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沉默
了解历史是很重要的。如果不了解历史，你就好像是昨天才出生的人；如果你是昨天才出生的，无论有权势的人跟你说什么，你都无从验证它的真伪。
——霍华德·津恩
1937年，14个月大的杰夫·迈耶被带到地方法官面前，法官判定他的监护权属于国家，并随即将他移交给一所国有孤儿院。从此以后他就同其他三五十个男孩子一起生活在“男孩仓库”里，直到四岁时才被人领养。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被领养了以后又被退回来，然后再被领养。在这里生活的那几年中，迈耶一直不知道其他男孩子的姓名，他对我说：“我们是不允许相互说话的，这里的管理人员总是用‘嘿，你’或者更难听的字眼称呼我们。”
孤儿院的每一天都是以惩罚那些尿床的男孩开始的。管理人员把尿湿的床单蒙在尿了床的孩子的头上，强迫他们在宿舍里来回走动以示众。其他男孩在一旁傻笑，他们后来也尿床，也被示众。迈耶对我说：“当时我太小，还不会笑话别人，但我很害怕挨打。”他们吃的饭经常是馊的，当迈耶喝了爬满象鼻虫的粥呕吐时，监管者们强迫他把呕吐物再吃进去。惩罚的手段有鞭子抽，用牙刷刷地板，最可怕的是被关在楼梯下面的橱柜里，被关进去的孩子没吃没喝，等放出来的时候满身屎尿，污浊不堪。他们从不交谈，迈耶说：“我们只是手拉着手。”
当有意领养孩子的人来到这里时，这些孩子在楼外门廊前站成一排接受审查。迈耶被领走过八次，最后被来自新南威尔士州文特沃思维勒市的一个老妇人领养。迈耶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来孤儿院，更不知道家里还有什么人。和其他领养人一样，那个老太太什么也不告诉他。在老太太给他办理学校注册手续时，迈耶才无意中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出生年月。可是学校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迈耶来自孤儿院，因为副校长让他和另一个男孩站起来，对全班宣布说：“他们俩是接受社会福利救助的孩子，因为他们的母亲从来不爱他们。”
1954年5月10日是迈耶的18岁生日，这一天他逃跑了，再也没有回去。除了身上穿的衣服、24英镑18便士、一支网球拍子和一个板球拍以外，他孑然一身，没有亲友可投，既不知何处安身，更无工作可言。
迈耶在澳大利亚长大，这个国家在20世纪起码有50万儿童接受过公共机构的监护，在美国，有过这样遭遇的孩子有三万多，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官方发布的数字是数万人，没有统计在内的人数更多。长久以来，这些孩子被人们忽视，只是在过去的20年中，媒体才报道了他们在家庭中遭受的虐待和虐待带来的长久后遗症。在整个西方世界，那些在儿时曾被福利机构收容的人，生动逼真地叙述了他们类似的经历：鞭笞、强迫劳动、性虐待，以及情感上的折磨。在一些领养家庭里，有些孩子甚至不被允许与他人对视。
受到这样虐待的后遗症在全世界是一样的，当这些孩子达到一定年龄被赶出“家门”后，他们就成了自己国家的难民，不知道“理事会、图书馆、选举”为何物，很多人死于毒品、酗酒等。也有些人在一些机构中工作，这些机构有海军或他们自己家庭信奉的宗教社团。他们中只有少数人事业有成，绝大多数人都在苦苦挣扎。有数字表明，他们中的三分之一曾有过自杀企图，很多人曾经无家可归，四处流浪。他们当中患精神病和身体上受到伤害的人很多，这些“孤儿”大多数身材明显矮小（营养不良的表现）。由于他们害怕去养老院，因此他们的后代就得照料他们。从孤儿院出来的人犯罪率很高，在澳大利亚最后被施行绞刑的三个人都是从孤儿院出来的。
如今，大多数人对于这些孩子的悲惨遭遇都有所了解，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领养机构就像是一个民主国家里的独立王国一样，施行极权统治。在这里，孩子们遭受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即便是他们离开了孤儿院之后，这些机构还经常控制他们与外界的接触。在很多孤儿院，工作人员有权控制孩子与外界联系的所有渠道，包括收听新闻，甚至连孩子家里寄来的信件他们也要没收。有些孩子甚至在这些机构里接受所谓的教育，很多年都不准离开，但是他们不教孩子读书写字的技能，也不教基本的算术课。他们随意更改孩子的姓名，甚至常常用代号称呼孩子。有些孩子的父母还活着，他们却偏偏跟孩子说父母已经死了；或者明明孩子的父母很想见他们，却谎称他们的父母再也不想见他们了。
尽管这些福利院已经关闭几十年了，但与被收养人相关的重要信息仍然对外封存。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他们就好像是被人从一面镜子里推出来似的，不知道自己来自何处。几十年过去了，他们始终找不到回去的路径。
那么，什么东西得以保留下来了呢？当然是档案记录。从本质上讲，记录是个人信息的主要来源。这也许是老生常谈，但是只有某样东西遗失时，你才感觉到它的重要。当出生证明、学生档案、家庭成员姓名等琐碎信息触手可及的时候，人们并不把它们当回事，但这些材料一旦丢失，人们才惶然感到这些文件的重要。这些普通记录，记载着人生历程，不仅仅对政府、公司和档案管理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普通人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在孤儿院长大的孩子大都没有归属感，对此人们往往难以理解，因为大多数人都在信息网络中生活。他们知道自己出生在何处，知道自己的父母是否相爱，更知道一个成年人怎样刷牙。他们属于相互关联的群体，这个群体也许是家庭，也许是左邻右舍，也许是某种宗教，而且他们的经历不断强化已知的信息。这些琐事与线索交织在一起形成的信息，其数目之浩繁，意义之重大，难以估量，人们在其中不但能追寻到历史，还能找到自我。我们绝大多数人很难想象有人会不知道这些有关自身的信息。然而，对于那些在20世纪于孤儿院中长大的孩子来说，这些信息在他们的生活中荡然无存。
有一位孤儿出身的人跟我说，那些在福利院长大的孩子同其他公民一样，也想知道有关自己和家庭的信息，或他们监护人的信息，因为这些信息能带给他们能量。但是想得到这些信息，简直困难重重，在澳大利亚，这些档案记录散落在各州，由政府档案机构和收容这些孩子的宗教机构管理。一项请求，要得到政府部门的回复，往往要花上几年的时间。很多记录已经被毁，没有人清楚哪些记录已经遗失，哪些记录从一开始就没有保存。很多文件没有注明日期，或凌乱不堪，或有失精准。文件查询或传递也没有一定之规，就连一个中央组织机构也没有，大多数人需要具备职业档案管理人员的专业技术方可查找并看懂相关文件。一般来讲，那些孤儿出身的人对于政府官员极不信任，对他们来说，进入公共档案室那样的机构就够让人胆怯的了，更何况很多人必须回到曾虐待过他们的机构里去办事。有时人们过分强调隐私法，因此有许多离开福利院的人尽管费尽周折拿到了相关文件，但却不是文件原本，他们失散的兄弟姐妹的姓名都是经过改动的。有一个曾被福利院收养的人收到了一张他小时候聚会的照片，可照片上除了他本人以外，其他人的脸部都被涂白了。
在美国，有48个州的公民不仅自动拥有获取自己原始出生证明的权利，并且受隐私法的保护，其他任何人都无法看到这些出生证明。然而，这个法律对于被领养的孩子来说并不适用。在办理领养手续时，这些孩子的出生记录就被封存了，取而代之的是新证明，印有养父母的姓名。在许多州，除非生身父母明确表示同意被领养的孩子日后可以同他们联系，否则的话那些曾被领养的人只有交纳了数百美元并经法院允许，方能查看自己的档案记录。即便如此，成年的被领养者要查看自己档案记录的请求也有可能被拒绝，即使他们被允许查看那些文件，各州允许他们查看的文件内容也不一样。
在得克萨斯州和南卡罗来纳州，法律要求被领养者在得知了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谁之后必须去进行心理咨询，因为他们有可能出现情绪异常。康涅狄格州处理那些有助于被领养人找到生身父母信息的做法是：如果有第三方（如最初安置被领养人的机构）认为有些信息可能会对被领养人或生身父母造成伤害，那公布这些信息就被视作违法行为。在许多州，生身父母有可能阻挠公开相关记录。2008年在明尼苏达州，有1200名被领养者不能看到自己的出生信息，因为他们的生身父母在法庭宣誓陈述书中没有给予授权。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发生了变革，人民获得了公民权，禁止歧视妇女和有色人种的法律得到通过。在所有这些变革之后，被领养者才有权直接查看自己最基本的个人信息。
当然，当人们可以查询信息时，那些丢失的生活信息，哪怕是最平常不过的细节也会使人痛苦万分。有一名积极帮助弃婴的社会活动家对我说：“在看自己的档案材料之前，有人怕受刺激，往往先喝个烂醉。”在一份政府报告中说，有一位妇女在家里独自打开了自己的档案文件，结果一个星期以后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还有很多人把文件存起来，压根儿就不看。
爱维·格彻尔在2004年到州政府机构去查询自己的个人信息。在她还是个小姑娘时，她被社会福利机构的人从家里带走，送进了帕拉马塔女子培训学校，一住就是很多年。这其实是一所关押罪犯的老监狱，那时手铐脚镣还挂在墙上。在帕拉马塔期间，格彻尔的“名字”是“55号”，她在71岁时才认为能够寻找有关自己生活的记录材料了。她的父亲早已去世，但是她找到了父亲写给她的信件卷宗，她以前根本都不知道还有这些信件。父亲在一封信中写道：
爱维，我的小朋友，看在基督的分上给我回信吧！告诉我你在哪里，我来接你回家。我们很想念你，我们爱你。我们在巴思赫斯特山老凯利家附近有一所不错的房子，你可要记住这个地方。我已经有了份工作，我能帮你。快告诉我你在哪儿啊。
再来说说杰夫·迈耶。我是在2012年见到他的，当时他穿着费尔岛图案的毛衣，头发梳理得光滑整齐，看上去与普通的76岁高龄的爷爷没什么两样。他温文尔雅、好开玩笑，称我为“姐们儿”。他说他逃到悉尼不久后，“脑子里就产生了寻找家人的念头”。他觉得最应该去的地方可能是儿童福利部。等到了福利部办公室之后，他对一个年轻的官员说：“我是个福利院的收养儿，我想问问我的父母是否还健在。”那个年轻人听了以后就走进另一个房间，五分钟后回来对迈耶说：“我想你可能还有个妹妹。”说完又走了，可能想继续给他查查。这时候，一个年龄大一些的人出来对他说：“我想你最好离开这里。”迈耶以为自己听错了，可是那个人又重复说了一遍：“你最好离开这里。”“我不走！”迈耶说。于是他们就吵了起来，那个人急着要把迈耶赶走，也不解释原因，迈耶拒绝离开，结果那个人朝他吼道：“滚出去！要不我他妈的叫警察了！”迈耶害怕被送回他的养母那儿，只好走了。
后来迈耶有了工作，成了家，有了四个孩子。很多年过去了，他现在已经有11个孙辈了，但是他跟谁也没说过自己曾是个福利院的收养儿，每当他的孩子问起他的童年，他总是转换话题。但是当他退休的时候，他开始到州档案馆去询问，看看能有什么发现，即便是到了那个时候，他也没告诉妻子他的过去，他解释说：“我感觉那是非常非常隐秘的个人私事。”最后，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出生证明，也知道了母亲名叫梅赛·艾琳·迈耶，是悉尼人，父亲名叫利奥·约瑟夫·迈耶，是个美国水手。他没有找到被送到福利院的原因，也没有找到父母同他联系的记录。不同的部门告诉他的事情都不一样。有些官员对他很和蔼，有些官员却对他冷淡敷衍。有人说他的档案丢失于洪水，也有人说他的档案毁于大火。在档案馆他不得不再三说明，从法律上讲他有权得到他的档案副本，但是费了几个月的周折，当他终于收到副本时，却发现副本中比他当初看的原件缺了几份文件。
当迈耶68岁时，他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启事，寻找曾由国家领养的人，他立刻给报社写了回信。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不久以后，设立在悉尼的澳大利亚被领养人互助网竟然邀请他来总部商谈。互助网发起人利奥尼·希迪女士接待了他。“她先开口跟我交谈，我也跟她交谈。我说得越多，她从我的谈话中得到的东西就越多，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交谈过。”那天，在离开总部时，迈耶说：“我感觉如同超人在空中飞行，好像耶稣基督在水上行走。”那次对话重新规划了他的人生，他对我说：“一开始我以为这一切都因我而发生，以为这事只发生在我一个人的身上，而事实上，这事处处都有。”他回家以后把谈话内容告诉了妻子，妻子听后问他：“在以前，你的生活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于是他把一切对她和盘托出了。
迈耶一边喝着茶，一边把他找到的档案材料给我看。第一份材料是他上中学的证明，还有一些其他关于他的教育以及养父母的材料，但是他只找到了一份有关他10岁以前的材料。他花了很长时间搜寻他10岁以前的记录，因为那是证据，没有那些证据，他就永远不知道他最初十年的生活了，另外，他还想用这些材料起诉政府，以期得到赔偿。
迈耶找到这些档案的希望很渺茫。就全世界而言，用来保存记录和档案的经费都在削减，当然，经费越少，遗失现有档案记录的危险就越大。
2012年，有一名巡视官曝光了当地政府所犯的几百件违反档案管理法的行径。他发现仅仅一个部门保存的有关收养儿童家庭的档案，排列起来就长达80公里，而这些档案绝大多数都没有目录。有些档案放在潮湿滴水、老鼠横行的地下室里，有些档案被打上了“待销毁”的字样，这些字样都是未经法律许可的。
在大多数西方英语国家，由于有信息自由法案的存在，像杰夫·迈耶这样的人或许能够寻查到他们的档案，但这个法案不适用于那些没有编入索引目录的档案。那些曾被领养的人怀疑政府有意封锁档案是为了避免被人起诉。或许是吧，然而政府部门的冷漠态度也同样让人怀疑。
我上一次见到迈耶时，他告诉我通过Ancestry.com找到了他父亲的一个远房表亲，现住在美国。这位表亲跟他说他父亲早已回到美国，并且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后来迈耶的母亲同另一个男人也乘船去了美国，轮船曾在加利福尼亚停泊过，以后就不知去向了。
迈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想知道他究竟有没有妹妹，但始终没找到线索。现在他认为那个档案馆的年轻管理员把他的名字拼错了。迈耶告诉我，他的心脏病发作过三次，可每次都活了过来，每次苏醒后，他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新的一天又开始啦！迈耶说他最想知道的是他到底是被家里人主动送出去的，还是被人强行抱走的。如果是家里人主动把他送走的，他认为这个人可能是他的亲戚，或许是他母亲的姐妹，这个人可能也有孩子，或许迈耶自己还有更多的家人。然而他说：“我已经76岁了，还能寻找多少年呢？”
专制政权依靠剥夺人民个人的基本信息而势强力大。当欧洲的奴隶主把非洲人从家乡拐走时，也几乎毁掉了他们的历史。这种极度的泯灭人性的行为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在贩卖奴隶的制度下，这些被拐卖的人不被当人看待。从20世纪的早期到中叶，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很多土著人家的孩子被人掳走，然后被殖民者或社会机构收养。这不但是拐卖人口的行为，还是灭绝文化的恶行。
还有些政权也蓄意破坏历史信息和家族信息。在1924年，新的政党夺取了蒙古政权后，把延续了几代人的家谱都给毁掉了，并且取消了原住民的姓氏。在70多年中，当地蒙古人互相称呼只用名字，不带姓氏。在1998年，蒙古政府颁布法令，公民必须重新启用并注册家族的姓氏和父亲的名字，但是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已经记不得他们家族的姓氏了。
东欧也恢复了对家族历史的关注。有些研究人员认为，这是20世纪90年代政权被推翻后所留存下的空缺引发的一种反应。有一位研究人员说：“他们渴望同自己的家族重新建立联系，渴望追根寻源。”
当然，家庭里的成年人负责探寻并管理家族信息，但是他们如何同家族树中最小的分支分享这些信息就属于家庭私事了。当然，有时成年人对孩子隐瞒家族信息的方式是很极端的，有时隐瞒家族信息的并不是政府，而是家长。
“谁的家族历史里有过囚犯？”教我们初二的老师问班上的同学，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地举起了手，声明自己有令人敬畏的囚犯祖先，但是我却静静地坐在那里，对这些同学生起气来。我没有吸取七岁那年的教训（询问父亲有关祖先的问题），问他在我们家族里有没有过囚犯，我推断从来没人跟我说过没有是因为没人提起过这个话题，因此，只要问一问也许就会有答案了，可是我错了。当时十几岁的孩子都认为如果有囚犯血统，那是很酷的事，父亲却对此无动于衷，根本没有理会我的问题。
有趣的是过了几十年后，我听说把我父亲养大的那个女人——我父亲的外祖母——就是囚犯的女儿。我是在请当地的一位历史学家帮我探询家族出身的时候发现这个秘密的。在极短的时间内，她就帮我找到了有关我的高祖爷爷——迈克尔·迪根的文件，而我以前对他竟一无所知。档案馆囚犯登记簿上有他在1842年被送到范迪门地阿瑟港的记录。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竟然中了当时澳大利亚家谱领域的头奖，一时间我满足极了，就像一下子变成了公主。
在塔斯马尼亚清新凉爽的空气中，建在阿瑟港的监狱旧址就像一座古老幽静的庄园。19世纪90年代，一场大火过后，主楼已经废弃，但这个四层楼高的庞然大物仍然俯视着整个区域。这栋楼矗立在港湾深处，周围有苍翠的群山、蓝桉树和灰皮桉树林环绕，是整个楼群的最高建筑，建筑周围有一座教堂、一家精神病院、一所医院，还有一个树木都经过精心修剪的花园。这些建筑的四周都是英国橡树。在远处绿草如毡的山坡上，有一排漂亮的维多利亚风格的房子，曾经住着监狱长和他的同事及家人。在港湾中心半岛的最顶端是普尔角，是一所与其他罪犯隔离的青少年罪犯的管教所。在管教所和主要监狱之间是死亡之岛，有1500多人葬在那里。
在阿瑟港的黑色心脏地带，是单独的监狱大楼，当时，那里的监狱看守坚决取消了鞭刑，试图用更直接的办法粗暴地对待他们看管的犯人。当囚犯被带到那里时，戴着面罩，在被关押期间不能互相见面，也不能互相说话。在监狱的小教堂里，囚犯被木门隔开。每个座位，更严格地讲是每个人站立的地方，是个窄窄的令人窒息的箱子，囚犯在此只能看到传道的牧师。大楼有些部位是按照全景监狱的式样设计的，这样的设计可让一个看守站在一个地方就能同时监视四个小院儿里绕着小圈子安静地放风的犯人。那些表现不好的犯人，或者那些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不能控制自己情绪的犯人，则被单独关进一间小石屋里，在那里就是在大白天也几乎见不到亮光。在监狱外面，犯人们在田园般的美丽环境中做着苦工，他们烧砖、采石、造船、打家具。他们穿的是精纺毛料的囚服，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等级。其中有种上衣叫作“喜鹊装”，是专门设计用来羞辱犯人的：上衣的布块儿、衣袖和两边的领子都是黄色和黑色相间的，穿上这样的囚服，犯人就像小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