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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本书去巴黎》Chapter 20 先贤祠走访伏尔泰 Panthé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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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第一天到巴黎,第一眼看到的纪念性建筑,就是圣心教堂(Sacre-Coeur)和先贤祠(Panthéon)。那是从卢儿住的宿舍高高的窗口望出去,在一大片连连绵绵的住宅楼上,最抢眼就是这两栋建筑了。

先贤祠

尤其是圣心教堂,虽然当时离我们所在的地方相当远,可它很高,又是白色的,总是能够“跳”出来。它高居在蒙马特高地的顶点,几乎成了巴黎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此后,我们经常从不同的地方望到它,尤其是那次在蓬皮杜现代艺术中心的顶楼,恰好在一场大雨之后,天上还留着刚刚被风拉开的一大块一大块色彩丰满的乌云。太阳已经重新露面,阳光照射着洁白的圣心教堂,反衬在风格浓烈的天空背景上,特别有戏剧性的效果。

圣心教堂还有一个出挑的原因,那就是它的造型。在巴黎,它算不得是一座古老的建筑。圣心教堂建于十九世纪末。也许,正因为它建得比较晚,也就开始在艺术风格上尝试一点新的东西。设计师似乎只是捏着教堂的尖顶轻轻向上拉了一下,它就有点瘦长,不再那么肃穆。白色的外衣又令它更为明亮,有了一点女性的柔情和轻盈。下面重重叠叠数不清的台阶,一点点把它稳稳地托在了蓝天上。

巴黎屋顶上的蒙马特高地和圣心教堂

第一次远眺圣心教堂的时候,距离非常远,一种远在天边的感觉。卢儿说,去圣心教堂一定要在晴天,阴天的灰暗会掩盖它的真相。只是初春的巴黎很少有大晴天。而我们还是比较幸运,至少最后一次去的时候,是一个完美的天气。

蒙马特高地已经成了一个旅游区,绕到圣心教堂后面,是著名的艺术小广场,周围一圈舒服的小咖啡馆。只是小广场的艺术家们多数已经商业化,好的作品很少,从整体来说,远不如美国街头的中等艺术节的水平。蒙马特高地除了还有几个小艺术馆之外,邻近的山居小屋也很有意思。高地很小,建筑物是那么紧凑,街道只能挤得窄窄的。我们看到一个男子背着沉重的画夹,提着一个画凳,来到一栋有着一个微型小院子的老旧楼房前,铛铛地摇响了木门旁挂着的一个沉甸甸的铜铃。阁楼上一个美丽的女郎应声探出头来,扔下了两把大大的钥匙。这种钥匙开启的,应该是一扇中世纪的门了。

你在蒙马特高地慢慢地走,永远有音乐在空中飘扬。那是一些街头艺术家。他们带着自己的大提琴和小提琴,风度十足地在那里演奏。最精彩的一次,是遇到一个哑剧演员,他搭着一个仅能容身的避风的篷帐,在动人的音乐声中,他不断变换着面具服装和角色。在刮着大风的空旷的台阶上,神奇地把大家带入一种松弛而抒情、美好而富于幻想的状态。人们只觉得感动,却不知是为了什么。最后,他开始上升、展开“翅膀”飞翔起来,所有的观众的心,也都随之飞翔,那真是一个小小的巴黎浪漫奇迹。

然而,我们来的那天,从卢儿的窗口望到的另一栋建筑,先贤祠,就毫无浪漫可言了。Pantheon其实是古罗马的“万神庙”的意思。这个名字还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给改的。在此之前,它是一座教堂。是法国大革命使它还俗,成为一栋纪念法国先贤伟人的纪念性建筑。

这栋建筑的起因,和协和广场一样,是源自路易十五的那场重病。看来,他真是病得不轻。1744年,他发了个愿,他发誓说,假如他能够熬过这一关活下来的话,他一定要建造一座宏伟的教堂,以感谢上帝和巴黎的保护神——圣吉纳维夫(Saint Geneyieve)。

圣吉纳维夫是一位真实存在过的法国历史人物。她曾经是一个乡村女孩,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相传她不仅带领巴黎人民抵御过自然灾害,还曾经抵御了入侵巴黎城的“野蛮人”,拯救了巴黎。从此,巴黎人把她视为一个圣女,一个巴黎的保护神,也就是巴黎城的“圣女贞德”。据说她去世之后,公元512年,就葬在今天先贤祠的位置。

在今天的先贤祠的对面,有一个叫做圣埃德尼杜蒙(St-Etienne-Du-Mont)的老教堂。它的立面长期来一直有些奇怪,由于毁了一个塔楼,所以变得失去平衡。我们去的时候,这个塔楼已经开始修复,搭着复杂的脚手架。在这个教堂里,就供奉着圣吉纳维夫的一个遗骨盒,放在一个幽黯的壁龛里。凑近了,我们看到那是一个精心制作的古老的盒子,相当大,外面还罩着保护层。巴黎的每个教堂,都有一些供奉的圣物。这些圣物的重要性,也就是这个教堂的重要性的判断标准之一。圣吉纳维夫的这个遗骨盒,可以算是一级圣物了。

所以,当路易十五病愈还愿的时候,就把准备供奉圣吉纳维夫的教堂的位置,定在了现在先贤祠这个地方。由巴黎的名建筑师苏夫洛设计。1755年,路易十五亲自放下了教堂的第一块奠基石。两年以后,正式开始建造。在那个时候,没有现代的采石手段、建筑机械和运输工具。假如要认真地建造一个大教堂,就是要耗费一代两代人时间的工程了。路易十五没有等到它的落成,就在1774年去世。建筑师苏夫洛也没有熬过这个工程,他在1780年去世的时候,教堂还没有封顶。教堂由苏夫洛的助手郎德勒(Rondeler)接手,又跨越了路易十六时代,直到法国大革命发生的时候,大教堂还在为最后的收尾加班加点。

它建得真不是时候,奇怪的是,大革命竟然没有阻挡它的完工。那是1790年,正是巴黎和法国都被毁去很多教堂,教士修士们都被驱逐关押甚至处死的时候,它悄悄地完工了。它默默地站在那里,当然不会再期待预想中的盛典和弥撒,只是有些尴尬又有点紧张地俯瞰着巴黎的革命。一年以后,革命终于找上门来。

相比其他教堂的下场,它是何等的幸运。1791年4月3日,制宪会议在为刚去世的革命英雄小米拉波寻找墓葬场所。讨论中决定,干脆就建立一个安放法国伟人的棺木也兼作纪念堂的地方,省得以后一次次伤脑筋。这时,人们想起了这个为供奉巴黎保护神圣吉纳维夫而修建的新教堂。

精心设计、历时三十三年才完工的这个教堂,空空荡荡,是最自然的选择了。它原来的设计初衷,已经完全为革命所不齿,甚至抛弃。这里不是单指宗教仪式,而是它原来打算供奉的主题,巴黎城的“圣女贞德”,也被抛弃了。这里说的抛弃,已经是一个具体的动作。大革命一开始,她所保护过的巴黎民众的后代们,就冲进对面的教堂,从我们看到的那个遗骨盒中掏出遗骸,欢呼叫啸着直冲到塞纳河边,把它扔进了滔滔的河水里。

这个大教堂新古典主义的风格显得庄重沉稳,教堂地宫兼作墓葬又是法国的传统习俗。只需把原来举行宗教仪式的教堂大厅,改为一个纪念堂,在正面入口柱廊的山花上,加上一段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浮雕,刻上“一个为祖国所感恩的伟大人物”这样的点题之句,教堂世俗化的过程不就轻易完成了吗?这个主意一提出,大家顿时拍案叫绝。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先贤祠。

先贤祠的诞生,是由于小米拉波在1791年4月2日的病逝所引发的,可是,既然最后决定建立的是先贤祠,而不是小米拉波纪念堂,那么就应该再推选出一些已经去世的革命伟人送进去。革命刚刚开始一年多,还没有什么参加革命的伟大人物去世。所以,只能到革命之前,去挑选那些推动引发了革命的先驱者。结果,首当其冲入选的,是伏尔泰。

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是1791年初,还在事实君主立宪制的制宪会议期间。在整个大革命的过程中,在上层,这是一个最理智也最温和的时期。是拉法耶特们还在制定宪法,讨论通过《人权宣言》,制定法律的时期。因此,在这个时候,象征着法国启蒙运动理性精神和人道主义的哲学家伏尔泰,首先得到推崇,被认为是一个革命伟人,是十分自然的。

革命,是一个非常含混的、带着极大的幻觉的字眼。在法国大革命中,前期的革命和后期的革命,肯定不是一个革命。在拉法耶特们和在罗伯斯比尔们的眼睛里,革命也一定不是一回事。

伏尔泰决不是一个简单的“革命形象”。回顾他的一生,他从年轻时因文字惹祸,进入巴士底狱开始,就不断地在与旧制度搏杀。但是,他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文学家、投资成功的百万富翁、法国贵族们的崇拜对象,甚至是多个欧洲君主的朋友。

伏尔泰进入老年以后,他的生活变得非常舒适。1758年秋天,在伏尔泰六十四岁的时候,他在法国与瑞士边境买了一栋古老的宅邸。这个选择,仍然和他以笔作剑的生涯有关。他和路易王朝的关系始终是不稳定的。他既是法国的骄傲,也是常常要惹出麻烦的异议学者。住在这里,他没有离开自己的祖国,可以享受他所喜爱的安静的乡居生活,同时,一旦有了麻烦,他一抬腿就可以离境去瑞士。这就是伏尔泰的一生,始终处于光荣和流亡之间。好在最后的一刻,还是在巴黎度过了辉煌的一瞬。

在这个边境小城,伏尔泰高价买下了一块世袭贵族的领地。因此,几乎应该说,此刻的伏尔泰,已经成了一个封建领主。在法律文件上,有“图尔奈伯爵”的签署,在大门和银盘上,有着贵族的纹章。可是,这并不妨碍他是法国向旧制度出击的一个最勇敢的人。

就在晚年伏尔泰在有着自己私人小剧场、小教堂和加工厂的小领地里,过着优裕生活的时候,他开始卷入一系列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冤案,为他们的冤屈而奔走呼吁和申诉。

在路易十六废除迫害新教徒的法令之前,法国对新教徒有着非常苛严的规定。他们不能担任一系列职务,从普通公务员到律师、医生,甚至杂货店主、铁匠什么的,都不行。假如不接受天主教的洗礼,就丧失了许多权利,假如私下举行新教仪式,男人可判终身苦役,女人可判终身监禁,主持的教士可以处死。由于社会的发展,这些古老的律令,就像对于书籍、对于异端学说的禁令一样,在统治的中心巴黎及其附近,并不严格执行。而在偏远的落后区域,尤其是在历史上教派冲突激烈,有过世代的冤怨相报的落后地区,就会借助这样的律令,实施宗教迫害。

伏尔泰介入的第一个案子,卡拉斯案,就是发生在法国南方的这样一个地区:图鲁兹(Toulouse)。在图鲁兹,1562年天主教曾经大规模地屠杀新教徒。在长期的残酷争斗和血腥的刺激下,这里的人们呈现一种异乎寻常的宗教狂热。1761年,这个地区根据古老的苛严律令,连续判处了两宗涉及死刑的案子,第一个案子处死了四人,第二个案子,就是卡拉斯案。

第一个案子从今天的角度来说,当然是严刑峻法和宗教迫害的结果。可是,它的判决在当时确实是“有法可依”。而卡拉斯案不仅是个冤狱,而且被告卡拉斯被残忍地酷刑处死。

卡拉斯是个新教徒,普通商人,有六个孩子。大儿子安东尼学了法律。在他打算取得律师执照的时候,才发现新教徒在当地不准当律师。他起初想隐瞒自己的宗教,取得了一张天主教徒的证明。可是,事情败露。这个时候,他还是可以改变宗教信仰获取律师资格。可是,挣扎在非此即彼的强制选择中,他痛不欲生,一度非常潦倒。

1761年10月13日,卡拉斯一家和安东尼的一位朋友,在一起共进晚餐。晚餐之后,安东尼去楼下,许久没有上来。两个人下去找,发现他已经被吊在门柱中。他们放下安东尼之后,一边通知他父亲,一边找来医生。可是已经回天无术。

糟糕的是,当地还有羞辱自杀者的愚昧法令,甚至他的财产都要没收。卡拉斯仅仅是一念之差,要家人宣布他儿子是“自然死亡”。可是,在医生到来之前,已经有围观民众。闻讯而来的官吏不仅笔录了“自然死亡”的供词,还检查了安东尼脖子上的勒痕。他当然不相信这个谎言。于是,命令他们第二天应讯。第二天,所有的人都说了实话,说是自杀。可是警察局长却不肯相信,以谋杀起诉卡拉斯,把谋杀的动机归为“企图阻止安东尼改信天主教”。

由于卡拉斯一家曾经提供了虚假证词。不能说警察局长就不能做此怀疑。起诉是正常的。假如卡拉斯能够得到公平审理,这是一个正常的司法诉讼。可是,这个涉及宗教的“谋杀嫌疑案件”,激起了当地上上下下的宗教狂热和宗教复仇情绪。在法庭上,卡拉斯被判有罪。由于不认罪,他受到中世纪留下的酷刑逼供。他的四肢被拉伸脱臼,他被强行灌水,躺在十字架上被铁棍毒打。两小时的折磨以后,他被吊死,当众焚烧。卡拉斯至死坚称自己是清白的。那是1762年3月10日。

卡拉斯死后,财产被没收,一家人继续受到迫害。他的小儿子吓得逃到瑞士。住在靠近瑞士边境的伏尔泰,在事情发生两个星期以后,听到这个故事。正因为在当时的法国,这样的情况已经非常罕见,因此伏尔泰听到这样的司法黑暗和平民被迫害,感到极为愤怒。他立即对案件本身展开调查和取证。他亲自和卡拉斯的儿子谈话,也找到熟悉当事人的证人,和卡拉斯夫人通信,等等。

在收集了足够的证据之后,伏尔泰向律师咨询,并且出版了一本《卡拉斯先生之死的原始文件》的小册子,还出版了著名的《论容忍》等一系列论著。伏尔泰向自己的学者朋友们呼吁,要求用他们的笔,为平民受到的非人道对待呼吁,为反对宗教狂热呼吁,为“呼唤欧洲的良心”呼吁。他对阿朗贝尔写到,“正是沉默造成了他们的不幸”。

在伏尔泰的影响下,卡拉斯案成为法国历史上的最著名案例之一。募集的捐款来自四面八方,其中包括英国、俄国和波兰的君主。巴黎的名律师免费提供法律服务,将此案提交国务会议上诉。事情发生三年以后,终于上诉成功,宣布对卡拉斯的判决无效,他的家属获得了三万里佛的财产补偿。消息传来,七十高龄的伏尔泰喜极而泣。

那是1765年的3月,二百三十六年前的法国。伏尔泰能够身先士卒,对学者提出做“欧洲的良心”的要求。他们在用理论阐述和探讨人道、宗教宽容、公正等哲学问题的同时,能够为普通平民在即刻所遭受的迫害而呼吁,能够在写作的同时,从事具体的募集捐款和调查申诉,能够得到欧洲封建君主的支持,而路易王朝的政府也能够对上诉作出纠正错判的回应。这一切,都发生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不能不使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掩卷沉思。

此后,晚年的伏尔泰持续地为平民申诉冤案,投入大量的心力,一直持续到他八十多岁高龄去世之前。因此,制宪会议的拉法耶特们,会首先想到要把伏尔泰移入先贤祠,实在并不奇怪。

1791年4月4日,先贤祠的第一个“伟人”小米拉波,在当时被称为“历史上最大和最著名”的送殡行列之后,安葬入祠。一个多月后,1791年5月30日,制宪会议决定将伏尔泰也迁入先贤祠。

只是,先贤祠的第一个伟人小米拉波,在一年多以后,被发现他曾经在路易十六那里许诺,协调君主和议会的关系,这本来是件好事,可是,他为此向路易十六索取了二十万左右美元的钱财。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其实,小米拉波白天革命,晚上整夜挥霍作乐,在当时就是公开的秘密。1794年秋天,他被默默地移出先贤祠,迁葬他处。

倒是伏尔泰,今天还安安静静地躺在先贤祠的地宫里。在他的棺木上,写着:“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他拓展了人类精神,它使人类懂得,精神应该是自由的。”

卢梭棺木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