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穷尽处，幻想启程时。
当真实世界探索已完，想象世界就要让我们继续前进，“科幻小说”的起点应作如是观，“想象地志学”（Topographia Phantasica）也应作如是观。因为，只有一个世界，是令人不满足的……
已经很长的时间，我一直觉得（或者说是“疑心”可能还精确一些），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把他的系列科幻小说作品统称为“不寻常的旅行”（Les voyages extraordinaires），名称当中其实是藏有深意与线索的（虽然这个名字可能是他的出版家Pierre-Jules Hetzel取的，但概念背景还是一样值得我们追究）。
当然，凡尔纳是后人所称的“科幻小说之父”，他的作品是现代科幻小说的起点，但科幻小说既然是当时前所未见的新创作类型，发明者自己有时候也不一定知道他的作品“将要变成”某一种创作的规范。就拿创造出“间谍小说”类型的爱尔兰作家厄斯金·柴德斯（R. Erskine Childers，1870——1922）来说吧，他在一九〇三年写出史上公认的第一部间谍小说《沙岸之谜》（The Riddle of the Sands）时，却以为自己写的是一部“帆船小说”（a yachting novel）……
凡尔纳的第一本小说是《气球上五星期》（Five Weeks in a Balloon，1863），那是一个用热气球探险非洲的故事，充满了科技上的想象（以热气球做空中旅行）和地理上的细节（他描写的地理细节总是从准确无比，但他在此之前从未出国旅行，他的地理知识全是书本上阅读得来的），这两个特征后来一再出现在凡尔纳的小说之中。
这部小说和后来的《八十天环游地球》（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1872），都是凡尔纳心目中的“地理小说”，也就是有着“事实存在的世界”供小说中的角色去游历与探险，但他另外的小说所游历的，有的就是完全创作出来的。
我指的当然就是像凡尔纳最受欢迎的几部想象小说，像《地心历险记》（Journey to the Center of the Earth，1864）、《从地球到月球》（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1865）和《海底两万里》（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1869）之类最脍炙人口的作品，也是奠定现代科幻小说创作基础的作品。这些故事里的地形地貌，或者所谓的“地志”（Topography），不管说的是地心世界、海底世界，或者是还未被人类探索过的月球环境，则完全是凭空虚构的。
想象不存在的“地理”，对创作者的意义究竟在哪里？而这些虚构故事一出版就洛阳纸贵，对读者的吸引力又是来自何者呢？人们为什么会对这些“乌有之乡”感到兴趣呢？
让我们跳开来，先回头想想“旅行文学”的魅力吧。
欧尔思克是乌拉尔河在亚洲这岸的小城镇，当马车驶离镇上最后一条街时，我心里想着：‘再会吧，欧洲！’我们接下来要穿越广漠的吉尔吉斯大草原，它的范围在里海、咸海、乌拉尔河和额尔齐斯河之间，草原上孕育许多野狼、狐狸、羚羊和野兔。吉尔吉斯的游牧民族赶着牲口在大草原上逐水草而居，他们搭建黑色如蜂巢状的毛毡帐篷，也在流入盐湖的众多小溪畔搭建芦苇帐篷。一个称得上富裕的吉尔吉斯人通常拥有三千头绵羊和五百匹马，一八五四年俄国人征服这部分大草原时曾兴建过一些碉堡，至今仍有少数军队戍守……
上面这段文字是我从瑞典籍大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的自传《我的探险生涯》（My Life as an Explorer，1925）里随手摘出来的，那是斯文·赫定中亚探险，从俄罗斯草原向南正要进入中国新疆的一段旅程，章名叫作《两千里马车之旅》，它代表的是旅行文学中常见而近乎标准的一种叙述语气。它图像化的描述展开了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景致，又佐以一种带着知识权威的“科学语汇”（三千头羊和五百匹马，以及河流名称和历史年份），这些叙述建构了一个难以想象却又“真实的”世界。
这样的口气有时候会突然转为高度的惊悚性和戏剧性，譬如在同一本书里头的以下这一段：
车夫慌乱粗野地吼叫，马鞭舞得嘶嘶响，使劲催促马匹前进，只见马儿口溅白沫，前脚提起后直立地嘶鸣着，它们身上每一条肌肉都在抽搐，接着奋力往下坡直冲，直到一半身体浸在水中才停下来。我们来到河道转弯的地方，这时马车右边的两个轮子仍然在结冰的坡道上，而左侧的两轮却已滑入水里了。这一切都在瞬间发生，眼看马车横冲直撞，我死命把身体紧靠着车篷右侧，这当口马匹全速向右转，马车在三英尺深的河里颠簸，由于冲力太猛，车篷顿时摔裂成片；前导的两匹马跌倒，缰绳杂乱地缠绕在它们身上，差点惨遭溺毙。就在千钧一发之际，车夫纵身跳进河中帮跌倒的马匹解开缰绳，河水深达他的腰部；突然间，上尉从座位上被甩了下来，和一块冰块撞个正着而血流如注。我的行李箱在水里载浮载沉，只有箱子角露出水面……
对一位不曾身历其境的读者而言，这些紧张刺激的叙述足以让你读得血液沸腾，心跳狂飙，既恨不得参与其中的英雄行动，又庆幸不必身历其险境。但阅读本来就是一种“替代性”的经验，你读得心脏猛拍，又读得汗流浃背，感觉上好像已经亲身经历了大冒险的行动。
何况旅行文学偶尔还会出现平凡的真实人生做梦也难以想象的奇缘奇遇，让你心慕神往，譬如斯文·赫定书中也有一段，描述当他来到帖木儿家乡撒马尔罕附近的部落时的情形：
酋长拨出一栋堂皇富丽的宫殿供我使用，在为我接风的餐宴上足足摆上三十一个硕大的盘子，里面装满了丰盛的食物。我的卧床铺着红色丝缎，地板上铺的则是大张美丽的布卡拉地毯。真希望他们能让我带一两张这样的地毯回家！
一切情节都像是刻意设计，来满足我们对异国、富裕、刺激又不受伤的幻想与愿望，但这些故事出自真实的旅行家之口，它不是梦中之物，它是梦想成真，只是由别人“实现”，我们在一旁窥看而已。
但这就是“探险与旅行”文类受读者大众接受的“心理基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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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八〇年四月二十四日，‘维加号’（Vega）的汽笛声响彻斯德哥尔摩港，整个城市弥漫欢腾的气氛。沿岸的楼房点缀着无数的灯笼和火炬，皇宫前用煤气灯点亮装饰成的‘维加’两字如同一颗闪亮的星，就在一片令人炫目的灯海中，这艘名闻遐迩的探险船轻缓地滑入港湾……”
这艘英雄式返航的“维加号”，其实是一艘“探险失败的受难船”，船上领军的是瑞典著名探险家诺登舍尔德（Adolf Nordenskiold，1832——1901），他率船出发，沿着欧洲海岸，直达最北端的北冰洋，试图穿越北极找到直通亚洲的航道，那也就是当时航海界与探险界热中想要寻找的“北方海路”（Northern Seaway）或“北方通道”（Northern Passage）。他的船只在接近白令海峡之处被冰流冻住了，整整在北极圈内被困了十个月。那时全世界发动了几个救援行动，其中包括一艘撞上冰山、折损大量船员生命的美国救难船。但“维加号”却在第二年的冰融之际自动解困，因而穿越了北方通路，来到日本横滨靠港。消息传来，举世称幸，斯德哥尔摩全城更是洋溢着疯狂欢欣的热闹气氛。
“维加号”返航，成了斯德哥尔摩的大事，市民挤在港口等待船只入港。人群当中包括了一位年仅十五岁的青少年，目睹此情此景让他大受感动，四十五年后他在回忆录里还说：“当时，我和父母亲、兄弟姊妹们一起站在斯德哥尔摩南边的高地上，饱览这场盛大的欢迎仪式。霎时，我被那股剧烈的狂喜和兴奋俘虏了——终此一生，我未曾遗忘那一天的盛况，因为它决定了我未来的志业。听着码头上、大街上、窗户旁、屋顶上响起的热情以及如雷的欢呼声，我暗自立定了志向：‘有朝一日，我也要像这样的衣锦荣归。’”
这位青少年长大，如愿以偿成了世界知名的大探险家，他的回乡也同样受到盛大热烈的欢迎。他就是以中亚腹地探险、发现楼兰遗址、并发明“丝路”一词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而上面的引文也都来自他的全球畅销自传《我的探险生涯》。
“旅行与探险”的各种书写在十九世纪后叶受到广大的欢迎，这个现象一直持续到至少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而旅行家与探险家的超高人气，使他们看起来几乎就像是今日的摇滚乐歌手或运动明星，斯文·赫定正是最后一代的这种文化明星。美国总统罗斯福第一次被别人介绍到斯文·赫定面前时，曾经激动地说：“你该不是说，这就是那位赫定吧？”反应和今日一位中学少女上车发现邻座的乘客是周杰伦没有两样。
但我说那是“最后一代”家喻户晓、广受欢迎的探险家，在他之后，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探险家慢慢变成一种“专家事业”，他们的行踪慢慢隐没了，偶尔有些报纸的头条新闻，提到某几个特别的成就，但引发的已经不再是那种颠倒众生、风靡大众的激情反应。就连我们当代最伟大的一位探险家埃德蒙·希拉里（Edmund Hillary，1919——2008）最近逝世，我看所有的媒体只有“国家地理频道”显得有点激动（一连播了好几个他生平事迹的纪录片），其他的报纸、电视台大多只是念念稿子、虚应故事而已，念稿子的明眸皓齿女主播，恐怕根本不知道稿子里的这个人是谁呢（无独有偶，不久前我向一位搞电信的瑞典朋友提起我的偶像斯文·赫定，他也不知道赫定是谁）。
这也怪不得女主播或瑞典青年，谁叫他们生得晚，整个“探险时代”已经落幕，他们是错过许多好戏了。
“探险时代”是何时结束的？英国探险家兼旅行史家珀西·塞克斯（Sir Percy Sykes，1867——1945）写下他著名的《探险史》（A History of Exploration，1934）时，在他心目中，探险时代早已经结束了。因为在到达北极、南极之后，地球上已经再没有更高价值的“地理目标”让探险家去追寻了，从此之后，只有地表上的细节可供专家们去测量、描绘，那种让探险家冒险驰骋、犯难摸索的空白之地已经是不存在了。
但对欧洲人而言，“大航海时代”带来的“大发现时代”，是一场又一场的地理惊奇，也是一幕又一幕世界观扩大重写的过程。一四九二年，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发现”新大陆（这当然是针对欧洲中心来说的，对北美洲的原住民而言，你怎么可能把他的家园当作人类发现？）；然后有第一位绕行环航整个地球的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en，1480——1521），然后又有几乎测量了全球海洋道路的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1728——1779）。陆地上的探险家也出发了，他们的足迹走遍了非洲大陆与中部亚洲，这原都是欧洲不知道的地方。每一位航海家或探险家的旅程，几乎就是欧洲人眼光的延伸。
虽然大诗人丁尼生（Lord Alfred Tennyson，1809——1892）有诗句说：“世界苦多，人生苦短。”（too many worlds，too little time.）然而对探险家而言，恐怕有“世界苦少”之叹。特别是经过群雄并起的十八、十九世纪，探险活动已经难以找到有意义的标地，所剩的几个显著目标像北极、南极和喜马拉雅山，已经演变成“国际竞赛”了，不再是心智与毅力的自我考验。
在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出现以前，这个处境已经愈来愈明显了。大体上，世界的基本面貌，已经在人类知识的掌握之中。想想看，如果不是大致上已经知道地球上的地理分布与各国风情，你又怎么写得出《八十天环游地球》呢？而如果这些知识不是已经普遍为一般人所熟知，你又怎么能把小说读得津津有味呢？
《八十天环游地球》的故事尽管是虚构的，但地理分布与交通条件全部是有所本、与事实相近的，不然它就失去八十天日程的真实紧迫性，也就失去了让你感到紧张刺激的乐趣。
如果《八十天环游地球》小说的出现，代表了“世界地理知识”已经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成为一种沟通基础，这可以倒过来说明了真实世界探索的终结，旅行是已经来到穷尽之处了。
但旅行穷尽处，正是幻想启程之时。真实的探险游记，对我们这些未曾启程的阅读者，不也是提供了幻想与做梦的灵感吗？
是的，当世界混沌未明，充满神秘，勇敢的探索者为我们“发现”更多的世界；但当世界已经明朗苦少，仍然有勇敢的书房梦游者为我们“创造”更多的世界。这也许就是科幻小说的由来吧？
我这些听来有点离奇乖谬的主张，也许让人一下子摸不着头脑，但让我们试着来看看文学史上最早的科幻小说，看看它们的叙述体例与游记写作的关系，也许当中就藏有足够的线索与证据。要从哪里开始呢？就让我们先来读一读凡尔纳的《地心历险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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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心如何旅行？
首先，当然，地面下必须有容身之处，也要有可游历之地。如果只是挖个地道深入地下，我们只是囚在封闭空间之中，那也不叫什么旅行了。如果旅行所见，只有岩壁，那还不如让一具地钻钻入地面，最多再在钻头上加装镜头，对研究者来说，也就已经是“惊异奇航”了。
如果地球是空心的，地球中心别有洞天，那又如何？那当然多了周游其中的物理空间。但另一个问题，如果地球表面之下充满的是燃烧的岩浆，每下挖七十英尺温度就升高一度，那么到了地球的中心（四千英里或六千公里的半径），地心的温度就会高达二百万度，就算只是到了薄薄一层的外层地壳（六十公里厚），温度也已经是几千度，不但旅行者很快就会成了烤鸡灰烬，连随身携带的金属用具也都早就融化了，你还能怎样旅行呢？
但“科幻小说之父”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在写《地心历险记》时，并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的。
首先，他相信（或者有目的地相信）地球是中空的。地球中空理论由来已久，远的神话不说（很多古人相信地底另有世界，不然怎么会有“十八层地狱”这一类的概念？），近代科学家当中最早提出地球中空理论的，是英国的数学家兼天文学家哈雷（Edmond Halley，1656——1742），也就是利用历史数据准确预测“哈雷彗星”出现时间的那位哈雷。他提出地球中空的理论，估计外部地壳的厚度约为八百公里，地球内部另有两层同心表层，并有一个核心。地球内部层自有两个磁极，与地表以不同方向运转（这解释了罗盘有时候会异常的原因）。他又认为地球内部的大气层能发光，内部或许能居住，而“极光”（Aurora Borealis）可能就是内部发亮大气外泄的现象。
主张地球中空论的著名科学家还有瑞士数学家欧拉（Leonhard Euler，1707——1783）和宣传最力、拥有最多追随者的美国理论家小约翰·克里夫·西蒙（John Cleves Symmes Jr.，1779——1829）；两人的理论都与哈雷略有不同，这里不多描述了，最重要的是他们都相信地球南北极有裂口可通地心，小约翰·克里夫·西蒙还提出组织探险队前往北极，寻找通向地心的通道，后来为美国总统杰克逊（Andrew Jackson，1767——1845）所阻。
这些背景，反映了凡尔纳写作《地心历险记》时期所能掌握的知识。以我们今天的地球科学知识，当然可以指出这些理论假说都是错的，但那个时代的知识界却不能够。
凡尔纳的小说写作一向试图找到真实的科学基础，在这一点上他是绝顶认真的。另外一位“科幻小说之父”英国作家威尔斯（H. G. Wells，1866——1948）在这件事上态度就不一样，虽然对后代科幻小说的影响同等深远。有一次，凡尔纳读到威尔斯写的《月球上最早的人类》（The First Men in the Moon，1901），大感愤怒不平，和朋友抱怨说：“我应用了物理原则。他却随手创造。……我用炮弹原理上月球，用大炮来发射。他却想象一艘宇宙飞船，用了一种可以不管引力原则的金属。我倒要看看这种金属，让他变出来呀！”
的确，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走的是“硬派”路数，样样有科学根据，他的《从地球到月球》比威尔斯早了三十六年，通篇几乎在解决登陆月球的技术问题，事实上后来人类登陆月球用的也真的是大炮和弹道相似的原理（用火箭推送）。但在威尔斯的例子，他没费什么力气，只说有一种反引力的物质叫Cavorite，轻轻松松就把人类送上月球。问题是，威尔斯感兴趣的是社会问题，他的科幻小说都是极端的处境想象，再用它来阐释他的社会主张。譬如他的名作《隐形人》（The Invisible Man，1897），他也不曾解释使人隐形的科技基础是什么，但他却用这个故事深刻地讲出了科技应用的道德风险。
可能是凡尔纳应用的科学知识都有当时的知识根据，这也使得他的科学性衰退得特别快，就像《地心历险记》的地球中空理论。但也因为凡尔纳事事有现时现地的基础，因而也就帮我们留住某些思想和态度的时代氛围来。
《地心历险记》以一位博学而急躁的德国科学家李登布罗克（Lidenbrock）为中心主角（好莱坞电影《回到未来》里的疯狂科学家就是从这个角色得来的灵感），通过他的侄子兼助手阿克塞尔（Axel）的叙述。先是科学家在古书中发现一张写着密码的羊皮纸，解开秘密后发现是古代冰岛人提到前往地心旅行的信道位置，他们立刻前往冰岛寻找那个可以进入地心的火山口。
当然，地底温度一事刚才我们还没解决，科学家的侄子也和我们一样担忧，他忍不住问：“地球里面的物质都是白热化的气体，因为金属、黄金、白金和最硬的岩石都无法抵挡那样的高温。因此我完全有权提出这样的疑问：有可能进入到那种地方去吗？”
科学家李登布罗克开始使出浑身解数，旁征博引，从法国数学家兼物理学家泊松（Siméon-Danis Poisson，1781——1840）讲到英国化学家汉弗莱·戴维（Humphry Davy，1778——1829），从地球内部何以不可能是二百万度高温讲到何以地球内部不可能全是气体或液体或重矿石。年轻侄子被他的博学和研究激情感染了，他热切地响应说：“我们会看到的，如果是在那里真能看到东西的话。”科学家叔叔豪情万丈地说：“为什么不呢？我们还可以期望在那里有电的现象，给我们照明；甚至在接近地心的时候，还有大气压力，使它发出光亮。”
而李登布罗克的这段话（或者说凡尔纳的话），现在我们完全明白那是从天文学家哈雷的理论来的。
出发的日子到了，我在这里一方面指的是科学家和他侄子的旅程，一方面要提醒自己我正试图把科幻小说的起源和旅行文学结合起来。是的，如果你读《地心历险记》，你会看见一种熟悉的叙事体例，那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的《小猎犬号航海记》（The Voyage of the Beagle，1839）或者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的《马来群岛自然考察记》（Malay Archipelago，1869），或者其他维多利亚时期科学考察游记典型的写作风格。
写作者详细记录沿途所见，包括车次、航班、日期、天气，并叙述他对景物、自然环境、人文风俗等的观察与感受。是的，《地心历险记》也是这样启程的，他们从德国汉堡出发，穿越德国北部，进入丹麦，一路直往冰岛的雷克雅未克（Reykjavik），途中所记录的铁路时刻表、航线航班表全部是真的，冰岛的地理、人文的描述也完全是准确的，连经度、纬度、温度都正确无误，作者甚至提供了冰岛的独特风情：冰河、难以下咽的怪食物（放了二十年的酸牛油和鱼干）、暴风雪、麻风村和日不落的永昼。
可以说，一直到火山口之前，凡尔纳的描绘简直就是一流的游记。不，我这样说是不对的，进了火山口之后，也就是我们的主人翁开始他们的地心之旅，他的叙述语调也没变，他一路还要记录更多的景观、新发现的动物、植物以及旅行的意外与遭遇，我们读到的仍然是一流的“旅行叙述”（travel narrative），只是，这些地景地物是真实人生找不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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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五日，他带密勒斯和一支狗队出发去小屋岬，那是在此去南面十五英里处。他们越过冰河舌，在那里发现一袋压缩草料和玉米，是沙克尔顿遗留的。西南的未冻海水几乎漫及冰河舌。
抵达小屋，斯科特惊骇地发现屋里全是雪与冰。这很严重，而且后来我们才知道，飘来的雪向下渗漏成冰，屋子里整个变成大冰块。冰中有一排箱子，是‘发现号’留下作补给品的。我们知道里面全是饼干……
熟悉探险史的朋友，读到引文中有“斯科特”之名，又看到冰封雪冻的场景，应该已经猜到这指的是前往南极探险的悲剧英雄英国探险家罗伯特·斯科特（Robert Falcon Scott，1868——1912）。没有错，上述引文是从阿普斯利·彻里-加勒德（Apsley Cherry-Garrard，1886——1959）所写的探险经典《世界上最糟糕的旅行》（The Worst Journey In the World，1922）书中摘出的。但我的原意并不是要在这里介绍这场悲壮动人的极地探险故事，也不是要介绍这位史考特探险队中年轻队员作家和他的作品，我只是要展示一段常见的“旅行叙述”（travel narrative）文体。
因为我们还可以再看看下面的一段文字：
六月十九日，约有一英里路，一冰岛英里，我们完全走在火山熔岩地面，这种地面在当地被称作‘贺伦’（hraun）。溶岩上的皱折像绳索一样，有时舒展，有时卷曲，还有好大一片熔岩就垂挂在附近的山上，见证了这些熄火山昔日的猛烈。即使是现在，我们也还随处看得到地底热泉冒出的蒸汽。
我们没有时间检视这些地理现象，我们必须赶路。不久，我们骑下的牲口又再度踩入沼泽地中，四处散见大大小小的湖泊。我们向西前进，绕过了法赫萨（Faxa）大海湾，斯奈菲尔山披着白雪的顶峰出现在云间，距离已经不到五英里路了……
这段口气、结构、风格都与“旅行叙述”相似的文字，实际上是来自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地心历险记》，一部所谓的“科幻小说”作品，也就是“纯属虚构”的意思，但为什么它的叙述文体和旅行探险文学如此相像？
事实上，这一段文字所记录的景观现象，全部都是事实。我在上次已经说过，《地心历险记》里的故事在主角们进入火山口以前，“途中所记录的铁路时刻表、航线航班表全部是真的，冰岛的地理、人文的描述也完全是准确的，连经度、纬度、温度都正确无误”。我们还要再看一段文字，才能完全明白凡尔纳在创作上的某种“设计”：
五百码外，在陡峭的悬崖尽头，一片高大茂盛的树林出现了。树林长满中等高度的树木，树形呈规则伞形，有着清晰的几何轮廓。风势似乎对树叶没有影响，尽管大风劲吹，那些树木仍然如坚硬的杉木一般，屹立不摇。
我快步向前，想要指认这些奇特物体的名称。它们是在世界已知的二十万种植物之外的物种吗？或者它们是属于某种特别的湖沼类植物？不，都不是。等我走到它们的树荫之下，我的惊讶已经转为赞叹。事实上，我发现我其实是面对着一种地球上的作物，只是体形巨大得多，我的叔叔立刻就叫出了它们的名字……
那是一片蘑菇林，只是这些白蘑菇都像树木那么高大，高到十几米。这当然是虚构想象的奇观，但作者还在书中引经据典说，根据布雅德（Bulliard）的研究，有一种学名叫Lycopodon giganteum的大型菇类，菇伞圆周可达三四米，好像要证明更大的菇类并非不可能。书中提到的布雅德也真有其人，全名是皮埃尔·布雅德（Pierre Bulliard，1742——1793），是有点冷门的法国植物学家，专长就是菇类。
但是，这就是凡尔纳创作上的精巧之处了。小说大部分用旅行叙述的文体写成（除了开场发现古老羊皮纸秘密的部分，那是用类似推理小说的叙述方法写成），并且加注了日期，虽然通过某一位主角的主观观点写成，口气却倾向于科学观察般的冷静客观。旅行的前半段（从德国汉堡经丹麦到冰岛，一直到了位于北纬六十五度、高度一千五百米的斯耐弗火山），完全是“真的”（都有真实的依据）；但从火山口往下，前往地心的路上，想象的成分逐步增加（一开始关于地层的描述，也都是有地质学依据的），直到穿过岩层，来到完全想象的地域……
从火山口前往地心的路程，也真的是“初极狭，才通人”，走了一段时间，就“豁然开朗”。博学而急躁的德国科学家李登布罗克和侄子助手阿克塞尔、向导汉斯深入到了地心世界，那里不但空间广大，上有天空（或者一种天花板式的圆顶盖，毕竟他们是在地底呀），下有芳草地，还有各种珍稀动物和植物。
他们还撞见一片一望无际的大海（这真是名符其实的“地中海”了），做了一艘木筏之后，他们就“乘桴浮于海”了……
他们当然还要历经许多冒险，看见许多不可思议的景观，才要以奇特的方式回到地球表面，我在这里不能细说了。但也许我们已经都看出来，凡尔纳使“幻想”变得可信的方法，是让它“真幻交糅”。前面的描述都是真的，像个科学考察者的日记一样，在某月某日之后，小说就走出真实地理的边境，走进幻想的伟大世界。那一条边境线隐而不显，读者是不易察觉的，由真入幻的过程自然流畅，或者我可以说，你是在真实的“催眠”之下缓缓进入幻想的甜美“梦乡”。利用真实细节堆砌起信赖感，最后要你不知不觉相信掺入的虚构成分，这种写作技巧从《鲁滨孙漂流记》以来，就是很多作家擅长的了。
这种“假的旅行文学”延续了“旅行文学”的阅读兴趣与热情，也正是因为真实的旅行探险已经来到“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地步，作家笔锋一转，把你带进“初极狭，才通人”的地底通道，你才发现原来地底下“柳暗花明又一村”，真实世界苦少，幻想世界的探索却还没真正开始呢。
我想，也正因为作家是在寻找“另一种旅行”，想寻找新的旅行来替代已经青黄不接的“旅行文学”，作家才会把他一系列想象小说定名为“不寻常的旅行”；凡尔纳本来想延伸旅行文学的生命，想延续探险家的冒险精神，想为世人继续寻找更多我们还未知悉的世界，但旅行穷尽的世界毕竟是穷尽了，作家只好向更空旷的地方追寻，他为我们找到地心，他为我们找到海底，他为我们找到月球……后来的作者接续下去，他们就会找到外层空间，找到意识世界或者计算机的数码世界，这些新开发的世界之旅，后来我们熟知的形式就是所谓的“科幻小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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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就是想象，想象就是旅行。
旅行与探险叙述之所以迷人，正因为它所叙及的地理面貌与风土人情是如此的遥远、怪异、不像真实；或者应该说，它太不像聆听者自己熟悉的世界，阅读经验本身就洋溢着想象（或不可想象）的色彩，更能激发阅读者对自身世界无限可能的想象。因为，阅读者一面对新奇事物啧啧称奇，一面也不免陷入思索，世上如果真有奇特的人种、文化或文明如斯者，那就意味着我们人生的另一种可能也就像这样。异文化有时候就是新选择（不然为什么有考察或观摩的旅行呢），一种与我们自身世界的“对照性”，我们的人生也因而就隐藏了一种新选择（显然我们既有的人生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当然，异地理与异文化之所以为“异”，就像东晋郭璞注《山海经》时所说的：“物不自异，待我而后异，异果在我，非物异也。”但物又为什么会因我而异？那是因为“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我们不知道的事比知道的大得太多了，这是庄子的话）；而人所不知之事，有时也有身处地理的限制，北方游牧民族看到粗麻，不知道可以织布；南方越人看到羊毛，不知道可以织毯（“夫胡人见黂，不知其可以为布也；越人见毳，不知其可以为旃也”），都是缺乏“在地经验”的缘故；“夫翫所习见而奇所希闻，此人情之常蔽也”，又有什么奇怪呢？
“想象的旅行”也完全具备这种特质，它有时候还更遥远，也更怪异，与我们自身世界的对比更强烈。它虽是想象与虚构，但从旅行文学的阅读经验延伸来看，它只不过更像是“行走到更遥远的地方”。和真实的旅行文学一样，它也提供了另一个世界的经验、另一种文明样态、另一套文化价值、另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另一组全然更新的视觉经验（眼前的风景与生态是不同的，相处的民族服饰与风俗是不同的，建筑是不同的，连庙宇的形式与崇拜的神祇都是不同的……），和旅行所见一样，它也提供了我们人生的另一种新选择。
科幻小说就是一种这样类似行走到更远地方的“情感重演”，科幻创作者显然也是从旅行文学里得到启发，进而“复制”了一场旅行。我们不光是从还在旅行与科幻的边界摸索的科幻小说之父儒勒·凡尔纳身上看到这样的例子，甚至到了一九六六年初次面世、至今重拍多次、历久不衰的科幻电视系列《星际争霸战》（Star Trek，香港又译《星空奇遇记》），故事中不断地“旅行”（并佐以舰长的旅行日记），不断地遇见异种族与异文化，仍然是科幻文本的基本叙述形式，即使科幻文类已经诞生一百年，它的面貌已经多元发展，变化到难以辨认的地步，但这些例子还是让我们再一次察觉到科幻小说与旅行文学之间难分难解的“血缘关系”。
从旅行文学得到启发的创作不限于“科幻小说”，另一些无意于“科”、只在意“幻”的作品，也值得一提。譬如就拿每个小孩都爱读的《鲁滨孙漂流记》（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1719）来说吧，这是英国作家笛福（Daniel Defoe，1661——1731）初试小说创作的经典之作（他写第一部小说时已经五十八岁了），这当然也是“想象的旅行”的代表作。
笛福的写作策略是使故事尽可能像是真的，甚至初次出版时书本上的作者也署名“由鲁滨孙·克鲁索本人所撰写”（written by Robinson Crusoe himself）；书中所述是第一人称口吻，句子浅白晓易，加上许多描绘细节真实无比，是史上第一部发展出“写实”技巧的小说。小说家伍尔夫（Virginia Wolfe，1882——1941）有一次说，长大后发现原来《鲁滨孙漂流记》有一个“作者”（而不是鲁滨孙本人），这件事让她怅然若失了好久，可见小说“以假乱真”的高明程度。
《鲁滨孙漂流记》小说里的荒岛，地理、地形、地物均有细节描述，鲁滨孙如何渡河、攀山、造屋、捡拾海龟蛋，乃至于发现岛上海鸟不怕人，都有栩栩如生的描绘，无一不似真实的地理叙述。比起来，莎剧《暴风雨》（The Tempest，1611）当中普洛斯彼罗（Prospero）所居的荒岛，虽然也是一座“幻想之岛”，但岛上有仙有妖，无意于“写实”，你也只能当它是故事的布景，没人会误以为它真实存在。
一个人如何在荒岛上孤独地“重建文明”（从一无所有到衣食无虞），这个由《鲁滨孙漂流记》率先提出的主题，深深吸引后来的作家，纷纷创作出一系列可以统称为“鲁滨孙式文学”（Robinsonnade）的作品，这些追随者的作家中，就包括了科幻小说之父儒勒·凡尔纳，他的《十五少年漂流记》就是鲁滨孙漂流记的青少年版，原来的书名是《两年假期》（Deux ans de vacances，1888），但日本将它译作更直接的《十五少年漂流记》，连带台湾也受影响了。
想象的地理，从《鲁滨孙漂流记》开始，想象者被期待必须“写实地”（也就是以假乱真地）描绘想象之地的地形、地貌、地物，甚至包括动植物生态、人文、建筑与风土人情，也就是说，你必须“凭空建造”关于一个地方全面而完整的描述，你的描写能力不能再是平面的，而必须是“空间的”。
对一个地方的“全方位叙述”，那几乎就是古时候“地志学”（topography）的概念了，创作者因而必须有一整套“想象的地志学”的能力，才能够可信地“建造”一个“虚构的地理”以及它的相对情境，再把某一个人物放入其中去旅行，这样就造就了后来的科幻小说。科幻小说先从“地理的旅行”，一路走到“更遥远的地方”，这些地方从地底、海底开始，然后再到月球、火星，最后才走到外层空间、太阳系外，当然也包括我们还不曾知悉的星系。
小说家后来又想到“空间轴”之外的另一轴：“时间轴”，把角色送到“另一个时间”去旅行，这个概念从威尔斯的《时光机器》开始，到了弗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1920——1986）的《沙丘》（Dune Saga）系列小说里，为小说中建造的世界描写出“全史”，连时间轴也用尽了，不过这是后话了。
从旅行文学来到科幻小说的路上，另一个副产品也就是这些独立存在的“想象地志”，创作者只建构“想象地理”，并不一定建构发生在这地理之上的故事。日本作者谷川渥甚至为文学史上各种“虚构地理”写下堪称博大精深的《幻想的地志学》（筑摩书屋，2000，中译本台湾边城出版，2005），让我们看见虚构地理几乎已经凌驾真实世界的规模。
“想象地志”后来更是“视觉时代”的新场域，最近来台湾参加国际书展的法国插画家普拉斯（Francois Place，1957——），带来他耗时五年的三卷插画力作《欧赫贝奇幻地志学》[1]（Atlas des géographes d’Orbae，1996——2000），在台湾掀起一阵旋风，这也是近年在想象地志领域的经典之作，也许只有詹姆斯·格尔尼（James Gurny，1958——）的《恐龙国》（Dinopedia）系列创作堪与比拟。相较于《欧赫贝奇幻地志学》的英文版只出一卷就无下文，中文世界的读者显然比较有福气。
科幻电影当然也是“想象地志”的重要贡献者，光是《异形》第一集（Alien，1979）开场在陌生地景看见异形蛋的一幕，已是想象旅行的视觉顶峰。但不管插画或影视，都使得“地志学”一词觉得词穷，也许借用希腊古地理学家托勒密（Ptolemy）的古字“地理图志”（Chorography），比较容易描述这些新型态的创作。
（按：本文原为普拉斯《欧赫贝奇幻地志学》中文版之推荐文，但因文长，出版时有删节，此处是完整版。）
[1] 《欧赫贝奇幻地志学》，大陆译作：《欧赫贝26国幻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