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蒙纳·贝内特
和很多印第安人一样，她的母亲生来贫苦。
“可她一直保留着自己的智慧。她学会了用怀疑的态度看待事物。她教会我自尊、幽默和力量：遇事我不会哭鼻子、放弃或退缩。”
我们行驶在从芝加哥机场到塔科马的高速公路上。
“你知道我们现在正行驶在居留地区域吗？这片地永远归为我们的部落所有。‘永远’的意思就是在某些白人想占有这里之前。我是皮阿拉普部落的一员。他们这么叫是因为不会我们这个外来名字的发音：斯帕拉拉普布斯。（笑）
“我们从前是渔民。从麦克尼尔岛到萨蒙湾，再到罗丹多，一路都有我们的宿营地。1854年，美国政府的代理人找到我们的人，签订了一项协约。他们保证自己只需要土地来耕种。他们保证不会干扰我们作为商业渔民的权利。印第安人一向慷慨大方，我们答应了和他们共享此地。
“我们的部族被归置到这片居留地上，2.9万亩。在实际测量中我们又丢了1.1万亩，最后只剩下1.8万亩。我们本该察觉到，可我们一向信任别人。”
我们都住在长屋子里，采取女族长制，整个大家庭住在一起。我们没有真正的房产问题，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地方居住，所以我们不是非得把长屋子竖起来变成摩天大楼。
白人决定让我们成为好庄稼人，他们把我们的长屋子分成40亩、80亩和160亩的土地。要是我们不提高土地产量，就会失去土地。他们早就知道这不会奏效，但这是瓦解我们社会的一种方法。印第安民谣歌手菲尔卢卡斯有副好嗓子，他曾说非印第安人和印第安人的结合是绝妙的。印第安人用一个人能给予别人什么东西来衡量他的成功，白人则用一个人能攫取多少东西来衡量他的重要性。再没有比这两种文化相遇更奇妙的了，白人攫取一切，印第安人给予一切。
然后他们决定，既然我们不会说英语，不会写英语，应该给我们每个人指定一名监护人。于是来到密尔沃基铁路公司和威耶豪塞尔木材公司的律师、裁判、警察和商人，这些好公民都被分配去当一些印第安人的监护人。他们彼此买卖土地，留下遗嘱认证费，再请治安官出来把还住在那片土地上的印第安人清走。不肯走的印第安人就捆在铁轨上杀死。在我们自己的居留地上，我们失去了土地。
孩子们失去了过去本该属于他们的东西。有一门课程叫“家政科学”，让印第安小女孩学会怎么为白人洗盘子、为白人做饭、为白人拖地板。如果她们特别机灵，就会让她们学习当美容师给白人剪头发，或是当服务员在饭馆里给白人端盘子。也许去当打字的文书，记下那些白人的思想。男孩子们都念一门叫“农业科学”的课程，学习怎么给白人耕田、给白人养牛养鸡，照料那些非印第安人偷走的土地上长出来的庄稼，这土地本来属于他们自己。如果这些男孩特别机灵，就会被训练成非正式雇用的焊工或金属薄板工。雇主都是白人，他们当然觉得和自己的同类一起工作更舒服自在。
我们走进一片建筑群。其中一座与其他截然不同，看上去就像一座石头堡垒。
这是关押印第安小伙子的监狱。这里过去是整片地区唯一为印第安人治病的医院，整片地区包括阿拉斯加州、蒙大拿州、爱达荷州、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那些好白人看到新式现代医院的出现，立刻像发了疯一样。他们开始到处游说，想把医院从我们手中夺过来。十八年前，政府把这里抢走了。
作为皮阿拉普部落议会的女主席，我花了八年时间致力于收回这座建筑。如今，华盛顿政府把这里用作儿童监狱。这里被称为青少年诊断中心。（她朝操场上一个男孩点了点头）你刚刚看到了一个印第安小孩。你以为这个该死的国家关押了些什么人？是儿童，既有少数族裔的，也有白人。这个变态的体制遗弃儿童、关押儿童。你看到铁丝网了吗？（她对我不耐烦地说）我的意思是，你没看到那些围栏吗？看到那边窗户上的铁栏杆了吗？
我们走进街对面一座小楼里，它看上去并不像那种公共机构。幼小的孩子们脸上带着喜悦的表情，静静地听着其中一位年轻老师讲话。一个老师说：“我们大多数师生都是印第安人。我们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传统技艺和历史上。教孩子们尊重别人的看法。我们因为长者的智慧而尊重他们。奖励善意的幽默，尤其是针对自己的幽默。一切自然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否能够感知和聆听。我们因为一个人能为他的族人做什么而尊敬他，而非他能为自己做什么。”
我们需要一所学校，让印第安人小孩可以脱离他们没法适应的公共教育系统。为了得到这所学校，我们进行了不懈的抗争。我从白人身上学到了如何掠夺和争取。政府不把学校还给我们，我们就强行进入建筑，占据了这里。
你在书里读到或在电影里看到印第安人时，都是约翰·韦恩主演的那种剧情。你看到一个印第安人偷偷潜入灌木丛中，杀死了无辜的白人。（她和经过的人们点头致意，这些人都认识她。偶尔，她还和其中一两个交谈几句。）你怎么也想不到那两个人是渔民，刚走过去的那个小伙子是会计。那个姑娘也是会计。你想不到印第安人也能从事专业性的职业吧。人们总把印第安人想成需要害怕的那类人物。
在学校里，我也学了你们学过的那些谎言：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小大角战役【136】无一幸存，密西西比河以西出生的第一个婴儿是纳西莎·惠特曼【137】所生。你们学过的那套胡话我也学过。在那些电影里，我看到为自己的权利奋起抗争的爱尔兰人被视为爱国者，为自己的权利奋起抗争的印第安人却被看成野蛮人。我学过，拓荒者把西部改造成了适合文明人居住的地方。我学过，白人不得不把土地从印第安人手里接管过来，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合理利用土地，这些地未经开垦、采伐、铺路，未曾露天开矿。土地必须从我们手里夺走，因为我们没有环境保护知识和意识。因为我们破坏得还不够，所以没法被称为真正的文明人。
真实的情况就是，我们手里掌握着白人想要的土地。政府下令让印第安人搬迁。他们搬了一次又一次，好像被装上手柄能推着走似的。总有一部分爱国者说：“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们出生在这里，我们的死者埋葬在这里。别再打扰我们了。上帝啊，这是联邦政府承诺过的。我们签过协议。我再不会带着祖母搬走了，也再不会带着孩子搬走了。去你的，我厌倦了这一套！”他们拿起武器起义了。骑兵开进了。因为我们印第安人长相接近，他们看到印第安人就杀。这仅仅是个传统。骑兵团军官每一个都带着一面该死的小旗帜，还有一本该死的小《圣经》。哦，他们在宗教上非常、非常虔诚。（笑）他们猛烈开火，制造灭绝种族的大屠杀。
他们教育我们，小大角战役中唯一的幸存者是某个骑兵的一匹马。从那时起，我意识到小大角战役其实有很多幸存者。（笑）他们是苏族人和夏延族人，但显然他们是不算数的。人们从没见过列出他们名字的花名册。
在学校里，我们学习美国历史，他们说是为了不重蹈覆辙。我清楚地知道，如果美国学童知道，沙溪漂亮的夏延族妇女怎样用披肩挡住孩子的脸以免他们看到长刀挥来，如果美国学童知道，加特林机枪扫射使三百人丧生时，印第安母亲怎样把自己的婴儿紧紧抱在怀里，越南美莱村的屠杀本来不应该发生。如果历史教师真的对美国学童讲述实情，加莱下令屠杀时，部队是不会合作的。没有一个士兵会再去打仗。会有一种国家的良心产生。所有的谎言造就了美国式梦魇，而不是普通的梦。
我读一年级时，有一次在学校排演的戏剧中扮演一个小孩。那时正值二战。我是1938年出生的。我母亲个子矮小，有着深色皮肤。白人不懂得怎么区分不同肤色的人种，对大多数白人来说，中国人、菲律宾人、日本人都长得一样。我母亲来学校操场的时候，一个叫查理的小男孩斜着眼看她，还骂着脏话。我听不懂他说了什么，但我跳到他身上开始打他。他本来是我的朋友，所以他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我也不知道。演出开始，我的衣服凌乱不堪。我又困惑又难过，感觉糟糕透顶。我走上舞台，看着下面一张张面孔，第一次意识到我母亲和别人有着不同的肤色，引人注目。她的皮肤总是色泽丰富，给人温暖的感觉。我的脸看上去却苍白而冷漠。我父亲是白人。想不到竟然有人因为我母亲是个温暖美丽的女人而憎恨她。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查理的父亲在太平洋战争中死去了，他们全家都极其憎恨日本人。
我想起曾经的印第安人，在签订条约时答应和一些波士顿人共享土地。他们万万想不到波音公司和惠好林业产品公司的到来。他们万万想不到港口会竖起一座自由女神像，引得成千上万的不幸难民如潮水般涌入，到这里追寻自由。这种自由是印第安人从来无法得到的。这些浪头打过来，把我们淹没在美国人的梦想中。
印第安人的平均寿命是四十岁左右。这个数字不一定准确，因为我们的婴儿死亡率是全国水平的四倍。在我们这里，十九岁是个神秘的年龄，很多人在十九岁因为酗酒、暴力和自杀死亡。我们的青少年自杀率是全国水平的三十四倍。
四十五岁是印第安人另一个神秘的年龄。人们多在这个年龄死于醉酒。我们民族本来吃着全世界蛋白质含量最高的饮食——水牛肉和鲑鱼，现在却在吃通心粉。如果我们不是豪饮过量，就是喝酒成瘾。我们十八岁以上的成年人中90%都是嗜酒者。这是一种慢性自杀：“我不能正视自己的生活，前途渺茫。我不能直面自己周围的丑恶嘴脸，不能忍受贫困。所以我喝着这瓶利波酒，麻醉自己几个小时，杀死一些脑细胞。明天，等我清醒过来，也许一些事情就能有所不同。然后我接着喝酒。我还没绝望到真的杀死自己。”这是一种乐观的自杀。
有一次我喝得酩酊大醉。有个十七岁的女孩，在我看来还是个孩子，可她径直朝我走来，把我骂了个痛快。她说：“你不在乎自己？你没意识到自己正在杀死一个印第安人吗？你为什么想糟蹋自己的身体呢？”从那时起，我戒酒了，而且我不跟喝酒的人混在一起了。哦，我不在乎你们那些人是否喝酒，非印第安人对自己怎么样我是不在意的。但我痛恨看到一个印第安人将自己置于死地。印第安人踯躅不前，浪费时光，几十年过去了，家庭也破碎了。
他们闯进我们的社会里，把儿童带走。35%的儿童都被从家里带到寄宿学校、托养家庭或是其他机构里去了。肖肖尼族、苏族或纳瓦霍族妇女住在我这种房子里，条件简陋，卫生水平差。居留地没有工作机会。没法接受足够的教育。摩门教有个再安置项目，旨在转移儿童。一般的程序是——
一个来自后期圣徒教会的女教徒来敲我家的门。我客气地请她进门，因为我们印第安人一向如此。她说：“哦，我看到你家房顶漏风，屋里有点冷，也没有卫生设备。厨房里没有足够的食品，我还注意到你家没什么家具。你家没接自来水，厕所在房子外面。最近的学校也在九十多公里外。你难道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住到漂亮房子里去吗？那里有他们独立的卧室，还会有好心人照顾他们，有很多钱购买食品，还有室内抽水马桶、软床垫、坎农牌床单、很棒的电视机和漂亮的庭院。学校就在附近，这样你的孩子就不必为了上学而每天坐车三个小时了。”然后她会说：“要是你真的——真的——爱你的孩子，为什么不希望他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你会希望他们拥有所有这些他们需要的好东西。之后这母亲会想：上帝啊，我爱我的孩子，我可真不像话，怎么能不让孩子住到天堂里呢？
和很多印第安人一样，我母亲生来贫苦。她被带到一所寄宿学校上学，在那里她本来的语言和宗教遭到禁止。可她一直保留着自己的智慧。她学会了用怀疑的态度看待事物。听到好笑的事情，她就开怀大笑。她教会我自尊、幽默和力量：遇事我不会哭鼻子、放弃或退缩。
她会对着坟墓、植物或河流讲话。她不仅了解传统事物，还整天忙着种植、挖蛤蜊、熏鱼和缝缝补补。她是个出色的裁缝。同时，她对政治和社会问题也有敏锐的看法。
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有一次几个联邦调查局探员来到我家。那时我大概只有四岁，二战刚刚爆发。他们悄悄地说：“我们想和你们谈谈安全风险问题。隔壁住着一家德国人，另一边住着意大利人。我们想知道，你们是否觉得他们是忠诚的。”我娘家姓丘奇，一个地道的英国姓氏。我母亲说那家德国人已经在这里住了三代，骨子里完全是美国人，那家意大利人有个儿子在太平洋战争中牺牲了。接着她说：“要是你们想调查安全风险问题，调查我好了，因为我看不出为什么一个意大利人要为从印第安人手里夺走土地的美国政府打仗。”她就这样朝他们嚷嚷，把他们从家里赶出去了。哎呀，他们就这样落荒而逃了。（笑）
我遇到过一些阿拉斯加来的爱斯基摩人，他们受卫理公会教影响很深，有一套卫理公会伦理观：你干活就好，不干活就不好。我不会把这套伦理强加于别人。这些爱斯基摩人如今只被工作这个想法支配，干活简直卖力到疯狂的地步。他们不知道怎么放松下来。卫理公会掌控了他们的头脑，他们失去了从前拥有的东西。他们整天横冲直撞地干活，不知道怎样坐下来思考。
我六岁的儿子常会走出去，坐下来对着树木讲话、观察鸟类。做这些事情时他是平静而自在的。他没受过我们其他人经历过的那种洗脑。
这些小家伙生来就知道某些和精神世界及造物主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事情。学校里的小小孩童会告诉你，各种鱼类都是他们的兄弟姐妹。他们会对你说，自己的生命并不比动物、树木和花朵更宝贵。他们生来就知道这些。是我们的学校让他们抛弃了这些想法。
学历史是很重要的，过去发生的事情很重要。但如果只谈论1855年、1903年发生的杀戮，或1961年从我们手里夺走医院的事，我并不能满足。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能谈谈1990年或1979年发生的好事。他们不应该照着镜子，只看到自己是一个前途渺茫的印第安人。
我的小儿子和其他一亿九千九百九十九人共同居住在这片大陆上。（笑）要是你们的政府搞砸了，再引起一场该死的战争，那么他的棕色小屁股也会和你们肤色各异、观点各异的人一起被炸个底朝天。炸弹才他妈的不在乎他是不是扎着可爱的小辫子，是不是一个喜欢和松树讲话的棕色皮肤的小男孩，是不是一个甜蜜可人的小家伙。
在我看来，美国政府就是一个小屁孩——只要你反对他，他就抄起东西砸你。要是他看到什么，就要抢到手。他贪婪地留着口水，弄得满身污秽，需要别人走进来清理干净。这是个两百岁的小孩。1924年，他们开始发给我们双重公民身份。可这个一百五十岁的愚蠢小屁孩政府，怎么能给有八百年历史的亚基马印第安人或皮阿拉普人发放公民身份呢？真是一种侮辱！（笑）小撒谎精闯进来，有什么资格给人发这发那？为什么没有人来把这孩子教训一番？到头来，总有人会过来揪住这个小鬼，收拾他一顿。不幸的是，我也住在这里，将和其他人一起等待被收拾。（笑）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