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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本书去巴黎》Chapter 19 断头台的兴衰 Guillo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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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杜勒里宫是一个叫人心情复杂的地方。那是因为直到今天,国民公会在法国,还是一个叫人难以处置的历史主题。是它宣布了法兰西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革命成功”,也是它迅速把法国推向恐怖统治。

马拉像

吉伦特人一抓一杀,国民公会失去最后的制动,革命狂澜既倒。这以后的阶段,人们把它叫做“雅各宾专政时期”,也是法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史书定名的“恐怖时期”。也就是最为激进的“雅各宾俱乐部”,终于战胜艰难险阻,胜利地裹挟着恐怖,占据了国民公会,对巴黎和法国开始专政。对反对派的一方来说,再也没有合法的代言人和发言渠道。都给专政掉了,以理服人是不可能了。要是还有一个两个实在想不通的,只能回家磨鱼腹剑,以暴力对暴力了。这就是纤弱的女子夏洛特·郭黛,竟然会去刺杀革命巨头马拉的原因。

矛盾激化的结果,就是统治者草木皆兵。作为镇压机器的公安委员会,在“雅各宾专政时期”,其地位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革命四五年下来了,说是因为是贵族血统就该杀的,那也差不多都杀完了。接下来就是人人有份的年头。在吉伦特人被逮捕的三个月后,1793年9月17日公安委员会颁布了“美林德杜艾罪过”嫌疑犯治罪条例。只要是主张温和,对“自由”没有贡献的,都在治罪之列。这个时候,你是站在断头台下欢呼,还是在断头台前一边被刽子手捆绑,一边听着别人为你死亡的庆典欢呼,那全看运气了。再也没有什么绝对的不可逾越的界限。

达维德1793年所绘的油画《马拉之死》

今天去巴黎旅行,假如你想寻访这段历史,想看一眼当年真实的断头台是什么模样的话,大概没有这个可能。当然,当年大名鼎鼎的“黑寡妇”依然还在。可是,当它走出广场、走出历史之后,并没有像人们理所当然认为的那样,走进博物馆的展览大厅。它被悄悄匿藏在弗雷纳监狱的储藏室,再也不让人们一睹其真面目了。从这样一个处理重要历史遗物的方式中,我们似乎可以隐隐地感受到,虽然两百年过去了,法兰西的心头好像还有一些什么郁结,没有能够被时间的流水完全拂平、化开。

我们只是在加纳瓦雷博物馆,也就是巴黎城市博物馆,看到过断头台的模型。那是两个尺把高的“工艺断头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工艺品杰作。它们在工艺化的过程中,其残酷性也就被冲淡了,和历史实物的展示,有着本质区别。它展示的是大革命的另一种风情。在当时,人们自然就把断头台看成是这一时期的象征。所以,不仅有这样昂贵高级的工艺品断头台,还有玩具断头台和断头台形状的耳环。这就是当时逛巴黎的游客们采买的旅游纪念品。这是别一种“巴黎式浪漫”。

和微型断头台在同一个展柜里的,是几个复杂的连环钟,非常纤巧精致。这些同为工艺产品的座钟,却有着很实在的用途。共和纪元开始,似乎还是一个改朝换代的概念。既然是共和国了,当然就要新纪元。只是,这个新历不仅给月份取了“风花雪月”的浪漫名称,还和传统的历法不一一对应。最具创造性的,倒不是每个月变成了三十天,而是每天以十个时辰计算。所以,假如没有这些能工巧匠的发明,除了少数几个天才,谁也搞不清今夕何夕,此时几时。

“对照钟”

可是,很少有人想到,人称“黑寡妇”的断头台,它的起因,竟然是源自一个法国人道主义者的理想。

死刑的方式,和司法制度及监狱状态,同样是判定一个地区的人性发展阶段的标志。在法国大革命的一百年之后,中国仍然在使用“凌迟”这样的死刑手段,有犯人被割三千刀还一息尚存的。在法国,从中世纪沿续下来的、类似火烧车裂这样残酷的死刑方式,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已经极为罕见,在巴黎早已绝迹,只是在非常偏远的落后地区,偶有发生。即使是偶发事件,也会引起学者们的抗议。死刑方式随着社会进步,它的残酷性在明显减弱。

在法国大革命发生时,法国的死刑基本是两种方式。对于贵族,是用剑或斧砍掉脑袋;对于平民,通常是绞刑。在这里,东方和西方的概念是不同的。东方君主对贵族赐死,往往会赐白绫三丈之类,绞杀不是一种羞辱。“身首异处”倒是一种“恶死”了。而在法国的文化传统中,悬吊于绞架,不仅是一种更痛苦的处死方式,还是一种侮辱,所以不用于贵族。而斩首反而有点悲壮意味,似乎更适合贵族罪犯的身份。因此,在法国当时的两种死刑方式,还是等级观念的结果。当时的这两种死刑方式,也都是有痛苦的。不仅绞刑如此,斩首也往往因为不能一剑或一斧毙命,而给囚犯带来痛苦。

断头台在法国的实行,是几条不同的线索渐渐交会的结果。

一条线索,就是前面提到的人道主义的理想。这是法国几十年启蒙运动发展下来的成果,也是学者、贵族和国王们理性思考的成果。人道死刑只是这种成果的一个方面。在大革命初期,一位盖勒廷博士(Dr. Joseph-Ignace Guillotin),提出了他的基于人道理由的死刑假设。和其他学者不同的是,他是一个具有操作意识的人。他把自己有关无痛死刑的假设,落实到一种实际的设计思想。他提出了非常详尽可行的设计思路,那就是断头台的最初蓝图。

盖勒廷博士四处游说自己的主张。还在大革命刚刚开始的1789年,他就在制宪会议上,呼吁采用他的有关无痛人道处死的方案。可是,没有人顾得上他的“死囚关怀”,甚至还引来一些人的嘲笑。盖勒廷博士只好暂时收起自己的主张,卷起示意图悻悻地回家。

法国大革命提出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其实,在整个过程中,民众最关注的还是“平等”,而且是绝对意义上的平等。这种关注渗透到各个领域。这是正在发展着的另一条线索。1791年,议会讨论了在死刑领域的平等。大家一致认为,“死刑面前人人平等”,应该以法律形式确立只有斩首这一种执刑方式。可是怎么斩?于是议员们又想起了两年前跑来游说断头台的盖勒廷博士。他被议员们再次提起,结果引起激烈辩论。

反对的一方包括罗伯斯比尔,反对的理由也很简单。其实,“平等”是一回事,“博爱”又是另一回事。反对者认为,确立了一种对所有人都一样的死刑方式,“平等”实现了,就可以了。没必要为死囚的痛苦考虑得那么周到。所以,1791年立法确立了“斩首”为法国的唯一死刑方式,可是断头台却并没有被采用。

这个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在学者的“博爱”和议会的“平等”之外,还有第三条线索在那里走。那就是法国大革命在以惊人的速度,吞噬它的牺牲者。“自由”在迅速丧失。人们动辄得咎,死刑在急剧增加。终于引发刽子手的抱怨,说是怎么卖力也砍不过来,连磨斧头的时间都没有。大革命时期巴黎的首席刽子手桑松(Charles Henri Sanson),就是原来路易十六时期的皇家首席刽子手,杀人如麻,是他在革命以后遇到的新问题。

最后,是桑松遇到的“技术障碍”,促使议会决定拨款建造盖勒廷博士提出的断头台。因为,盖勒廷博士的设计不仅对死囚无痛处死,而且这是一架自动的斩首机械,杀人的速度可以非常快。在这一点上,完全符合“革命需要”。

断头台就这样,在1792年4月投入正式使用。

可是,盖勒廷博士一点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基于人道理由设计构思的死刑机器,却在历史上投下了一个恐怖而令人厌恶的剪影。它变得恶名昭著。法国人以发明者的名字命名断头台,使得盖勒廷的名字也连同一起被牵连,这是博士更没有料想到的结果了。

可是,这个显然是人道的设计,又如何完成了这个非人道的转变呢?类似断头台的形式,虽然早在中世纪就在苏格兰、英格兰、德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用过,在此后,也一直沿用了八十年左右的时间。为什么人们又仅仅把它和法国大革命相联系?

也许,是因为它斩下了法兰西国王和王后的头颅?的确,那是一个至今无法磨灭的历史刻痕。并不仅仅因为他们的地位特殊,还因为回首当年,已经没有人认为,这样的处死是公正的司法判定的结果。于是,在割掉国王的头颅之后,法国人留下的艺术品反而是悲悯的。油画作品中,都是这样的形象:路易十六在临刑前夜,持重地向哀伤的家人告别;囚室中的玛丽·安托瓦奈特王后,在祷告中获取面对厄运的力量。法国人反而一代代地传颂这样的故事:在王后走上断头台的时候,她不小心踩了刽子手的脚,立即习惯性地轻轻向他道歉;路易十六在断头台下,面对欢呼的人群,他说,“人们,对于被指控的罪行,我是无罪的”。在断头台上,他的最后一句话是:“但愿我的血,能够成为法国人民福祉的凝结剂。”

玛丽·安托瓦奈特的囚室

这些故事有着相当的根据。今天,在路易十六夫妇的纪念小教堂里,我们可以看到刻着玛丽·安托瓦奈特给儿子留下的遗书。其中有一条,就是叮嘱他,记住父亲的遗言,千万不要寻求复仇。只是她没有想到,她唯一的儿子,不久将在十岁的年纪死在大革命的牢里。

也许,是因为大革命期间断头台上的冤魂太多,人口两千五百万的法国,在1793年到1794年一年之中,就有一万七千人上了断头台。最快的一个记录是:在三十八分钟里,断头台砍下了二十一个头颅。也许,是大革命期间的断头台旁,永远挤满了嗜血的民众,对残酷的展示和鼓励成为公众节日和公共教育,使后人不堪回首。在断头台刚刚开始使用的时候,巴黎民众嫌行刑的过程太快,使得他们无法充分欣赏死囚的痛苦。他们在下面齐声高唱着,“把我的绞架还回来!把我的绞架还回来!”这呼声不是响在中世纪和旧制度的时代,而是有了《人权宣言》和“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法兰西共和国。这才是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

大革命过去之后,巴黎断头台的受难者和他们的家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团聚在一起。他们的后代,寻到当年受难者被随意丢弃的公葬沟,在那里修建了公墓,这就是巴黎的皮克毕公墓(Jardin de Picpus)。此后,有了这样的规定,只有大革命断头台的受难者和他们的亲属和后代,才能葬于此地。

拉法耶特夫妇也安息在这里。他们获取这个资格,是因为,在大革命期间,拉法耶特夫人有五名亲属,被断头台夺去生命。他们是作为受难者亲属,来这里和亲人团聚的。他们的墓地上,终年飘扬着美国国旗。在每年的7月4日——美国国庆,美国大使都要来到这里,主持一个升旗仪式,向拉法耶特致敬。在自己的国家,拉法耶特推动和参与了革命,也被革命宣布为“叛国者”。这个收留“断头家族”的墓地,是他们夫妇最终认同的归属。然而在美国,他却是人民心目中永远的英雄。

拉法耶特墓地(皮克毕公墓)

直到今天,还有两百年前受难者的后代,在去世后归葬到这里。以这样的方式,纪念和安慰他们死于非命的先祖亡灵。

“自由广场”上的断头台,早已经不再是仅仅属于法国的一个历史遗物。它随着雨果的《九三年》,随着狄更斯的《双城记》,走向了整个世界。以致在近八十年以后的中国,都会在一些年轻人的心中,砍出一条信仰的裂纹。

先贤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