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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中东:全球民主浪潮的见证与省思》话语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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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里攥着一块巧克力饼干。斋月正午,饥肠辘辘,出租车后座上,犹豫着要不要送进嘴里。

在德黑兰住了几天,我发现这个处处飘扬着宗教革命标语的地方,时而会闪现世俗智慧的灵光。斋月每天日出之后、日落之前禁食,但小卖店全日开张,主营报纸杂物,夹售饼干饮料。职员们中午“出去转转”也可能提着大饼回来。没有餐馆敢在守斋时间生火,但当地人总能找到热食。正当我试图放松约束,常驻此地的友人告诫“小心为上”。

出租车上,我无从揣测司机的反应:不理,痛骂,也可能停车把异教徒扔在半道。稳妥起见,我一只手拉高头巾遮住嘴,另一只手从头巾底下把巧克力饼干送进去,然后放开手安静咀嚼。一会儿,司机扳了扳后视镜——我看见镜中那个女人两腮鼓胀,嘴角一圈深褐色。

他向后伸过手,勾勾手指——我也要。不早说!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分食饼干,仰头喝水。上车前,给他看过当地人用波斯文写的地址,就没再讲过一句话。这时,我有心揶揄:“Ramadan(斋月)?”刚获宽恕,就想探知人家为何不守教规。

“斋月,阿拉伯;伊朗,居鲁士。”他左手还在方向盘上,右手紧着比画,省却谓语的句子,竟从一小块饼干,穿越2500百年,直奔他对本国历史的看法:伊斯兰教,以及随之而来的斋月等规定属于阿拉伯人;伊朗文明的源头早于伊斯兰教,居鲁士缔造的波斯帝国,才是伊朗人的骄傲之源。

居鲁士二世,一般称“居鲁士大帝”,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那时东亚的中原大地正处于春秋中叶的疲惫与僵持。无论东亚还是西亚,王国版图都像是细胞裂变,大的吃掉小的,小的合并成大的。居鲁士用了30年时间,吞没西亚所有文明之邦,包括巴比伦,囊括了南亚和高加索,建立起史上未有之第一大国。之后1000多年里,波斯帝国几经兴亡,终为阿拉伯人所破,崇拜“火与水”、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伊朗人,逐渐接受“真主是唯一的神”。

想不到一块饼干,会引发这么一大段历史。“斋月,阿拉伯;伊朗,居鲁士。”出租车司机最直接的意思是,伊朗人不必理会阿拉伯人的规矩。普通伊朗人很少掩饰他们对阿拉伯邻居的反感。那么,随阿拉伯人“舶来”的伊斯兰教,何以成为当今伊朗信仰与政治牢牢共生的根基?而伊斯兰教信徒认为先知穆罕默德受天启之前,都是“蒙昧时期”万古黑夜,又怎么解释璀璨的波斯文明?

宗教学者早就体察这层尴尬,1979年掌握国家大权以来,刻意回避伊斯兰之前的伊朗历史,而高歌确立伊斯兰什叶派为国教的萨法维王朝[5],试图把集体记忆的开端拉回到16世纪。据说今天伊朗教科书中读不到“居鲁士”的名字了。但没想到,古代史还在这名40来岁的出租车司机心头澎湃。

我搭车去旅行社,正是要买一张南飞的机票,去看设拉子古城[6]和波斯宫殿遗址。最后,这名信仰不坚的司机,为人也不囿于原则:车到旅行社门前,非要在说好的价格上追加两成。

伊朗人出国签证困难,国内游愈加兴旺。航空公司柜台前,国内景点介绍成堆摞起。来伊朗前,很多人劝我不要搭国内航班。多年国际制裁下,伊朗飞机零件无法及时更新,事故率偏高。就在我离开一个多月后,一架国内航班刚从德黑兰起飞便坠毁。

眼前,旅行社的气氛没有任何不安。除了收银的是位男士,整间办公室都由女性打理。蓝红两色制服、空姐船帽、同色头巾,个个妆容艳丽。唯一令人不悦的是,机票价格比原先查到的上涨了两倍,航班座位爆满。很多人选择在斋月外出旅游。

我挤上了当天下午的航班。机场角落里,一块颜色发暗的标语用英文在说:“霍梅尼是全世界革命的领袖!”建国之初,霍梅尼雄心万丈,要把伊斯兰政府模式输出到全世界,结果两伊战争之后元气大伤,从此很少提“输出革命”。可没想到,他的话在某个角落里还倔强着不肯沉默。

老式飞机座位挨得很近。邻座是一名从头到脚包裹严密的妇女,看样子50岁上下。我们语言不通,只能彼此微笑点头。我翻开《孤独星球》查看伊朗旅行信息,其中一张彩照上,一名老者手捧经书。邻座妇女突然戳着这一页说:“Mulla,no good.”(“毛拉,不好。”)我一惊,指着图画确认:“No good?”她点点头,冲我一笑,无法解释更多,众目睽睽也不便多说。我再次领教,你无法猜透伊朗人的心向。

走出设拉子机场,穿白色制服的出租车司机们蜂群一般涌上来,手中晃着汽车钥匙。布赫瓦兹以英国口音和庞硕的身材脱颖而出。他原先在威尔士一家比萨饼店工作。旅英多年无甚进展,家人劝25岁的他回来成亲,“但我还是喜欢英国,好玩”。我们商定第二天包他的车。

我住的设拉子大酒店,刚刚落成两年,设施比较新。酒店十几层高,俯瞰下去,整个设拉子城小了。城里没什么高楼,新酒店似乎承诺着旅游业的前景。前台小伙子执意要留下我的护照,我不肯,他翻出一叠护照给我看:科威特、埃及、韩国……最后我留下一个复印件。

房间电视频道都是波斯语,终于转出一个英文台。一个几乎掉光头发的男人,敞开西服,不系领带,站在简单的背景布前滔滔不绝。电视台的名字非常有创意:Press TV(新闻台)。滚动字幕说明,这是一个直播call-in节目。听了一会儿,打电话进演播室的,全部讲英语,来自欧洲、美国、马来西亚等,问题大多和国际事务中穆斯林的角色有关,光头男人现场解答、评论。我正纳闷,何以在伊朗收看到这样的节目,听到光头男子不断重复“当今穆斯林世界,真正的英雄只有伊朗的哈梅内伊和黎巴嫩真主党的纳斯鲁拉[7]”,便释然了。演播室电话号码以“+4420”开头,是英国伦敦的固话线路。

第二天一早,布赫瓦兹打电话说有事不能来,交给朋友马赫迪。我有些失望:刚找着个讲得通话的,又坠入未知。德黑兰很多年轻人英语流利,但出了首都,就只能靠运气,再加上一点我的阿拉伯语:字母跟波斯文大体相同,不少单词发音相近。

马赫迪20出头,温和友善。他的英语不太连贯,辅以手势,凑合沟通。我们商定两段行程:先看设拉子城内古迹,再去70公里外的波斯波利斯[8]遗址。

如果你生在十三四世纪的亚洲或者欧洲,设拉子远比德黑兰闻名。波斯商人是丝绸之路上的搬运工,也把波斯文明带去了远方。设拉子诗人萨迪在诗作《玫瑰园》中提到,他曾经旅行到中国新疆的喀什。在一所学校,他看到年轻学者在读一本阿拉伯语语法书。萨迪请年轻人将其中一段翻译成波斯文。年轻人得知他从设拉子来,问知不知道“萨迪”,还随口背诵他的诗句。第二天,萨迪临走时,年轻人得知相遇的就是萨迪本人,喜出望外,恋恋难舍。

世界流行的葡萄品种“设拉子”,中文译作“西拉”的,是不是源于这座伊朗古城,说法不一。但可以肯定,萨迪时代,设拉子葡萄架碧绿漫野,欧洲商人络绎往来,把设拉子葡萄酒卖到印度。今天在设拉子博物馆还可以见到泥塑,还原了当时场景:波斯贵族们围坐议事厅,表情傲慢狐疑,一个穿西式礼服、黄头发的人站在中间,深深鞠躬,标签注明:法国商人。到了17世纪,设拉子以东500公里的克尔曼(Kerman)开始仿制中国青花瓷器,通过东印度公司,当作真品卖到欧洲各地。18世纪伊朗人模仿的中国单色釉,几可乱真。

萨迪时代,伊斯兰教在伊朗已经传播了几百年。他和同时代诗人的作品中,仍充满了“美酒、姑娘、鲜花、歌唱……”

萨迪的花园还在,他的灵感之源金鱼池,剩下一条翻了白肚的死鱼。周围满是游客为求好运,扔进池子里的纸币硬币。没人能够解释其中的关联。

有些东西却是几百年都不会死。曾经的文化首都、政治中心,设拉子遍布花园和学堂。这些景点常常挨得很近,感觉不是你徒步穿行,而是它们接踵而来:棕榈、橘树、鸢尾花、池塘、满墙波斯细密画。暑气静谧,蜜蜂嘤嗡,婆娑树叶在地上漏下斑驳光影。置身其间,欲歌欲舞,欲辩欲思。1979年前,设拉子亚洲学院还有美国学者教授考古学。那是一个更加包容的过去。

我希望能够猜测马赫迪的心向:保守还是开明。这决定了我是否偶尔可以建议喝点水。他车里端正地摆着《古兰经》,他的名字是什叶派救世主。

我们转到120年前设拉子富商的“家庭接待前厅”。玻璃可能在当时相当昂贵,可这家偏偏用无数碎玻璃,包裹起整个回廊,来客一定先被这份阔气震住了。抬头望顶上漆画,竟是欧风汹涌:袒胸少女、山地教堂。我吃惊地向马赫迪比画,像一个没见过世面的村妇,四下寻找风纪警察。“Old。”他说,停了一下,脸上涌起一个复杂暧昧的表情:“Good!”

“过去的东西好看。”我忽然获得了安全感。到底是设拉子人。于是,跟马赫迪聊了起来。他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父亲有点钱,还肯养他。开车不是专职,所以不穿白制服。他的蓝衬衣黑色长裤,干净得体。

马赫迪不太担心挣多挣少,有种气定神闲的派头。我的伊朗货币里亚尔[9]花光了,星期五兑换所不开,要等日落之后才能找到地方换外币。马赫迪也不紧张,大方替我刷卡。制裁之下,伊朗不通行国际信用卡,只能用国内发行的借记卡。他为一个外国游客开车,还替人付钱,我相信天底下不会有更善良的人了。

既是他垫付,马赫迪似乎掌握了主动,带我一个接一个去他认为值得看的景点。这里也有巴列维国王的避暑山庄。像德黑兰一样,年轻人躲进警察看不见的地方弹吉他唱歌。恋人们在落满石榴的树下小憩,男孩的头枕在女孩大腿上。20世纪30年代,伊朗贯通铁路后,设拉子丝路驿站的地位逐渐失落。很长一段时间,这里的古迹保护得并不好。眼下显然有重振旅游的迹象。马赫迪推荐我去一家新翻修的花园:莲花池、喷泉,二层小楼拱顶画着长翅膀、神格化的居鲁士。古迹外壳下是一家餐馆。对面乡村手工地毯店,分店开到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中国上海。

设拉子街头保留着各种文明共存的痕迹。街道一角,墙壁上画着大幅圣诞老人驯鹿拉雪橇,大概附近住着信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再一查这条街的名字:“烈士街。”十足伊斯兰的标签。

尽管碎玻璃耀眼迷目,你的眼睛不会错过街道上的领袖巨像。一栋气派非凡的白石头建筑上,金光闪闪刻着英文字——“法尔斯省司法部”(设拉子是法尔斯省会),顶上垂下霍梅尼与哈梅内伊画像。门洞里站着几个持枪军人。

司法部也要高挂领导人画像,这大概正是霍梅尼所谓“领袖绝对权威下的三权分立”。他以此解释,伊斯兰政府的律法来自无谬的真主,宗教学者是律法的监护人,这有别于西方式“三权分立”。

我下车拍张照片。马赫迪稍显紧张。环岛不容易停车,他绕个圈子再来接我。军人见我举起相机,并不阻拦,还摆姿势嬉笑。司法部正门太大了,我不断往后退,想收进全景。这时,一个白胡子路人斜刺里冲过来,嘴里高喊:“哈拉姆!”发音跟阿拉伯语一样,意思是“禁止的”——不是“随地吐痰”那种小错误,而是冒犯教法,“天理难容”。还好马赫迪的车及时赶到,我跳上去关门升窗。

“巴斯基。”马赫迪说。巴斯基是伊斯兰革命时代留下来的民兵组织。他们有制服,但通常着便装,人数难以统计,平常就是普通人,有“巴斯基教授”“巴斯基学生”“巴斯基工人”等。他们宗教信仰坚定,效忠最高领袖,随时跳出来主持正义。马赫迪脸上有些不舒服:“我不喜欢他们。”我连声道歉。

设拉子也有不少宗教学校。路过的这家,建于17世纪,大概在什叶派伊斯兰教确立为伊朗国教之后100年。

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分歧,概括来说,就是先知穆罕默德归真之后,谁有资格成为继任者。什叶派推崇先知的女婿阿里。阿里遇刺,他的儿子侯赛因全家也遭主流派伏击,惨遭灭门。此后什叶派无论从人数还是影响力,一直处于弱势,演化出一套自己的信仰与智慧,与逊尼派有共识,也有差异。“侯赛因的血”、千年的冤屈和复仇,构建了什叶派的情感共同体。萨法维王朝立什叶为国教,一个原因是为了对抗强大的奥斯曼帝国,与那里的逊尼派割离开来。但立教之初,伊朗国内教法学家不够,要从叙利亚、黎巴嫩借,填充清真寺和学校。

学校正在装修,迎面是混凝土搅拌机和一张鲜血淋漓的烈士像。可能因为正午,学校空无一人。校园小巧幽静,绿树高缈。英文说明:“按照教义中的神圣数字‘5’,学校建了5间教室。”现在教室都安上了落地玻璃门,天花板高挑。

走廊里一个画面吸引了我:一部插卡电话,一盏电灯,背后是霍梅尼和哈梅内伊合在一处的画像,周围罂粟花艳红如血,还有一挺象征革命卫队的机枪——本不该惊讶,电器、武器,现代化商品的“西方性”,在伊斯兰信徒中或许有过争议,但大部分时候还是被舒舒服服接纳了。奈保尔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来到德黑兰,虽然满街都是反美反西方口号,但他看到毛拉通过电视宣讲,出租车司机靠收音机祝诵经文——“拥有现代化商品,也合乎伊斯兰教教义的荣耀。伊朗人一般相信这些物品是中性的,无关乎特定的信仰或文明,这些东西就像大型国际市集里的库存品一样。只要用钱,就买得到……”

设拉子街头画。如果你生在十三四世纪的亚洲或者欧洲,设拉子远比德黑兰闻名。波斯商人是丝绸之路上的搬运工,也把波斯文明带去远方。

司法部也要高挂领导人画像,这大概正是霍梅尼所谓“领袖绝对权威下的三权分立”。

霍梅尼本人也是拜当时先进科技磁带所赐,灌录了无数煽动革命的演说,偷运进伊朗,效果不亚于今天的社交媒体。推翻国王之前,虽然霍梅尼声望高涨,但大部分人相信他在革命胜利后不会直接治国,而是隐退为精神领袖。

1979年霍梅尼回伊朗之前,世俗革命者代表到巴黎与他会面,最大两股反国王的势力商定合作。他们发出联合声明,未来伊朗将以“伊斯兰”和“民主”为治国的两大基础。霍梅尼拒绝使用“民主”字眼——他认为那是“西方的”——而改为“共和”。当时,无论在公开声明,还是私下交谈中,霍梅尼都给世俗革命者这样的印象:他无意直接掌权。

所以,等到霍梅尼执意推行伊斯兰政府,并举行公投时,很多人感到吃惊。后世学者解释,世俗革命者只研究霍梅尼在巴黎讲了什么,对他的著作《伊斯兰政府》(Islamic Government:Governance of the Jurist)并不熟悉。实际上他早就有了以教治国的想法,还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也有人认为,什叶派信仰中有“塔基亚”(Taqiya)一说,危急时刻可以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霍梅尼的做法在教义上讲得通。但是,霍梅尼本人曾经在革命中呼吁信徒放弃“塔基亚”,打破沉默,勇敢诉求。

以1000多年前的教义治理现代国家,早晚会遇上难题。霍梅尼在去世前一年,再次展现了一种话语智慧:暧昧,却尖锐如刀锋。他宣布:“伊斯兰共和国的需求比伊斯兰教法更重要。”很多人不明白,连哈梅内伊都一时转不过弯。霍梅尼要求修改法律,其中一项规定最高领袖治理社会、把握政治的能力,应该和宗教资历一样高,甚至更高。政权存亡比主义更要紧,一刀劈开执政困境。继任者哈梅内伊果然就是这样的人选:他的宗教等级本不够格成为“精神领袖”“效仿源泉”,但他曾经担任总统,治国经验充足。

宗教学校的电灯电话,霍梅尼与哈梅内伊,这样的组合前,我看到模棱两可、充满弹性的话语空间。如果可以为执政所用,什么都可以拿来说。但又不能对这种灵活性抱太多期望。霍梅尼去世,“绝对权威”不复存在,哈梅内伊的宗教权威和世俗威信不断受到挑战。还有什么样的话语可以为执政合法性浇灌新的混凝土?反美?经济?古代历史真的不能借来充实国家主义?

宗教学校的电灯电话,霍梅尼与哈梅内伊。这样的组合前,我看到模棱两可、充满弹性的话语空间。

该去波斯波利斯了。一路上,马赫迪总是大声为我吵架,抱怨纪念品商店小贩开的美元兑换价太低。我一路都没有换成美元。但是,他对我一个外国人,又是那样宽容,准我饮食,自己却坚持不吃饼干。车上有瓶装水,太阳底下晒得发烫,他直接从头上、脸上灌下去,却也不喝一口,最多舔一舔嘴唇上的水珠。

这一路眼福饱足,沿途有公元1世纪留下的古迹,罗马皇帝瓦勒良匍匐在波斯国王沙普尔一世[10]脚下。瓦勒良战败他被掳到波斯,很快死去。但刻在石碑上的羞辱,两千年后仍栩栩如生。沙普尔一世每次翻身上马,都命瓦勒良跪倒充当脚垫。那是罗马皇帝第一次被劫持,震动欧洲,属国纷纷独立。今天的人看起来,那是波斯睥睨欧洲的时刻。但当时的波斯国王们并没有拿欧洲当回事。希腊城邦顽抗波斯国王薛西斯的进攻,以少胜多,欧洲千百年来为之欢呼:“文明抵抗了野蛮!”但这段历史在波斯的记忆中不算什么,庞大帝国边缘发生了一次小坍塌而已,虽然那也是波斯扩张的终点。那时波斯人的心态傲慢泰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也出奇地宽容。

居鲁士允许被征服者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化,只要肯纳贡赋税。大英博物馆收藏着“居鲁士铭筒”:公元前539年攻克巴比伦后,居鲁士宣布,所有俘虏,不问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均重获自由。这份铭筒被后世一些学者称为“第一份人权宣言”。那一场大赦中,有在巴比伦为囚的犹太人。他们趁此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圣城。历史与现实对照,今日以色列与伊朗的关系,南辕北辙。

波斯波利斯始建者大流士一世,是居鲁士的女婿。两者都孜孜不倦地开疆拓土,而大流士似乎比居鲁士留下更多个性:诡计谋位、大胆夺权,又是精明的管理者,设立波斯23个行省。他最喜炫耀,波斯波利斯宫殿建在山崖上,纳贡者的景仰之情,可以由远及近,烽火相递般燃起。

宫殿在高台之上,台阶间距极小,专供曳地的长袍翩然而上。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帝焚烧了波斯波利斯,残垣没了顶棚和围墙,反似专供游客远眺似的,一目了然。也有细节值得走近观赏:一片片岩石浮雕,时间吹匀了凸起面的墨色。特别精美的几处,与游客视线持平,用透明防护罩罩住:对称排开的皇家侍卫,浓眉深目,虬髯高冠,手持长矛,腰挎箭囊,宽大的袖子下垂,如水波吹皱。

一对伊朗夫妇带着10岁的女儿,在浮雕前指指点点,女孩频频点头。他们住在德黑兰,父母是第二次来波斯波利斯,女儿放暑假,头一回来看古迹。我们的英语交流十分有限。当我问起“教科书”如何讲解这段历史,他们似乎听不懂了,告辞离开。

即使在最炎热的夏天,波斯波利斯遗址上也有游人往来,还有外国游客团,跟着伊朗英语导游。景点前配有英文说明,透出悉心维护,而不像是抹杀历史的做法。但是,一名长期生活在伊朗、精通波斯语的学者曾经告诉我,维修古迹的动力是“钱”:“我在20世纪90年代和两年前看到的波斯波利斯全然不同,那里曾经很荒凉。伊朗政府加大对设拉子城和波斯波利斯的投入,是为了推动旅游业,增加(制裁之下的)非石油收入。”

他认为,古迹维护程度充分体现国策。“当你去过马什哈德(Mashhad)的伊玛目圣寺[11],和同在一座城市的菲尔多西陵园[12],就能很好地比较,它们受到政府礼遇有天壤之别……难道什叶派史上第八伊玛目对波斯民族的意义,会比复兴波斯语最大功臣菲尔多西更大?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他要求不提到他的名字。

马赫迪也仔细看那些浮雕,还请我帮他照了相。问他怎么看居鲁士和大流士,他只能简单回答:“两个我都喜欢。”波斯波利斯荒漠里暂时看不到霍梅尼与哈梅内伊的画像,但旅游警察也会举起皮鞭一声吼,命令我整理头巾。马赫迪赶紧打哈哈。波斯波利斯洗手间标志上,女士头像都是蒙头巾的。

波斯波利斯在巴列维国王时期,曾受到空前礼遇。他的父亲武将谋逆,终结了外患频仍的恺加王朝[13],借来古波斯国王巴列维的名字当家族姓氏,黄袍加身。巴列维国王是西方技术的崇拜者。20世纪70年代伊朗石油美元滚滚,现代化革命初期释放出的生产力,让伊朗国库溢满。这位国王豪掷石油收入,大笔购入军舰炮弹,要求全民学习西方生活方式和艺术品味,高声颂扬“民主”。但是到了70年代中期,伊朗经济蓬勃发展,巴列维国王却开始强调民主的伊朗特色,在国王绝对权力之下实现自我监督。

巴列维没有霍梅尼的宗教权威,他披上缀满宝石的斗篷,对波斯帝国做了生硬的联想:1971年,在波斯波利斯举办“伊朗君主制”2500年盛典,宴请各国使节。“居鲁士,安息吧,因为我们已经醒来。”他在致辞中如是说。越过波斯亡国、外族入侵的所有过程,仿佛从居鲁士到自己,一脉相承。虽然伊朗人的文明自豪感以年份丈量,但国王的盛宴却是一场公关灾难:受邀的全是外国人、排场过分奢侈。当时宴客的白色帐篷,今天仍保留在波斯波利斯一排松树和流动厕所的背后。

人们看到国王所谓的现代化,无非是王室更加糜烂,社会更加不公。首先是民间掀起怒潮,宗教后来才踏上一脚,一场革命注入另一场革命中。

“宗教权威下的三权分立”,“国王绝对权力下的自我监督”。

我又在伊朗的话语中迷航了。

经那位学者介绍,我找到2010年的一则故事:在“宗教统治”与“历史荣耀”两极之间,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曾经用最简单的动作,抹杀了两千年的距离和复杂逻辑。那年伊朗从大英博物馆借来“居鲁士铭筒”到德黑兰展出。揭幕仪式上,内贾德把一条巴斯基民兵标志性黑白格围巾,套在居鲁士雕像的脖子上。伊朗半官方通讯社相关新闻标题是:“居鲁士当上了巴斯基!”仪式结尾,一名打扮成居鲁士时代阿契美尼德王朝[14]的士兵和一名巴斯基民兵“关公战秦琼”,一起接受内贾德授勋,通讯社稿件称他们“都是抵抗外部侵略的伊朗卫士”。

这荒唐的一幕也无情地指出,伊朗人的情感共同体,承袭了居鲁士大流士的傲慢与宽容,注入了什叶信仰的鲜血和复仇。但时至今日,曾经包容的文明却遭到国际孤立,伊朗学者把这局面称为“冤屈”。

波斯波利斯旅游商品店,也是英语导游办公室。其中一位英语非常流利,刚刚买了一兜子大饼回来。我问了问巴列维庆典帐篷的保留情况,然后绕到“怎么看伊斯兰前的伊朗文明”这个话题。

导游突然换了波斯语,转向我身边的马赫迪,两手一摊,问了一句什么——我听到一个词:“Seiyasi(政治的)?”

我忙解释,不,我问的是历史问题。“政治的?”他还是问马赫迪。马赫迪示意我赶紧走,导游随时有权找警察来。

这究竟是历史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呢?

驶离遗址群落,路边竖着一人高的广告铁牌:象征永生的波斯波利斯神鹰,驮着可口可乐的标志。

居鲁士当上巴斯基,神鹰喝美国饮料。印度学者阿席斯·南迪(Ashis Nandy)写过:“过去150年间,亚非的改革者及思想家们都在努力协调三组基本矛盾: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过去与现在。”但这些看似对立的要素有时相互交融,在伊朗,不是只有一种主义或者信仰的来源,能够唤起人们的凝聚力,相反,一碟“混炒”,各种因素混杂发酵成近乎迷信,最能引起国家主义的共鸣。

淡化古代文明的伊朗当局,仿制波斯波利斯“皇家侍卫”浮雕,放大几十倍刻在外交部办公楼前。

伊朗朋友说,网上有个论坛,罗列伊朗对世界的各种决定性影响,伊朗人为之陶醉。比如,西班牙某个城市的名字照搬伊朗城市名。阿拉伯人曾经统治西班牙近800年,帝国中一个属国的要素传到另一个属国,当然有可能。但这究竟是阿拉伯帝国框架下的交流,还是西班牙对伊朗直线的敬仰?论坛上还说,意大利通心粉是马可·波罗从伊朗带回去的,足球是伊朗人发明的……

“足球是中国人发明的。”我笑着纠正那个伊朗人。一位知名伊朗学者还向我提起更惊人的传说:伊朗人拯救了中国。看着我如遭电击的表情,他娓娓道来:“当年蒙古大军统治中国,为了继续打仗,有大臣提出杀光中原人,腾出地方来放牧养马。但是,成吉思汗帐中一名伊朗大臣站起来说,可以交给他管理,以赋税代灭城……”

追问故事出处,他却答不上来,只说伊朗人都知道。在两位朋友帮助下,我们找到最接近的典故,见于《元史·耶律楚材传》,说保住中原的主人公是耶律楚材,生在北京的契丹人。

太祖之世,岁有事西域,未暇经理中原,官吏多聚敛自私,赀至巨万,而官无储偫。近臣别迭等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楚材曰:“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帝曰:“卿试为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凡长贰悉用士人,如陈时可、赵昉等,皆宽厚长者,极天下之选,参佐皆用省部旧人。辛卯秋,帝至云中,十路咸进廪籍及金帛陈于廷中,帝笑谓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国用充足,南国之臣,复有如卿者乎?”对曰:“在彼者皆贤于臣,臣不才,故留燕,为陛下用。”帝嘉其谦,赐之酒。即日拜中书令,事无巨细,皆先白之。

契丹人耶律楚材提出新的治理方法,而启用的人才都是汉人。耶律楚材有一个出逃的远亲耶律大石,曾经在中亚,包括今日伊朗一部分的疆土上建国。这大概就是整个“伊朗人拯救中国说”的唯一凭据。

混杂的语言。迷信般的爱国。

距离日落还有些时间,马赫迪建议我去哈菲兹墓[15]。原本我对墓地没什么兴趣,但又想到这位诗人在伊朗人日常生活中的指导作用,便欣然答应。这种作用是其他文明中罕见的:哈菲兹写于600多年前的诗作,今天分段被印在薄薄的纸片上,装在封套里,伊朗人可以花一个土曼(大概一元人民币),在街头买一张,以诗句占卜“今日时运”:从升官发财到恋爱求学。粉红的算命纸上还附带广告。

一名直接参与伊朗核谈判的英国外交官,也曾私下对我说,伊朗人有时在谈判中引用哈菲兹的诗句,“虽然我们能听明白,但伊朗人事后还是抱怨我们没有会意,或低估了它的深度”。

这是怎样的语言呢?

日头偏西,暮色温暖。哈菲兹墓前白色大理石台阶上,一群男子放声合唱,歌声婉转柔沉,斜阳在他们年轻的脸上映出光彩。他们是放假的设拉子军人,来自全国各地。伊朗军人都在异地服役。我问他们唱的是什么?“Love(爱情)。”年轻人异口同声。其中一个摇头:“Seiyasi(政治)。”一伙人自己争论起来。

说“政治”的那位难以用英语完整表达,就在我的笔记本上用波斯文写了一段。后来我请人翻译出来:

过去,统治者们不允许对社会事务直接批评,所以诗人们借用比喻暗讽现实。比如,当诗人描写晨鸟,其实是指用歌声把人从禁锢中解救出来。

我在哈菲兹墓抽了一首“占卜诗”:

不要依赖物质世界,要仰赖精神和神的恩赐,然后物质世界才会对你有利。相信神,从经书中寻求慰藉。

我在哈菲兹礼品商店买了一本诗集,其中一部分附英文翻译。打开见到这样的句子:

And wine!Bring me the wine,the giver of mirth!Today the beggar may boast him a king.(酒!拿酒来!酒是欢乐之源!今朝乞儿要把自己吹嘘成皇帝。)

The hunter she,and I the helpless prey;wounded and sick,round me her toils she drew.(她为猎人,我是绝望的猎物;被她的绳索缠绕,又伤又病。)

为我翻译“占卜诗”的,是德黑兰一名文学系学生,他相信赞美宗教与歌唱爱情美酒的诗,全都是哈菲兹的原作。“哈菲兹的诗很暧昧,酒,可以被解释为‘神’,对美女的爱恋,也可以看作‘对神的崇拜’。”

千百年不能畅所欲言,于是有了阵阵迷航。

开斋时间还没到,马赫迪坚持我一定要去光明王之墓(Shah-e-Cheragh),第八伊玛目的17个兄弟之一葬在那里。除了第八伊玛目,什叶派尊崇的伊玛目都葬在了阿拉伯境内,所以与之有关的遗迹格外珍贵、神圣。马赫迪脸上充满自豪,“命令”我将两部相机统统留在车上。我争辩说可以藏一部小的,“不可能”,他做出搜身的动作,最后允许我带上手机。

他知道一条去清真寺的捷径。看得出,马赫迪因自豪而步履轻快。当我们穿过小巷来到门前,却发现这里变成工地了,侧门暂不开放。马赫迪稍稍失望,不过,他当然也知道如何穿过紧邻清真寺的市场,绕去正门。市场热闹拥挤,我们不断被铁丝衣架上的内衣、睡裤碰到头,女性花色紧身裤正流行,套在氢气球扎起来的人形上,飘来荡去。土路一侧墙壁上,粗黑笔写着英文:I love you。黑袍妇女在墙边走来走去,深一脚浅一脚。

土路一侧墙壁上,粗黑笔写着英文“I love you”和一男一女的名字。黑袍妇女从墙边走过,深一脚浅一脚。

清真寺入口,男女分开。女部不但搜身,还要领一件恰多尔[16]从头遮到脚。我已经戴了头巾,上衣长可及膝,但这著名的圣寺,总要分外严格些。恰多尔像一整件床单,可能太多人用过,而洗过的次数太少,布质僵硬,披在身上轻微瘙痒。

寺内广场浩瀚,信徒赤脚磨得光亮的石板地,泛着日光,仿若湖水。一时间竟宛如天上景象。马赫迪从男部入口穿过,找到我,一句话把我打回人间:“小心你的手机,有人偷东西。”

清真寺有真正黄金包裹的圆顶,里面的碎玻璃从地面铺到穹顶最高处,那个富商的回廊瞬间暗淡如铁。女信众全藏在黑袍下,少数年轻的和我一样披着借来的黑褐色恰多尔,相视一笑。她们排着队,走向伊玛目兄弟的棺材,从栏杆和墙上,一路亲吻、触摸过去,脸颊贴上去,栏杆有菱形镂空的地方,她们伸手进去,尽量触摸棺材,手撤回来,按在额头、脸、嘴唇上,据说这么做能离天堂更近。地上坐着一名妇女和两个小孩儿,眉眼竟有些像中国人,一问,是来自阿富汗的哈扎拉族[17],蒙古骑兵后裔。中亚更近了。

寺内小书架上堆着无数圆形小陶土,不知做什么用的。观察周围,才发现什叶派祷告磕头的时候,额头触及放在地上的一块小陶土。这是与逊尼派祷告仪式细微处的分别了。

从女部出来,打电话给马赫迪,没接。找了一圈,他正在广场上朝麦加方向礼拜,头磕在小陶土上。他很高兴,带我看了清真寺,自己也在开斋前做了礼拜。

赶到机场,终于兑换了伊朗货币。我要给马赫迪多些酬劳,他像受了重大的侮辱,坚决不收。一直送我换领登机牌,才挥手告别,我们互留了WhatsApp——伊朗极少数没有被屏蔽的社交媒体。到登机口,我想发条感谢的信息,才发现他WhatsApp的签名是英文“soldier”(士兵)。

“为什么叫士兵?”我忍不住好奇。

“为伊朗作战。”

“敌人是谁?”

一个多小时后,飞机抵达德黑兰我才收到回复,可能他写英文很慢:

“一切敌视伊朗的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

[1]巴列维王朝共两任国王,分别为礼萨·汗(Reza Shah Pahlavi,1925—1941年在位)与其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1941—1979年在位)。

[2]波斯语对伊斯兰教士的尊称,也用于中国回族。

[3]伊朗革命卫队属于伊朗军队的一部分。不同于军队主要是对付外侮与内乱,革命卫队的宗旨在于保护伊斯兰政体。

[4]巴斯基是霍梅尼创立于1979年的民兵组织,当初主要是为了对抗伊拉克,但两伊战争之后仍被保留下来,协助军警维持治安。任何人只要忠于伊斯兰教与政权,都可以加入巴斯基。但成员主要还是以穷人为主。大多伊朗政府公务人员都有巴斯基民兵身分,但正常上下班,战时接受军事动员。巴斯基接受革命卫队与最高领袖的指挥。

[5]Safavid Dynasty,公元1510—1736年间统治现今的伊朗,通常被认为是公元3—7世纪的萨珊王朝之后波斯史上最重要的朝代,是迈向现代伊朗的前身。其创建者为伊斯迈尔一世(Ismail I)。

[6]Shiraz,今日伊朗的第六大城,法尔斯省省会。以诗人、艺术、酒与花闻名。它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出现在文献之上,并于13世纪成为波斯的艺术与文化中心,18世纪中叶一度为波斯的首都。伟大的诗人哈菲兹与萨迪皆来自于此。

[7]Hassan Nasrallah,真主党乃1982年黎巴嫩人为了抵抗以色列入侵,在伊朗的帮助下成立的什叶派伊斯兰政治和军事组织。1992年其前任领导被以色列国防部暗杀后,纳斯鲁拉继任为总书记。真主党被美国、欧盟等国家认为是恐怖组织。

[8]Persepolis,波斯波利斯意指“波斯人的城市”,乃大流士一世所建之首都。后来被亚历山大焚毁。

[9]1美元相当于32000里亚尔。

[10]Shapur I,沙普尔一世乃萨珊王朝的第二任君主,在位时间为公元240—270年左右。战功赫赫,被誉为“万王之王”。

[11]Imam Reza Shrine,马什哈德即“殉道之地”,位于伊朗东北方,乃全国第二大城。因什叶派第八伊玛目礼萨在此遭毒杀,且陵墓于此,成为什叶派穆斯林最重要的朝圣地,每年吸引上百万朝圣者。

[12]Abu’l-Qasim Ferdowsi Tusi,菲尔多西是10世纪时的诗人,著有波斯人重要的民族史诗《列王记》(Book of Kings)。

[13]Qajar Dynasty,创建者为土耳其裔的恺加部落,于1785—1925年间统治今天的伊朗,最后被巴列维王朝推翻。

[14]Achaemenid Empire,公元前550—公元前330年间的波斯第一帝国。

[15]14世纪时家喻户晓的波斯诗人,公认是波斯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16]Chador,伊斯兰妇女用来包覆全身、仅露出脸部的罩袍外套,常见于伊朗一带。

[17]Hazara,使用波斯语的民族,主要居住在阿富汗中部、伊朗东北部与巴基斯坦西北部,以什叶派为主要信仰,是阿富汗人口第三多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