。黑板上写了一句话：“婚姻的缺点：造成贫穷。”今天是成人应用识字班的最后一堂课，被大家戏称为“校长”的威尔逊正在作总结。之后他还和另外9人取得授权，开课传授金融、社交、家庭计划方面的知识给同为狱友的弟兄。从他耐心却也威严的态度来看，教学经验应该十分丰富，而且不难察觉其领袖地位。威尔逊与他的“教师教育班”成员们都会参与我的创意写作课。

“对，汤姆，说得很对。”威尔逊讲课生动活泼：“婚姻其实会带来很大的经济压力，所以在找对象以及决定是否结婚之前要三思。”

琼要大家注意，然后介绍我是美国来的教授，也是之后写作课的讲师。其中一个人目光锐利，举手发问。

“很荣幸能有这个机会，也诚心欢迎你。我自己很喜欢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的小说。不过，”他问，“教授，为什么只能一星期？不能是完整的大学课程吗？”

“他的意思是，”威尔逊出面解释，“很多像你一样的好心人来开课，但是来来去去，课程结束就离开。不知道你能不能设计可以延续的课程？”

“我是这么希望的，”我回答道，“你们所有人经过训练以后都能够成为写作老师，在我离开以后可以接棒讲师的位置。”汤姆听了若有所思点点头，接着有个粗壮囚犯进来，他有双红色小眼，蓄着胡子，肚子颇大。

“这位是主席。”威尔逊为我介绍。卢济拉监狱采取犯人自治制度，所以课程也需要负责人背书授权。

“没问题，可以开课，”他用力和我握手，“创意写作？我也来旁听。”

学生们还有一连串的问题，想知道证书门槛、给分标准之类。到了点名时间，大家鱼贯而出，我通过金属探测器回到喜来登酒店。

痛苦是疗愈的过程

第一堂课早上，我还在旅馆喝黑咖啡时，电话忽然响了。

“小姐，我今天不能过去，”司机戴维说，“有事情得去医院，但是我请哈金代班。”

于是哈金载我过去，堆着笑脸跟我多要些小费。

平安抵达监狱图书馆之后，我等学生进来。狱警每天浪费很多时间点名，占用了宝贵的上课时间，学生们也都一个一个慢慢到齐。哈桑曾经在建筑公司上班，有商科学位。尼古拉斯是布干达（Buganda）族后裔，以前从军。神情严肃的汤姆喜欢高尔夫球，有法学院预科证书，狱友们叫他大法官。资深的监狱福利官也来上课，她一副慵懒的样子，令人怀疑也许她连自己的福利都不在乎，怎么替别人争取福利。穆罕默德身高2.1米，但年纪不到21岁。他说自己写了些音乐，现场还演出一段雷鬼歌曲，副歌有一句是：“噢，女性受了多大的苦。”

“曾经有一个叫做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人说，‘心灵因文字而生出翅膀。’”威尔逊大声念出课程纲要，然后抬起头：“这句名言背后的概念是，即使一个人遭到囚禁，他的文字依旧自由，就像心灵一样，永远不受拘束。”

“有没有人读过奴隶自述文学？”我问，但是他们一脸茫然。

“美国一开始建立在奴隶制度上，”我解释，“奴隶们书写自己的经验，出版以后获得很大的回响。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揭发社会不公！”穆罕默德叫道，伸手指向半空。

汤姆声音洪亮念诵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1845年出版的作品，也是美国最著名的奴隶自述经典。“我无法确认自己的年龄，从来没有看过正式文件记录。大部分奴隶都一样，就像马儿不知道自己几岁。做主子的大半希望奴隶一无所知下去。”

“他连自己的生日也不知道。”威尔逊说。

“很悲哀吧。”我问。大家都点头。

“值得注意的是，”汤姆说，“他不以自己已经确定的事情来展开故事，而是从确实不知道的部分开始。很特别。”

我们又念了另一段，作者道格拉斯目睹血淋淋的鞭刑。

“很残酷。”威尔逊直接道出心声，也说道格拉斯文笔很好，表现出压抑、富有韵律的节奏起伏，并且援引《圣经》。学生们很认真，但气氛不热烈。我要求他们动笔，书写自传第一页。远方响起鼓声，他们随着节奏振笔疾书，我也趁机读了他们的课前期望：“我希望充实知识。”“我希望保持想法新颖有创意。”“我期待在写作中体验团队精神并激发、唤醒自己的创意。”

过了半小时，学生们开始分享成果。

其中一个人写到索马里第一大城摩加迪沙发生战乱，回家以后得知自己父母儿子都死于艾滋。

“生活不易。”这是他下的结语，但若要以这句话贯穿现场每个人的生活，还嫌力道薄弱。威尔逊给自传下了标题叫做“从垃圾堆里站起来”，并亲自朗读内容：“我还没出生就不被看好，因为这是一夫多妻家庭，父亲巴法基先生有另外7个太太。兄弟姊妹太多，大约60人，排名落到第37的我却是母亲唯一的一个。”

他五岁丧母，后来受到继母们虐待“她们都相信巫术”。为了赚学费，他去邻村替一个有钱人做工，没想到才开始没多久就被同事诬陷，要为公司损失负责。开庭之前他被关了一年半，结果被判处13个月徒刑并要赔偿600美元。无论威尔逊有没有责任，不难理解他的人生充斥贫困、虐待及伤痛。

这里每个人都一样。他们之所以对奴隶自述没有多大反应，是因为内容不算新鲜事。有人换了一个又一个的家，却始终遭受虐待；有人从小就得乞讨食物，他们对抗贫穷，在外流浪，和病魔战斗——我的学生是这样的一群人。就连非洲监狱计划来的琼，明明只是陪着大家一起练习，结果说出的故事也同样凄凉。

“我以前的生命里，唯一的体验就是虐待、殴打和不幸。”她大声朗读，“也因此我一直情绪不稳定，只要想起过去受到的折磨就不由自主落泪。”

最后一个发表的是汤姆。他之前开口就提起狄更斯与哈代，可见受过正式教育，这一点在他流畅的文笔中也得到印证。汤姆就在恩德培市长大，环境并不差，入狱原因是白领犯罪，过去以为是朋友的人全部与他断绝往来。

“我只能向前看，积极改善自身处境，心态正向。至于当初弃我于不顾的人也不必放在心上，因为我没有多余心力用在记仇这种小事上。我想成为更好的人，在这条路上我不会回头。”

下课以后我依然深受感动，而且很意外学生都接纳这次的随堂活动，愿意好好诉说自己的故事。同时我也心情沉重，为他们的过去和现在感到哀伤。面对作弄人的造化，只靠文字能起什么转变？

周末的时候，朋友的朋友，才20多岁的阿尔来找我，我们两人都喜欢雷鬼音乐，而且没想到雷鬼在这边很受欢迎。乌干达人口有四分之三未满30岁，大半是1986年选出新总统以后才出生的，因此音乐文化显得特别年轻。在此之前，一开始有伊迪·阿明的暴政，后来又经历几次军变政变，直到约韦里·穆塞韦尼（Yoweri Museveni）上台以后，局势才得以稳定并发展文化。乌干达音乐节还在自我追寻的道路上，过程中必然要大量参考外来刺激。阿尔带我一晚上跑了好几间相当厉害的夜店，我的感想是乌干达人可能比牙买加人还要牙买加。

或许因为我是外地人，带着我也新鲜，于是阿尔自愿兼任导游，让我看看这里的日常生活。星期六早上他开着银色奔驰过来，但挡风玻璃裂了，还少了一侧后视镜。

“上个月被一辆摩的撞的，”他解释，“所以路上要避开警察，没有后视镜不能上路。你懂吗？”他继续说：“有没有去贫民区看过？白人好像都喜欢看贫民区，在那里做了不少善事。”

于是我们前往坎帕拉旧城区，位于以前高角羚栖息的山丘地带。讨价还价以后，我们买票进入卢布利（Luburi），也就是以前布干达王国[2]的宫殿，导览涵盖参观阿明的拷问室及劳斯莱斯轿车。由于偷窃和抢劫在乌干达是家常便饭，我来这里以后老是提高警觉，幸好阿尔为人亲切，这天我终于能放松些。他问了很多美国的生活，尤其是开销部分，顺便告诉我乌干达的社会现况，批评当地的排外风气，也解释其实包括他自己在内，很多居民是卢旺达移民后裔，阿尔的家族在早期小规模种族迫害时代就逃出来。后来他一直想要说服我：乌干达人其实比卢旺达人好相处。

“卢旺达人就算表面上笑嘻嘻，到时候还是会动手杀人。在这里至少死得明白啊，对不对？”

后来开车的时候，他突然在驾驶座上慌张大叫：“快点，给我一点现金！”

“啊？”我下意识掏了钱。

阿尔将汽车停在路边，摇下车窗：“警官您好！”那笑容真是可掬。

“你好。妇女节过得还顺心吗？”

“好极了，警官先生！我待会儿还要为旁边这位女士下厨呢！”阿尔伸手，对方也笑着握住了。

“一路顺风。”警察对我说：“妇女节快乐！”

我们赶紧继续前进，免得因为缺了一边后视镜还要缴罚款。刚才那一幕应该算是最友善的贿赂吧。

“我啊，很高兴不是住在卢旺达。要是换成基加利，没办法像刚才那样吧？活在什么都要规规矩矩的地方也很烦。”

隔天早上看报纸时，一篇报道谈论穆塞韦尼总统和政府弊案，另一篇是距离坎帕拉两小时的郊区发生爆炸案，再来则是有个20岁、感染艾滋的女性和一岁大儿子住在卢济拉监狱，已经长达三年，一直在等候重审。罪名是什么？偷了一部移动电话。我去监狱之后将这件事情说给学生听，他们没什么反应。

“有多少人是付不出罚金或者没钱贿赂，所以才被关？”我问他们，并提起周末路上的遭遇。有九个人举手。

贪腐渗入这个国家的骨子里。2012年，“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发起“东非贿赂调查”（East African Bribery Report），结果乌干达的案件数名列第一，指数高达40.7%。同年有1270万美元的捐款提供给乌干达总理办公室，指定用于重建该国饱受20年战乱蹂躏的北部以及最贫穷的卡拉莫贾地区——然而，那笔钱最后却进入好几个私人账户，导致欧盟暂停援助。

其实不仅乌干达如此，观察全球各地的监禁制度，会发现金钱和司法两者存有太多不堪的连结。即使在美国，大家也明白花多少钱请律师，赢面就有多大，更不用说保释也要钱，所以有钱人鲜少接受认罪协商。但这不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贿赂？真相令人沮丧，可是各国司法真的有价，且异常昂贵。有个案子是密歇根青少年在禁止捕鱼的季节捕鱼，于是进监狱蹲了三天；还有伊拉克战争退役的老兵无家可归又喝多了，闯入别人弃置的房子，下场是被关22天。这两个案例中，监禁的用意甚至不在于惩罚，而是被告负担不起日益飙升的刑法罚金。还有，逮捕令、法院指示的药物和酒精检测、DNA鉴定、陪审团费用，这一切不就是于法有据的勒索？

我们开始对威尔逊发表的自传内容进行讨论。

“牧师，”汤姆先开口。通常都是汤姆带头，因为他的文学底子较好，但态度总是严肃，我到现在还没看过他的笑脸，“你字里行间透露出讯息，认为一夫多妻制给你和家人带来不好的影响。应该不是我会错意吧？”

“没错。”

“那么你如何将这个讯息展现给读者呢？”通过这个问题，大家意识到写作上的重点：意义是不用说的，必须具体展现。威尔逊深呼吸一口气。

“经济压力，手足之间的纷争，被继母们排挤的痛苦。当然也会被她们打，而且是每天，有时候拿皮带打，有时候拿木棍打。久而久之我就意志消沉。”他叹口气。

“你还提到自己曾经为有钱人做事吧？那是什么感觉？”汤姆几乎成了我的助教，我乐见其成。

“我已经长大了，回想时尽量不哭。但说真的，那段日子很难熬，比在家还要辛苦，而且年复一年受委屈，最后只能跟上帝哭诉，怀疑自己是不是被祂遗弃了。”

威尔逊停下来摇摇头：“写自传很难受，因为得回忆那些事情，一想到就不舒服。”

“那种痛苦是疗愈的过程。”汤姆苦口婆心，威尔逊耸耸肩，手指在黄色软帽上磨蹭。后来几天，我进一步理解了威尔逊的痛苦，也看见他的伤口虽缓慢但确实逐渐愈合。一天早上，上课时间还没到，他和我坐在长凳上，聊到了之后的生涯规划。威尔逊打算出狱以后成立服务监狱的教会，协助出狱人员进入农场工作，之后他以布道般的口吻为我说明这里囚犯的处境。

“空间太挤，我每天只能侧睡，被子上满是虱子和疥虫。伙食不够，没有干净水源，很多人出卖肉体是为了喝口水。”

“这儿的环境连我妈那种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穆罕默德在一旁听见我们的对话跟着加入：“一开始我哭天喊地觉得自己明明没犯罪为什么会被关进来，不过久而久之也学会怎么生存了。”

外头有人大声嚷嚷，一个学生读《美国奴隶》（Slavery in America）读到一半抬起头：“我们还是去点名好了，免得他们拿棍子进来。”

听到棍子我打了个寒颤，或许也是因为点名搞得人心惶惶，这天上课气氛比较沉闷。我节录曼德拉的《漫漫自由路》（Long Walk to Freedom），可是没人有空预习，也因为还不懂练习重点，所以没有人写得出戏剧性对白。他们第三次点名回来，我索性开始随堂活动。

“我很快乐。”我在黑板上写下这句话，然后请学生接手，用句子展现自己的快乐，而不是只说出快乐两个字。

罗德里克举手说：“我很高兴终于等到开庭的日期。”

“但那是怎样的一种快乐？”

“那干脆说‘我出狱了好开心’？”希拉吉指着空气说。

“终于不用乞讨食物，我好开心。”主席大声道。

最后威尔逊也站起来说：“我开心得跳起来了。”

“对！”我叫道：“这样就展现了画面和情绪。”

他们纷纷点头。

接着换一句：“我很惊讶。”

穆罕默德：“我爸打我妈，所以她离家出走，我很惊讶。”

哈桑：“我得当军人，拿的枪很重，我好惊讶。”

从这些鲜明的伤痛记忆中提取情绪，对囚犯而言是很大的考验。

又要点名了，学生们赶紧收拾。

“我们要回‘病房’了。”威尔逊嘀咕说：“贝兹，你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吗？因为医院这么说。对那些人而言，我们有病，而他们正在施予治疗。”

写作可以使我们的心思离开监狱

我在坎帕拉找到一些乐趣。在外国人常去的地区能看见当地艺术蓬勃发展，傍晚开始酒吧有水烟，维多利亚湖畔的沙子很白。可惜每天依旧要面对被偷被抢、乌兹冲锋枪和炸弹检查哨，再加上无论见过的还是没见过的许多人，目光都带有敌意，氛围使我精神疲惫。进入卢济拉监狱所见并无法提振士气，学生都很优秀，但距离他们实现梦想遥遥无期。每天下车之后走去监狱的路上经过贫民区，景象叫人非常心痛，也助长我心里那股愤世嫉俗的情绪让我感到越来越陌生，仿佛我在卢旺达、在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假象。我自以为追寻的可能性真的存在吗？尤其身在乌干达，反而听到卢旺达的黑暗面，有人认为那里军警协助政治清算，锁定批判政府人士加以监禁，甚至灭口。我听了以后很伤心，怀疑自己那些美好期待是不是幻梦。

然而，进了监狱我就看见学生们在桌子前面埋头动笔，忙得连打招呼的时间也没有。尽管卢济拉内部环境和制度缺失一再泼我冷水，只要一上课我就会稍稍舒坦。他们写作的内容深刻又生动，某一天主题是短篇故事，威尔逊又虏获众人的心，他说到蛇和毛毛虫参加宴会，最后却被打一顿赶出来。

“后来蛇怪蝴蝶不该骗他，说他能够得到大家的接纳。”他念诵：“但他们都忘记了，蛇只是将旧的皮褪下来，本质没有改变。”

“这就是所谓的寓言。”我说：“故事应该有个启发。”

汤姆举手，这次他脸上终于有了浅浅笑意。今早我进监狱大门时就遇见他，他说会稍微迟到，狱方管理人员找他谈话。

“汤姆，一定有人告诉过你，你文笔真的很好。”我说。

“怎么敢当。”他微微鞠躬，那时还没有笑意：“不过我真的很希望你可以在这里开设大学程度的班级。”

结果我只能支支吾吾，说我会看看能不能为他发表作品，暗忖以他的才华而言，自己能做的实在有限。

“如果我真的听懂了，”汤姆朝着威尔逊说：“这个故事是要告诉我们，改变太肤浅的话就没有意义。”

“还有，”威尔逊插话，“我们可以像蝴蝶一样，经过蜕变、成长，改造自己，然后生出翅膀。这座监狱里面有很多人正在努力。”

下一个自愿发表的人是主席。他的故事是星期天和家人去维多利亚湖畔休憩，乘坐摩的“跟在豪华轿车组成的舰队后面，吸着它们排放的废气，看车主们在湖畔享用大餐，好像一口一口吞下钞票”。他笔下的渔船和水面波光好像有了生命，一只只脏脚放进湖里的画面活灵活现：“漂亮姑娘们来回逡巡，请客人点杯饮料、来盘烤鱼，不知不觉中取走大家身上的现金”。

念到这里他忽然停下来，将作业摊在桌上。“我只写了这些，”主席说，“再回想下去很痛苦。”

“痛苦？”威尔逊问：“你才刚刚带着我们一起去度假，让我们都忘记痛苦啊。写得很美！”

“我听得都想吃鱼了。”穆罕默德叹口气。

“要搭配尼罗河特调。”哈桑跟着说。主席听了大家的赞美似乎心情好了些，表示自己晚上会完成文章。

“就算只是暂时，写作可以使我们的心思离开监狱。”威尔逊说：“有文字，就有翅膀。”

这周之后某一天，阿尔找朋友带我去坎帕拉市高级地段科洛洛（Kololo）区金合欢大道用晚餐，三人一下子就熟悉了。阿尔心思敏锐也不厌其烦地一再解释当地风俗，加上他真的很清楚什么地方有上等雷鬼音乐，而且是少数不会让我时时意识到自己白人身份的真正朋友，但对他而言，我也还是很新奇的存在：怎么会有个女人跑来整天蹲在监狱里呢？

“你真的在监狱里面工作？”阿尔的朋友从副驾驶座转头问我。他解释自己去加州念大学，所以讲话带着美国腔调，后来又说：“你应该见一下我爸。”

车子回转，好像进入坎帕拉的平行宇宙，道路两旁有树木，路面上不再坑坑洼洼，房屋风格很美式。车子停在一道铁门前，有两名武装警卫驻守，进门之后还要拉起围栏才会看到户外用餐区，已经有五六人坐在红木椅子上。

阿尔向朋友的父亲打招呼，对方穿着条纹衬衫，器宇不凡，身旁的女性头发盘得十分高雅。他打量了我一会儿。

“这美国人是？”

“我是纽约来的大学教授……”

“坐吧。”他吩咐完就拉出一张包着塑料膜的椅子，也立刻有人送来一盘鸡肉和凉拌菜。

“吃吧！”他举起戴着尾戒的手，取出嘴里吃剩的骨头放在餐盘上。

“今天正好庆祝他出狱。”夫人解释。

原来我有幸和穆库拉上尉同桌用餐，他曾经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内做研究，还担任过卫生部长，不过涉嫌侵占一笔8.4万美元的疾病防治捐款被判处四年徒刑，入狱两个半月以后上诉成功才获释。盘子收掉以后，他抬头和我聊了起来。

“所以你在卢济拉做志愿者？”

我点点头。

“那里环境真是糟糕，一定要好好改善，得有人想点办法。”他握拳往桌子一敲：“关在里面的人其实都很聪明，可以学点技能，就算养鸡也好！能做点有用的事情吧，不然就去社区服务啊。关在监狱做什么，真是浪费。”

他开了一瓶可乐。我看着他，想起纽约市前警察局长伯纳德·克里克（Bernard Kerik）也曾因为逃漏税问题入狱三年，后来他大声疾呼监狱系统必须改革，不但写书还上媒体，一直呼吁强制性的最低刑度设计会害惨犯人。

“以前从来没看他那么激动过。”餐后穆库拉的儿子这么告诉我，而我已经将名片交给前部长先生，还表示会请同事与他联系，研拟大规模改革计划的合作可能。“入狱之前他大概从没在意过里面如何，结果现在成天想着这件事。”

我只怀疑冲击感褪去以后，他是否还会继续思考下去。

还好这也是我在卢济拉的最后一天了，反正我根本没申请到正式通行证，还与一个态度很差的警卫起了言语冲突，之后恐怕没机会从侧门偷溜进去了。好不容易好说歹说通过乌兹枪口，我走进图书馆，原本读着《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的威尔逊抬起头。

“贝兹教授，你有没有宗教信仰？”他问。

“没有喔。”

琼吃了一惊跟着抬头：“纽约那边对没信教的人不会排斥吗？”

“我的信仰就是做善事、追求正义啊。”我知道这答案太过牵强，但也只能尽力避开这个有些敏感的话题。威尔逊识相地笑一笑，搭着我肩膀。

“就算没有耶稣指引，贝兹你也一直都在行正道了。”就极度传统保守的国家而言，他这番话已经展现出高度宽容，但也很符合我认识的威尔逊。

那天上课主题是论说文，我们讨论婚姻法案，罗德里克坚持那是可怕的立法概念。

“不就是贬低婚姻的价值吗？ 《圣经》上可没有说过同居这种事情，只有婚姻。”

“但是如果同居或相伴很多年，其实就和结婚没有两样啊。”汤姆也不退让：“所以英语有一句俗话说‘看起来像鸭子的话就是鸭子’。”

“不对！”威尔逊叫道：“婚姻是神圣的，我们不应该随意改动。”

“我很清楚这种文化僵化状态，”汤姆跟着激动了，“但这个国家在蜕变，我们不应该墨守成规，必须挣脱旧思想。”

他说话平稳却强硬，有点像是国会议事。

“我们不能以过时的习俗将女性视为禁脔。”汤姆继续解释：“乌干达需要改善家庭环境，但买新娘的文化风气却将女性看成了财产，我们不应该倒退回20世纪20年代。”

“问题就是如果连嫁妆都不用付，”威尔逊不同意，“对男人来说反而像是免费。要花钱至少还会珍惜一点！”

时间不多，本来计划是以非裔美国人的诗词作为课程收尾的，但我不得已中断他们的辩论。

“诗，”威尔逊好像品尝着这个字，“是思想融合了节拍韵律。”

尼古拉斯为全班朗诵马娅·安杰卢的作品：

囚鸟鸣叫，唧唧啾啾，忧惧未知，仍旧渴求

声音遍布，远方山丘，只因囚鸟，歌颂自由

威尔逊的脸几乎贴在讲义上，简直就要陷进那些字句里。

“在卢济拉的我们就是囚鸟。”他感慨道。

剩下一小时，我们在字里行间的沉思中度过。

威尔逊朗读马娅·安杰卢时那抑扬顿挫十分动听，他那张苍老又年轻的脸上笑意灿烂。

是我眼中的火，齿间的光，腰身的摆荡，脚步的飞扬。

我是个女人，出色的女人。

“这种力与美属于坚强的女性。也许是人性。”威尔逊神情很快乐。

班上每个人都恍惚了，连我也一样。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中，沉浸在文字的体验未曾如此深刻。我猜想是因为这里每个人都怀抱真切渴望，若我都想离开了，他们怎能待得住。这种强烈渴望可以敞开心灵，接受文学与艺术带来的转化力量，效果极其巨大、刻骨铭心。

我要他们作诗，学生们毫不犹豫地分享了自己的创作。穆罕默德的作品叫做《贫穷》，力道强劲：

快点！用力！这里！

放下来！举起来！都打开！搬出去！

贫穷，贫穷，贫穷！为何你还逗留？

吉米的诗结尾很精彩：

大家何时愿意清醒，

别让每个人都成为监狱的主人，

好好想想，逝去的时间永远追不回。

最后是彼得：

噢，艾滋，艾滋，艾滋，多么残忍的疾病。

夺走我的父母与兄妹，为何放我一人

留在人间？

不知你能否理解，独活很累。

艾滋，如果你听见，

带我离开这世界。

一片沉默。

没有任何言语能够充分响应这样的文字。而另一方面我内心欣喜，因为学生们竟能在短时间之内掌握一种未曾接触过的文学形式。

“上帝保佑你，”穆罕默德轻声说。告别时间到了，空气中充满感伤。

“记得替我们问候纽约的狱友，”汤姆语气很无奈。

“不能再多留一星期吗？”威尔逊问：“你带我们接触到这种美妙，却又要将它带走。”

我听了很难过、很惭愧，每次在监狱里面开课都这样。对我而言是重返自由，但是学生们要面对的依旧是牢房。今天的状况更糟糕，难过不仅是因为我关心他们却又得离开，还因为我这一走恐怕就不会再回来——我将他们留在这种地方，人间炼狱。而惭愧的是，威尔逊说得对，我在这里埋下人性、创意和思想自由的种子，揭开囚犯的情感疮疤，却好像跳伞那样安安全全回到原本生活。虽然我怀抱一丝希望，但也怀疑课程恐怕无法延续。他们超越了自己，可是才一周，维系不下去的话有什么意义？

“走吧。”汤姆语气沉重，挽起威尔逊的手臂，随着其他人离开图书馆，从学生变回囚犯。

我低头望着桌面，屋内空空荡荡，剩下一张课程大纲，上面引述了雷·布拉德伯里（Ray Bradbury）的句子：“只有沉迷于写作，才不会被现实击垮。”

一周以来，班上学生确实沉迷于写作之中，但并非逃避现实，过程可以带来情感上的成长。2013年的研究显示，受试者如果阅读文学作品，之后通过照片中演员眼神来判断情绪会较为精准。研究者分析，原因是阅读文学作品可以帮助人们优化处理复杂社会关系的技能与思考过程，对社会的正常运作有所帮助。1990年也有一项针对阅读疗法的研究，发现：狱友参加写作课程以后，对挫折的容忍度提高了，更愿意披露自己的痛苦、罪恶和悲伤感受；写作过程、事后修改、自我和同侪的评论，也都有助于探索价值观，增加自尊，培养同理心。

这星期我亲眼看着他们做文评、辩论，彼此对话深具启发性，同时囚犯开始挖掘从过去到现在的各种情绪，学会如何倾听他人，理解他人，理解别人的矛盾挣扎——即便他们的故事一个比一个可怕残酷。

“阅读帮我学会控制脾气。”在纽约的学生卡尔这么提过：“开始看书，就得看完。有时我读得心浮气躁，不懂到底什么意思，挫折感累积以后很生气。不过为了读到结尾，我必须有耐心，而耐心就是易怒的特效药。”在加州，另一个写作班的狱友学生则将自身体验整理成一句话：“我学到的不只是写作，还有自己可以治疗自己。”

没错，即使人被关在监狱里面，一旦开始接触艺术、美感与思辨，囚犯也能够找回最崇高的自我—— “宛如新生”，这是另一个狱友学生科里所言，他认为在课堂上才能连结到更高层次的自我，若回到永远给他贴上犯人标签的世界就不可能。科里还说过，他觉得我从老师的角度，看得见他人性里面尊贵的一面，其他人则办不到。

巴西哲学家保罗·弗里尔（Paolo Frere）在著作中提到：“人类天性不是在沉默之中体现，而是表现在语言、文字、行动与反思中。”他还认为对话是一种“创造的行为”，需要爱和信念，“对人类的信念，对创造与再造的信念……对自己可以更具人性的信念”。这就是在牢笼、在艰苦环境中也要阅读、讲话和写作的理由：为了唤起人性。为了乘上言语的双翼。为了回到语言。为了找回监狱想磨灭的身份。为了在肉体遭到禁锢时掌握心灵自由。为了不再只是“我”，而是在一个充满文字的教室里，强大的“我们”。

搭机返国之前，阿尔和我去了金贾市（Jinja）一趟，据说尼罗河起源于此。离开坎帕拉大塞车以后我们进入乡村，周围都是松树林或菠萝园，我们打船到河上小岛，住在模仿树屋的特色旅馆。芦荟环绕，水流潺潺，心灵在此沉淀，我开始思考这趟旅程的意义，衡量自己的收获，以及点燃囚犯心中火苗后不得不离去的惆怅。假如发挥的作用如桶子里一滴水那样单薄，改变是不是就没了价值？接着我想起进入卢济拉监狱第一天就浮现的质疑：面对真正的绝望，文字算是什么？没错，将艺术带进监狱对于个体转变有很大作用，可是之于社会结构，之于司法刑罚制度内巨大的碾压，这种活动似乎只能称为消遣吧？

禁止逃狱

为了脱离思想泥沼，离开乌干达几周以后，我前往牙买加，这个加勒比海国家就监狱内的艺术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只不过领域不大一样，是音乐。从英国到印度，世界上许多社会都认为音乐可以净化囚犯心灵，而美国也有诸如奴隶歌谣、监狱蓝调这类文化，甚至在安哥拉监狱（Angola Prison）出了一个民歌传奇人物铅肚（Lead Belly）[3]。

“已经是官方计划之一，因为有欧洲国家出钱赞助。”牙买加当地社会运动和教育人士凯文·瓦伦（Kevin Wallen）解释音乐矫治计划的进展时如此表示。我约他在金斯敦郊外赫夏海滩（Hellshire Beach）[4]一起午餐，想要了解自己将要参观的这个计划的历史脉络。

1997年，凯文·瓦伦和哈佛教授查尔斯·内森（Charles Nesson）着手改善牙买加监狱环境，设置图书馆、计算机室、广播站、录音室等设施，于是诞生出贾·库尔这位知名雷鬼乐者，可惜几年前我没能得到采访许可见他一面。贾·库尔在这里录制了几首我最爱的情歌，而我终于能进去一窥究竟，了解是什么样的计划造就了他。为我处理手续的意大利人卡拉十分积极，几年前这个计划由凯文交接给她。

翌日我搭出租车出发。新金斯敦像美国大都会一样，摩天大楼和热闹商场处处林立，然而牙买加首都的市中心区年久失修，对旅客而言不大体面。金斯敦的新旧区之分不只是地理，也是社会阶级。这段车程缓慢平稳，可是路旁风景清楚揭示贫富差距和帮派存在。黑帮暴力犯罪从20世纪70年代起肆虐金斯敦的“战区”（garrison communities），也就是政治因素导致的少数民族区，结果是在过去十年间牙买加的命案比例在全球名列前茅。虽然岛国人口才270万，却在2004年以后每年超过1000人被杀害，所有刑案中他杀占了5%。但不意外的是，牙买加也有将近半数的囚犯罪名根本与暴力无关。根据2012年该国警方统计研究，“典型囚犯”多半在34岁以下，而且24岁以前就因违反枪械法而遭到逮捕，后来也多半持有枪支却未依法缴交注册费用。

“去GP，”我告诉出租车司机，GP指的是“综合监狱”（General Penitentiary）。“知道吧？”

“你疯了吗？”他以当地腔回我话。

道路对面看起来像堡垒的建筑物就是牙买加最大的监禁机构，目前里面住了大约1700人，可是设计容量只有650人。血红色砖块加上混凝土，优雅的哨亭、20英尺高的围墙，在政府网站上被称作“精致的牙买加乔治亚建筑风格”。历史追溯到1845年，也就是牙买加全面废除奴隶制度的七年后，然而奴役不是唯一的刑罚手段。1865年牙买加通过肉刑法，当地人称作鞭刑法，连窃盗都能判处最高50鞭；刑事奴隶法可谓美国囚犯租借制度的先驱，将之前沦为奴隶的囚犯再度以人头计价交到雇主手中。1841到1861年间，担任牙买加监狱总长的约翰·多特里（John Daughtry）参考费城东区矫治所的方式整顿GP，到了1985年，犯罪矫治法又将“囚犯”正名为“狱友”，“狱卒”更名为“矫治人员”，连机构名称都改为“塔街成人矫治中心”（Tower Street Adult Correctional Centre），只不过大家还是习惯叫它GP。

“我喜欢你的眼睛。”在停车场等卡拉时，一个满口黄牙的年轻人过来搭讪。他来这里接被关了17年的哥哥出狱，但没人告知确实的出狱时间，所以他只好天一亮就过来等。他说囚犯每个月可以有两次会面探视，不然亲属可以选星期三送食物和日用品进去。等他哥哥出来，今天第一站是去医生那里报到，彻底体检之外还要喝什么净化茶。

“我现在住牙买加，之前在布鲁克林。”年轻人拉了拉头上的洋基队帽子。

“奥蒂斯维尔？”我说出自己任教的纽约监狱。只是个猜测，但他那口吻就是暗示了。

年轻人点点头：“六年。到处换。奥蒂斯维尔、艾尔米拉，瑞克斯岛最糟糕。你该不会看过我吧？以前里面打得很凶。但总之和这里比起来，美国还是像度假啦。看过里面吗？”他往旁边撇撇头。

卡拉到了，她黑白夹杂的头发在脑后绑得像条绳子，非常公事公办的感觉，见了我以后一挥手就快步朝门口走去。

“走吧，已经迟到了。”她说：“动作要快些。”

“帮我看看我哥几点出来？”年轻人露出一口烂牙朝我背影叫道。

我的护照复印件被贴在混凝土墙上，就在服装规定的条例底下。手机得放进大保险箱，里面堆满各式各样的诺基亚手机。检查我随身物品的狱警拿出尺子，在很大一本访客名簿上写下名字。

穿过一直哔哔狂叫的金属探测器，我们走进广场，卡其色囚服一件件挂在晒衣绳上随风摆荡。围篱上挂着牌子，上面写着：“感谢上帝赐予我们新的一天。”

“女王！小个儿！白妞！”

“我挺喜欢你呀！”

“和我说话！”

“女王大人！”

四面八方都有人朝我乱喊。

对我来说这倒是头一遭。一般来说，闯进监狱的外人只会受到注目礼，偶尔可能有人挥挥手，但我们总介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毕竟住在这里的人自己也好像被活埋似的。可是在GP不一样，囚犯确确实实注意到我，这现象叫人颇为不安，但我比以往更能直击人间地狱的核心——因为没法躲避，一切就在眼前。这里的囚犯每天离开监禁、死而复生的时间只有四个半小时，而他们显然抓紧机会享受生命，所以广场很嘈杂，每个人忙着自己的事情，几乎可说根本是座大型足球场，只是周围环绕如同中世纪的小型牢房。

后来回到办公室，我见到卡拉的助理乔治，他描述自己在牢房的三年体验。

“至少可以说带来很多启示。”他这么告诉我：“很小很小的空间要挤三到五个人，而且没有马桶，尿尿得找瓶子。大便就更麻烦了，一开始得昭告所有人，再来是去拿报纸。问题是，其实只有大流氓或混出名气了人家才肯容忍你，不然就会说等出牢房的时间再去解决。久而久之，有些人忍不住拉在了裤子里，也有人就生病了。

“地板只够两个人躺，其他人只好搭吊床。‘很贵哦’，我一进去里面，会裁缝的人就告诉我。要是负担不了吊床费用，只好站着睡觉。补充一下，牙买加男人平常不会靠太近躺在一块儿，社会风气非常恐同。”

乔治说得还算委婉。1997年矫治部长有意提供保险套给囚犯使用，此话一出竟导致狱警罢工抗议，监狱内起了暴动，16人死亡，部长因此下台。后来成立特殊囚区，被视为同性恋的囚犯就转移进去。由于牙买加人对同性恋极度恐惧排斥，所以监狱系统无法针对艾滋采取任何防治措施。

“一些囚犯只能每晚站着，直到家人有机会伸出援手。”乔治继续说：“我确实目睹不少拿刀捅人的事情，有时候起因是小事，例如踩到别人脚趾之类。”

“小个儿！女王！”

足球飞过半空，几个穿着卡其色囚服的人跑过来，卡拉开口问候。狱警一边制止其他人喧嚣，一边带我们走进牢房旁边的混凝土小屋，门在我们背后关上。

屋内一片寂静。

眼前环境很像卢济拉的图书馆，不过在这里是计算机室。

约有22人，每周五天、每天在这里待上四小时，他们停下打字的手朝我露出微笑，有几个看起来应该没超过16岁。亮绿色墙壁上贴着海报，标语是“教育是未来之路”。

“来，有东西给你看。”卡拉打开旁边小门。哇噢！是一间超大更衣室，不对，是广播站，牙买加自由之声。房间里面贴满明星海报，有格雷戈里·艾萨克（Gregory Isaacs）、迈克尔·波顿（Michael Bolton）、夏奇（Shaggy）和肯尼·罗杰斯（Kenny Rogers），现在拿着麦克风的人是瑟拉诺（Serano），我认得这位音乐人，记录牙买加监狱音乐活动的《救赎之歌》（Songs of Redemption）介绍过他。看着他，我想起威尔逊，同样是大男孩的身体里住着老人的灵魂：瑟拉诺个头很矮，洋基队帽子和蜜桃色头巾底下窜出脏辫[5]，穿着耐克白色“空军一号”运动鞋，手表很大，感觉尺寸大了一倍。他的笑容也一样是两倍大，塞满整个房间。

“你好啊！”

“我是粉丝哦。”我这么说。是真的，看了纪录片以后我十分欣赏他的歌声，就像贾·库尔一样在每个音符里勾勒出灵魂的伤痛。

“大家看看！”他对着麦克风说：“刚刚才提到《秘密》一书，‘我和我’[6]立刻就做了示范呢？ ‘我和我’希望能够通过音乐和世界联结，结果这位美丽小姐立刻出现了。大家要有信念！”

他开始播放纪录片原声带，我们趁机聊聊天，不过我的注意力一直被雷鬼音乐吸引过去，心思暂时离开这个密闭空间。当年多特里设计GP的时候，一定没想过会变成这样，他在1844年留下的文字记录中对于牙买加第一座现代监狱的想象是：“除了槌子、斧头、锯子以外，没有其他的声音”。

接着卡拉又带我到隔壁的“文化中心”，就在计算机室旁边，也是混凝土建筑。舞台上有壁画，画的是鲍勃·马利和当代雷鬼女歌手伊芙莉卡女王（Queen Ifrica）。这里装置了巨大的音响，墙壁上吊着很多吉他，有个男人正在打邦戈鼓。参与音乐计划的囚犯可以录制歌曲发行，卡拉先前提到她很注意创作者有没有收到版税，可惜牙买加音乐产业制度错综复杂，谁能从中获益始终扑朔迷离。看起来多数人赚到的钱只够糊口。

一个狱警带我走进舞台旁边的录音间，老旧混音机上搁着过期的音乐杂志。“希望有机会扩建，”他开口说，“我自己也玩音乐，觉得这个矫治计划很不错，与狱友们合作起来也很愉快。”

我们出去的时候经过教育区。“差不多有一般高中的程度了。”狱警这么形容。教室门上还如同殖民时代挂着一堆规定标语：“禁穿垮裤”“禁说粗话”“注重卫生”“裤头及腰”之类。卡拉领着我回到自由社会之前，我最后看见的是：“禁止逃狱”[7]。

我们又觉得自己是人了

朋友在停车场等我，开车载我回到新金斯敦。“世界纷纷扰扰……”鲍勃·马利的哼唱声从汽车音响传出，我哼着，得到了一个悲哀结论：监狱音乐计划终究只是止痛药。乌干达的图书馆、牙买加的录音室都是同样的意象，也就是截肢以后贴个创可贴。只有很少数囚犯能够幸运参与。再说，与他们面对的巨大煎熬相比，计划效果微乎其微。

不过再怎么微弱的功效总是有意义，不是吗？创可贴或许称不上治疗，但也能够止血。关于监狱内的文字或音乐创作，研究始终认为能带来正面转变。1983年调查发现，加州囚犯若参与艺术类教育计划，申请假释的成功率会提高74%。南非的数据指出，青年出狱后参加音乐教育活动，前6个月再犯率仅9%，拉长到一年则降为零。纽约艺术矫治方案也有好成果，许多个案展现正面思考，愤怒程度下降，违法频率也低了很多，客观评估也认同他们性格变得可靠，社交能力成熟，愿意为团体福祉牺牲个人需求。音乐教育家威廉·范·德·沃尔（Willem Van de Wall）以音乐帮助囚犯建立归属感和忠诚感为主题发表了许多文章，以色列音乐教授拉雅·希尔博（Laya Silber）也在女性囚犯合唱团员中观察到，音乐帮助她们去倾听，建立新的联系，接受批评。

回想起瑟拉诺那大得不可思议的笑容，我脑海中浮现他在文化中心舞台上表演的片段，精彩极了。然而，他后来在热烈掌声中走下舞台，将自己锁在录音间无法克制地啜泣。“太激动了，”他哭着说，“贾·库尔早就认识到……音乐会创造灵魂和自我，我们又觉得自己是人了。”

艺术有宣泄情绪、净化心灵的作用，同时也传达了美感。可是监狱本身并不美，无论囚犯写出如何美妙的文字或乐曲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音乐会、写作课结束之后，指导者如我回到了自由世界时，心里想着那些聪明伶俐、心怀感激、活泼可爱的学生们时，他们却仍要回到牢笼，面对各种黑暗。让人活得像人，却只有每周的几小时，是不是太残酷了？这问题涉及的层面太广，成了讨论监狱艺术活动的“第二十二条军规”[8]。创可贴使人一时忘记化脓的伤口，更糟的是令人误以为已经妥善处理伤口。若以乌干达和牙买加监狱内的惨况而言，或许不要粉饰太平，该流的血就流出来给大众看见，反而才有机会找出病根，真正着手治疗。毕竟问题累积太久，成千上万的人就会像货物一样囤积在狭小空间里，只因为他们没钱贿赂体制。这灾难绝非“矫治”二字能掩盖，贫困与犯罪肇因于腐败的司法系统和骇人的财富差距。

更何况不只是乌干达和牙买加，太多地方陷入同样的困境。乔纳森在南非努力的修复式正义，就很多面向来看依旧只是“创可贴”等级，不过他提供了一个机会，或许能够将基于报复的司法转变为以修复为导向，但文艺活动作为独立的项目则没有那么大的意义。

离开牙买加时，我的心情和离开乌干达时一样大受挫折。将艺术带进监狱毫无疑问立意良善，可惜对于几近饿死的体制来说，犹如面包屑一般微不足道，还可能成为烟幕弹妨碍我们看清大局，忘记真正症结是在司法系统，在建立安全和人道的收容环境上，而现在的监狱根本不合格。要改变局势，不是拼拼凑凑、修修补补就能有所作为，必须勇于追求愿景。我喜爱艺术，然而在通往愿景的路上，艺术说不定是绊脚石，因为它恰如其分：美得叫人目眩神迷，一时半会忘却了现实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