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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本书去巴黎》Chapter 18 杜勒里宫和圣·谢荷曼教堂 Tuileries et St-Germain-des-Pré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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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从香榭丽舍大道,经过“马利之马”的雕塑,进入协和广场,然后笔直穿过,就会进入杜勒里花园。在它的后面,就进入卢浮宫的范围了。

这个夹在协和广场和卢浮宫之间的花园,是一个比较闲散的地方。它越接近卢浮宫一头,花园就越精雕细琢。最后的一部分,不仅树木的安排和修剪都一丝不苟,而且还安置了一些名家雕塑,我们最喜欢的大概就是马约尔的人体雕塑“地中海”了。卢儿和我们都喜欢马约尔。在巴黎的奥赛博物馆,你可以遇到几个最精彩的马约尔石雕。他创作的人体雕塑,健康而丰满,恰到九分九的地步,再多一点就会觉得过了。

奥赛博物馆中的马约尔作品

可是,即使最好的雕塑,也有放在什么地方的问题。自从见过卢浮宫为背景的“地中海”以后,就觉得没有什么比这两者的结合更完美的了。它们是一种相互衬托的关系,这一大片规整的绿色与石雕的结合,给了卢浮宫一个非常雅致而响亮的开端。令人精神为之一振。而卢浮宫本身是巴洛克风格的典型,雕塑与建筑结合完美。它质朴而又雍容华贵地展开它的立面,成为这个雕塑和花园在天际下最具装饰效果的背景和屏障。

卢浮宫前的“地中海”雕像

然而,杜勒里花园是一个长长的矩形。它越靠近协和广场的那遥遥的一头,越显得粗糙。那粗沙砾石铺就的地面,面积似乎太大了一点,灰灰黄黄的一大片,给人一种没有设计过的感觉。幸而在接近卢浮宫的半途上,有一个非常生动的水池。水池原本只是普通的水池,可是,池边永远懒懒散散斜在躺椅上的游人,和不断在忙着争夺人们扔下的碎面包的各类水鸟,使得画面骤然生动起来。周围有半圈疏朗围绕的大理石雕塑,精致的大理石像,安置在这片好像未曾经心处理的地面上,就像是什么意外之下被荒芜的遗迹一样。

这个花园确实是个遗迹。我不知道,今天的管理者是否有意让它维持了这种遗迹的感觉,还是只不过是疏于料理。杜勒里花园是一个附属品,它属于已经在1871年毁于火灾的杜勒里宫。在西方的宫廷建筑中,花园是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二者相互依存。宫廷一毁,花园顿失依靠。当然,也可以慢慢经营,使它独立起来。我倒是有些喜欢今天这里的感觉。一方面,这么闲散松弛一下,进入下一步的卢浮宫,就感觉特别饱满;另一方面,它的遗迹味道,能够提醒我,使我感到杜勒里宫的隐隐存在。

杜勒里宫,那可是法国大革命中,一个叫人心情复杂的地方。

和杜勒里宫名气并列的,应该是一个叫“马奈兹大厅”(Manege)的地方,那个建筑物后来被拿破仑下令拆毁。所以,法国大革命中这两个旗鼓相当的建筑,都无迹可寻了。半荒弃的杜勒里花园,就成了这段历史的一个引子。

马奈兹大厅,就是当“雅各宾”的“巴黎公社”带领民众去抓路易十六的时候,路易十六逃进去的地方。那就是立法议会,也是制宪会议从凡尔赛搬到巴黎以后的所在地。也就是在这个大厅里,国王被抓,议会被解散。占了议会大厅的胜利者,就在这里宣布,废黜君王,取消君主立宪制,法兰西共和国从此诞生。这是个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那是1792年8月10日。

巴黎人把这一天的革命,叫做“无套裤汉”的革命。这是因为法国贵族曾经习惯于穿紧身长裤,称为“套裤”。“无套裤汉”革命,就是再也没有贵族精英的参与,而且更指的是底层平民的革命。在此之前,尽管封建制度已经推翻,《人权宣言》已经通过,宪法已经建立,可那都是前贵族的精英们主导在干的事情。只要这些前贵族的精英们还站在那里,不管他们还穿不穿“套裤”,革命就怎么看都觉着不对劲。

烧毁前的杜勒里宫

一切多么简单,要什么循序渐进的过程,揪住国王的领子往监狱里一送,“革命”不就“一举成功”了吗?历史无法重演,我们永远不知道另一种走法会经历什么样的历程。我们只知道,历史的进程,与一个地区的大多数人的文明进步程度有关,与他们的人性觉悟水平有关。这个进步需要时间。一些被强制省略的过程,常常会在后面的某个时刻,被历史逼着回头重走,甚至可能更加费时费力。我们也无法对法国的历史做什么假设,我们仅仅知道,今天在巴黎下了飞机迎面碰上的,并不是在马奈兹大厅建立的那个法兰西共和国,那个共和国后来被人们称为“第一共和国”,因为在它的后面,又历经颠簸和反复,今天我们看到的,已经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了。

温和的小丑(作者手绘)

立法机构和宪法,以非法的暴力手段强行废除,此后再出什么状况,都不会令人感到太惊讶了。

随着革命的深入,监狱已经远远不够。西岱岛上的老监狱贡塞榭峄,早已人满为患。幸而巴黎有的是教堂,这些教堂就纷纷被用作监狱。连学校都有挪作监狱的。这时候,人们再回想起当初攻下偌大一个巴士底狱,里面只关了七个囚犯,反而觉得恍如隔世了。不仅监狱拥挤是随意逮捕的结果,而且,新制度许诺给大家的公平审判制度,也不见踪影。相反,司法日渐黑暗。法兰西共和国的诞生和一场民众私刑屠杀几乎同时发生。我们曾经寻访过这样一个教堂行刑处:巴黎圣·谢荷曼教堂(St-Germain-des-Prés)。

巴黎圣·谢荷曼教堂,是巴黎现存教堂中最古老的一个。它最初在公元542年建造,之后在十一世纪有过一次重建。今天在它的花园里,还陈列着这个教堂的一些中世纪的建筑构架。圣·谢荷曼教堂在巴黎的市中心,出来就是一个小小的以石块铺成的圣·谢荷曼广场。我去过那里几次,永远可以遇到一个美丽的小丑,捧着一束花,带着他雪白而温顺的小狗,一脸善良的笑容。他的笑容在经典小丑脸谱的勾画下,夸张起来,显得愈加灿烂,使人想起雨果的《笑面人》。假如向广场纵深走去,只要穿过一条布满艺术品商店的小路,就是拿破仑时代建立的巴黎美术学院。那是世界上第一个试图将美术形成教育的地方。可是,就在这个今天只可能呼吸到“优雅”的区域,当年曾充满血腥。

圣·谢荷曼教堂的出名,并不仅在于它的古老,还在于法国大革命时期,里面所发生的故事。在“无套裤汉革命”驱逐了立法机构、扣押了君主立宪制的君主的二十三天之后,“无套裤汉们”决定要自己执法了。在前线的一场失利之后,激动的民众冲进圣·谢荷曼教堂,自行处决不知因什么原由抓来的、尚未审判确认罪名的各色“反革命”。整整三天,1792年9月2日至9月5日,这样的“民众执法”在巴黎各个“临时监狱”迅速蔓延,无法控制。

圣·谢荷曼教堂的行刑场所之一,是教堂大门口的小广场。所以,教堂大门旁的一个附属小礼拜堂,就曾经是关押刑前受难者的地方。它在一个教堂入口的隐蔽角落,也就很少有人发现它。我们也和大家一样,一进门就被前面的教堂大厅所吸引,径直就穿过了侧面隐蔽着小礼拜堂的过廊,进入大厅了。直到我们在墙上找到一张描述教堂历史的说明,吃力地读到小礼拜堂的故事,才知道有这么个角落。

我们循着教堂的平面图寻找小礼拜堂的位置,发现它就在我们经过的地方,可是却对它毫无印象。我说,一定是给毁了。因为我们读到,整个圣·谢荷曼教堂在这一事件发生的两年之后遭遇大火,三个塔楼有两个被焚毁。现在我们看到的教堂主体都是十九世纪修复之后的面貌了。卢儿却不死心,她认真地又看了一遍平面图,然后肯定地说,“它还在。我看到过,我领你们去。”

关过刑前囚犯的圣·谢荷曼教堂的小礼拜堂

小礼拜堂真的也被修复了。它的前壁干干净净,只有一个简洁纤细的十字架。里面只有一个志愿导游者,正在轻轻地和一位女士交谈。礼拜堂是那么小。卢儿坐在那一排排空着的椅子之间,静默沉思。我看着她黑色的背影和前面的十字架,形成一幅很感动我的构图,就不由地拿起了照相机。可是,我就是退到最后,把自己贴在后墙上,还是无法把整个构图装进框架去。这是个小空间。可是,就在这小小的空间里,三天中,有百多名的所谓“反革命”,在被私刑处死之前,曾经临时关押在这里。

圣·谢荷曼教堂的圣·谢荷曼教堂的雕像

在靠近角落的后墙上,有一块划出的空位。那位热心的志愿导游向我们解释说,这是留着安放纪念牌的,准备纪念那些在1792年9月屠杀中的死难者。之所以现在还空着,是因为还在等待历史学家们的研究,以确定死难者的确切人数。他们不想放一块死难数字含糊的纪念牌上去。他们觉得,这对历史不负责,对死去的灵魂也不公正。

至今为止能够确定的,是在圣·谢荷曼教堂屠杀事件中,死去的修道院修士的人数和姓名。修士是以修道院为家的,修士们之间和修女们之间,有着如亲兄弟亲姐妹般的深切关怀和感情。所以,每一次当修道院遭遇历史劫难,只要还有一个幸存者,他就会认真记下死难的兄弟姐妹的姓名和个人资料。因此,法国修士一百多年前在中国创立的修道院,在五十多年前被关闭时的全体修士的个人资料,我们今天在美国还可以看到,虽然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国修士。

在法国的大教堂的两侧,都有一个个小的空间,安放着一些特殊的纪念。圣·谢荷曼教堂的右侧,就有一个这样的小小纪念圣坛,下端的两侧,镌刻着二十一个死难修士的姓名。就在圣·谢荷曼,他们的生命终止在这场世界著名的九月屠杀中。

大多数人没有留下姓名。在二百多年以后的今天,不论历史学家如何努力,不要说寻找死者姓名,就连确定死亡人数,我都很怀疑他们是否还能够做到。更无法知道的,是他们被关在这里的时候,大难将临,是什么样的心情。一切都消失了。那些对亲人的诀别,那些痛苦和战栗,那些默默的坚强,那些软弱的泪水,那些向着屠刀的苦苦哀求,都消失了。

在走出圣·谢荷曼教堂之后,我们去查找了有关九月大屠杀的种种资料。这时我们才发现,虽然受难者的姓名大多不存,虽然没有非常确切的死难者数字,可是,在两百多年前,已经有一些巴黎人,对于记录屠杀、记录受难者,有了很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我们找到近二十个屠杀地点的情况,其中至少十二个地点的资料,记载了屠杀开始的时刻,杀戮历经的时间,当时的囚禁人数和受难者的人数。今天的学者,根据当时不同来源的记录,列出统计表,标明上下之间的误差。

在我们参观过的贡塞榭峄监狱,民众在1792年9月2日晚上八点开始,共进行了九个小时屠杀,死难者人数在二百五十至三百五十人之间。在屠杀最初开始的亚伯叶(Abbaye)监狱,民众从下午两点开始,攻击刚刚用马车运来的三十名教士。他们的罪名是不肯宣誓效忠新政权。他们被毒打,到下午五点,他们被全部杀死。这个监狱的暴行持续了四十一个小时,在二百三十八名囚徒中,死难者在一百三十九至一百七十九人之间。在三天里,整个巴黎被民众无辜杀害的人数,在一千二百四十七至一千三百六十八人之间。屠杀还逐步蔓延到巴黎之外。

记录,只是出于一种非常单纯的人类感情:这是我的父老兄弟。他们应该和我一样,在这里呼吸自由的空气。他们无辜地被暴力终止了生命。我记得他们,记得他们一个个面容,记得他们的一个个梦想,我不愿意这些面容和梦想,被暴力彻底抹去。我希望他们的生命继续在我的记录中,因为他们和我一样,也有活的权利。在任何历经暴力的国家,出现这样的记录,是将来有可能阻止杀戮的一个标志。

在没有任何法律约束的情况下,九月大屠杀充分释放了人的兽性。大量的女囚徒被强奸,很多受难者备受酷刑,其中一些被肢解。在比斯特(Bicetre),四十三名十七岁至十九岁的年轻人,是被家长送到一个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患者,这时全部被私刑处死。玛丽·安托瓦奈特王后的囚室一度也受到民众攻击,没有被攻破。可是,王后的好友、四十三岁的郎巴勒公主(the Princess of Lamballe),在遭到毒打和强奸之后,被民众割下她的四肢和头颅。他们用长矛挑着她的头,在王后囚禁的窗下游行。

圣·谢荷曼教堂(作者手绘)

九月大屠杀震惊了当时的西方世界。一名记录者写到,在他试图走出夏代尔(Chatelet)监狱的时候,他经过了民众在五个小时里就杀死了约二百二十名囚犯的地方。他“一脚就踏入了齐膝的血污中”。英国驻法大使留下的一句话,至今使人心惊,他说:“这是些什么样的人啊!”

三年前的革命,是以攻打和摧毁巴士底狱,救出七名囚徒作为开端;三年后革命的深入,共和国的成立,是以变学校、教堂为监狱,私刑屠杀千名无辜囚犯作为标志。做这两件事情的,是相同的巴黎民众。

巴黎新市长,接见并以酒款待了那些“革命”的屠杀者。称为“巴黎公社”的巴黎革命市政府的律师,亲自到屠杀现场“道贺”。革命巨头马拉得意地把屠杀“归功”于自己。另一个革命巨头丹东,则宣称,“我们必须使我们的敌人胆战心惊”。

这样的革命思路延续了两百年。在一本中国人写的历史书中,对于九月屠杀,我读到这样的记载:“群众处死了许多监禁在巴黎的反革命分子。这个自发的革命恐怖手段打击了反革命的气焰,对于巩固革命的后方起了巨大作用”。我就是读着这样的历史书长大的。被这样的历史观浇灌着,我是否还能指望自己并不成为一头狼?我又能指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就在这样的氛围里诞生了。共和国当然也要国会,那就是和法国大革命差不多是同义词的“国民公会”。它在马奈兹大厅里待了七个月,之后,在1793年5月,迁往我们眼前这个半荒芜的花园前面,那个已经消失了的杜勒里宫。

国民公会仍然不是一个单独发展的线索。“雅各宾俱乐部”如一条寻觅猎物的狼犬,紧紧跟在当年的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后面。立法议会中的贵族们假如不是逃得快,早已经被它撕成碎片了。今天,它又跟上了国民公会。所以,成为“猎物”的危险信号,就是那些一次次由于不够激进,而离开“雅各宾俱乐部”的人群的脚步声。

那一批批逃亡的,以及被革命吞食了的人们,曾经在他们当时的认知限度内,尽过他们最大的努力,阻止革命车轮的加速滚动。甚至不惜以自己的身体被碾入轮下,以试图减缓它的速度。可是,他们被碾碎了,车轮依然在滚滚向前。在国民公会,面对前行者的悲惨下场,在死亡的威胁下,终于又站出来新一批的反对者,那就是国民公会吉伦特派。他们也是激进派,可是,在激进派中间,他们现在又有所醒悟,也显得不够激进了。结果,在国民公会成立仅仅一个月时,由于对是否审判路易十六发生分歧,他们随前人脚步,也离开了“雅各宾俱乐部”。假如过去那些愤而离去或者是被赶出去的人们,在踏出“俱乐部”的一刻,还对自己的前景木然无知的话,我想,吉伦特人对迈出这样一步是凶是吉,大概还是比较清楚的。

路易十六就在马奈兹大厅被判死刑。于1793年1月被送上“自由广场”的断头台。同年十月,王后玛丽·安托瓦奈特也被送上断头台。今天在巴黎历史博物馆里,还留着两幅小小的油画,分别描绘着这两场法国最著名的死刑场景。在处死王后的画上,一边,有人还在用一个容器接着那股从脖腔里一涌而出的鲜血,另一边,却已经有人迫不及待地用棍棒挑着刚刚割下的王后头颅,兴奋地冲向围观欢呼的人群。

之所以路易十六会在马奈兹大厅被判死刑,是因为投票决定国王生死的都是国民公会的议员。也就是说,是立法议员们在充当司法职能。司法还不是独立的。更不要去说,大厅里挤满了旁听的民众,随意大叫着发表自己的意见。假如说,过去的“俱乐部们”,是在一定的距离内强烈影响着以前的制宪和立法,那么,今天就是闯入立法大厅的民众,在直接地逼迫着立法和司法。议员们就在这样的氛围中,操作着一个国家。他们声嘶力竭地在大厅里吼出自己的意见,否则其他人就根本不会听见。以至于国民公会最后订出了这样的会场规则:只准许四个人同时发言。这是一条困难的规则,我根本想象不出,大会主席是怎样做到执行这条规则的。

在这样的状况下,车轮的加速转动是必然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也是必然的。国民公会在1793年5月决定搬家,从马奈兹大厅搬到了杜勒里宫,就在今天半荒芜的花园曾经归属的宫廷里。搬家不几天,5月31日,“巴黎上空又响起起义的钟声”,我不知道当时的巴黎人,对于这样频频响起的钟声,是什么感觉。是一致的嗜血的兴奋?还是终有什么人,在那狭小木楼梯上的小房间里,倚在有着木头百叶窗的窗台上,看着街上涌动着的无数手持“家伙”的“无套裤汉”们,为法国忧心如焚。被钟声唤起的民众,踏着杂乱的脚步,来到这个杜勒里花园。砂石在不断地踩踏之下咔咔地痛苦作响。花圃中的花被碾为齑粉,大水池把涌动的人潮,分流为左右两股急急的人群的渠流,就是有人被挤入水池,也不会被人们注意到。最后,他们终于扫荡了整个花园,像旋风一般冲进了杜勒里宫。

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强烈要求逮捕被民众判定为不够激进的二十二名吉伦特“反动”议员,并提出一系列自己的主张,强迫议会通过。这些要求被拒绝。于是,接下的两天,在革命三巨头之一的马拉的指挥下,国民自卫军包围国民公会,炮口对准了杜勒里宫。吉伦特议员步了立法议会的贵族议员们的后尘。唯一不同的是,他们都没有逃脱。我们站的地方,正是在当年的杜勒里宫和竖立着断头台的“自由广场”之间。中间只隔了我们脚下这个杜勒里花园。革命的国民公会议员和要掉脑袋的反革命分子之间的距离,也只是如此数步之遥。

现代国家都有这样的立法,就是议员具有立法豁免权。这在欧洲是一个久远的传统。不仅议员在一般情况下不受逮捕,他们在议会内的发言也得到豁免。假如议员在立法讨论中都要以言论获罪,那么,在立法过程中,还有哪个议员敢讲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可悲的是,就在六个月前,就在这个以激进为主要调子的国民公会,在吉伦特派议员亲自参与的投票中,他们和雅各宾派共同废除了议员的豁免权。这使他们今天在工作场所被逮捕之后,又在审判中以他们在国民公会发表的观点获罪。

杜勒里花园

这就是在贡塞榭峄我们看到的那张油画的来历。油画中的吉伦特前议员们正在饮酒狂欢。他们被判处死刑将上断头台。在行刑前一天,他们被关押的贡塞榭峄,容许他们在一起,举行一次最后的晚餐。聚在一起时,他们中间的一个已经先行自杀。可是,躺在一旁的同伴尸体,似乎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心情,死亡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或早或晚降临、再晚也不会超过明天的一件似是而非的事情。他们依然在酒醉中笑着,笑出了眼泪。也许,他们在笑话自己废除的法案害了他们自己;也许,他们在嘲笑自己曾经多么愚蠢地以为,断头台永远只有别人才会上去;也许,他们在笑着问自己,革命怎么就革成了这么一副模样?

在第二天,人们已经看不到他们昨夜狂欢的痕迹。由五辆马车分别载着二十一名国民公会吉伦特议员的囚车,从西岱岛向不远的“自由广场”进发。早已聚集在那里的民众在看到马车之前,已经听到了整齐嘹亮的《马赛曲》的歌声。歌声越来越响,囚车越驶越近。他们最终歌着走下马车,歌着走上断头台。《马赛曲》开始声音减弱,每砍去一个头颅,歌声就微弱一分,直到最后的一次砍刀下落,切断了那最后的半个音符。

革命,又扫除了一个障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此之前,由吉伦特人一起参与,在国民公会通过了1793年《人权法》。这是法国大革命开始之后的第二个人权法案。可是,它几乎就像不曾存在一般。当时和事后,人们都没有再提起它。在当时,雅各宾恐怖时期迅速降临,《人权法》形同虚设;在事后,人们也不好意思再提起它,再夸耀为一个“革命成果”。

因为,投票通过该项法案的人们,就连自己生命的权利,连自己脖子上的脑袋,都没有能够保住。

工艺品断头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