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濑亚纪和黑濑润
西雅图。一对日裔美籍中年夫妇。他们都生长在西雅图，四个子女均已长大成人。
“美国梦？我想这是白人才有的东西。”
他们住在一个中产阶级社区里。房子十分舒适，布局稍显凌乱，街道两旁绿树成荫。
润：白人们总是问我：你一直住在混居区吗？我回答：没错，是这样。这里一半聚居着日本人，一半住着白人妓女。我们曾经住在西雅图唯一没铺柏油路的地方。政府一开始实施整顿计划，日本人和妓女就搬出去了。
十六年前我们从一个开明的白人手里买下这套房子，当时还引发了一场争执。尽管限住条款是不合法的，房主之间却有口头协定，不让日本人或黑人住到山的这一侧。
亚纪：其实有一份书面合同。我见过。上面写着：不许黑人、犹太人、亚洲人入住。只有盎格鲁-撒克逊人才能搬进来。
亚纪：美国梦？我想这是白人才有的东西。二战之前我不是这么想的。我就读的学校里99%是亚洲学生。我们已经被隔离开来，只是没意识到罢了，因为这是人们已经接受的惯例。战争一打响，我们就尝到当少数族裔是什么滋味。日本轰炸珍珠港之后我们被排除在美国社会之外了。这是个重大打击。
校长总给我们宣扬美国主义，挥舞着红白蓝三色旗，要我们对国家忠诚。每天早上我们都在走廊里列队，宣誓效忠国家。一直以来我都觉得美国是自己的国家。当美国人让我觉得自豪。
润：我当时不像她那么天真。我是高中体育队的成员，球队聚会时却把亚洲孩子排除在外。只有和别人打架时他们才需要我们。因为在少数族裔聚居区长大，你得有副好拳脚。我们住在梅森—迪克逊线以南。白人住在北边。（笑）
亚纪：我母亲是教育工作者。她是极少数移民到美国而且接受了大学教育的人。我很小时她就对我说：“这是你的国家。努力奋斗，取得立足之地，你要比白人多付出两倍的努力。”这是难免的，只有靠自己。别人帮不了你。
润：我从前一直想当体育教员。我在学校里表现很不错，直到大三。我和教练谈了一次话，他对我说，忘掉这想法吧。于是我丢掉了这想法，也放弃了书本和其他追求，开始混日子。
我后来在鲑鱼罐头厂干活。我们坐船底的统舱到阿拉斯加去，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似的。机器出了故障，我们得去修理，因为机械师根本束手无策。可他们赚的钱却是我们的三四倍。他们吃的是牛排，我们只能吃鱼。
亚纪：我爸爸是火车站的搬运工，我妈妈在餐馆当服务员。他们1913年结婚后来到美国。我妈妈一直教日文，直到二战爆发。然后我们就被扔进了集中营。在里面待了三四年之后，她去了芝加哥谋生。她最后一份工作是在酒店里当换床单的女佣。
珍珠港遭轰炸时，我十五岁。第二天是星期一，我来到学校，老师立刻像对待敌人一样对我。她说：“你们的人炸了珍珠港。”一切完全变了样。过去的朋友都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我们。我们把自己看作美国人这种想法被击得粉碎。
润：那个星期天，我正在加油站干活。我到那儿一两个小时之后，报纸的号外来了。我说：“该死的裕仁天皇！”情况如此糟糕，我仍旧爱着这个国家。我想：该死的，有天我要报仇。我像其他美国人一样愤怒。
一周之内，我的想法完全变了。我发觉自己不再是美国人了。珍珠港事件让我们遭到谴责，可我连珍珠港究竟他妈的在哪儿都不知道。（笑）
亚纪：你突然间变成了一个没有国家的人。我们对日本没有亲近感和归属感。我们和这里的社会联系紧密。西雅图就是我的全部世界。
润：1910年前后，我爸爸在海岸卫队服役。即便如此，他还是没有获得公民身份。他在白人居住区卖过水果蔬菜。有几位大人物也是他的主顾。他害怕了，不肯再去。我曾经在某个农产品商人手下干活，给华盛顿大学的食堂、学生联谊会和宿舍送货。我的老板也觉得害怕。我说：“啊，还是去吧。”那时候我觉得，就算他们要杀了我，上帝为证，也得先和我厮杀一番。我不会束手就擒的，因为我没做错任何事。 尽管我们没有宪法赋予的权利，但我还是觉得法律会保护我们。几个月过去了，我发现并非如此。我遇到的一些学生待人相当公正，但在食堂干活的厨子却处处为难我。我觉得仅仅是没受过教育的人会这样。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人人都一个样。
他们说我们不可信任。我在集中营待了一年多，然后入伍了，又过了一年，我获得了美国最高级别的安全机密许可证。（笑）我被安插到反情报部队。我从前这个不被信任的人，被送到祖先的土地上去审问日本人。可他们仍旧说你不可信任。我天天面对这种事情，真的很困惑：唉，这他妈的是怎么一回事？
我哥哥是华盛顿大学的优等生，他获得了电气工程硕士学位。美国工程师紧缺，可他却找不到工作。那是四十年代。我们根本不知道会发生珍珠港事件。一家日本公司为他提供了一份工作。他所在大学的校长说：“去吧，在美国你得不到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他留下来，可能会以卖菜为生：“来买生菜啊，五分钱一棵！”他去了日本，得到了那份好工作。几年后，在菲律宾某个地方，他死于美国空军的轰炸。
最终他们决定开恩，让我们参军。我想自愿报名，因为我所有的朋友都报名了。但我家已经在那里失去了一个儿子，我答应母亲不会自愿报名，但如果征兵征到我我就会去。九个月以后，征兵征到我头上了。
当时在欧洲有一万名美籍日本兵。太平洋战场有六千名。这些家伙真的要爬到战线最前方。他们钻进洞里，把敌方士兵赶出来。他们真够信任我们的，把我们送到太平洋战场去和我们的同胞打仗。
亚纪：参过军并不会让你变成头等公民。这些人1945年退伍回来，美国退伍军人团却不接纳他们。我有一个女朋友，她丈夫在欧洲战场牺牲了。有人却告诉她：“别到退伍军人堂来。我们不接纳东方人。”他们还穿着军装，我哥哥也在其中，许多机构却拒绝为他们服务。街角的店铺不卖东西给“小日本”，穿着军装的也不行。最后，就算已经收到了必须接待的规定，但他们还是会往日本人的可乐里放烟灰。我们从集中营里被放出来了，许多店铺却贴着标语：“小日本不得入内。”
戴夫·贝克【132】拒绝运输美籍日本农民种植的蔬菜。我姐夫在德国当过战俘，全身伤痕累累。他回国以后种庄稼，却看到卡车司机的标语：“不给小日本运输。”
润：参军之前，他们让我们做那些忠诚度测验。第一个问题：你放弃效忠天皇，忠诚于美国吗？回答是或不。我回答：不。我不会放弃效忠天皇，因为我从来就没效忠过。要是回答“是”，就意味着你曾经效忠过。我写了这么一句。在场的中士给我一顿臭骂。另一个问题是：你是自愿参军的吗？我写道：不。征到我我就去。他说我不忠诚。我说：“你是自愿的还是被征的？”他回答：“被征的。”我说：“那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他立刻没话了。多数人的回答是一连串的“是”，因为他们害怕。有些回答了“不”的人被称作“不不”小子。美籍日本人社会也排除他们，认为他们不忠诚。西雅图有个第二代美籍日本人老兵协会，他们特别团结一致，要是有任何餐馆店铺之类的不接纳他们，他们就绝不客气。
我从海外回来了，有一天穿着美军军装走在闹市区，胸前戴着绶带奖章。一个家伙从身旁经过，看着我说：“你个恶心的小日本。”那时已经是战后了。我说：“老兄，你看什么看！”我的态度十分粗暴。我没揍他是因为那天身边跟着姑娘。妈的，要是当时我只身而行，那天肯定得以我进监狱告终。上帝为证，你为自己的国家献出了生命中这么多东西，绝对没法接受这种侮辱。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男人，这关乎一种荣誉感。
亚纪：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突然间大人们都如此心惊胆战，而且这种感觉持续不断。我父母尽量不在我们面前表现出来。那些在日本出生的移民一旦聚在一起，讨论的总是：什么时候轮到我们？聚居区那些领袖人物已经被抓进集中营，送到蒙大拿州的米苏拉去了。
联邦调查局监视着街对面的房子。他们也闯进了我家，忽然间那里就不再是我家了。这些陌生人把家里翻了个遍。我记得一个联邦调查局探员来搜查战争违禁品，甚至和服和日文童书也在违禁品之列。我们只上在星期六去日文学校学习而已。这也成了我们不忠诚的表现。
我的同辈人中有很多人拒绝承认自己懂日文，而且表现出对日本的厌恶，因为他们不想让别人觉得自己不忠诚。直到今天，还是有很多人假装自己不懂日文。我相信，尽管我现在不愿意承认，过去自己肯定也有过那种感觉。
润：直到我们这些取得公民身份的日本人被关进集中营两个星期前，我们还是觉得这事不会发生。我们是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的啊。日本发生的事情跟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对日本人来说，我们是外国人。我们和日本相关的东西只有家里的一个日本花瓶而已。（笑）
亚纪：首先，他们对我们实施了宵禁。这确实激怒了我们。我们害怕在白人中间公开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变得小心翼翼，缄口不言。我害怕说错什么被别人曲解。我几乎得了多疑症，总觉得别人在怀疑我。
我觉得战争很快就要打到西雅图了。到处弥漫着歇斯底里的情绪。我看到在日本出生的第一代移民被带走了。流言四起，说我们也要被带走。忽然之间，命令下达了。我们离开了家，在战争打响前六个月。
润：我是第一批走的，那是1942年4月。他们是按地区把人带走的。（对亚纪说）你是五月来的。
全家人都得搬。有人告诉我们集合的地点，在早上某个时间，只能带双手拿得过来的行李。
亚纪：只能带两件行李。
润：不能带违禁品。收音机、剪刀、刮胡刀都不行。甚至连厨房切菜刀也不能带。有人带了，就要没收。我爸爸用一把折叠剃刀刮胡子，也被没收了。
亚纪：一家人分配一个房间。我们有六口人。
润：我父亲变卖了一切家产。他的卡车卖了二十五美元，那车本来值三四千美元的。我父母自1914年前后来美国后积累的家产全都付之东流了。我们甚至不用在报纸上登广告。人们来到我家，说：“你们卖什么东西？这个多少钱？”我说：“这个最少一百美元。”“我出十五美元。”他们什么东西也不放过。我舍不得卖掉我的钢琴，把它借给了教堂。
那时我们这个移民家庭的生活刚刚有了起色，因为孩子们也有一点收入了，用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为家里添置家具和其他东西，可就在这时，我们不得不离开。我父亲的许多主顾都欠他钱，有些还了，有些没有。
亚纪：有人想买我们的桌子，只出二十五美分。城里一座大教堂的执事来找我们，他看上去人很好，说他很同情我们的遭遇，愿意帮助我们。要是我们给他代理权，他愿意接管我们的所有东西。我父母感激得无以复加。在集中营里，我们忽然听说，我们的一切家具和银行存款都不见了。他拿走了我们的一切。我们之前却以为他是个诚实可信的人，真是太天真了。
润：我们是第一批被送到州露天广场去的人。
这时，我们谈话时在场的一位皮阿拉普族印第安人拉蒙纳·贝内特插话说：“那是我们过去赛马、玩乐、举行婚礼的地方。那里是我们部落传统的宿营地。我们还邀请白人过来参观，请他们吃东西。可现在我们在那儿摆个小货摊都不行了。”
润：我们住的地方用铁丝网围了起来。我们挤在盖着油毡的棚子里。雨水能从墙壁渗进来，屋里泥水横流。
亚纪：我父亲病得很重。他有阑尾炎，要治病得经过一堆繁琐的手续，最后他盲肠穿孔了。但他好歹挺了过来。
他们给我们麻布片，让我们往里面塞上稻草当床垫用。我妹妹有哮喘病，她对稻草过敏，病犯得很严重。后来她终于分到一个军人床垫。要得到这样的待遇你必须证明自己有病。
润：主要停车场都设有机枪塔楼。要是你跳到铁丝网外面来，老兄，你就必死无疑了。直到今天我们都觉得特别愤怒。他们说：“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你们。”当你想保护某个人的时候，你是不会用枪指着这个人的。
亚纪：枪口不是冲外，而是冲着我们的。
润：人们开着汽车在周围晃来晃去，嘴里骂着我们，让我们觉得自己就像动物园里的动物。
亚纪：一些关动物的笼子改成了我们的住处。
润：我们当中差不多有一半人住在马厩或者从前的猪圈里。
戴夫·贝克的某些文件写明了要杀掉我们这些人。沃尔特·李普曼【133】也不是个好东西。还有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沃尔特·温切尔，都是些嗜血的家伙。
富兰克林·罗斯福，所有美国白人都觉得他是伟大的总统。他搞了新政。但对我而言，他是个卑鄙的人，就是他建起了集中营。一想到他我就要愤怒得心脏停跳。
亚纪：看管我们的守卫都是带着机枪的年轻士兵。他们在铁丝网外听到一丁点噪音就吓得够呛。一天晚上，我们听到一声枪响，然后是一声牛叫。他们杀了一头牛。真是恐怖。
有些士兵从没见过日本人。我记得一个南方来的年轻小子。他实在太寂寞了，开始跟我们搭话。他很惊讶我们能说英语。整件事都让他害怕和不安。他是个正派孩子。
润：之后他们把我们送到爱达荷州。我们在那儿待了一年多。
亚纪：军营和食堂都改成了教室。我是在集中营毕业的。就像一场大梦，但我想这些事确实发生过。一切事情都那么超乎现实。一个老师留给我们的作业是：“写写为什么当美国人使你骄傲。”（轻轻地一笑）我们每天都要对国旗敬礼，还要唱国歌。
我们有些人很早就被放出来了，也就是在他们开始接纳日裔美国人参军的时候。不管怎么说，集中营花费这该死的政府太多钱了，所以最好还是把我们放出来工作。我一抓到某个从前做过的工作机会，立刻就出来了。他们给了我一张火车票，还有25美元。我去了芝加哥。
亚纪：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有一个学生再安置项目。可在重新安置前我们必须先找到住处。家政工作的需求很大。很多人想招女佣。我去了盐湖城，准备一边帮人干活赚食宿费一边上学。但有家女主人希望我白天干活，晚上去上夜校。我对她说：“我来这儿是为上学的。”她说：“去上夜校啊。要是你有什么不满，我可以把你送回集中营去。”那时我哥哥正从部队休假回家，他说：“你不必管她说的那套。”结果有另一家人请我去干活了。
你知道吗，有些当初和我们一起进集中营的人现在想为集中营辩解。当初我们要离开家的时候，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说：“别走，我们会帮助你。”他们几乎变成了我们的敌人。有些日本人说：“别管我们的事，你们会让我们的日子更难过的。要是我们当初听了他们的话，本来可以少受一些苦的。是我们自己愿意去的，的确是这样。
润：我们第二代美籍日本人还是太年轻、太天真了。记住，我们聚居区的领袖只有几个小时打包时间，然后就被发配到蒙大拿州去了。那时我们中大多数人还是要在各方面依靠父母才行。
亚纪：很多第二代美籍日本人想忘记这些。为什么要提过去的事？长久以来，他们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阻挡在记忆之外，而且他们也怕别人觉得自己不忠诚。他们的确是卖力地当着美国人，摇旗呐喊，从来不会质疑政府。
润：在波音公司当技工的时候，我和别人发生过好几次口角。那是五十年代，民权运动还没开始，有时我不得不闭上嘴巴，不然很可能会丢了工作。我要养活家庭跟孩子，要是失业了，我们就彻底完蛋了。到六十年代，孩子们长大了，工作对我而言不再那么不可或缺。我可以不假思索地把当时的情况讲出来了。
他们还是说：“那么做是为了保护你们的安全。”我说：“胡扯！机枪不是对着你那边，而是对着我们的。”我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如此想文过饰非。三十年过去了，他们还是想辩解。特别是那套补偿措施【134】的玩意儿。那个早川议员【135】，你看看他都做了什么！
在车间工作的小伙子们比他们父母那辈人受过更多教育。我初来波音公司时，这里的技工只上过四五年学。不管那些蛊惑民心的政客说什么，他们都全盘相信。但这些孩子上过大学，他们看问题明智多了。
亚纪：他把教育和判断力等同起来。我不同意。我是一名教师，如今我仍旧为同事们的态度而担忧。现在西雅图正在推行废除学校种族隔离的运动，目的是让各学校的人种分布更平均。我所在的学校里都是黑人孩子和亚裔孩子。我自己也是少数族裔，他们却要把我派到城北一座有钱人子弟上的学校。我反抗了。我不愿意去。我喜欢我的工作，觉得在原来的学校过得很舒服。我说：“我所受的教育就是去教小孩子，而不是特定的某类小孩子。”那是一所幼儿园。
校长说：“我们这里没有亚裔教师。”从前，他们会用“东方人”这个说法。（笑）她说：“家长们想见见你。”那是1976年夏天。他们把时间定在八月中旬。我为此缩短了假期。校长对见面会颇为担心。她把我拉到那里去。
那是湖边一座漂亮房子。两个门卫打着手电筒，这样我们才找到房子在哪儿。我八点钟到了那里，而七点开始，那里已经陆续来了三十位家长。他们开了个会，请我来是想考考我。你在哪儿受的教育？你得到了什么学位？你的专业是什么？你在哪儿学的英语？我很会应付这些问题。我搬出了布鲁纳和皮亚杰这些人物。
他们不知道我究竟在说什么。
其实我也说不清。（笑）不过他们看不出来。那些家长都是些中产阶级上层白人，他们对我印象很深刻。（笑）我碰巧不爱喝咖啡，我更喜欢喝茶。他们说：“你想来杯咖啡吗？”我说：“我不喝咖啡的。”一个家长说：“当然！”（笑）
这些白人妇女看到几个黑人孩子和日裔教师走进教室，简直吓呆了。电话在整个教区疯了似的响个不停，家长们在我的教室里进进出出，不停地询问课程方面的问题。我在那里的第一年简直像待在地狱里一样。
其他教职员工希望对我表现出友善，我想。首先，有位教师对我说：“黑濑，这是怎样一个名字？”我说：“这是我丈夫的姓。”“他是谁？”“他是我丈夫。”“你从哪儿来？”“西雅图。”“不，我是问你的老家在哪儿？”“我是在西雅图出生的。”最后，我说：“你是想了解我的种族背景吗？”她说：“你真得更加小心才行。”我问为什么。她说：“附近的人还记得以前住在这里的一家日本人。我们对他们很不错，可他们从来不跟别人来往。他家的儿子加入了日本军队，当了军官。”我说：“我不知道日本特意派过航母来接某个人，然后把他放到军队里。我觉得你在说住过这里的石胤一家。他家儿子加入了日裔美国人军队。美国军队不让日本男孩和普通的白人男孩在一起编队。”可她仍旧回答：“你真的要更加小心。”
我曾问一名图书管理员，图书馆是否有关于日本与美国历史的书籍。她说：“你为什么要旧事重提呢？”我说：“这是历史的一部分。”她说：“你要记住，是你们的人先挑起的战争。”这些都是受过教育的人。
润：在工作中，要是我和某个家伙对政治问题有分歧，他就会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呢？”我说：“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要是你不爱听我说的话，为什么不回你的老家欧洲去？”他们惊呆了。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这种话。
（喃喃道）1945年8月6日……
亚纪：（轻声说）广岛和长崎被炸。这里的日本人无比震惊。第一代移民的感情尤其受到了影响。他们中有些人想隐藏自己的悲痛，因为人人都害怕表现出对日本人民的任何感情。可你确实能感受到啊。一种完全的毁灭。
润：从百分比来看，与日本其他地方相比，从广岛来到美国的移民更多。他们中大多数来自农业家庭。不管你哥哥是否是敌人，你都会觉得悲痛。我觉得其中有种族主义的问题。德国战败前已经有原子弹了，可他们没有把原子弹投到那里。
亚纪：这是完全没必要的。他们把原子弹投到长崎了，为什么？为什么？我感到必须要一遍遍提醒人们，那种炸弹究竟多么可怕。现在人们却在谈论比那种炸弹威力更大许多倍的东西！
我认为事情正在改变。新的移民，还有第二代在美国出生的日本人常说：“你们以前为什么如此沉默？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许多家庭从没讨论过这个话题。孩子们说：“我们是从别人口中听说这些事的，怎么会这样？”
民权运动让我们开始发声了。他们带了头，其他人就更容易跟上了。许多第一代和第二代在美国出生的日本人参加了黑人运动，但他们还是不愿讨论自己的处境。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站出来。
润：长久以来，我们都带着无可奈何的心情活着。直到我们中很多人说：“真见鬼，什么叫无可奈何？真没办法改变吗？”我们不会再沉默下去了，他妈的，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