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倡伎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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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与“郑”原本是音乐术语，前者为雅乐，后者则是郑国民谣。春秋时代，郑国和卫国是靡靡之音的发源地，而儒家鼓吹礼乐治国，音乐要承担道德教化的责任，自然对郑卫之音深恶痛绝。《论语》有记载说，颜渊向孔子请教治国之道，孔子讲了几个核心原则，其中一条就是“放郑声，远佞人”，将郑国的音乐和奸佞小人等量齐观。
但人天生就能欣赏靡靡之音，而对雅乐的欣赏力却需要很多年的文化修养才能养成，所以越是低俗的音乐就越有流行的潜质。《礼记·乐记》有记载说，魏文侯向孔子高徒子夏求教：“我在正襟危坐欣赏古乐的时候总是很想睡觉，但对郑卫之音听多少都不会疲倦，这是怎么回事？”子夏从政治学的高度对魏文侯做了一场长篇大论的演讲，其实个中缘故无非是魏文侯的欣赏水准太低而已，并不需要什么其他的解释。
雅郑之别就是雅俗之别。王国维提出，词的雅俗“在神不在貌”，这个观点其实完全适用于任何一种文艺体裁。譬如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在我看来就属于貌雅而神俗；《红楼梦》则属于貌似俗而神雅（小说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地位太低的文学体裁，任何小说作品一概属于下里巴人，以至于著作权归属往往很难辨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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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之雅俗，王国维认为欧阳修、秦观虽然也写艳语，貌似靡靡之音，但“终有品格”，属于貌俗而神雅；周邦彦写艳语，却是神貌共俗。两者有淑女与倡伎之别。
淑女偶有性情流露，冲破礼教羁绊，如梁祝故事中的祝英台，易男装，与男子同学，自由恋爱，虽然有这些“大逆不道、伤风败俗”的举动，人们却不会嫌她轻浮，反而会为她而感动。这是因为祝英台无论做出怎样的事来，本质上始终是一名淑女。
在王国维的这番论断中，“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作为一个抽象的命题并无任何不妥，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倡伎之别”，具体地以欧阳修、秦观、周邦彦为例却嫌太过轻率了。
欧阳修与秦观确实每有“终有品格”的艳语，如欧阳修《临江仙》：
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小楼西角断虹明。阑干倚处，待得月华生。
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旌。凉波不动簟纹平。水精双枕，傍64有堕钗横。
当时欧阳修刚刚入仕不久，很有点骄狂放纵的意思，屡屡迟到、早退，不将公务放在心上。某次上级长官钱惟演在后园设宴，欧阳修与一名绯闻官伎姗姗来迟。官伎辩解说：“因为天气酷热，便往凉堂小睡，醒来后发觉丢了金钗，遍寻不得，故此耽搁了时间。”钱惟演并不点破，却只道：“若得欧推官一词，我当偿付你的钗价。”
责罚者大有雅趣，被责者亦不失急才。欧阳修即席填写了一阙《临江仙》，将官伎失钗的情景点染得如诗如画。词意是说池塘上刚刚下过了雨，那雨景是温柔的：雷只是轻雷，雨只是疏雨。雨方停，小楼西角现出了一段明媚的彩虹，倚阑而立的人也许就这样痴痴地立到月亮升起的时候，陷入迷醉的情绪里无法自拔。那官伎小睡的所在最美，帘栊虽然垂下，却有燕子隔帘窥探，而那支失落的金钗，不就横在水精双枕的旁边吗？
小词写得如此巧妙，立时博得了满堂彩声。钱惟演当下令那名官伎向欧阳修斟酒致谢，并批示以公款偿付钗价。而我们细看这首《临江仙》，背景不过是一段轻浮的暧昧私情，虽有七步成诗的急才与妙语，终归不过是一幅仕女画小品而已，再无更深的意思。品格何在呢？就在于它终归是一幅仕女画小品，而没有柳永“奶奶兰心蕙性”那种市井春宫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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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欧阳修也有纯粹的活色生香的艳语，再看不出其中有半点品格，如《夜行船》：
轻捧香腮低枕。眼波媚、向人相浸。佯娇佯醉索如今，这风情、怎教人禁。
却与和衣推未寝。低声地、告人休恁。月夕花朝，不成虚过。芳年嫁君徒甚。
这首词描绘一对小夫妻的枕上风情，实在写足了那种欲拒还迎的色情挑逗。只有将它放进“三言二拍”里而不是放进欧阳修的文集里，才会使违和感彻底消失。
欧阳修还有一首载有“洛丽塔”情结的《望江南》，正是这首词为他招致一场耸动京城的绯闻官司，还造成了中央政府人事格局的一次洗牌：
江南柳，叶小未成阴。人为丝轻那忍折，莺怜枝嫩不胜吟。留取待春深。
十四五，闲抱琵琶寻。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已留心。何况到如今。
这首词看似无非寄托了对一名少女的小小情怀，却牵引出当时最受瞩目的一场风化事件，丑闻的主角竟然就是已经位高权重、道德文章为一代师表的欧阳修。
事情是由开封府审理的一起通奸案开始的：欧阳晟的妻子张氏与男仆私通，事败见官之后，或许是由于恐惧过度，除了对奸情供认不讳之外，竟然还供出了婚前的一段不伦之恋，说自己小时候寄住在舅父欧阳修家，和舅父很有一些暧昧。
那时候的欧阳修已是官运亨通、名满天下的人物，所以张氏的供词简直在舆情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欧阳修被迫做出自辩，除了鸣冤之外，还交代出这个外甥女其实和自己并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血缘关系，请世人不要妄作乱伦方面的揣测：张氏的母亲确实是欧阳修的妹妹，但她续弦于张龟年，抚养着丈夫与其前妻的一个女儿；后来张龟年早故，欧阳氏便带着继女投奔兄长；待这女孩子长大成人，欧阳修便以舅父的身份主婚，将她许配给了自己的堂侄欧阳晟。来龙去脉就是如此这般，那等刺激群氓肾上腺素的丑事纯属捏造。
欧阳修自辩的重点是：这个外甥女随着继母到自家寄住的时候才只有七岁，任自己再如何风流俊赏，难道会和一个七岁的小女孩发生什么吗？欧阳修聪慧过人，的确抓住了问题的重点，简直没有给对手留下任何可以反击的余地，而所有人都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面对这样的辩词，有个名叫钱勰的官员冷冷笑道：“七岁不正是学簸钱的年纪吗！”
簸钱是一种赌赛游戏，曾是唐代的宫女间最流行的一种排遣寂寞的方式。游戏极简单，只消各自将手中的一把铜钱摇晃几下，抛在地上，以正反面的多寡决定胜负。欧阳修那首词里，“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已留心”，岂不是说当那个小女孩在庭院里调皮簸钱的时候，他这个身为舅父的人便已经暗自动心了吗？“何况到如今”，簸钱时便已动心，何况她忽忽已到了十四五岁的青春年纪呢？
一首《望江南》终于将欧阳修逐出朝廷，外放滁州，后人因此得福，得以读到《醉翁亭记》这样精彩的散文。但是，就词论词，也许这首词真的与欧阳修的外甥女毫无干系，但无论如何，词中的“洛丽塔”情结到底昭然若揭。这样的词，至少以古人的标准来看，总不能算是“虽作艳语，终有品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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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观的词，亦不乏纯粹的艳语，如《河传》：
恨眉醉眼。甚轻轻觑着，神魂迷乱。常记那回，小曲阑干西畔。鬓云松、罗袜刬。
丁香笑吐娇无限。语软声低，道我何曾惯。云雨未谐，早被东风吹散。闷损人、天不管。
云情雨事，只差一步就要写得露骨了。而且既无寄托，亦无格调，不似恋情，却似奸情。比之李煜“刬袜下香阶，手提金缕鞋”，后者的遣词造句显然大胆得多，却写足了热恋的感觉，并不令人觉得龌龊。前者譬如一部不甚暴露的三级片，后者譬如一部出现全裸镜头的文艺片。再如秦观的一首《浣溪沙》：
脚上鞋儿四寸罗。唇边朱粉一樱多65。见人无语但回波66。
料得有心怜宋玉，只应无奈楚襄何。今生有分共伊么。
词的上阕已是赤裸裸的官能描写，下阕“料得有心怜宋玉，只应无奈楚襄何”，化用李商隐《席上赠人》“料得也应怜宋玉，只应惟事楚襄王”。以宋玉自喻，以楚襄王喻歌女的主人。意思是说：想来这位歌女已对自己心生爱慕，只是碍于主人，没法投向自己的怀抱。最后毫不掩饰地感叹“今生有分共伊么”，简直是在恳求主人割爱，将这名歌女赠予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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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邦彦，字美成，别号清真居士，生于宋仁宗时代的钱塘（今浙江杭州）。周邦彦自幼便有些轻佻，所以他虽然博览群书，是个勤学上进的少年，家乡人却总也看不惯他。
大约在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周邦彦游历汴京，恰逢朝廷增加太学生名额，他便借着这次机遇进入太学读书，与许许多多家境并不优裕的子弟一样希望以知识改变命运。
机遇再一次鬼使神差一般地降临了：元丰七年（1084），宋神宗视察太学，数百名太学生施展浑身解数，纷纷撰写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文章，希望能够赢得皇帝的青睐。周邦彦精心构思，写下一篇万余言的《汴都赋》，以华丽的辞藻与繁复的典故远超同侪。最醒目的是，文中有许多古雅的生僻字，以至于当右丞李清臣奉命于迩英殿上高声诵读的时候竟然结结巴巴，很多字根本读不出来。宋神宗大为惊异，很快便擢升周邦彦为太学正。
太学正是一个清闲的教职，大略相当于太学里的系主任，并不负担任何经邦治国、保境安民的职责。清闲的岗位，优渥的薪酬，稳定的职业生涯，这三者简直是轻佻性格的绝配。周邦彦很快便成为汴京秦楼楚馆的常客，他结识的歌女也许比他教过的学生更多。
软红尘里的缱绻缠绵激发了周邦彦无限的创作热情，更何况他还是一位妙解音律的天才。于是他不断地填词、作曲，将歌女们真挚的爱慕与职业性的笑容照单全收。于是，在汴京歌舞地的缱绻，离开汴京之后的缅怀，以及重返汴京后对人面桃花的重寻，构成了周邦彦词作的一大主题。
周邦彦人生的顶点是在宋徽宗年间提举大晟府，这个职位大约相当于皇家音乐学院院长。宋徽宗毕竟是第一流的艺术人才，虽然对政坛人物的忠奸优劣彻底缺乏辨别能力，却对“同道中人”独具慧眼。周邦彦从此在大晟府填词作乐，坐上了御用文人的第一把交椅，并且幸运地死于靖康之变来临之前，不曾赶上那一场国破家亡的巨变。
周邦彦的一生可谓波澜不惊，甚至可以说是寡淡无味，既不曾卷入新旧党争的激烈交锋，亦不曾有过任何离经叛道的壮举。他就是这样在诗酒风流、偎红倚翠的日子里渐渐变老，即便他在溧水知县的任上赢得了县民称颂，也只是因为他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不给百姓生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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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邦彦词，以《少年游》最负盛名：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
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这首词的名声不仅仅来自于词艺，更来自词句背后的一段风流韵事：周邦彦在汴京时，与名妓李师师交好。某夜宋徽宗微服出行，临幸李师师家。仓促之间，周邦彦只好在房间里躲藏起来，尴尬地做了柔情蜜意的旁听者。
并刀与吴盐都是当时雅致生活的必备品。并州以出产剪刀著称，杜甫诗有“焉得并州快剪刀，翦取吴松半江水”，这便是“并刀如水”的出处。吴盐是一种漂亮的盐花，古人用来为微酸的水果调味；李白诗有“玉盘杨梅为君设，吴盐如花皎白雪”，这就是“吴盐胜雪”的出处。以并刀切开橙子，以吴盐化解橙子的酸味，美女的纤纤玉手将橙子剥开；熏香从兽形的香炉中不断氤氲出烟气，帷帐暖意渐浓；两人对坐，调笙弄管，以音乐相沟通。她低声问他：“今夜要在哪里歇宿？城上已响起三更的更鼓了。天太晚了，霜太重了，马蹄容易打滑，路上一定也没有什么行人了，你不如不要走吧？”
这首词最受称道处，是将挽留写得太有韵致，分寸把握得太恰到好处。同样的题材倘若换作柳永来写，一定不会才到“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便煞住的。周济《宋四家词选》称这首词是本色佳制，将词的婉约本色恰恰写足，再过一分便流于轻薄。
虽然宋徽宗与李师师的“背景故事”未必属实，但这首《少年游》无论如何都算得上言情的婉约佳作。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称周邦彦的艳词别有一种姿态，句句洒脱，将香奁泛语吐弃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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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王国维对周邦彦的批评是针对清代词坛风气有的放矢的，并非仅仅就词论词而已。
其实说周邦彦词缺乏品格，有倡伎气质，这个评价并不中肯。周邦彦一生平淡，不似欧阳修、秦观始终卷在政治旋涡里起起落落，时而有意外之喜，时而遭无妄之灾，正是这般生平遭际的不同造就了词风的差异。周邦彦的“艳语”没有那种荡气回肠的豪迈与一往情深的悲怆，而是在婉转中诉柔肠，在优雅中吐愁绪，再深的忧伤读来往往也只似闲情逸致，富于激情的年轻人大多不喜欢这样的作品。
耐人寻味的是，王国维晚期观点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潜心打造《清真先生遗事》，将周邦彦誉为词中杜甫，誉为集大成者，誉为“两宋之间，一人而已”。文艺作品中一些淡淡的深意，往往需要足够的岁月积淀才可以读得出来。我们今天轻率地拒绝一首诗、一首词、一本书、一幅画、一部电影，也许未必因为它不够好，而是因为我们还没到可以欣赏它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