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棒棒”：都市感知乡土性》导言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高高的朝天门哟，挂着“棒棒”的梦。

长长的十八梯哟，留下“棒棒”的歌。

爬坡上坎，脚下的路，一根“棒棒”求生活。

累了抱着“棒棒”睡，渴了端起大碗喝。

傻由他说，土由他说，

日子在“棒棒”上梭哦，

有盐有味有盐有味不寂寞。哟呵呵……哟呵呵……哟呵呵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1]

一、城市融入：论题及其研究路径

城市融入是全球性的重大理论。外来移民群体进入城市后如何融入城市生活，反映了深刻的城乡关系问题，构成了城市化研究的经典命题。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引发了各界对中国城乡关系的反思。同时，有关城乡关系的主流认识又影响着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进程。

目前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多运用现代性、社会化、社会整合、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等五种理论，主要涉及农民工城市融入现状、制约因素以及如何改善这三个内容。城市融入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理论上来说，从以上任何一个理论体系入手都可以发现城市融入所面临问题的某些方面，并揭示其背后的城乡关系。本书则不囿于某单一理论，而是专注于城市融入过程中的乡土性这一主题。这一主题何以成为城市融入研究的突破口呢？这需要从乡土性问题对于社会文化研究，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研究的重要性谈起。

（一）人类学经典论题：乡土性

在西方，乡民社会受到人类学家的青睐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并在“二战”后成为继原始社会之后的又一重要研究领域。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认为，乡民社会的文化是有别于都市化文明“大传统”的“小传统”。[2]而艾瑞克·沃尔夫（Eric R.Wolf）打破简单二分法，认为乡民是“介于原始部落与工业文明之间的社会”的成员[3]，把乡民社会视为人类演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他强调乡民社会不仅区分于原始部落社会，也区分于商业农场，并将乡民社会的特质归纳为对家庭制度的重视、人际关系的维持以及保守和安土重迁等观念。[4]谢林（Salin）将乡民的特质归纳为“家庭农场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具有多功能性；耕种土地和豢养牲畜是主要的生活手段；传统文化与乡村小社区的生活方式密切结合；多向地听命于外人的权势”[5]等四项特质，并列举了变迁的因素以说明“了解乡民社会是一个过程，而非一种形态”[6]。

较之西方人类学对乡民社会的界定及对其特质的分析，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研究对乡土社会特质的研究相对静态。这不仅与中国两千多年不间断的农业文明有关，而且与乡土社会的特质，也就是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质相关。费孝通最早提出乡土本色是传统乡土社会的基本特质，并从乡下人的土气、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血缘和地缘、长老统治、无讼和无为政治等方面对传统乡村社会的乡土性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他将“土”归因为“不流动”[7]，详细地对这样一个高度不流动的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道德规范和文化观念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描述，并将之统一在“乡土性”这一概念之下。在总体上，他侧重从亲属结构与文化因素相结合的角度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特质，展现了一种内在的生活逻辑和文化观念，并对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特质做了最系统的分析。

早期中国乡村研究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进一步发现和揭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特质，极大地丰富了“乡土性”的内涵。在总体上，其他中国乡村研究的学者，基本上是在费孝通所描述的乡土性的框架下，针对中国乡土社会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的特质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或理论探讨。

尽管乡土性是费孝通针对高度不流动的社会内部社会文化特征的描述，但是他也关注到人口流动和更大范围社会交往的变化问题。在《江村经济》中，他考察了蚕丝业的发展和手工业对江村经济的影响；[8]在《云南三村》中，他展开对了土地经营变迁的分析。[9]这些考察和分析都展现了乡土社会如何在一个更大的市场中发生劳动关系和社会生活变迁的问题。此外，他发现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10]，而在嵌入新的地域后的“血缘和地缘才能分离”[11]。这些结论，一方面虽然确证了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特质相对静态，但也说明无论是在纵向还是横向上，中国传统农村社会还都呈现出动态的倾向；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不仅关注了人地关系的变化，而且对乡土性在人地关系发生变化后的延续和变迁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这对于我们研究流动过程中的社会极富启发意义。

（二）城市融入过程中乡土性居于何处？

中国当代最大的迁徙群体—农民工群体正是从一个理想型的乡土社会进入一个与之对立的都市社会的特殊群体。在一个高度流动的都市化背景下，“乡土性”呈现怎样的状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城市融入研究不可回避的话题。就此已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重在乡土性对城市融入的消极作用。具体而言，有两种认识：有研究明确认为乡土性是农民城市融入的障碍，所以只要有可能，农民都很乐意放弃“乡土性”[12]，此类观点在以现代性和社会分层视角进行的研究中尤为突出[13]；还有学者发现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出现了“认同模糊化”、“认同内卷化”及“认同困境”等现象，表现出“过客心态”、“游民化倾向”以及“双重边缘人”等种种状态，易成为“问题民工”[14]，他们表达了对处于丧失乡土性而都市性还未建立状态的农民工的心理危机的担忧。这两类主张都认为乡土性与城市融入不相容，欲融入都市必须抛弃乡土，即使要以经历身份认同的严重困惑为代价。此外，还有研究在关注农民工经济、社会和心理层面的城市融入时，将经济收入、住房条件、基本权益保障、城市就业和生活满意度、与市民关系、身份认知等作为融入评价指标。这一广泛应用的指标体系实际上反映了城乡二元对立的观点，中国农民所固有的乡土性往往依此被归为与都市性、现代性截然对立的范畴。不过，以上这些渗透着城乡二元对立观点的研究发现很难解释在中国社会中为何广泛存在游移于二元之间、既是市民也是农民的大量人口。

第二种观点注意到乡土性在都市融入过程中的延续及其新的特征，并对传统乡土社会的乡土性的某些内容进行了新的阐释。有学者关注到以血缘、地缘和业缘等为纽带形成的社会认同和关系网络对于城市生活的积极作用[15]；有学者提出“城市版‘差序格局’”[16]。这些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学界普遍只看到乡土性在城市融入过程中的负面作用的倾向。此类研究主要基于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的视角来研究乡土性的作用。如何从更宽泛的理论视野（如身份认同、文化延续）来研究在高度流动的都市化背景下，乡土性在城市融入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还需进一步深入探讨。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农民的乡土性是与中国农民的“根性”紧密相连的，所以“乡土性”揭示的不仅是社会关系和生活逻辑，也与生活态度、认知倾向、处世哲学和价值观等相联系。城市融入过程中乡土性的现状和作用这一主题的探索，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心态研究。这种“根性”与城市融入过程中的体验和感受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融合为一种中国农民工特有的都市感知。从此视角出发，研究一个在城乡间长期处于游移状态的群体所承载的乡土性，能为我们从理论上打破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局限性提供实证。

（三）“都市感知”与城市融入研究

一般来说，都市感知可以理解为生活逻辑、认知倾向、处世哲学和价值观指导下的体验和感受。乡土性与都市性的互动，决定着城市融入的进程。因此，通过都市感知可以透视城市融入的过程和特点。

1.“都市感知”概念的界定

都市感知是因社会空间的变化，都市外的群体进入都市后，其所经历的由城乡在景观、人文生态、生计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所引发的实际认知、情感体验以及心态的变化。目前被学术界广为接受的“感知”这一概念源于英文的perception，是以“感”为主的知，而且统摄感觉、知觉和表象。[17]“知”不仅应该理解为觉知，更准确地应理解为认知。为此，“感知”不是纯粹的感性认知，它在表象上以感性认知为主要表现形式，本质上表达的却是一个合感性与理性为一体的认知方式。鉴于“感知”这一分析工具具有明显的认知内涵，同时又涵盖了一些情绪和情感体验的因素，因此，从都市外进入都市内的群体在流动之前对于都市的想象，流动过程中可能经历的自卑、羞辱、疏离感等，都可置于“都市感知”的概念体系中。

“感知”强调生动的形象思维，但它是一种通过感知的形式表达，且融感性和理性为一体的认知方式。以中国农民工对都市的体验为例，他们从熟悉的乡村社会进入陌生的都市社会之后，其语言表达往往比较感性直观。即使是非常理性的认知，也是通过极其感性、直观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种感性的表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影响，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所保持的在“熟人社会”中养成的直觉主义的思维方式。因此，“感知”的研究视角尤其适用于受到深受乡土社会濡染的农民进入都市后的城市融入研究。

2. “都市感知”的内涵

因为空间上的移位是都市感知的客观先决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都市感知首先是一个空间的概念。“空间”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概念更说明了都市感知的空间不仅是地理的，更是社会的、文化的。

在中国乡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农民“洗脚上田坎”进入都市后，面对的是乡土/都市、传统/现代、落后/文明等带有深刻文化标签的二元对立和冲突。一方面，在艰难的都市融入过程中，个体面对来自传统的、制度的、社会的歧视、排斥，表现出自卑、耻辱、忍受等情绪和心态；另一方面，由亲属关系延续的父子、夫妻等亲情引发的责任感、幸福感在与都市文化的碰撞中得到了强化和升华。实际上，乡土传统观念中的人地关系、人伦关系等都随着生计模式的变化而发生着变迁；此外，最为深刻的家庭伦理、生育观念、生活信念等文化观念、生活哲学和价值取向也在发生变化。由此可见，这些主观感受和表达是不同文化规范冲突、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化不仅是感知的主要内容，而且“塑造了感知的过程、信念的形成以及判断本身”[18]；反过来，价值判断、事实判断又通过感知表现出来。无疑，感知是一个负载着文化和意义的认知过程，尤其是当信仰、价值观、道德规范、伦理、文化意识形态等观念文化与社会结构紧密联系时，感知必定被打上社会/文化的烙印。

社会成员的整合与历史文化、社会体制有关，而且后者正在建构并巩固这些新的身份认同。[19]在从农民到农民工的身份转化过程中，主体不可避免经历游走城乡的漂泊、都市生活的艰难融入和身份认同的痛楚。如何寻求身份归宿、实现身份认同、获取情感归依和本体性安全构成了都市感知在身份感知方面的具体内容。因此，都市感知的根源是身份的问题。事实上，固有的农民身份、“边缘人”身份、“过客”身份及其农民工特定群体的职业身份一直都处于被建构或自我建构的过程中。他们对于身份认同、身份归属和身份转换向往的感知就是身份感知。身份感知既包括如何感受身份，也包括对身份的理性认知。社会身份研究一方面是从制度—结构方面，考察正式制度、法律规则、习惯民情如何以强制的途径达成秩序；另一方面是从社会成员的主动选择方面，认识他们对于自我身份的期待、接受和认同，亦即他们如何进行身份建构和选择。[20]社会成员的能动性直接体现了主体对自我身份的理解和践行，甚至体现了特定制度、文化强加给他们身份的理解和态度。这是农民工群体都市感知中最深刻细致的内容，最能揭示主体主观感受、情感体验的社会根源。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应该关注他们如何选择并选择哪些要件来构建身份，比如用哪些形容词来表述自己，如何排斥外界强加给他们的“标签”及其他群体对他们的负面看法。通过这样的关注，我们可以发现当下都市社会中特定农民工群体的基本处境到底是什么，他们眼中的自我边界以及他们对自身所在群体的看法究竟是什么。

3. “都市感知”的层次

虽然“感知”强调生动的形象思维，但并不否定理解和评判的过程。事实上，农民工在都市适应的过程中并非总是被动的，也并非总是“懵懵懂懂”的，其都市适应本身就是一个建立在动机基础上的、体现了策略的、高度能动的生存实践过程。农民工对都市的感知有感受的层次、认知的层次，也有评判选择的层次，它经历了从模糊的直感性认知到理性选择判断的认识过程。但是，理性认识离不开感性认识，感性认识也离不开理性认识。

虽然为了便于分析，本研究从理论上对都市感知进行了分层（都市直感、都市觉知和都市认知），但事实上它们不可割裂，只是侧重不同而已。比如，在都市直感层次，感性成分最多，理性成分最弱；在都市觉知层次，感性成分比第一个弱，比第三个强；在都市认知层次，理性成分最强，但不排除感性成分。因此，都市直感、觉知、认知三个层次统称都市感知，但在特定情况下，都市感知可能就指都市直感、或觉知、或认知。或者说，某个过程侧重于直感、或觉知、或认知。总之，都市直感、都市觉知、都市认知三个层次之间并不是彼此替代的关系，而是体现了在都市适应过程中的都市感知从感性到理性认识逐步深入的过程。

4. “都市感知”作为研究进路的意义

采用都市感知作为研究进路的意义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

其一，情感和心态研究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感知是个体情感的基础，是群体心态的研究途径。一方面，情感是都市感知的表达；另一方面，都市感知是心态的微观体现。“都市感知”概念有助于揭示行为决策背后的认知特点和心理过程，而这正是情感和心态背后的主观感受和感性认知的内容。“感”是一切思维、情感、意志和认知的心理基础。以“感知”为起点，不仅可探知包括情感、道德感等内容的主观感受，而且能明了行为实践背后的动力机制和理性决策过程。无论是侧重于个性的“情绪”、“欲望”、“动机”，还是侧重于共性的“人观”、“文化心态”、“民族心理”，都以“感”为基础。而且，以“感知”为视角的研究与不同理论范式可以兼容，比如，从权力话语对弱者的研究，从行动者的立场对特定群体及其文化的研究，都能通过“都市感知”所获得的资料和呈现方式得到更好的实现。

其二，我们把都市感知界定为由都市直感、都市觉知和都市认知所构成，而且揭示了三者逐步深入和普遍化的关系。感知的独特性就在于它即使融合了感性和理性认知，也仍然是通过感性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认知方式。感知强调“感”，但支撑“感”的是理性的认知，而且随着感知的不断深入，理性决策的成分越来越多。因此在人类学研究中借用感知这一概念，不仅有助于情感和心态的研究，而且对于文化阐释和动机研究都大有裨益。

以都市迁徙研究为例，目前主要有以下两种研究取向。一种是关注经济和社会的力量，从都市迁徙的结构性因素来考察都市迁徙的原因和方式。这方面最有影响的理论有推拉理论、刘易斯（W. A. Lewis）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舒尔茨（J. W. Schultz）的“三态论”、钱纳里（H. B. Chenery）和塞尔昆（M. Syrquin）的“多国模型”论等。这些理论都从宏观层面为农民工流动动因研究提供了有意义的启示，但没有给予迁徙群体内部的差异性以应有的关注。另一种研究取向从宏观结构性分析转向理性动因分析。该研究取向主张，农村人口的外出或转移不仅仅是制度性安排的阻碍或推动，也并非简单地只是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选择，而是二者结合的过程。它突出了个人的能动性和差异性，为城市融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但考虑到迁徙行为和适应过程本身不仅受到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制约，而且个体在能动性地适应城市生活和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中，还存在如何实现自身社会角色、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的问题。而从“感知”切入，通过社会文化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将会比单纯的经济理性分析走得更远。

再如，经济学研究劳动力市场的时候，往往排除其他因素，把人看成劳动力市场的理性交易的一方。但像“棒棒”这种身处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不是经济学意义上劳动力市场上谈判的一方，他们是以其特殊的方式感知城市，再用感知的经验所获得的信息，来决定某个生意能否做、怎样做、在哪儿做。以感知为切入点可以更为丰富地理解他们在劳动过程中的选择。当然，影响他们劳动过程和都市适应过程中如何选择的因素还与他们进入都市前的文化经验即乡土性有关，而这正是本研究的主题。

其三，心理学者大多将感知、情感、情绪看作个体的心理和认知特质，从个体感知本身来探讨情感、情绪等产生的动机、需求、类型、构成的各种维度并对其进行量度，着眼点是从最微观层面通过大量的试验研究方法来分析个体情感、情绪选择的心理过程，进而揭示人类心理过程的一般形式和一般规律。虽然以实验心理学为主的研究是定位于行动的微观考察，但心理学从个性到共性的研究路径与人类学研究路径有异曲同工之处。事实上，感知在更大程度上也是作为一种突破个体的关系而存在的。都市感知研究，一方面能够呈现个体生动活泼的主观感受（情感体验），另一方面也能够反映特定群体相对稳定的认知特点和心态特征。这对于揭示特定群体的文化逻辑和文化观念具有深远的意义。这表明，“都市感知”的确具有将个性与共性结合起来的作用，可以协调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在一般性上，“都市感知”是探索更好地把个性维度与共性维度结合起来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在特殊性上，是寻找一种能够恰当地用于刻画都市移民群体及其成员（特别是“沉默”的群体）对都市的独特感知、情感体验、认知方式、心态特征和行为模式的新的解释工具。

以上三点表明，“都市感知”概念的确有助于建构起我们所期待的将个性与共性结合起来从事人类学研究的路径。它不仅为人类学社会文化的解读提供了有力的解释工具，而且为民族志书写提供了研究对象“自我言说”的文本，呈现出更真切的微观故事。当前，心性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类学的重视。我们从都市感知切入，可以将微观的主观感受与群体心态研究相结合。这样就继承了人类学“主位”研究的学术传统，为城市融入研究提供了一个比较容易深入到“心态”研究的分析视角。

总而言之，乡土性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解读中国社会的基本概念。这一中国乡土社会研究的理想概念，原本囊括了一个高度不流动的社会中有关社会结合方式、人际关系、伦常道德、秩序规范等方面的特质，成为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钥匙。然而，在中国的都市化进程中，大批农民工进入城市，在其城市融入过程中，其本身具有的乡土性与城市的都市特点间会形成何种关系？乡土性这一中国农民所具有的特性将扮演何种角色？本书希望通过“都市感知”对重庆“棒棒”这一特殊底层群体展开民族志研究，在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背景中来探讨中国农民“乡土性”的现状及其与城市融入的关系，以讨论都市化过程中中国农民工如何在乡土性与都市性间游移，如何选择性地保留其乡土性，选择性地适应都市性的问题，从而探讨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特殊性问题。

二、走进“棒棒”：田野与方法

我从小生活在较平坦的璧山[21]县城。璧山四面为青山，山的东面是重庆城区，与沙坪坝区、九龙坡区比邻。上大学第一次离开家，扛着行李到了山的那边，每每放假背着行李去长途车站挤车，见到扛着竹棒“晃荡”的农民，我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反而把包拽得更紧。留在市区工作后，经常有家具、蔬菜、生活用品和行李搬上搬下，便有了与这些扛着“棒棒”的农民的接触。他们随处可见，随叫随到，肩上都扛着一根竹棒，棒子上系着两根青色的“索索”（绳子），主要从事搬运工作，而且拥有一个跟他们的工具一样的名称—“棒棒”[22]。

（一）相约“棒棒”

接触人类学后，其都市研究中对贫困、棚户和城中村等问题的关注令我随时都联想到重庆的“棒棒”，眼前经常浮现出他们黝黑皮肤上渗出的汗珠和沉重的步履，耳边回荡着他们爬坡上坎时喊着的浑厚号子……进而也对他们的生存问题产生了好奇：“棒棒”何以在山城存在？他们以体力谋生的收入能够维持家用吗？他们的社会保障在哪儿？人力搬运在现代都市的发展余地和生存空间如何？面对这些问题，政府和社会也有过思考。比如在某些区采取过由企业投资、政府给予优惠政策的方式修建“棒棒公寓”，但受惠的面很小，真正能提供给“棒棒”群体的公共产品还极为有限。虽然，大部分场所已经停止对“棒棒”收取管理费，但“棒棒”的收入状况和生存压力依然严峻。特别是从发展趋势来看，“棒棒”行业以及从业人员何去何从的问题更令人担忧。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棒棒”在重庆再普通不过了。他们在为市民提供方便的过程中，已经成为重庆都市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代表着非常正面的吃苦耐劳、自力更生的精神。在总体上，他们与都市社会无明显冲突，相对于拖欠农民工工资、农民讨薪、农民工职业病和生产安全事故等社会焦点问题，“棒棒”的生存现状和发展问题还难以进入政府和社会关注的视野。

“棒棒”是农民工群体的一部分，其生活习惯、文化观念、社会身份等方面的共性在整个农民工群体中具有典型性意义。而作为特殊的农民工群体，“棒棒”在社会构成、行为方式等方面又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对重庆“棒棒”群体的研究有助于增进对农民工生存现状的整体性理解和差异性认识。

人类学传授给我并真正内化到我心灵中的学养是对“他者”的关注。人类学的整个历史就是发现“他者”的历史，随着这个“他者”形象的日益本土化，我们身边的都市底层、边缘群体就成为这个沉默“他者”的主体。人类学“惯于做边缘化的社会调查研究”[23]，如何向主流群体发出来自底层和边缘的声音，关系到人类学学者的学术使命和职业期许。把看似熟悉的“棒棒”放在学术的观照中，他们就不再是想当然的都市共生者，而是与都市中的其他群体有着差异性的群体。于是，我将田野点放在大街小巷满是“棒棒”的重庆主城，希望通过对山城“棒棒”的民族志研究来展现这个都市底层群体的生存现状。

学术的思考和关怀丰富了我的视野，但底层研究的苦难叙事和表述方式也让苦涩的味道扑面而来。即使“棒棒”就生活在周围，但即将以研究者身份走近他们时，我的心情也不免沉重。我不希望自己的研究只是对研究对象群体苦难生活的证伪；更不愿意自己的研究成果成为“承受他者痛苦的作品”[24]。令人欣慰的是，进入田野后，我对他们游荡街头、居无定所的贫困生存现状的印象得到了修正。大部分“棒棒”都有闲适的生活节奏、维持生活的基本收入和健全的家庭。即使是低收入者也表现出“想得开”、“不慌”的心态，对社会也无明显怨恨情绪。

从田野资料获取得最多的信息就是报道人对人、事、物的感和评价，其中包括对都市环境、都市社会和自我身份的主观感受和评价（本书用“都市感知”一词来统称）。进一步的调查发现，“视觉主义”[25]的偏好使我的感觉经历了一次次的错乱。因为在现实的都市生活中，“棒棒”不仅面临诸如收入不稳定、居无定所、疾病缠身、养老无保障等生存的困境，而且在从农村到都市的过程中其内心还经历着难言的陌生、畏惧和尴尬，甚至还遭遇过刻骨铭心的酸楚、痛苦和屈辱。而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些原本与苦难叙事一致的负面感受背后，却有着令人动容的快乐与温情、令人钦佩的坚韧和毅力以及我可以与之分享的信念与追求。我也逐步意识到，道义的、人文的关怀是不够的，同情和可怜更不是他们所期望的。他们需要的是关注，是理解，是被重视，是被聆听。

在田野中的那段日子里，笔者与调查对象一起或驻留在街头，或随汽车奔跑抢业务，或成为他们干活时的“累赘”。跟他们一样盘算着如何揽业务、如何讲个好价钱，一同分享挣钱的喜悦；帮助女人们带小孩，“东家长西家短”，成为他们谈论夫妻关系和私人生活的理想听众；感念他们那份平实的夫妻情感，分享他们与父母兄弟重逢的快乐，体验为人父母对子女的期望……从报道人的话语、表情、肢体中捕捉信息，我流连于苦乐交织的“棒棒”世界；在静默的观察、真心的聆听、平等的交流中，笔者体察到亲情与嫉妒共生、尊严与自卑相伴、依恋与梦想并存的内心。正是在这样的田野经历中，笔者越发真切地感受到研究底层社会离不开对成员个体内心世界的体察，特别是对于城乡空间置换过程中的农民工群体而言，“都市感知”是切入“棒棒”群体整体性研究的合适工具。

重庆当地人普遍认为“棒棒”出现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但对于“棒棒”的相关回忆却绝不止于此。据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码头干过“苦力”[26]的刘开贵老人介绍，“一直都有‘棒棒’，只不过新中国成立前叫‘脚力’，新中国成立后叫‘扁担’。土地下放后农民工进城才叫‘棒棒’”[27]。他的一席话引起了我的思考，重庆“棒棒”与苦力有着某种联系，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在国家政策和经济转型的结构性变化之下，重庆“棒棒”才得以大规模发展。“棒棒”是被放置到从乡村到都市场域空间置换背景中的特殊农民工群体。同时，考虑到“棒棒”行业与传统人力搬运行业的某种关联性，笔者产生了对以下两个问题的关注：其一，“棒棒”社会的主体是农民，对于从一种社会（文化）进入另一种社会（文化）的群体而言，适应是一个自觉或不自觉的过程，“棒棒”群体在这一方面的现状如何？其二，“棒棒”作为特殊职业群体，相对于其他农民工群体，其本质性的特征是什么？

在此后的田野调查过程中，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随着研究的细化与深入，我逐渐明晰了这样的观点：“棒棒”作为农民工中的特殊群体，与其他农民工一样都面临如何适应都市的问题；但是，由于谋生方式特殊，他们每天游走在重庆的大街小巷，与形形色色重庆市民密切接触，这一切，使得他们对都市生活环境的变化、不同生计方式的认识、不同人群的社会构成、社会关系和身份地位等具有特殊的感知途径，并在这一特殊感知过程中逐步适应了重庆当地社会。因此，其都市适应具有特殊的内涵。这种都市适应的特殊性与来自乡土社会的文化观念、价值取向密切联系，不仅体现在“客观”的生计场景之中，也表现为主观感受性的体验和评价。前者是可观察的，但对后者的把握却非一个所谓“中立”的观察者能够实现的学术理想，它有赖于对一种体认与体验，即人类学家对“参与”的期许。由此，如果以“棒棒”对都市的感受和认识为起点，考察其都市适应的特点，将会对“棒棒”社会的独特性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二）我与田野

2007年9月，我进入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攻读博士课程。2007年10月到2008年5月，三次利用假期返渝的机会，我对重庆“棒棒”进行了预备调查，了解了“棒棒”在重庆城区分布的基本情况，并初步获得了进入“棒棒”社会的途径。

在对“棒棒”的聚集场所、服务对象和货运种类有了基本的了解后，2008年7月初到同年10月底，重点调查了渝中区的两江门码头和沙坪坝的白崖口街区。选择这两个田野点是基于如下思考：第一，上述田野点分别代表着“棒棒”活动的两种区域，即码头和非码头。前者由于受到长江航运的季节性变化影响，与后者相比，其业务呈现明显的季节性差异。因而两个区域的“棒棒”在与农村的联系方面也有明显差异。第二，上述两个田野点的“棒棒”群体，其内部组织方式在整体中具有代表性，“有组织”（两江门码头）和“无组织”（白崖口）这两种组织类型的比较研究有利于揭示重庆“棒棒”社会构成的普遍性。第三，两江门码头作为旅游码头，只是“棒棒”的工作场所，在此从业的“棒棒”居住地分散，不利于展开对其生活现状的调查；白崖口则是融商业区和生活区于一体的街区，居民流动性不大，在历史上，它曾经是重要的码头，且有部分码头搬运工健在，这有利于历史追踪，更重要的是，自2000年初，该街区纳入古镇旅游规划范围之内，区域内旧房得到较为完整的保护，并成为大量外来打工者的聚居地，因此，“棒棒”的居住地与揽活区域基本重合，为展开现代民族志意义上的参与观察提供了便利。两江门码头在历史上一直是重庆的重要码头，因此成为我田野调查的选定之地，但由于码头上的“棒棒”群体内部管理严格，通过当地“进城农民就业服务中心”（简称“农民办”）、交通局的多方努力，我都未能介入。最后我终于在一位上级领导（当时已转业到地方）的帮助下，通过某公安分局的引见，正式访谈了他们的“老大”。我后来才得知，如果没有“老大”打招呼，我到两江门“擅自”打听“棒棒”的事，马上就可能被“驱逐”。

白崖口进入我的视野纯属偶然。陪外地朋友游览白崖口时，我结识了李云华（本书中的“小李”），通过他认识了白崖口所有“棒棒”，并在他的陪同下走访了该田野点上的大部分“棒棒”的住所。尽管这样，开始时我也有过被婉言拒绝的尴尬。不过，几个月后，“棒棒”们逐渐理解了我的调查意图，都乐于跟我聊天。小李也逐渐明白了我关注的问题，主动替我留意他身边发生的事情。每当我陪他们一起干活时，他都会主动告诉满面疑惑的主顾，我是关注“棒棒”并进行“跟踪调查的”，并向他们介绍我在重庆的工作身份，以取得他们的信任，打消他们的顾虑。他很健谈，遇到当地老人，会帮我打听谁干过搬运，或当过码头工人。这期间，我还随小李一家回到农村，对流出地的概貌和家庭情况进行调查。此外，当我需要了解白崖口以外“棒棒”的情况时，该田野点上的“棒棒”都会想办法利用他们的老乡、亲戚关系帮我联系报道人。

我在沙坪坝区政府一位领导的帮助下认识了该区“进城农民就业服务中心”的负责人。该中心一位工作人员的母亲就是该街区的户籍警。这位区领导还引见了白崖口街道负责人，并通过他走访了街道城管主任、规划办主任、辖区内社区书记、居民组长、城管队员和社区居民。

在后期，我根据“棒棒”聚集和分布的特点，按照从业范围的不同，将调查范围继续扩大。因为火车站、批发市场、装饰建材市场、超市、菜市和住宅小区等场所为“棒棒”活动的主要区域，根据这样的分类，我分别补充了两江门综合批发市场、龙头寺火车站、沙坪坝火车站、江北盘溪蔬菜批发市场、新世纪凯瑞商都超市、沙坪坝天星桥菜市、公交石碾盘站（港城花园）、都市花园燕渝苑住宅小区和马家岩建材市场等田野点。我还走访了重庆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各区劳动力就业市场、进城农民就业服务中心、综合治理办公室、城管执法大队和各派出所等相关部门，与主要负责人进行了沟通，获得了政府对“棒棒”进行的相关调查所掌握的数据。这一阶段的材料内容较广，涉及“棒棒”的生活经历、生计现状、社会构成等诸多方面。2008年11月初，我返回中山大学，对于前期所掌握的田野调查资料进行梳理，确定了以都市感知为研究切入点的研究思路。

2009年1月中旬，田野调查进入第二阶段，历时九个多月。自此，调查不再局限于重要田野点，而是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展开了对重庆主城“棒棒”的全面随机调查，主要涉及渝中区、沙坪坝区、江北区和渝北区。我扩大调查范围、增加访谈对象数量，以期对于重庆“棒棒”全貌进行整体性把握。同时，依赖与报道人已经建立的信任关系，获取了“棒棒”对都市生活的有关感受、心态和情感的口述材料，并希望通过对研究对象内心世界的体察，来认识“棒棒”社会的内在特质。

2010年7月博士毕业之后，我进入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尝试从科学哲学的视角研究人类学方法论，在博士研究的基础上深化对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反思。次年，此项以重庆“棒棒”为例的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正式被教育部立项。这是一项基础与对策相结合的研究，明确地将我对重庆“棒棒”的田野调查推进到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我重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重庆“棒棒”的现状和未来走向，并自觉将自己博士后期间有关方法论的研究成果应用到田野实践之中。

从2007年10月开始关注重庆“棒棒”到今天，已经六年有余。除非看过我发表的文章，同事、朋友不会将我与“棒棒”联系在一起。同事、朋友知道我的调查对象后，一般会笑问我是否也跟“棒棒”一起担货物，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说实话，我体验过扛重物的感受，但与他们一起站在街边揽活时从来没扛着棒棒。“棒棒”大多居住在租赁房里，一间屋子既是卧室又是厨房，有的还“三世同堂”。我原本计划在某个“棒棒”聚集点租房，但是“棒棒”分散于全城，我需要在多个田野点间穿梭，故放弃了长期固定于某一田野点的计划。

在调查对象看来，我在性别、文化、职业、社会地位上与他们存在明显差异。有鉴于此，缩小与他们的差距是我在田野中必须排除的障碍。我在穿着上尽量朴素，操着“最地道”、“很土”的重庆话，跟他们一样随地而坐，与他们一锅吃饭。随着与他们交往的加深，至少在进行过深入调查的田野点，我与报道人已经非常熟悉，他们会主动关心我的家庭，会体谅我调查的艰辛。对于他们来说，我不仅仅是学者，也是一个朋友、一个拥有他们羡慕的社会资源并愿意为他们提供实际帮助的当地人。由于我是当地人，因此与“棒棒”、市民、当地政府沟通渠道比较畅通。而且我也不是每天都专程去某个田野点，我生活的重庆到处都是田野。

诚然，我生长在县城，对农村的最初了解是通过农村亲戚的只言片语得来的。“象牙塔”里的求学经历，导致我对于无稳定收入人群的真实生活知之甚少。田野调查的经历，使我对社会现实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我有幸能用六年多的时间来关注一个人群，并通过田野工作看到了、触摸到了、感受到了我身边的“他者”的生活现状和内心世界，这一过程中的体验、感受及倾注的情感注定了该群体为我终生的牵挂。更为重要的是，重庆“棒棒”这片宽广、丰富的田野，成就了该群体的首部民族志，其间的历练也构成一名人类学学者学术生命的重要一环。

（三）研究方法

研究考虑到“棒棒”行业是传统人力搬运行业的延续，有关“苦力”的社会记忆是社会观念的形成的必要因素，特别是该传统行业（群体）的结构性地位的变迁对于分析处于都市底层的“棒棒”社会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研究尤为重要。因此，本研究收集整理了大量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对该行业的历史变迁进行了梳理，辅以对社会记忆的访谈调查，以尽可能丰富地呈现“棒棒”生存的社会历史背景。

本研究主要运用人类学民族志方法开展研究。在田野点的选择上，为了便于从整体上把握该群体城市融入的特征和影响因素，本研究在重庆主城选取多个有代表性的“棒棒”聚集点为田野点展开参与观察。选点涵盖码头和非码头、居住地与揽活区域重合与非重合，以及不同“组织”方式的多类型“棒棒”聚集点。

在研究方法上，首先，本研究以“都市感知”为切入点展开深度访谈，考察研究对象群体内心的主观感受、评价、情感和心态。当然，这一方法必须在访谈者与报道人相当熟悉、交心后方能有效采用。建立在相互信任、真诚理解基础上的交流，能跨越时空，甚至能进入私密空间，走入内心世界。其次，“滚雪球”式的扩大研究个案和随机拦截访谈。接受调查的“棒棒”中，年龄最大的63岁，最小的22岁。访谈个案共156个，其中女性11名。[28]再次，加强对非“棒棒”群体（如当地市民、政府工作人员、其他农民工、亲属、乡邻等）等相关群体的调查，并在“棒棒”流出集中的多个村落展开调查。此外，将深度访谈与半开放型的问卷调查相结合，尽可能点面结合，多维度辅助，增强田野资料的信度。

三、回到书斋：内容与结构

（一）主要内容

第一，“棒棒”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逐步形成的处于低端劳动力市场、以搬运服务为主、具有区域特征的一种农民流动务工形式。它是农民工的一部分，但是作为一个行业，又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传统行业—“苦力”的延续。故本研究将概括地梳理重庆近现代人力搬运史，分析“棒棒”群体存在的自然和地域文化因素；追踪与“苦力”社会地位相关的社会记忆，进而分析这些观念与当下“棒棒”处于社会底层这一事实的关联。

第二，本研究微观考察乡土经验和文化特质（如家庭责任、道德伦常、生育观念等）如何形构“棒棒”对都市想象的内容和方式，分析影响“棒棒”入城决策的动机，证实以中老年人为主的“棒棒”群体入城前有无像其他农民工群体，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那样强烈的“脱根”意识。

第三，“棒棒”在街头巷尾为市民提供劳务，较之其他农民工更全面地感知和经历着都市生活。本研究考察“棒棒”对都市与乡村间差异的直观感受，呈现入城初期农民固有的乡土性的表现，揭示这些乡土特质的延续与“棒棒”入城初期不适应之间的联系及其在这个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第四，“棒棒”的生计方式和社会结合方式是该群体城市融入特征的最集中体现。本研究考察他们在择业、入行、合作、生存空间的合法性获得、揽活和讨价还价等环节中的生存策略，分析乡土性在该群体都市生存经验的积累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特别关注血缘、亲缘和地缘等乡土资源是否有助于提高该群体在都市中的生存能力。

第五，城乡二元对立导致了“棒棒”的身份困惑，与劳动观念相关的职业歧视强化了“棒棒”较之其他农民工群体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更为卑微的现实。本研究考察处于双重压力下的“棒棒”的心态，关注乡土性在该群体身份认同和归宿上的表达，特别是其在“棒棒”寻求心理平衡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揭示乡土性在城市融入过程中延续的根源。

第六，通过考察该群体对家、对亲情、对乡土和对未来的态度，本研究揭示该群体的情感支撑何在，生活意义何在，进而为该群体的未来走向提供可借鉴的学术思考。

（二）研究思路

本研究以一个特殊的农民工群体—重庆“棒棒”为研究对象，以“棒棒”所固有的乡土社会的特质—乡土性为研究主题，从都市感知的视角切入，考察“棒棒”群体都市适应的特点。探讨中国农民的乡土性在该群体都市适应中的体现，分析“棒棒”所延续的乡土性对其都市感知和都市适应过程的影响，揭示“棒棒”社会保持乡土性的本质特点，并由此来讨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底层社会的特质。需要指出的是，“棒棒”群体的都市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都市性获得的过程，但本书重点不是探讨“都市性”的具备，而是探讨乡土性的停留，以及乡土性对城市融入的影响与作用。

（三）结构安排

本研究以“都市感知”为研究路径，是考虑到感知以感性认知为主要表现形式，但却是融感性与理性为一体的认知方式。“都市感知”不是纯粹的感性认知，只是“感”与“知”在不同阶段侧重不同而已。在总体上，都市感知经历了从模糊的直感性认知到理性选择判断的认识过程。因此，“都市感知”不仅是本研究的视角，而且是获取和分析材料的工具，对都市感知的层级分析，也就成为构成本书谋篇布局逻辑顺序的基础。也可以说，本研究是从都市感知的视角，按照“棒棒”入城后对都市认知的历时性顺序，对一个从农村到都市且位于都市底层的“棒棒”社会的民族志研究，并特别关注了中国农民的乡土性如何在“棒棒”城市融入过程中延续和发挥作用的问题。

本研究在概括梳理人力搬运的历史，分析“棒棒”大规模存在的制度性、社会性背景（第一章）后，逐次对“棒棒”的都市想象（第二章）、都市直感（第三章）、生计感知（包括择业、入行、生计策略）（第四、五、六章）、身份感知（第七章）、情感表述（第八章）等不同面向的都市感知形式进行考察，并关注都市感知的方式和内容所呈现的“棒棒”都市适应的特点，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农民所承载的固有的乡土性的现状，及其乡土性对于都市感知和都市适应过程的影响。

都市想象部分，考察乡土经验和文化特质如何形构都市想象的内容和方式，如何影响入城的动机。都市直感部分，通过“棒棒”对城乡差异的感知，考察入城初期农民固有的乡土性的表现，揭示其与入城初期不适应之间的联系及其在这个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生计感知部分，考察乡土性在都市适应过程中的具体表现，特别关注其对都市适应能力的促进或阻碍作用。身份感知部分，关注乡土性在“棒棒”身份认同和归宿上的表达。最后，情感表述部分，考察乡土性如何构成“棒棒”的“根性”，并发挥情感的支撑作用。

乡土性是本书的研究主题，乡土性对进入都市的农民工而言具有何种意义，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以何种方式表达出来，是本书试图通过“都市感知”在“棒棒”这一典型群体身上寻求的答案。研究表明，乡土性体现在“棒棒”社会的生计方式、社会交往、身份归属、情感之上，弥散在都市适应过程之中，并通过“棒棒”感知都市的独特方式表现出来。因此，乡土性在都市延续的表现，必然通过都市感知和都市适应的特点得到呈现。由此，本研究的目的，将在由“都市感知”所确立的分析框架中，通过对都市适应过程中对农民乡土性的延续的实证研究得以实现。

在本书结语部分，笔者将对“棒棒”社会在都市感知和都市适应过程中所体现的特点做一概括性的总结，探究处于都市化背景中的底层社会的现状，进而讨论作为从农村进入都市的底层群体的“棒棒”社会所承载的社会文化特征，如何可以成为反思城乡关系和区域文化研究的典型性个案。

本研究的主题是乡土性在都市空间中的表达，而都市感知也是城乡空间置换后的感知。同时，由都市感知所确立的研究框架与都市适应的一般性历程相吻合，具有历时性。这些都构成了本研究的时空内涵。故本书将在时间的坐标中，以对重庆这个都市空间的历时追踪为开端，踏上探寻“棒棒”社会特质之路。

[1]电视剧《山城“棒棒”军》片尾曲《“棒棒”之歌》，张鲁、王光池词，黄金伟曲。

[2]Redfield, Robert, The Little Community and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3]［美］沃尔夫，《乡民社会》，张恭启译，台北：巨流图书，1983，第7页。

[4]［美］沃尔夫，《乡民社会》，张恭启译，台北：巨流图书，1983，第83—124页。

[5]［美］沃尔夫，《乡民社会》，张恭启译，台北：巨流图书，1983，谢林，《乡民经济的本质与逻辑》，第164页。

[6]［美］沃尔夫，《乡民社会》，敏司，《乡民的定义》，第145页。

[7]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7页。

[8]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2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第141—150页。

[9]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0]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70页。

[11]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71页。

[12]殷晓清，《农民的传统特征在解体》，见《现代化与乡村社会变迁》（笔谈之二），《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14—20页。

[13]蔡志海，《流动民工现代性的探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第5期，第65—69页。

[14]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第107—122页。 唐斌，《“双重边缘人”：农民工自我认同的形成及影响》，《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S1），第36—38页。 周明宝，《城市滞留型青年农民工的文化适应与身份认同》，《社会》，2004年第5期，第4—11页。

[15]王春光，《社会流动与社会重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第10—12页。 项飚，《社区何为：对北京流动人口聚居地的研究》，《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6期，第54—62页。

[16]张继焦，《差序格局：从“乡村版”到“城市版”—以迁移者的城市就业为例》，《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第50—59页。

[17]史忠植，《认知科学》，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8，第62页。

[18]［美］李丹，《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张天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第61页。

[19]张静，《身份：公民权利的社会配置与认同》，载张静主编：《身份认同研究：观念、态度、理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0页。

[20]张静，《身份：公民权利的社会配置与认同》，载张静主编：《身份认同研究：观念、态度、理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3页。

[21]璧山，重庆市的一个行政县。

[22]“棒棒”为重庆方言，原意“棍子”。当地习惯以此借指在重庆扛着一根竹棒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棒棒”可指个体，也可指群体。“棒棒”也用于指称以竹棒为主要工具从事体力劳动的行业。此外，当地还用“捞棒棒”来指称该职业，以及从事该行业的行为。“捞”实为“扛”之意。

[23]［美］麦克尔·赫兹菲尔德，《什么是人类常识：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人类学理论实践》，刘珩、石毅、李昌银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第6页。

[24]Das, Veena，“Introduction”, in Kleinman, Arthur, Das, Veena, and Lock, Magratet，Daedalus，1996，125（1）, xi-xx．

[25]视觉主义强调视觉作为所有经验的唯一媒介。有关视觉主义与人类学参与观察方法的论述可参见麦克尔·赫兹菲尔德（2005），第39—43页。

[26]人力肩挑者构成“苦力”的主体。有关“苦力”的界定参见秦浩《“苦力”：民国时期城市底层社会研究》，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3期，第142页。

[27]报道人：刘开贵，男，1928年出生，重庆沙坪坝白崖口人；报道场景：2008年9月16日上午白崖口茶馆。

[28]参见附录一：本文主要报道人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