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早期，欧洲人开始欣赏波提切利的画作《维纳斯的诞生》以及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君主和女士们享受着早期的流行音乐——由复调合唱曲的歌者和鲁特琴演奏者共同演绎，也许同时他们还阅读着皮克·德拉·米兰德拉（Pico della Mirandola）的《关于人的尊严的演说》（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和托马斯·马罗莱（Thomas Malory）的《亚瑟王之死》（Morte d'Arthur），后者讲述了亚瑟王和他的骑士们不朽的传说。
早在1430年，荷兰和德国便引进了各种版本的大量书籍，到了1500年，全年已经有35000本图书在这两个地区出版，这个数据远远超出了早期天主教修士在修道院文书房抄写的文本数量。英格兰中产阶级中有文化的人数量越来越多，从而为图书的批量生产创造了巨大的市场。这其中很多书均印刷在木质纸浆制成的现代纸张上，是一个崭新的过程。牙刷则发明于1498年。是啊，文艺复兴确实是个奇妙的时期。
不过这个辉煌的时期依然有阴暗的一面。在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专著《君主论》（The Prince）中讲述的致命的政治阴谋是当时很普遍的事情，引发了君主与诸侯之间一系列涉及土地和贸易的血腥争执。这种争吵进而导致了一系列城邦和国家之间的小规模战争。
虽然有诸如伽利略和哥白尼这样的伟人的影响，启蒙思想也在缓慢地发展，并最终生发出人文主义，但欧洲人依然会因为科学、政治和宗教方面的信仰而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当然，还有一种原因是他们被控告与魔鬼同行。
就在这种混乱的气氛中，诸如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这样的欧洲人开始了对新大陆的探索。他们发现生活的世界原来是球形的，不过为这种探险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而这也证明了，需求是发明之母，在下面这件具体事例中，安全套便是如此。
一种前所未知的疾病
《毒蛇防治》
摘自反对那恶毒蛇的专著：“我叫它大毒蛇的原因是，我们找不到比它更恐怖的对比物。这种动物是非常令人厌恶的、危险的和可怕的。”蛇可以与阴茎联系起来；迪亚兹·德·伊斯拉（Diaz de Isla）将梅毒病人阴茎的毒素和蛇的毒液相等同。
研究《圣经》的学者相信，圣经中提到的很多麻风病瘟疫实际上是指性交传染的疾病。在和米甸人（Midianite）的战争结束以后，犹太士兵被命令杀死所有米甸的女性囚犯，因为这些女犯人“是通过和男人睡觉来认识他们的”。《利未记》14章建议性交后洗澡。除此之外，虽然罗马人戴安全套以防止妓女的“维苏威火山的草率”，但古人和早期欧洲人很少特指疾病通过性交传染，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495年。
一种到目前为止也没人知道原因的神秘流行病，以极快的速度让心脏受到伤害，看起来似乎是无法医治的。
一位16世纪的历史学家
哥伦布的西班牙水手从海地回来之后，向巴塞罗那的迪亚兹医生求诊。迪亚兹日后出版了最早的有关由他命名为“印度麻疹”（Indian measles）的书籍。“这种以前不为人知的疾病，无法看见也无法描述从何而起，它迅速蔓延到全世界。”
治疗之后，这些水手离开了巴塞罗那，作为雇佣兵服务于西班牙和法国军队，参加了征服那不勒斯王国的战斗。法国国王查尔斯八世（Charles Ⅷ）的军队试图宣布那不勒斯属于法国王权，这个计划的更进一步是查尔斯试图成为整个东方的国王。作为回应，卡斯蒂利亚（Castile）的国王斐迪南五世（Ferdinand Ⅴ）将他自己的军队派到他的兄弟那不勒斯的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Ⅱ）那里，帮助后者抵御法国的入侵。
到达意大利后，得了传染病的雇佣兵水手们直接光顾了那不勒斯的妓院，并在那里把疾病传染给了妓女们。之后，这些妓女又去为卡斯蒂利亚、法国和意大利的士兵们服务。经过如此一番旅行，“印度麻疹”似乎变得更加凶狠了，好像野火一样在双方的军队中迅速蔓延开，之后又传染到城市，大约有一半以上的市民都感染了“印度麻疹”。
欧洲第一次大传染病就此爆发。这也就是现在说的大瘟疫，它于1495年重创了那不勒斯，距离哥伦布从新世界归来只有几年时间。查尔斯并没有成为东方的国王，其实，在他的计划真正开始之前梦想就已经破碎了。查尔斯的军队——由来自欧洲的各种各样下等人组成的雇佣兵构成——被更精锐的军队、查尔斯的愚笨和疾病所击垮。
但是，无论对于疾病还是对于西班牙雇佣兵来说，一切都远未结束。幸存下来的人于同年前往苏格兰，在那里他们或者为国王詹姆士四世（James IV）服务，或者为一位想要宣布在苏格兰称王的英格兰觊觎高位者服务。当詹姆士和觊觎高位者就统治权问题进行战斗时，爱丁堡被大瘟疫横扫，而这场流行病来自于同一批雇佣兵。詹姆士想要和这种从法国及其他奇怪地方而来的疾病作斗争，他命令“所有水性杨花的女人都必须停止堕落和性行为”（这证明了一个事实，即他明白这种传染病和性交多少有着联系）。詹姆士还颁布了一条法令，即所有被认为感染了瘟疫的人须在面颊上打上烙印。但是，尽管有这些严厉的惩罚措施，疾病依然不断扩散。詹姆士畏惧之极，他宣布说所有染病的苏格兰人都必须被放逐到小岛上去。船每周五出发，每次都载满了病人。
当然是女巫的杰作
一种对瘟疫的英文委婉说法是“玄奥的疾病”（Occult Disease），指责此病是由女巫传播的。
就像爱丁堡疫情证实的那样，当西班牙雇佣兵撤出那不勒斯，他们又携带了新的疾病，并将之散播到整个欧洲甚至更远的地方。当瘟疫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当地人会根据推想它的起源国家来重新命名。意大利人称这种疾病为“西班牙病”；英格兰人称之为“法国瘟疫”；西班牙人则称之为“卡斯蒂利亚病”；波兰人以“俄罗斯”为之命名，而俄罗斯人以“波兰”为之命名。到了1505年，基督徒瘟疫、波兰瘟疫、法国瘟疫、那不勒斯瘟疫、俄国瘟疫、西班牙瘟疫、波斯瘟疫、土耳其瘟疫和英格兰瘟疫，终于蔓延到了亚洲。其他的叫法还有雅司病（lasbubas，西班牙）、博森痘（bosen blattern，德国）、葡萄牙病（mankabassam，日本）、弗朗索斯病（malade Frantzos，法国）和丘比特麻疹（Cupid's measles，英格兰）。终于在16世纪，这种恐怖的疾病以一个统一的名称闻名于世：梅毒（syphilis）。
伏尔泰
西班牙人从新世界带来的第一个果实就是梅毒。
梅毒或者法国病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希菲利斯》
16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科学家和诗人弗拉卡斯特罗（Girolamo Fracastoro）是将这种疾病命名为“梅毒”的人。弗拉卡斯特罗是哥白尼的朋友和同事，也是帕多瓦大学的逻辑学教授。他是第一个从学术角度将流行病的成因和疾病联系起来的人，同时，他确定说，梅毒（和其他致命的传染病一样）是通过种子一样的实体传播的——直接传播或者间接传播，从一个主体到另一个主体。诧异于这种致命的传染病，弗莱卡斯特罗甚至写了一首关于“法国病”的叙事诗，并按照自己虚构的牧羊人名字将之更名为syphilis。
根据希腊传说，弗莱卡斯特罗讲述了一个从亚特兰蒂斯（Atlantis）来的年轻牧羊人希菲利斯（Syphilus）的故事，他因为崇拜其他的神而被阿波罗惩罚。这种惩罚就是会让全身溃烂的梅毒。
牧羊人名字的由来是有争议的。有一种可能是弗拉卡斯特罗移用了奥维德（Ovid）的《变形记》中一个叫做Sipylus的人物。无论源自何处，“梅毒”这个词语肯定在部分地区流行过，因为它并不特指某个族群、国家或者文化。这首诗不仅提供了早期历史中致命性病的传播图景，也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的政治情况。
文艺复兴的弗拉卡斯特罗的诗
它第一次来到那不勒斯， 是与战争同行， 由法兰西而至， 倒是减轻了那里的困厄。
对于那些无名的印度商贩而言 来自西方的病魔， 不可能同时侵袭， 相距遥远的两个民族。
如果这瘟疫 是随那些贸易而至 一来一回代价可真昂贵！
若这病魔不是率先现身西班牙 便要在西方之外寻找发源。 因为从比利牛斯山脚到意大利， 瘟疫在法兰西播撒毒素， 西班牙却幸免于难。 这瘟疫在起源之处 必有非常之因，且难以发现。
既然本性是如此善变 为何此后我们还要惊诧于它的蔓延？
要界定这瘟疫的性质， 厘清它的起因， 这工作变数太多太过艰难。 …… 大自然的真实永远不会被我们所知。
我提出忠告当第一个春天来临， 或是在秋日，只要足够强壮， 给你的病人放血， 依据感染的程度，平稳地排出。
整个过程自然令人不适 却总好过病患缠身。
排导大量体液， 要用唾液防止凝结 接着你将会震惊于污秽遍地，祈求祛邪。
曾经有一位倒霉的牧羊人（不要相信古时的传闻）， 他的名字叫作希菲利斯 他在山谷中喂养了一千头小母牛， 他在河岸边放牧了一千只小母羊。
我们的希菲利斯，一切苦难始于一场干旱 他的羊群饥渴难耐。 望着午后毒辣的太阳 他愤怒地报以一连串亵渎谩骂……
意大利学者法拉皮奥的专著《法国病》影印件
弗拉卡斯特罗公正地指出是西班牙带来了这场疾病，但疾病本身没有对西班牙造成多大的伤害：“因为从比利牛斯山脚到意大利……瘟疫在法兰西播撒毒素……而西班牙却幸免于难。”
粉红丝带和亚麻套子——最初的现代安全套
碾碎木头，用水煮沸，喝下去。把你自己锁在一间加热的、密封的房间里，让生病的体液蒸发出来。
一种16世纪初针对“法国病”的治疗方法
在整个16世纪，梅毒持续传播到欧洲乃至世界各地：江湖医生到处都是，愉快地折磨着绝望的病人们，售卖各种据说有治愈功能的配方、膏药、护身符和祈祷文。有些治疗方法是有益的，其他的几乎就和疾病本身一样致命。在第一次瘟疫大流行后，欧洲人花费了60多年的时间去研究预防梅毒的方法。
意大利学者加布里洛·法拉皮奥（Gabriello Fallopio），是一位解剖学家，以发现输卵管而著名。他就梅毒写有一本专著《法国病》（De Morbo Gallico），该书在作者逝世两年后于1564年出版。在这本书里，法拉皮奥描述了最初的现代意义上的安全套，并宣称是自己发明的。
法拉皮奥关于阴茎的幻想
法拉皮奥向生男孩的父母推荐说，“要在男孩婴儿期让他忍住疼痛，并尽量拉长他的阴茎，因为这个东西长得大些总没有坏处。”不过，他没有具体说明父母应该怎样去完成这件事情。
尽管套套《法国病》出版前好几千年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关于现代早期的欧洲人使用“传统的”男性安全套的书面证据已经很难找到了——也可以说因为是商业机密吧，无从寻找确凿的证据。因此，看起来法拉皮奥真的相信是自己发明了安全套。
法拉皮奥在他的书中形容的安全套是一片亚麻布，缝成适合龟头大小的尺寸。早期版本听上去可不怎么舒服，但是法拉皮奥说这玩意已经达到了他设计的目的，防止男人被一种性病——也就是梅毒——传染上。
根据法拉皮奥的说法，“每次男人性交前，（如果可能）都应该清洗他的生殖器，或者用布擦干净。然后他应该将一小块亚麻布放在龟头上，再将包皮往前拉至包住龟头。如果他能做到这点，那么他最好能用唾液或者其他乳液湿润阴茎……我在1100个男人身上做了实验，请万能的主证明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被传染了疾病。”他还推荐了另一种方法来穿戴他的安全套：把它塞到尿道里去。但是多少男人能从这种极不舒服的方法中得到帮助很令人怀疑。
明显地，法拉皮奥将盖住男人阴茎和防止疾病联系在了一起：他相信，男人和女人之间交换的体液和疾病传染有着直接的关系。考虑到这点，他也将他的安全套浸泡在化学溶剂里，这种溶剂在不经意间就起了杀精剂的作用——一种之后流行了几百年的科技。法拉皮奥的目标是让男人免受疾病侵害，他对于和男人发生关系的女人是否怀孕没有做过记录。如果当时他做了记录，那么他对“法拉皮奥安全套”的第二个认识或许就是它也是一个控制生育的工具。
当法拉皮奥在女性品位上做了一点让步的时候，他确实考虑了“女性”这个问题：他用粉红丝带一圈圈将亚麻布固定在阴茎上。他非常骄傲于这种缠绕的花式——很可能他是从给他做套子的女人那里学来的，虽然他坚称整个发明都出自他自己。他也骄傲于这种套子的方便性，因为它可以藏在钱包或者口袋里。
当法拉皮奥发明了卑微的小安全套的消息传开后，人们就它的存在和用途一直进行着探讨，而它也出现在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中：医学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到了16世纪末期，萨克森的赫拉克勒斯（Hercules of Saxonia）记录了一种用亚麻做的防止疾病的“套子”，它被浸在化学溶剂里，并可以晾干。但是，差不多同时期，法国作家莱昂纳尔·勒西乌斯（Leonard Lessius）在他的著作《法律和正义》（Law and Justice）中指出，使用安全套是不道德的。这也说明了，虽然法拉皮奥在伦理方面意识滞后，但现代安全套还是立即从单纯表示情人和疾病之间的关系发展到了再一次被人们意识（或认知）到其是控制生育的一种方法。
一位16世纪耶稣会会士的谴贵
……或者其他任何办法防止怀孕，都是违反自然的死罪。不管意图有多好，这一罪行都无法被抹杀，它阻碍了种子实现自身的自然目的——繁殖。它和体外射精几乎没有区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托马斯·桑切斯修士可能知道关于安全套的事情。他当然也明白基督徒们时刻在设法避孕。
不管怎样，神奇的新发明迅速传播到全欧洲，穿越了英吉利海峡，最终走向了全世界。
衣服和安全套 遮阴布——好看还是实用？
安全套的先驱者，或者说法拉皮奥亚麻安全套的表亲，并且可以公开示人的，就是遮阴布。
和古埃及以及古希腊套子从衣服转向保护功能相似，14世纪中期，遮阴布从最初一些主要的样子逐渐发展变化。最初，经常骑马的和在军队服役的年轻男性，为了舒适和方便，将他们穿着的束腰罩衫进一步改短。他们不要长袍或者外套绊倒自己。
这种改短的潮流变得非常极端，以至于有些男人的制服变成了紧身裤搭配非常短的衬衣。这些赶时髦的绅士们很喜欢穿着他们几乎衣不蔽体的制服站一块儿闲聊，这让以过分拘谨闻名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开始关注道德的——并且也是视觉的——问题。他命令当一个男人到宫廷来的时候，他必须穿着能够“遮住阴茎和屁股”的衣服。因此，很多衣服有了玄机，比如挂下一块布来遮住可能冒犯国王的阴茎。之后，这种样式迅速演变为分开的几块布，当然要突出男性生殖器部分。
男裤前褶的演变
但是，直到15世纪晚期梅毒爆发之后，真正的遮阴布才出现。时尚潮流指示人们“少即是多”，遮阴布大行其道。它有各种形状和尺寸，内里中空且分层，外面经常有华丽的绸布做装饰。这种套子内层所使用的布通常是柔软的亚麻，有的可以拆卸下来清洗。遮阴布有各种各样的穿戴方式，和古老的阴茎套子的穿戴方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当然，他们必须容易移除，以免影响阴茎回应自然的呼唤。
遮阴布和梅毒到底是什么关系呢？研究衣饰的历史学家考虑着遮阴布的真正意义：从时尚历史中极端男子主义盛行时期的男性生殖器崇拜到钱包的有趣变异。实际上，事实证明，遮阴布逐渐演变成了一个矮胖的保护套子——保护阴茎不受眼睛的窥探、痛楚的磕碰和肮脏衣服的侵扰。
胜利以后的穿着：一位17世纪的绅士
能减轻梅毒感染带来疼痛的软膏让阴茎变成了明亮的橙色。这种橙色软膏极容易让人看见，被认为是一种社交上的不礼貌，因为这证明了该男人患有梅毒，他会因此被排斥于社交圈之外，虽然很多贵族都患有这个病。不过，这种软膏也让穿戴者的外套不被流脓的疮口和各种药物弄脏。更重要的是，这种疾病让男人的阴茎变得非常脆弱和疼痛。遮阴布多层次和宽松的特点，为避免男人被人群碰撞或者被文艺复兴晚期普通人腰带上的配备（钱包、刀剑、匕首等等）所误伤提供了很好的保护。只有当男人服装款式改变，并再一次变得朴素，遮阴布——或者说对遮阴布的需求——才会消失。
乔叟的遮阴布
哎呀！他们其中有一些人展示着巨大的阴茎和突出来的睾丸看上去就像裹在紧身裤里的疝气，而这些人的臀部好像满月时雌猿的屁股。更有甚者，他们将紧身裤的一条裤腿染成白色，另一条染成红色，让他们的阴茎看上去有一半被剥了皮。如果他们将裤腿染成其他颜色的组合，比如白色和黑色、白色和蓝色、黑色和红色等等，不同的颜色搭配代表着他们的阴茎被不同的东西损坏了：圣安东尼大火、毒瘤或者其他灾难。
乔叟笔下的教士关于遮阴布的一个不太性感的描述
姿势和折叠纸张的古老艺术：充满异国情调的东方是怎样的呢？
从马可波罗时代开始，欧洲探险家就一直在为和亚洲建立商贸关系而努力。到了15世纪，勇敢的水手和商人继续努力加强欧洲和中国、印度以及日本的进出口纽带，他们主要用欧洲生产的商品与东方美丽的丝绸和其他充满异国情调、能在国内卖出好价钱的商品进行交易。但是，西方人也把一些其他的东西带到了东方：一种新的疾病。
16世纪初的时候，梅毒进入中国和日本，而它于15世纪末已经进入印度。到了18世纪，即便南太平洋与世隔绝的小岛上也有了梅毒。
但是，东方人使用安全套吗？他们是为了免受疾病传染还是控制生育？是15世纪才开始使用的还是更早？对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他们使用。
中国的安全套在当时称为“阴枷”，是用浸了油的丝绸、纸张或者羊肠做的。和早期欧洲的亚麻布安全套相当，阴枷只遮住男人阴茎的头部，而且大多数都是富有、游手好闲的男人使用。他们喜欢尝试中国色情书籍里描述的那种奇异的性交，但又不想造成意外怀孕的后果。看起来，他们并没有考虑太多性交传染疾病的问题，主要还是因为中国人都非常注意个人卫生。实际上，全中国的人都相信一种保持自身干净的方法：中国男人和中国女人在性交前后都会把私处洗干净。如果私处有小伤口或者擦伤，他们会将一种用琼脂做的啫喱涂在生殖器上，以防止传播任何疾病。
广东的梅子
人们认为，中国在16世纪以前就有了不致命的性病，但不算太大的毛病，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欧洲人带进来致命的瘟疫。
17世纪三四十年代，被中国人称为“广东疮”或者“梅花疮”的梅毒横扫了中国大量地区（中国中部相对受影响较小）。中国医生很快发现了这种可怕疾病和性交之间的关系。不过，一般老百姓没有这种认知，他们——和一般的欧洲人一样——找来真真假假各种原因解释疾病的源起。他们认为这只是又增加了一种悲惨死去的方法，并将之与同样威胁着中国农民生存的黑死病混为一谈。而在上层阶级中使用的阴枷帮助贵族免受梅毒侵害。
葡萄牙瘟疫
16世纪早期，日本也同样遭遇了梅毒的侵害。这种病在日本被称为“葡萄牙病”（mankabassam），因为他们相信（的确如此）这是葡萄牙航海家达·迦马（Vasco da Gama）的水手带来的疾病。这种可怕疾病在日本的传播正好与欧洲风格的安全套的引进同时。这种安全套的日本名字是kawa-gata或者mara-bukuro，它用上好的皮革做成，由荷兰商人引入日本。
在梅毒出现之前，日本人一直使用一种称为“头盔”（Kabutogata）的东西控制生育。这种“头盔”是由非常薄、并雕有装饰图案的乌龟壳或者其他动物头上的角做成的。对男人来说，新引进的安全套比传统的“头盔”舒服很多，但是女人还是更喜欢使用传统的安全套，因为她们觉得后者更坚固。不管怎样，梅毒意味着安全套在日本社会的两个作用：控制生育和防止疾病传染。
海鸥和骏马
在中国和日本，有很多书籍专门讲述性行为和它的各种变化，包括对于性交姿势的各种想象。男女二人可以选择的姿势有：背飞凫、野马跃、龙宛转、空翻蝶、临坛竹、鸾双舞等等。有证据表明，随着安全套在日本的逐渐流行，它的应用也被融入仪式化了的对性交体位的选择中。戴上安全套被视为是一种前戏，迅速戴上它之后就能搭建具体交合的姿势了。不过，这些体位应该是来源于更早的年代。
在18世纪的日本，神道的神职人员运用古老的折纸艺术创造出一种令人惊异的安全套。源于折纸手工的折纸阴茎套（kokigami），是独身的神官对艺术以及对安全套历史的贡献。这种折纸做的安全套会被仔细地折叠成奇异的、凶猛的和健壮的动物比如老虎、熊和狮子，喻义让男人释放每个人身体里都有的野兽。
在和同伴交合的时候，穿戴者被要求做出和穿戴在阴茎上的那种动物相同的姿势，双方还要同时尽量发挥想象力（对于没有想象力的人来说，在使用纸安全套之前，他们要先阅读神官写好的脚本）。我们不清楚游戏开始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这种安全套肯定一点也不卑微！
《爱经》
虽然梅毒是在15世纪90年代末传到印度的，印度人使用安全套的时间却肯定要更早，而且似乎和预防疾病或者控制生育没有什么联系。成书于8世纪的《爱经》的作者筏蹉衍那（Dama Sutra of Vatsysyana）提到了体位、兴奋剂和安全套（apadravyas）。
一些历史学家相信，印度安全套和埃及用带子固定的安全套很相近，意在使阴茎看上去更大，并刺激女人的性欲。筏蹉衍那推荐的非常不舒服的材料（用于男人）——木头、青铜、银、象牙和金子，证明了这种说法。不过他也描述了皮革和水牛角做的安全套（两者在日本都很流行）和三种印度安全套，为人们猜测印度安全套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留下了空间。
梅毒与麻风
到18世纪，“锁起来的”医院已经在英格兰和法国建立。这种地方实际上就是中世纪已有的麻风病院。如何对待将死的梅毒病人成为棘手的问题这些病院（不比监狱好多少）就成为他们的容身之所。这也说明了麻风病和性病之间由来已久的关系：“锁”（lock）这个字是法语“抹布”（loques）的变体，指的就是生病的人好像抹布一般，必须接受悲惨的命运，在麻风病院度过最后的时光。
第一种印度安全套叫做“臂环”（armlet），“必须和阴茎的大小相同，而且须用小珠装饰成粗糙的表面”；第二种叫做“一对”（couple），指“两个臂环放在一起”；第三种叫做“手镯”（bracelet），意思是“把三个臂环穿在一起，直到它符合阴茎的长度”。
对这三种东西传统的诠释是，它们是为了取悦女人而为男人准备的。但是，也有可能有更加实际的用途。不管怎样，说到创造力，东方文化超出西方很多，当然，在安全套方面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