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正经科学的圣殿里，有一个位置是预留给约翰·特林考斯（John Trinkaus）的。今天，他已经退休了，这位曾供职于纽约某个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一股脑儿发表了好几篇论文，但没有一篇和他的老本行相关。这几十年里，他的个人研究到底贡献给了什么呢？贡献给了让他生气的一切。他发表在《心理学报告》（Psychological Reports）和《知觉与运动技能》（Perceptual and Motor Skills）上的那些论文从侧面勾勒出了一幅惟妙惟肖的肖像——一个暴躁无常、很容易被这个社会中日益滋长的不文明现象激怒的家伙。
约翰·特林考斯在大作中研究的是在他所居住地区有多少人会遵守十字路口上的Stop指示牌。17年间，他就相同主题共完成了七篇论文（五篇贡献给了机动车司机，两篇贡献给了骑自行车的人）。1997年他发表了这个系列最后一篇论文时，调查结果让他很囧：只有1％的人（而20世纪80年代初这个比例是37%）的司机和行人会在指示牌前完全停住，而其他人只是稍稍减了速，换句话说，基本上是按照正常速度在行驶。还有那些把车停在残疾人车位或消防车车位的会开车的野人呢？他也都一一记录在案。那些不会把自己车顶积雪清理掉并因此可能导致积雪砸到后面车辆挡风玻璃的家伙呢？也都记下啦。站在另一个十字路口的约翰·特林考斯观察到，当救护车的鸣笛在街头响起，越来越少会有司机把车转到右车道为救护车让出位置，而这也让他气得够呛。
在10年中，他常常会去诊疗室测算病人的等待时间，得出的结论是看个病平均要等24分钟。神经科等待时间最长，而泌尿科等待时间最短（得出了什么结论，随便你）。在约翰看来，排队等待浪费的时间对于社会而言是一个沉重负担。1985年，也就是他这篇论文发表的时间，如果把全年中每个人的等待时间全部加起来，再乘以每年问诊的人数和平均每小时的诊费，可以得出最终的损失是——240亿美元。这也把他气疯了！
他还有其他研究场所和怒火发泄地：超市。他记下那一个个让超市付款速度变慢的事件，比如那些明明没有资格却也挤到“最多10件商品”自动收银台付款的人，还有那些嚷嚷着要大人带他去看圣诞老人的熊孩子。约翰似乎也不再喜欢公文包这种东西了。在郊区火车的下车处，他数了一下携带公文包以让自己显得很重要的旅客有多少个。他也数了那些从反面打开公文包的人，并且，他用了4年时间获得了100个公文包的三位密码组合，发现73％的人都保留了原始密码000，而也许就是这种平行六面体又蠢又多余的终极证据了。
看电视的时候，约翰·特林考斯也为“是”这一应答语的使用在不断减少而感到遗憾，取而代之的是“绝对的”“完全正确”这样的字眼。他也搞不懂为什么有人爱穿白色网球鞋（对哦，为什么是白色呢？）以及为什么那些人要把棒球帽反过来戴。他还注意到，在天主教堂，人们也不再愿意花上一枚硬币来点燃一根蜡烛了。最后，约翰·特林考斯还有一个发现：气象工作者预报有暴风雪的时候，他们经常会搞错暴风雪开始的时间以及积雪的厚度，而这也让他很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