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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中的人类简史》第六章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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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对的最大危机不是俄国人,不是原子弹,不是政府的腐败,不是侵害我们健康的饥饿,也不是青年人的道德沦丧。危机来自我们对人类知识的“管理”和“使用”。我们拥有巨大的“百科全书”——甚至不按字母顺序排列,我们的“档案卡片”堆放在地板上,毫无顺序。我们要找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可能就在这些文件堆里,但是要把两个已知的事实从文件堆里找出来,放在一起,并由此推论出我们急需的第三个事实来,也许要花费一生的时间。我们就把它叫作图书馆管理员短缺的危机吧。

我们需要一个新型的“专家”,但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专家,而是一个综合管理专家。我们还需要一门新型科学来担任管理一切科学的最佳秘书。但是我们一时还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专家”,也找不到这样的“科学”,同时,还有大量的烦恼在等待着我们。

——罗伯特·海因莱恩《去哪儿》(1950)

在美国,有一家特别组织把代表派往全世界去搜集有关人类群体的历史。他们与国家和教会组织达成协议来查阅公民的档案记录,生者和死者的都要查。他们一进图书馆、地下储藏室和世界档案馆的秘密工作室,就架起摄影机,十分小心地拍摄所能找到的每一份出生证、结婚协议书和死亡证书等。拍摄完毕,他们把照片送回总部,储存在犹他州落基山脉中的一座花岗岩石山下的秘密储藏库里,这个储藏库是他们的祖先开凿出来的,祖先的名字也储存在那里。按照他们的神学理论,家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且学术研究和家谱学也都是十分神圣的活动。

2012年10月,我开车穿过峭壁之间的山口,看是否能找到那座花岗岩石山档案储藏库。道路两边是棕黄色和褐色的灌木丛,吹进车窗的秋风仍然带有一丝暖意。在山口的南面,岩石的地质层条纹与蓝天形成80度角,又往里开了几英里,我看见一条响尾蛇盘在道路中间。靠着老照片和最新谷歌卫星地图的指引,我找到了储藏库的地点。我下了车,望见了通往储藏库的水泥拱门。这座储藏库是由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简称为LDS,又称为“摩门教”)在20世纪50年代建造的。

在20世纪70年代,新闻记者亚历克斯·肖马托夫描述了储藏库的六个200英尺长的储藏室,三个350英尺长的走廊,空气过滤系统、离子检测系统和烟雾检测系统,地壳运动跟踪计,以及发生核爆炸时会自动封闭储藏库的带有弹簧装置的爆炸锁,还有为保存胶片和纸制记录而设立的保持自然温度和湿度的装置等。当肖马托夫访问储藏库时,库里最引人注目的奇观是满满的文件柜和装满文件柜的大量文件。但是,从那以后,进入储藏库要受限制了,媒体和公众不能随便进入。尽管如此,储藏库仍是世界上信息存储的一个奇迹,我决定要亲眼看看,哪怕是从外面也行。据摩门教徒说,进山300英尺有一扇14吨重的铁门,门内储藏着千百万份个人档案记录。

一个星期以前,在科罗拉多州,我开车来到几百英里以东的同一山脉,亲手触摸到一个恐龙足印,那是1亿年前长着三个脚趾的恐龙留下的足印。在人们发现了剑龙、跃龙和雷龙的那个恐龙岭的岩石壁上,有一排排清晰的恐龙脚印。这里曾经是古代的海岸线,恐龙迈着重步,急促而混乱地踏过这里。整个人类历史,同这些恐龙脚印相比,或许更为短暂,但是,储藏库的建筑师们正在借助这座山,改变这种对比。他们的目的是不但要保存人类史料,还要保存个人史料,起码是那些记录在册的、可以证明曾经存在过的人的史料。LDS并不是美国唯一的建在大山里搜集数据的机构,据传,美国政府的一个机构和多个私人机构,也沿着相同的路径,在全力开展此类工作。然而,摩门教徒们,就像世界上其他人一样努力地思考着,或者更为努力地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保存这些史料,或起码让活着的人使用这些史料意味着什么?他们在花岗岩石山创建的宏伟设施、他们的微缩胶片、机械和软件等,就像12世纪巴黎圣母院里的扶壁和滴水兽一样,是21世纪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

在20世纪初,美国家谱学曾出现一个大的分支,疯狂地施行一项试图改造人类的人种改良计划,即便如此,当时的摩门教徒们依旧以搜集和分享档案记录为己任。摩门教徒的祖先来自欧洲,在那个时代,摩门教徒只有回到原籍国并转录抄写他们所能找到的一切信息,方能探寻到他们祖先的历史。为了帮助教会成员,教会开始派出代表去查找档案记录并全部复制,然后带回犹他州。在20世纪20年代,他们开始把搜寻到的家谱信息记录在索引卡片上;到了1938年,教会又把记录拷贝在微缩胶片上,最终微缩胶片得以在全世界几千个摩门教图书馆里传阅。到了20世纪50年代,鉴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档案记录遭到严重破坏,教会的年长者面对着越来越多的胶片,决定在大山中开凿洞穴,以期为子孙后代安全储存这些信息胶片。

现在,这座山里保存着教区记录和可以追溯到16世纪初的古英语手稿,其中包括来自伦敦的记录,而公民登记则始于1937年,还有可以追溯到公元元年的中国人的家谱。摩门教会搜集到的总体数据资料是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资料的32倍,而且每年教会都要新增一批相当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全部馆藏的资料。

这种大量的信息收集是遵从摩门教创始人约瑟夫·史密斯在19世纪末的教诲而进行的,他教导教会成员应该为已经去世的亲戚施行洗礼。因为摩门教徒只能给他们自己的祖先施行洗礼,所以全体教会成员花费大量时间去追寻祖先的历史遗迹。迄今为止,在不着眼于来世的情况下,有谁曾创建过如此巨大的工程?

在离储存库15英里处的盐湖城整洁的街道上,有一座约瑟夫·史密斯纪念馆,纪念馆的前身是1909年建成的大宾馆,现在这所建筑的旁边是白色的如同迪士尼城堡般的摩门教教堂。我在那里会见了家族追寻机构的主管杰伊·维克勒。当时维克勒是Family Search的CEO,这个机构是摩门教为管理储藏库的档案记录和在全世界促进家谱学发展而设立的组织机构。维克勒天赋极强,12岁时在父亲任职的银行里编写软件,后来成了美国硅谷集团的企业家,再后来摩门教会的年长者把他召回到盐湖城。维克勒身材高大,留着一头浓密的金发(这头发在最近由LDS主办的基因家谱学大会上成为他推特上的重大新闻,@JayVerklerHair)。他看上去与普通的摩门教传教士没有什么两样,谦虚低调,生活严谨。在一切都在衰变的世界里,他对信息存储的错综复杂情况的驾驭能力,加之他对教会永恒的理想怀有无可替代的责任与忠诚,均赋予了他魅力十足的风度。比起其他组织来,他所属的教会对于在当今世界如何从事家谱学工作具有更强的影响力。

维克勒对我解释道:“这个教会非常重视家谱学,一个核心理念是相信家庭是人死后永恒的归宿。这个教会的成员查询自己的祖先,是因为我们有责任帮助祖先理解我们的信条,我们认为,我们是和祖先共存的。”

这个观念就像有魔力一样使人着迷。当时,我的两个儿子年龄还很小,我很难想象我能有一时一刻不在他们身边。维克勒继续讲着神学,我却陷入沉思:对一个宗教来说,与家人永远在一起是多么坚实而有力的根基啊!对于天下的父母来说,如果有什么信仰能让他们永远与自己的孩子在一起,那他们怎么会不愿意相信呢?

当然了,如果全家人命中注定来世还在一起,这个群体就会包括父母、兄弟姐妹、配偶、孩子、叔伯舅舅、姨妈姑姑以及所有姻亲等。这个来世群体是否就像生活在天国的社区?是否有按照血系规划的街道?还有按照家庭设计的公寓小区?或者更像是由M.C.埃舍尔从噩梦中醒来后设计的永恒的感恩节宴会?

维克勒承认:“我们不确定来世会怎样,它可能不会像一个大的群体家庭,但是我们认为那些亲情关系在来世仍然存在。”

LDS的哲学并不仅仅是相信有来世之说,还关注今世和前世的生活。维克勒说:“我们认为当你知道了你是谁的后代,你的根在哪里,而且你很尊重这个理念时,你的为人之本才得以固化。”他的话的确有道理,因为我在盐湖城遇到的一些摩门教徒是我所遇见过的最友好的人,他们对人尊敬,有礼貌,同他们谈话使人彻底放心,不必怀有一丝一毫的戒心。

在过去的十年中,马歇尔·杜克,一位来自埃默里大学的心理学家,探讨研究了家族历史在儿童生活中的价值,他设计了20个问题,例如:“你知道你的父母是在哪里相识的吗?”“你知道你长得最像家里哪个人吗?”“你知道你的父母在年轻时都做过哪些工作吗?”杜克发现,在有关家族历史的测验中得分高的孩子,自尊心和自律能力也高,而他们的焦虑也较少。杜克还调查了经历过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孩子,即便是在这样极端的案例中,对于家庭历史的了解也能显示在事件发生数月之后孩子恢复能力的强弱。杜克解释说,这不一定说明是家庭给了孩子这些素质,但是如果孩子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就说明他们与母亲和祖母之间有着很强的联系,还说明他们在用餐和度假时,有大量的时间与家人交流。所有这些家庭中的故事累积起来,就形成了杜克所说的“代际之间的自我”,他认为这种自我意识与个人能力相关。

摩门教徒从事的收集家族家谱档案记录的全部工作也并不只是为了教会的成员,杜克说:“我们为每个人提供记录信息,我们是在为整个世界做善事。”在世界范围内这样的家族历史中心就有3400多个。这些机构是与宗教相关的市级图书馆系统,任何想研究自己家族史的人都可以使用这些机构,并且有精明强干、和蔼可亲的管理人员帮助他们查询。历史文件资料包括出生证明、死亡证明、土地记录卷宗,以及其他任何可以建立家谱链接的文件。这些机构与盐湖城的主要家族图书馆之间还设有借阅系统,如果当地的机构没有你要找的档案资料,其他地方的机构可以把它们保有的资料拷在盘里寄给你。

在这方面,LDS不同于其他宗教,因为这个教会在为人们提供信息方面具有21世纪所特有的慷慨大方,这就需要管理人员全面掌握信息科学和数字化管理技术。确定并永远储存每个人的姓名和生平是一件耗资巨大的工作,如今教会在45个国家有220个数据收集团队,这些团队正在进行新的档案记录数字化拷贝工作,他们还要把240万张微缩胶片转换成数字化格式。在20世纪,LDS推动了微缩胶片技术的发展,如今教会处于数字化信息储存技术的领先地位。使用数码相机的摄影师把档案记录拍摄下来,并在两天之内把照片传至网上,然后通过一支由几十万志愿者组成的大军把文件编入索引目录供大家查阅。摩门教徒在“众包”(crowdsource)一词出现之前就已经以“众包”的形式获取资料了。

我上一次访问教会时,他们正在全力以赴进行当时规模最大的工程——一个与意大利国家档案馆合作的项目。一百多个意大利档案馆为LDS提供便利,来收集从1800年到1940年的出生、死亡和婚姻记录材料,LDS的摄影师拍摄了300万张文件照片,这些照片记录了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5000万到7000万意大利人的生平,资料中包括生活在摄影技术发明之前的人,有在1918年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死于流感的人,还有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死亡的人。这些资料是世界上有关意大利公民记录的最权威、最完备的档案。

现在,教会正在建设的规模最为宏大的工程是网上家谱系统。任何人登陆Family Search网站都可以记录并查询自己的家族历史,但是这个家谱系统与其他所有网上服务的不同之处是教会想方设法连接所有的分支,借助其庞大的档案记录库和用户的活动来为全人类建造一个巨大的家族树。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个尝试肯定是可行的。如果说有谁可以拥有足够的档案记录来创建这样一个数据系统,即包括人类全部有文件记载的个人家族历史的数据系统,那么一定就是这个教会群体。然而,LDS家谱系统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合作完成的:人们可以登录该网址,添加姓名并且把姓名与文件链接,还可以撰写个人简历,一旦完成了这个程序,与他们相隔五代之远的某个表亲就可以马上上线,修正那些信息。他们可以改变亲戚的姓名,将新的姓名与其他文件链接,或删除整个简历。在Family Search网站上同我交谈的人中,没有一个认为这样做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当然了,每个人的家族记录的版本与其表亲的版本也不会是完全一样的吧?

当然,尽管这个网上家谱系统处在不断变化的状态中,但几百万人的姓名和生平记录在储藏库中仍然是很安全的,即便是在世界各地镌刻在墓碑之上的名字被侵蚀风化殆尽了,这些信息也不会遗失。摩门教会的档案记录将长期存在,除非有自然灾害发生,或者可能出于某个人的失误。

2004年,一场破纪录的五级热带气旋“赫塔”袭击了南太平洋岛国纽埃,“赫塔”的风速高达每小时177英里,有一篇技术报告把大风掀过岛屿的大浪描绘成“极度的惊涛骇浪”。暴风雨把70间房屋和商店从90英尺高的悬崖掀入大海,大风从大海里刮起来的盐分毁掉了庄稼和蔬菜,造成的总体经济损失达8000万美元,且损失不仅仅限于住宅和商业区,岛上所有的出生、死亡和法庭档案也全部被毁。然而,早在1994年,纽埃政府就把许多家族家谱档案储存在了LDS的花岗岩石山档案储藏库里了,因此可以找回副本。

资料收集后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保存。作为普通人,我们对于时间的流逝和我们在流逝中的微小位置没有稳定的领悟能力,因此我们往往认识不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事物会遗失:人们会忘记把东西放在何处,国家会忘记把物品储存在何处,重要文件会被扔掉,还有的重要文件会被查禁,建筑物会被炸毁或毁于洪水或大火。1906年旧金山的地震毁掉了这个城市的大部分出生、死亡和婚姻档案文件,1922年爱尔兰的公民档案记录馆被焚毁,只有几份文件幸存。有时我们不仅仅丢失了信息本身,还把有助于我们理解信息的背景信息也给弄丢了。

另一个问题是技术的迅速改版翻新,这使得文件保存更加困难。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我们刚刚发明了一种新的记录方式,一个更好的方式就出现了,你在原有的媒介中精心保存的数据就必须转换到新的媒介中。譬如,一个45岁的中年人在小时候用八轨音带或者黑胶唱片听音乐,后来他把音乐专辑录制在磁带上;再后来光盘又出现了,他扔掉磁带和唱片,换成光盘;现在光盘也迅速过时了,他又开始以数字文件的方式下载音乐。如果有人还想听录制在老式磁带上的音乐,如甲壳虫乐队的《白色相簿》,恐怕他找不到合适的播放器了。如果他想听《黑鸟》这首歌,就必须找一台八声道录音机,不然的话就只好自己制作一台了。

在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迅速发展变化的技术或“数字迁移”带来的问题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其实,这种情况早在1086年随着《末日审判书》的问世就已经开始了。这本书是英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公民登记的成果,当时在威廉一世的督促下,英国要对国王的臣民,更确切地说是对臣民的财产进行普查。他派人到他统治的各个角落去调查并记录1300多个臣民手中的土地和牲畜数目。这次普查的目的当然是收税。在所有的贵族、教会官员和普通地主受到调查以后,调查结果就要用拉丁文记录在羊皮制成的手写清册上,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两卷本《末日审判书》,或称之为《末日判决书》。调查员被赋予了很大权力,他们一旦记录下某人的财产,并做出评估,这就是最终结论,永远不得更改。许多记录在《末日审判书》中的地区今天还存在,即便名字有所更改。很多家庭可以在这本清册中找到他们家族的祖先。20世纪60年代,这本书甚至在法庭上被用来判定古代的土地所有权案件。

《末日审判书》成书几乎一千年以后,英国BBC广播公司和几个电脑公司聚在一起商定编纂该书的续集,目的是掌握在千年之交的英国人生活的各个层面。从1984年到1986年,大约有一百多万人填写了调查表,为这个工程贡献了一己之力。照片和录像被收集上来,模拟现实的街景被制作出来,全国的在校学生写了有关他们居住地的材料。譬如,奥克尼是苏格兰沿岸的小群岛,当地的一个孩子写下了1952年该地区遭到飓风袭击的情况:“大风把鸡舍连同里面吓得慌作一团的母鸡和死鸡刮进大海,有些鸡的鸡毛都被大风撕扯掉了,还有一只鸡被大风摔打到一家农舍的窗户上,速度快得简直吓死人,最后落在屋子里面的床上,把这家的住户惊得魂飞魄散。”

在当时来说,这个普查工程真是规模宏大,发起该工程的研究人员必须发明新技术来存储收集到的所有材料。最终,《末日审判书》第二个集子被储存在激光视盘上,这种光学存储媒介就是CD和DVD的前身。现在要想读这些光盘,你需要有一台艾康电脑(Acorn BBC Master Computer),外加一些机械设备。如果你想查询这些材料,你还需要一个主键盘和一个特制的跟踪球。

就像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其他技术一样,激光视盘多次被取代。在发明激光视盘时,人们还以为这本闪闪发光的激光版《末日审判书》要比那本古代的羊皮版本多延续数千年,可这种光盘勉强延续了15年,到了2001年谁也不知道到哪里才能找到艾康电脑了。制造电脑配件LVROM驱动器的那家公司一开始只生产了一千件驱动器,后来那些激光视盘自身变得不稳定了。其实,查阅《末日审判书》第二集所需的大部分技术,包括老式跟踪球,过时相当快,不到20年,就没有人知道这些技术了。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对此很是焦虑。2004年,《末日审判书》第二集的部分内容终于被找回并且传到网上。后来,团队的一个主要成员去世了,这个工程也就终止了。2011年,另一个团队在网上发布了20世纪80年代版的部分内容,在之后的六个月中,BBC广播公司请人们把自己21世纪的最新信息添加在80年代版的信息中。但是由于版权的关系,使用本书最原始的内容仍然受到限制。

大约在同时,冰岛也出现了类似问题。为了把国家历次普查结果数字化,冰岛政府必须检索20世纪60年代记录于穿孔卡上的数据,但是人们已不能读取这些卡片了,原因不是卡片本身不好用,而是因为当时在冰岛谁也没有穿孔卡读取机。

即便人们在一项工程的设计阶段就认真思考过信息保存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很难绕开的。在21世纪初,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召集了一个团队来调查目前人们如何以最佳方式把重要信息传递给后人。为了防止我们的子孙后代在无意中踩踏到核废料上,我们应该如何标注这些核废料?在一开始,这个团队想创造一个预计有可能延续几万年的实体记录,起码同放射性物质延续时间一样长。其实,来自瑞典、加拿大和日本的团队早已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了,但日本团队的经验显示这种方法不会有结果。日本团队研制出了一种12平方厘米的碳化硅瓷砖,这种瓷砖就像卫生间墙上的瓷砖一样,异常坚硬,而且不会被腐蚀风化,可以埋入地下。这个团队用激光把必要的警示语蚀刻在瓷砖上,使其永远不会磨损褪色。但是,如果你把瓷砖掉在地上,它就摔碎了。

实际上这里面有两个问题。档案管理员加万·麦卡锡是这个项目(IAEA)的顾问,他解释说:“如果存放得当,这种瓷砖会延续一万年,这很不错,但是,问题是一万年以后如果有人发现了瓷砖,他还能看得懂上面刻的警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