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父母造出了你；
也许是不经意之间，
但他们的确这样做了。
他们把自己的缺陷传给了你，
还专门为你额外加入了一些。
——菲利普·拉金《这就是诗》
当奥劳达赫·伊奎艾诺11岁的时候，他生活在18世纪的村庄里。早晨，大人们都下地劳作了，孩子们就聚在一个村民的家里玩，其中一个孩子爬上附近的树上放哨，注意陌生人。伊奎艾诺写道：有一天，他和姐姐独自在家，没人放哨。突然，有两男一女翻过墙头，跳进院子。这两个孩子还没来得及喊叫，就被堵上了嘴，从墙上挟到了外面。
劫匪走到了一个有同伙等候的地方，沿途伊奎艾诺看到远处有人，他就大声呼喊救命，但是又被劫匪塞住了嘴，装进了麻袋。那天他和姐姐紧紧抱着过了一夜，可是天一亮，姐姐就被带走了，再也没有回来。伊奎艾诺后来写道：“危难中姐姐给我的一点点安慰也一块儿被带走了，为她的命运担忧更加重了我的痛苦，我真是担心极了，不知姐姐要遭受多少苦难，这担心超过了我对自己的担心。”关于他姐姐，他写道：“虽然你早早地就被人从我身边强行带走，但你的样子永远刻在我的心里，无论再过多少年，无论我命运如何，谁也不能把你从我心里抹去。”
那时候，类似伊奎艾诺的遭遇相当普遍，这比流放囚犯更可怕。流放囚犯的制度的确毁掉了很多家庭和群体，给人造成了深深的苦难，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末，估计有225万囚犯被流放，尽管有很多囚犯活了下来，而且混得相当不错，但是很多人的命运却极其悲惨，那些囚犯被迫服苦役。但在同一时期，世界上还有一个更为残酷的、延续时间更长的灾难存在着，那就是“奴隶制度”。
奴隶贸易在非洲存在了好几百年，事实上有四个不同的奴隶贸易市场。早在9世纪，奴隶贸易就横跨撒哈拉：遭受绑架后被贩卖到北非的奴隶贸易，红海和印度洋地区的奴隶贸易，贩卖到中东、印度和印度洋岛屿种植园里的奴隶贸易，从大西洋地区贩往美洲的奴隶贸易。在很多非洲国家，起码有20代人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自己的配偶、孩子或朋友突然失踪，而且毫无踪迹可寻。很多非洲人认为自己的亲人被绑走，并运到海外被人吃掉了。
在有奴隶买卖的社会里生活，生命毫无保障。在那漫长的岁月里，被人绑架的危险随时会出现。在18世纪的非洲，像奥劳达赫·伊奎艾诺居住的这样的村子里，有些村民下地干活时，就把孩子锁在围栏里，有人甚至拿着武器进行保卫。
然而，危险并不总是来自外面。如果两个村子或族群相互实施暴力，发生械斗，有时候整个村子会被骑马的人包围并烧毁。那些逃过一劫的人则会被绑走。同一个群落的人也会发生内讧。很多农民急于自卫，情急之下会绑架别村村民，把他们卖给奴隶贩子，用得来的钱购买防身的刀枪。有时整个群落都分崩离析，首领也变成了奴隶贩子，把自己的人当作供品上供，有时一年就进贡几百人。还有些地区，对犯了罪的人实施的惩罚就是卖给奴隶贩子。有时候，为了给奴隶贩子提供奴隶，他们给一些无辜的人定罪，硬说其犯了通奸罪或巫术罪，然后把人卖给奴隶贩子。卡桑戈部落的酋长设立了一个名为“红水神判”的审判仪式，他们强迫被指控犯了罪的人喝一种放了毒药的红色液体，喝了红水又吐出来的人被判有罪，然后卖为奴隶；如果喝了药水没吐出来，当即死亡了，他们的家人就被卖为奴隶。
还有比这更恐怖的，有些村民发现自己不是被近邻欺骗出卖的，而是被自己的家人给出卖的，目的竟是为了还账。19世纪的德国传教士，西格斯蒙德·凯勒询问了140多个曾经是奴隶的人，想了解他们是如何被卖为奴隶的，几乎20%的人说是家人或朋友把他们出卖的。有一位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和多哥格布赖族的人接触过的人类学家说，这些人对那个时代有着“异常清晰的记忆”，而且说起这事来语气很平静，毫无悲愤之意。当地的格布赖人还给他指了指出卖自己亲戚的人曾经住过的房子，而且还记得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名字。出卖亲戚的人通常是男人，按照传统，男人对于他们姐妹的孩子拥有所有权。即便是现在，格布赖族里当舅舅的人还经常对外甥开玩笑说要把他们卖给奴隶贩子。
大约有3000多万人被从家里带走，绝大多数人再也没有回来。仅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从1700年到1850年间，就有1000万人被卖到海外为奴。那时候，有一个海员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来描述被卖奴隶极度痛苦的惨状：“当船开始起航时，船上整夜都在一片混乱之中。我从来没听见过那样的恸哭哀号，就像疯人院里可怜病人的嚎叫。男人们摇晃镣铐的声音震耳欲聋。”
在这1000万奴隶中，到达大洋彼岸的只有880万，很多人都命丧途中。
如今，非洲大陆饱受经济落后之苦，这些问题大多与奴隶贸易密不可分，同时也与1885年到1960年殖民时期遗留的问题有关。虽然历史学家运用了该时期翔实的史料，对于奴隶制度和殖民制度造成的长期破坏给予了令人信服的论证，但直到现在，没有人曾尝试对那个时期造成的破坏进行量化。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内森·纳恩，在读研究生时对现代非洲的各国经济进行比较，他发现，如今最贫困的国家多是以前在奴隶买卖中流失人口最多的国家。
非洲的奴隶买卖已经结束了一个多世纪，这种制度对于非洲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有着什么影响呢？纳恩发现这段历史的遗迹不但在物质生活和公共机构中流传了下来，而且对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有影响。
内森·纳恩出生在加拿大一座农场的小木屋里，这个农场远离人烟，只能乘飞机或雪地摩托才能到达。他还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有一天，玩具卡车掉进了缘木地板的缝隙里，拿不出来了，这让他非常沮丧。纳恩的父亲是美国蒙大拿州人，母亲是韩国人。他父亲来到加拿大，是为了培育一种母牛和牦牛杂交的新品种，这种牛能够耐得住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早些年间，他在韩国首尔认识了纳恩的母亲。经过几年的鸿雁传书，她飞到了加拿大西海岸与他完婚。从一个东亚闷热潮湿有700万人口的城市，来到只有10个人的加拿大苔原农场，这样的举动非同寻常。在纳恩小的时候，母亲常给他讲由此带来的文化冲突的故事。有一次，他们坐着马拉的雪橇穿越冰冻的湖面。突然，湖面裂了，几匹马一同掉进冰窟窿，小纳恩的父亲不得不破冰救马，随后砍来干树枝，在湖岸上生起火来，马才不至于被冻僵。
在新英格兰寒冷的一个冬日，我在纳恩的哈佛大学的办公室外面见到了他。他长着一张孩子似的脸，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神态，很难让人与他的工作和名声联系起来。多年来，他一直在档案堆里搜寻收集十万多奴隶的档案记录，在经济学领域，他有着开拓人的称号。我们坐定以后，就谈起了文化之间的系统差异、历史的作用，以及为什么在奴隶买卖中流失人口多的国家如今是最贫穷的国家等问题。
为了找到奴隶贸易与现代经济之间的联系，纳恩在思考当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否同奴隶贸易之前就存在的地域不平衡相关联？是否越穷困的国家奴隶贸易越多？然而，纳恩的研究结果与此正相反：在奴隶贸易中流失人口最多的地区恰恰是非洲经济最发达、机构组织最完善的国家，这些国家都有中央政府、国家货币和完整的贸易网络。恰恰是那些在奴隶贸易时期最不发达、遭受暴力和战争之苦最深的国家，能驱赶奴隶贩子，免遭奴隶贸易长期的影响。
当代的贫困现象同历史上奴隶制度之间的关系，能用殖民主义带来的后果或者一个国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来解释吗？纳恩发现这些因素看似有影响，但是影响都不大。起作用的却是奴隶制度，而且作用很大。
当纳恩还在读研究生时，就读过奥劳达赫·伊奎艾诺的遭遇和西格斯蒙德·凯勒对奴隶制的记述，并对有那么多被朋友和家人出卖为奴的亲身经历的报告深感惊愕。大约有20%的奴隶被关系很近的人出卖。纳恩想知道这种背叛有什么样的长期影响。有一天，他认识了一个询问同一个问题但目的不同的人。这个人叫伦纳德·万奇肯，是在纳恩作有关奴隶数据的演讲后认识的。万奇肯是在贝宁长大的，而贝宁是遭受奴隶买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纳恩关于奴隶买卖是如何影响现代国家经济的观点与万奇肯的看法不谋而合，万奇肯认为“信任”观念是问题的关键。
万奇肯对于“信任”这个问题已经思考了很长时间。当学生时，他热诚、聪慧，尤其在数学方面很有天赋。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上大学时，他越来越深地卷入了政治激进主义。他组织抗议示威活动，散发传单，批判贝宁的残暴政府。后来，他的一些朋友被捕了，他不得不四处躲藏。五年来，万奇肯每两天就得换一个住处，有时候他必须睡在山洞里或丛林中。后来他被捕了，受到拷打。监狱警卫强迫他连续站立三天三夜，接着就是一连数小时的拷打。万奇肯在监狱里受了一年半的折磨后，终于逃了出来。他先逃到尼日利亚，然后跑到了加拿大。
尽管在贝宁的“小皇宫”（众所周知的情报总部的名称）里遭受磨难，但是万奇肯跟我说，贝宁最丑恶的方面还不是公开的腐败现象，而是亲朋好友之间的不信任。在贝宁，相互怀疑无处不在：在经济活动中，在政治活动中，甚至在家庭生活里，人们互相猜忌。当他还在上学时，人们就没来由地互相攻击，朋友间互相指责为巫师，就是在谚语中也有互不信任的体现，譬如“你能躲过敌人，但你躲不过邻居和家人。你要提防身边的人”。流行歌词中也有类似的话：“这家伙是笑面虎，看着善良，但会吃人。”有些歌词表明同母兄弟可以信任，异母兄弟、表亲和其他亲戚不能信任。他这一辈子，总是听他母亲警告他说当心他的叔祖母阿维蒂诺，唯恐她会伤害万奇肯，可母亲表面上却十分关照这位叔祖母。万奇肯在母亲去世后，过着逃亡生活时，曾跑到这个叔祖母家门口敲门，那时候，叔祖母已经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但她还是挣扎着起来和他打招呼，她只想说点善良的话：“当我去了天国时，我要对你母亲讲，请她别担心，告诉她你一切安好。”
小孩子之间的对话里面也明显能反映出人们之间的不信任。据万奇肯回忆，两个九岁或十岁的孩子互相提醒提防某人，他们会说“他可能卖了你”，或者“他会让你消失”。在离开贝宁之前，万奇肯从来都没有想到过“卖了你”除了字面含义，还有什么别的意思。这肯定是奴隶贸易时期遗留下来的概念。
加拿大给予了万奇肯难民身份，时隔不久，他取得了大学本科学位，然后继续深造，又拿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来，他受聘担任了纽约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后又到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他和纳恩相识以后，就开始一起合作了。
他们凭直觉认为，从“信任”这个概念入手，能找到奴隶制度可能依然影响着现代经济体的方式，但他们的目的是寻找证据。当然了，信任对于任何经济体都是至关重要的，社会要想发展贸易，就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信任，这是最起码的条件。如果人们相互不信任，他们就不愿意做任何生意了，小到简单的物品交换，大到复杂的签约生意。然而，在经济学领域里，以前还没有人试图调查历史、信任和经济的关系。总而言之，信任是一个文化因素，而“文化”又是一个模糊的、不明确的概念。纳恩和万奇肯尽可能给出一个简单的定义：文化是人们作决定时所采取的、以自己的实际经验为基础的最基本的标准。人们总是问自己：“我到底信不信任这个人？”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在做出决断时有不同的标准。
纳恩的研究发现，一百年前在奴隶买卖中流失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现在最穷的国家，基于这个观念，纳恩和万奇肯检查了“非洲晴雨表”，即衡量公众对非洲日常生活各个方面所持态度的民意检测标准。检测项目有非洲的民主、就业和公民的未来等问题。这项工程涵盖了非洲17个国家，很像盖洛普民意测验。研究人员发现，一般来讲，关系越近，得到的信任也就越深，人们给予朋友的信任多于政府官员，这是普遍规律。这个规律也适用于奴隶贸易问题，一百年前卷入奴隶贸易越深的群体也是现在信任理念越缺乏的群体。在现代非洲人中，那些自己的前辈曾在奴隶贸易中遭受创伤较重的人，比那些前辈受创伤相对较轻的人，缺乏信任观念，他们不但不相信地方政府和同民族的人，也不相信亲戚和邻居。
是奴隶贸易引发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互不信任吗？这种不信任文化一直传承至今，对原地区的居民依旧有影响吗？有很多迹象表明，二者之间或许真有必然联系。通常来说，如果亲眼看见了无辜的人突然被人抱走，或者被当作奴隶卖掉的情景，你从此就不会再相信别人了。不轻信别人可能会使人活得好一些，起码自己不会被人当奴隶卖掉。大人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也都会教他们要小心谨慎。奴隶贸易与对人失去信任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解释：奴隶贸易不但使人不再信任别人，也使人失去了别人的信任。或许人们不相信像贝宁这样的国家的人，是因为他们不值得信任。在这样的国家里，首领对自己人下手，家人出卖自家人。这种“背叛”文化与“不信任”文化是否是一同遗传下来的？答案是“是”，但不完全是。纳恩的分析揭示出：当年受奴隶贸易灾害最深的地区的民族群体和地方政府如今也最不受人信任。有前辈曾在奴隶买卖中沦为奴隶的人更有可能不认可当地的议会议员，说他们腐败，说他们不听选民的意见。纳恩解释说，这很可能是对这些地区议会的准确评价。然而，即便是不考虑对方值不值得信任，受奴隶贸易灾害最深的国家都有大量的不信任的现象存在。
当纳恩和万奇肯发表了他们的研究结果以后，万奇肯在一个贝宁的电视节目中谈论了这个问题，并引起了很大反响，有很多人给他写信，好像每个人对此都有看法要发表。有一个老朋友为了让万奇肯听到他们全家人对这个话题的激烈争论，用免提打电话给他，整个国家好像掀起了一股信任话题的讨论热。人人都承认有一个深深的不信任的阴影渗透在他们的生活里，而且人人都认为这种相互怀疑的态度对谁都没有好处，人们应该更为相互信任才是。
然而，在他的研究发表了多年并在他移居美国之后，万奇肯给他住在贝宁的姐姐打电话，告诉她有一个老朋友要来看他，他姐姐警告他说：“你可得格外当心，提防这个人！”万奇肯当时就想：“我认识这家伙已经40年了！他要想害我早就害了，还用等40年吗？”在贝宁，有关信任的话题一直是公众谈论的永恒主题。万奇肯已经着手在贝宁创建一所大学，他说：“我对非洲，尤其是对贝宁的最大贡献就是通过开设高水平的经济学研究生课程，来培养下一代领导人和学术界人士。九月份我们就开始了这项工程，现在一切准备就绪。”
有人断言，不信任和对历史缄默的习俗会延续一个多世纪，但纳恩和万奇肯对此感到费解。一般来讲，我们不认为人的观念或心态会持续这么长时间，难道人的观念和情感有可能继续遗传下去吗？
1348年，在日内瓦湖的一座城堡里，一个叫阿基米特的犹太人在“很多值得信赖的人”面前受刑。最后他坚持不住了，承认是他在当地的井里下毒，引起了黑死病。在上一年，这场瘟疫通过丝绸之路席卷到了欧洲，在一个又一个的村庄里，人们一起床就发现自己发烧了，手脚的指甲变黑，淋巴结很奇怪地肿了起来，然后爆裂流血。还有些人体内出血，尿血，咳血，最后在极度痛苦中死去。
这场瘟疫传播得又快又广，整家整家的人，整村整村的人被传染，据说欧洲就有5000万人因灾死亡（占欧洲总人口的60%），世界范围内有7500万人丧生。当时谁也不知道这场可怕的疾病是什么，又来自何方。有人认为这一定是上帝的惩罚，有人说是星球运动的结果，还有人说这是人类自己制造的疾病。很多人将其归罪于当时欧洲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犹太人，有的归罪于残疾人，还有些个别情况竟然归罪于贵族阶层。人们主要认为瘟疫是由犹太人引起的。阿基米特受刑之后，令人发指的对犹太人进行的有组织的迫害与屠杀（针对某一族群的狂暴的骚乱行为）席卷整个欧洲，时间长达十余年之久。
当时有个地区，就是今天的德国，有320个城镇有犹太人居住区，其中的232个城镇对犹太人实行了迫害与屠杀，他们破坏犹太人的房屋，对人实施酷刑，驱逐屠杀犹太居民。在很多地区，整个社区被解散，逃亡的犹太人遭到农村暴民的围攻，只有79个城镇还能保持平静。尽管如此，基督教徒中仍然有保护犹太人的人，克莱门特教皇四世就宣布井里投毒事件是“不可信的”，医务人员也说井里投毒的传闻不符合事实，但是理性在恐慌面前没有力量。当瘟疫吞噬了瑞士的巴塞尔州时，死于瘟疫传染的基督教徒比犹太人多。1349年1月9日，大约有六百名犹太人被赶进莱茵河的一个岛上，在一幢特制的木制建筑中被活活烧死。
三年以后，瘟疫的高峰过去了，但是由此产生的恐慌和仇恨仍在继续。后来，经济学家尼科·沃伊特兰德和汉斯-约阿希姆·沃斯有关观念传承的研究，是该领域最为杰出的成果之一，他们发现仇恨在一代又一代人中间持续，竟长达六百年之久。
沃伊特兰德和沃斯对比研究了同一个城镇的犹太人在黑死病之后和20世纪20年代所处的境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反犹太人主义在德国形成高潮，很多德国人把战争归罪于犹太人，因此，村民们再次掀起迫害并屠杀本村犹太人的高潮。这两位研究人员确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施行最残酷的反犹运动，与在黑死病时期的迫害屠杀明显地成正比。在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20次对犹太人的屠杀中，有19次发生在14世纪时曾迫害过犹太群体的城镇里。假如你是一个生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犹太人，居住在14世纪没有发生大屠杀的城镇里，那么你被同一城镇里的居民打杀的概率是1.1%；假如你是住在发生过那场大屠杀的城镇里的犹太人，那么你遭到打杀的概率就要升至8.2%了。
沃伊特兰德和沃斯对于亚琛市和维尔茨堡市进行了对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两个城市的规模相差无几。从1100年起维尔茨堡市就有犹太人居住了，而亚琛从1242年起才有。在黑死病爆发前后，亚琛市没有发现反犹暴力事件的记录。与此相反，维尔茨堡的居民围攻了犹太人居住区，并打死了800人。沃伊特兰德和沃斯注意到中世纪时，在维尔茨堡的公证员写给主教的信中就有反犹情绪，他写道：“犹太人就应该被火焰吞噬。”大约过了600多年，尽管两座城市的犹太教堂都曾遭到过破坏，但是只有维尔茨堡进行过反犹大屠杀。
沃伊特兰德和沃斯不仅仅调查了20世纪20年代在德国直接迫害犹太人的活动，他们还从其他方面追寻反犹运动。其中一个方法是检测1928年纳粹党实行的民意调查，那时候纳粹还没有得到公众的拥护。沃伊特兰德和沃斯写道：“在有火烧犹太人历史的地区，纳粹党得到的选票是没有这种历史地区的1.5倍。”
在写给最具纳粹种族主义色彩的报纸《进攻者报》（Der Stürmer）的编辑的信中，也能看出与遥远的历史之间的联系。两位研究人员确定了写信人的住址，并且发现了这些地方与施行反犹暴力活动的城镇有着很强的联系。在20世纪20年代住在维尔茨堡的居民给该报编辑写的反犹信件是别的城镇的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