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9世纪结束，美国运通公司开始发行旅行支票，字典中出现了“宇宙飞船”这样的新名词，而IBM公司也诞生了——当时是制表机器公司（Tabulating Machine Company）。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G. Wells）在他的作品《世界大战》（The War of the Worlds）中引入“外太空”的概念，而柯南·道尔（Conan Doyle）写出了名著《福尔摩斯探案集》。妇女政权论者风生水起，在大西洋两岸不断争取着选举权，有些不幸成为殉难者。电话的发展也很迅速，到了1891年，伦敦人就可以致电给他们在巴黎的朋友们了。同时，秘书们正忙着在45万台打字机上打字。
另一方面，城市化、移民潮和工业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被诸如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和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这样的黑幕揭发者揭露出来，他们二人还发起了一场为在美国悲惨条件下生活的移民和童工带来光明的运动。同时，英国人正忙着维持自己的联合王国。不过，相对于所有在这个时期中发生的变化，有些事情是不会改变的：使用安全套依然是西方世界最受欢迎的避孕方法。
美国的性
赛利亚·莫舍（Celia Mosher）是一名在纽约从医的女医生，她于19世纪90年代实施了一次坦率得令人惊讶的生活方式调查，在调查中美国中产阶级妇女对于自己的性生活展现了非常诚实的态度。莫舍发现，在她调查的妇女中，大多数都反映自己对性是健康性地享受，甚至那些在1850年前出生的妇女，也在整个婚姻生活中坚持使用节育的方法，而且其中很多人强调自己使用甚至是喜欢使用安全套。10年之后，另一位女性医生做了一个类似的调查，她发现，到了20世纪初，这个数据几乎维持原样，45％的受调查者使用并喜欢安全套。
不过，总的来说，对安全套持两种截然相反态度的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一方面，科姆斯多克法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废止，所以安全套始终不能在公众面前合法出售；另一方面，法律条文与力图控制性交结果的人的欲望产生了直接的冲突。另外，安全套是一项盈利颇丰的产业，所以总有人敢于冒触犯法律的危险，为这个饥渴的市场生产越来越多的安全套。
1903年，西奥多·罗斯福就任总统，他是美国第一位持进步主义立场的总统。这时候，保护公民健康和福利的主要公共机构已经建立起来。在进步主义的庇护下，诸如玛格丽特·桑格一类活动家的后继者继续追求着性平等、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的终极目标。不过，和19世纪那些改革者一样，20世纪的改革家无视剧增的性病发病率，并没有在安全套和健康卫生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取而代之的是，将对节欲的呆板说教和对性传染疾病的教育有趣地混合在了一起，而关于“实践中如何预防疾病”却只字不提。
泰迪[1]的激烈演说和有意的不育
和格兰特以及海耶斯不同，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教条的影响，19世纪末土生土长的中产阶级男女对“种族自杀”的抗议甚嚣尘上，所谓“种族自杀”指的是那些控制生育的美国新教上流社会人群。抗议者宣称这些节育的人唾弃了自己身为美国公民应尽的义务。大量的移民令恐惧加剧，越来越多的移民意味着白种人很难再保持血统的纯粹。
领导1911年控诉种族自杀运动的人是坦率直言的政治家，前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一次演讲中，他说道
美利坚合众国和其他英语国家，与法国人民一起，共同承担着令人沮丧，甚至感到羞耻的局面。在伟大的文明国度里，生育率的迅速下降毫无疑问地代表着种族的衰败如果对此不加抑制，甚至意味着种族的消亡……
美国这个国家被不孕的诅咒笼罩，而其实是他自己招来了这种诅咒，因为不孕是有意而为。它是道德的缺陷，而非生理上的。它源于冷淡、自私、喜爱轻松、惧怕冒险，是一种对怀孕毫无认知能力的全然而可鄙的失败，是丧失了衡量何谓人生至乐之能力的全然而可鄙的失败，也是对责任的逃避或者是对何谓责任理解上的扭曲……
在最近的10年中，美国人口增加数量中的2/3来自于移民，而生育率的增长是有史以来最低的……
另外，为了平复自己不安的良知，当卑贱、浅薄的男人和女人们面对这些事实时，他们会回答说——“质量重要过数量”，人数的减少代表着个人财富的增加。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在不生育孩子的前提条件下，人口数量下降，质量也会随之下降。我们可以说，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到了20世纪末，法国将无法在文明世界中站住脚跟，正如今天比利时的处境一样；英语国家的人民同样将无足轻重，正如今天的西班牙语国家人民一样；白色人种的未来会仅限于德国和斯拉夫国家。美国人真的会对这个本来富足、充满希望的国家，对这个先驱者的后代本应开枝散叶的国家，最终沦为荒芜的土地感到满意吗？我们的先辈是征服大陆的伟大史诗中的英雄。征服者，他们用钢铁般的心灵去勇敢地尝试，对未来他们的眼睛里从来没有恐惧，从不畏惧责任和危险。而他们的儿女们，就因为喜爱安逸，害怕所有的工作和冒险，想要放弃身为一个男人或者女人最基本的责任，便让先辈们的鲜血白白流淌了？
19世纪结束时，使用橡胶安全套的人越来越多——但只是将之作为避孕工具。和安全套的早期历史不同，当像卡萨诺瓦这样的贵族对于为了“将性交从焦虑中挽救出来”而使用安全套都持谨慎态度时，将使用安全套看作是预防性病的手段这一观念就很难为大众所接受，至少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美国是如此。当性病的比例在整个19世纪中越来越高时，医学界和道德卫护士都认为性病是对性交这种罪恶的惩罚，安全套作为预防性病的一种工具，只能留给个体的美国人去重新发现了。
道德预防
人们应该认识到，可控的欲望无法帮助我们找到可怕、恶心的梅毒的病根在哪里。
进入到20世纪最初的10年，对性病患者的偏见愈演愈烈，甚至于诸如波士顿的马萨诸塞综合医院这样大型而且设备先进的医院也拒绝接收所有梅毒病人。全美国的情况皆是如此。很多年里，美国医疗机构只是坐视不理，绝少提及性病的教育和预防。
尽管有着恐惧和偏见，尽管科姆斯多克法案的阴影挥之不去，美国的性交易却日渐繁荣。1900年，仅曼哈顿一个地区就有至少15000名妓女，她们或者在街头招揽生意，或者在妓院、发廊甚至咖啡馆中工作。不过，对于改革者来说这却是一个新的时代，对于那些想涤荡性交易产业的社会活动人士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说，面临的问题与19世纪的前辈同道颇为不同。第一次，有改革者指出，是男人，而不是女人，主导着性交易，男人们以皮条客和恩主的身份剥削女性而得利。同时，改革者也认识到妓女人数的增多和性病感染人数增加之间的关系，他们开始将问题摊到公开场合来讲，以引起国家的注意。
一些州的立法机构也加入了与日渐扩散的性病的斗争中，通过立法要求医生向公众健康机构汇报性病案例。不过，这对于医生来说是一件两难的事，他们很少执行该项法律，因为担心这会让患者故意隐瞒自己的症状。一位医生说：“长期以来，都是些江湖庸医和民间医生在治疗性病，他们只顾赚钱，并恐吓病人让他们保持沉默。”另一个医生的说法更加直接：“如果医生被要求说出病人的姓名，要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不会再有病人光顾了。”
虽然间或总有针对性病爆发的政治性企图，但随着进步主义时代的成熟，社会卫生学家们（有如此称谓是因为他们决心净化美国公民的性行为）展开了一场运动以结束公众对性病的无知及误解。这群人由有改革思想的社会活动家和医学专家组成，而他们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认识到如下观点的组织：结束性病传播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公众场合讲授预防性病的知识。
卫生学家也让公众认识到：科学证实，受害者不止那些感染梅毒的人。很多无辜的妻子和孩子也长时间受到疾病的影响，因为女人可能被她们的丈夫传染，他们生出的孩子也可能带有梅毒。美国卫生和道德预防协会这样说：
现在，人们认为那些专门报道丑闻的记者的角色既无尊严也不令人羡慕，挖掘人性的弱点和堕落的工作令人不快甚而被人拒斥；这种事情只能在纯粹的责任心驱使下进行，但是丑闻在那里，总是要被发掘出来的……公众应该知道，性病在婚姻中的传染是非常危险的，而妇女则是最悲惨的受害者。
不过，历史反复证明了，仅仅依靠虔诚的声明，是很难达到真正的预防目的的。可惜的是，卫生学家们对安全套没有兴趣。
我的戏剧并非让人们沉溺于骄奢淫逸的思绪中，而是想让更多人进行理性的思考；我的戏剧不是浪漫狂想曲，而是对人性的关怀。
萧伯纳
萧伯纳的道德败坏
套套在19世纪晚期的英格兰是如此受欢迎，以至于文学大师萧伯纳大胆地（却不正确地）宣称安全套是19世纪“最伟大的发明”。看起来，萧伯纳对于安全套的历史没有多少了解，不过他的言论对于那些对安全套持肯定态度的节育鼓吹者来说，还是证明了他们的重要性。和美国社会卫生学家运动不同，英格兰的版本中确实有安全套的支持者，而他们在著名的——同时也通常是臭名昭著的——爱尔兰剧本中有一位不同寻常的盟友。
萧伯纳在19世纪晚期英格兰一些改革运动中表现得十分活跃，和诸如贝茜·贝赞特（Betsy Bessant）、玛丽·斯特普（Marie Stopes）以及好战的“爱尔兰自由斗士”这样的节育倡导者一起携手前进。但是，萧伯纳为推广使用安全套以及争取女性权利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他的戏剧《华伦夫人的职业》（Mrs. Warren's Profession）。在这部充满争议性的作品中，萧伯纳试图让英美的观众了解，产生妓女这个行业的社会原因，以及为什么女性总是被迫从事这一行当。他写这部作品的目的是让英美社会了解妓女并非放荡的罪人，不应该承受梅毒这样疾病的折磨，虽然这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和社会卫生学家眼里是理所当然的。他想让公众相信，卖淫和性病的传播是对妇女压迫的产物。一些改革家支持他的这种想法。他非常希望看到卖淫行业的消失，但在这个行业消失之前，至少要教育妇女进行“安全的”性行为。他也试图让男人主动承担责任，做爱的时候能够戴上套套。
但是，《华伦夫人的职业》遭到美英批评家猛烈抨击，认为作品反映的是“粗鄙的感官刺激”、是“完全不道德和堕落的”，是“宣扬道德败坏”。1905年，这部戏仅在纽约剧院公映了一场，科姆斯多克就亲自率领人马逮捕了所有演员。奇怪的是，虽然该剧被批评家和科姆斯多克贬得一无是处，之后它却又得到公演机会，而且是在华盛顿，观众包括美国第三位进步主义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和他的内阁官员及部分议员。萧伯纳愿意再次公演这出戏的原因还是希望人们了解女性是如何以及为何从事卖淫。
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事情来判断，萧伯纳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在你们眼中，华伦夫人就是个恶魔，这种想法正是思想暴力的一个例证。关于性的想法在不受束缚的脑海中隐约浮现，对于法律的制定者来说，这已经足以让他们用对待严重的金触犯罪的方法来粗暴地惩罚这一愚蠢、微不足道的堕行，一切看起来似乎都很自然。如果我戏剧的名字是《华伦先生的职业》，而华伦先生是一位书商，那么没有人会希望我把他写成一个坏人。
萧伯纳对批评的回应
初见光明——“进步主义”美国的性教育
尽管一些更加开明的卫生学家做了很多努力，这个时期依然是进步主义和遗留的维多利亚式道德捍卫者混杂的奇怪年代。虽然在此一时期，性教育（对于公众教育来说这是个新概念）产生了，但目的是帮助美国人弄清楚涉及性的道德观念，而非帮助年轻人更多地了解自己的身体和性生活。怎样、何时以及由谁来传播预防知识令运动本身迭生冲突，而相应的课程发展也因此受阻。关于如何预防性病的争论其实在100多年前就开始了，但是今天依然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有一些人相信性教育应该在家中进行，换句话说，就是维持现状。其他人则相信只有受过特别培训的教师（进步主义运动一项积极的成果就是为教育者提供了专门的、以大学为基础的培训）可以被允许来教授如此敏感和重要的课题。但是，这个课程不一定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思想开明。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是美国培育教师的学院中数一数二的一家，和现在一样，它要求培训中的教师参加“性卫生”课程。一本教师准备守则中解释说，对于新教师来说，了解学生关于性的那些白日梦比手淫更加糟糕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白日梦可以没完没了地做下去，手淫可办不到。其他的课程则是要让老师知道以及宣传，节欲是唯一可以接受的行为，除了为生育而进行的性行为。人之天性并没有对课程设置产生任何影响。
奇怪的是，虽然20世纪初时，进步主义分子和医学专家喜欢使用那些虚伪的、清教徒式的语言，但卫生学家的对话和争论确实让性病教育变得更加公开，而这正是往正确方向迈进的一步。这一事实，随着1918年科姆斯多克法案的废止，开始让安全套变得合法化。但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非进步主义运动，真正让安全套可以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并在对性病的预防中重新扮演起不可或缺的角色。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与“黑杰克”
1916年，当威风凛凛的队伍经过局势动荡的美国墨西哥边境时，“黑杰克”潘兴将军（John Joseph Pershing）和英格兰国王查理二世一样，给士兵们提供安全套。性病在美国军队中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潘兴不希望他的士兵因为这种传染病而大批死亡。当“黑杰克”发现他的士兵驻扎在哪里，哪里就会出现很多妓院，而性病的传播威力一下子就会大很多时，他毅然试图阻止这个现象，此一事实证明黑杰克是个有前瞻眼光的领导。他发明了一种军队控制的“干净的”妓院系统，在这种妓院中，有安全套供应，而且妓女都是受军医“管理”的。黑杰克的努力换来的是性病发生率的下降，而同时士兵们没有产生任何不满。潘兴首先是位政治家：他知道自己采取的方法会让人们对性的态度产生怀疑，所以没有对自己的成功大肆宣扬。
同时，在20世纪初的几年中，美国海军中有相当一部分医生在德国船只上工作，他们见证了德国海军反性病措施的成功与失败。德国人采取的措施是预防、及早发现（德国人的创新）以及感染后的药物治疗——法国率先研制出了抗梅毒的药物撒尔佛散，不过，这种药物的首次临床实验成功是1911年在英格兰的罗切斯特·罗军医院中。而却是德国人将其引进到自己的军队中并广泛使用，因此，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德国人在医学上的突破。所有德国船员赴海外时，都会带着他们的“装备”，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海军军医非常仰慕德国人采用的这种实际、直接的方法，于是毅然决定也在自己的军队中采用同样的措施，提供抗性病的药品和安全套给在亚洲服役的美国水兵们。1910年，一部分士兵得到了预防性病的物品，这实际上是一种测试，以确定士兵们是否真的会使用安全套，以及使用后对性病发病率的指数是否有影响。这一测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避孕药品”的来源
“避孕药品”（prophylactic）这一说法第一次出现是在1574年的一本讨论“为防止性病而避孕”的册子中。“保护性的”（prophylactic）或者“保护性处理”（prophylaxis）通常与维护人和动物健康相关。指涉“避孕”的说法是从军医学中衍生而来，最初指的是为了预防性病而使用的一种乳剂，最后则成为一种泛指：为了预防性病而发给士兵和船员的安全套和乳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说法是安全套的委婉代指。
FDR[2]与泰迪
这是一种奇怪的命运：两个远房表亲成为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两任总统。不过，两位伟大人物的巧合还不止于此。当泰迪于19世纪末在共和党中崭露头角时，他还同时拥有多个政治头衔，其中之一就是助理海军部长。当他的老板——海军部长休假的时候，泰迪成功地推动美国投入到美国-西班牙战争中。10年之后，罗斯福也成了助理海军部长。虽然他在该职位上任职时对于历史的贡献并没表叔那么大，但他也同样利用了自己老板不在位的空隙，命令所有水手必须配发“预防药品包”，为20世纪军队反性病政策奠定了基础。
当助理海军部长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听说了发给水兵的药品包时，他非常兴奋，立即下令所有在海外船只上工作的美国水兵都必须配备这种“保护性处理医药包”（prophylaxis kits）。虽然“保护性处理”（prophylaxis）一词是用来形容预防和治疗的整个过程，但罗斯福却用它来委婉代指安全套。这个词很快被简写成英文“pro”，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仍被广泛使用。
历史重演——重要的安全套
社会卫生运动中掌握经济和政治话语权的成员们发现罗斯福的动作后非常生气，他们否决了在未来向士兵提供安全套的所有计划。这些道学们声称，给水手和士兵提供安全套就像为他们混乱的性行为开绿灯。总而言之，坏行为必须受到惩罚，而不是得到帮助或者怂恿。反对“保护性处理”的卫生学家们在约瑟夫·丹尼尔斯（Josephus Daniels）那里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
这位伍德罗·威尔逊新任命的海军部长恰在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就任。正是该公出差的那天，助理海军部长罗斯福下令向海军派发包括安全套在内的“保护性处理医药包”。丹尼尔斯是一个正统派基督教徒，他相信性病是神对于除了繁殖下一代之外进行的所有性行为的惩罚。事实是，在罗斯福介入之前，很多指挥官——这些人已经注意到海军在亚洲的实验，而且对于浪费宝贵的时间和人力在对抗疾病上早就筋疲力尽——将他们自己搞到的医药包集中在一起，并在船上出售。他们知道，性病对军队意味着什么，也知道宣扬禁欲就是在浪费时间。
丹尼尔斯在海军部长任上下达的第一道指令就是命令指挥官们停止售卖安全套，并终止罗斯福的预防用品供给政策：
鼓励和允许男人使用安全套是邪恶的做法，这会引导他们认为他们可以纵行为道德、军事或者民事法律所不认可之性欲，而免受责罚。同时，这种做法也会颠覆和破坏我们有关性行为的道德、基督教信仰和教义的根基。
就在这种混乱气氛中，美国迈着它迟到的脚步，加入了欧洲大战。
逃避兵役者、荡妇和梅毒
美国于1917年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已是大战爆发的三年后。当伍德罗·威尔逊同意将军队派到法国后，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慷慨地告知威尔逊的战争部长，美国远征军可以进入法国军队管理的妓院中，在那里士兵们可以找到“干净的”妓女。在法国，这一做法从拿破仑时期就开始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防止梅毒在军队中蔓延呢？美国部长的回应翻译过来就是：“哦，我的上帝！不要告诉总统，他会在我们派出第一支队伍之前，就撤出战争的。”
妓女和德国人
或许对安全套的完全接纳和历史有点关系。普法战争期间（1870-71），一则法国人计划通过性病感染德国人的谣言在军队中散播。据称，法国人征召妓女伺机渗入普鲁士军队，这样无需开火就能糟践德国佬。一出当时的戏剧令这一谣传存续下来，以致一战时再度出现：“让我们痛搞德国人吧。我们是魔鬼。让我们在每条街上裸露我们耻辱的印记，将敌人赶出我们的祖国！”
克列孟梭对于自己的慷慨决定得到的否定回应感到很迷惑，同时，考虑到美国人坚持法国妓院不对美国大兵开放而带来的衍生反应（主要考虑的是，美国军人会进入那些不受管理的妓院，从而传播梅毒），当美国军队开始抵达法国时，克列孟梭派了一名法国军医总部的检查员对法国军队妓院做了一次官方调查。这名检查员总结说，美国政策有些过分假正经和压抑人性，忽略了男人的本性：不管是否得到允许，美国士兵一下船，就直接去了妓院。有趣的是，调查员也发现了美国军方试图隐藏的一个事实——美国士兵将梅毒带到了法国，并传染给了法国妓女。在最后的报告中，他做了如下总结：
美国军队认为士兵守住性欲是可能的，他们甚至给出了一个官方的禁欲宣言。他们依赖宗教和道德责任感来维系男人的道德规范，令男人控制自己的情感。但是，他们依靠的是暴力训练来分散或者减低士兵们的欲望。
正如法国调查员所发现的，这种“暴力训练”其实并不奏效。
看不见的预防用品
虽然威尔逊给自己两任妻子的信件中都直截了当地以性为主要话题，在公开场合他依然是个非常虔诚和一丝不苟的人。海军部长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后，威尔逊选出的官员，完全是自己信仰的翻版，而美国军队则被类似的道德态度所支配。战争部长牛顿·贝克（Newton Baker）的话将军队用来保护士兵免受性病侵扰的方法涵盖了进去：
这些男孩将要去法国了，他们将要面对我们不愿谈及甚至不愿去想的一些情况……我希望他们能够武装起来；我希望政府将他们充分地武装起来；但是，我希望他们能带着看不见的盔甲。我希望他们带着一件由社会习惯而不是家乡或者社团做成的盔甲……一件道德和智慧的盔甲来保护在海外的他们。
法国总理可以告诉牛顿·贝克，士兵其实不需要这种盔甲。
伍德·威尔逊和他的情书
威尔逊可能一直是个自封的道德主义者和宗教信仰的公众楷模，但是，他个人生活不一定能反映这一事实。他的第一任妻子死后一年不到，他又娶了爱狄斯·威尔逊（Edith Galt Wilson）。给爱狄斯的信中，满篇都是威尔逊炙热、情欲旺盛的措辞——不管是在结婚前还是结婚后，这也给后世留下了证据，证明他是个“非常性感”的总统。
美国总统伍德·威尔逊和英国陆军大臣，元帅基钦纳勋爵（Lord Kitchener）：致军队的话
一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军队致力于消灭性病的宣传海报。 军医萨基（Sage）说：只有可怜的大笨蛋才会付自己的钱，丢失手表，染上梅毒，并且到处宣传自己度过了销魂一夜。虽然很多军医和指挥官都觉得不给士兵提供真正的预防用品是非常愚蠢的目光短浅的行为，然而这种呼声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相反，水手和士兵被教育说，不被传染性病最好的方法是禁欲。军官们被命令提供给士兵们“看不见的盔甲”，而不是有实际用途的器具。在向新兵宣传禁欲时，军官告诉士兵们这样对待他们的阴茎：“忘记它们，不要总是惦记着。好好活着，保持精力充沛，小弟弟们会照顾好自己的。”
“只有和荡妇结伴的逃避兵役的人才会得梅毒”，“活得老实，你就能弹无虚发”，这些是美国军队被灌输的思想。不出所料，这种方法并不奏效。虽然军队并不承认，但70％的士兵在本土就感染了梅毒，而使他们得病的这些美国妓女就在新兵训练营外的妓院工作。军队的官员并没有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相反，他们指责法国妓女，并警告士兵们这些法国女人调起情来非常危险。这种警告当然和他们采取的其他措施一样，毫无效用。
在欧洲大陆，伟大的美国军队是惟一不按标准配给安全套的部队。一些政府官员和诸如美国社会卫生组织这样的机构，竭尽全力不让士兵们得到安全套，并不断地宣传：如果你冒着染上性病的危险去找妓女，那么你就是罪有应得。这种思想听起来可不那么进步。
但是，所有这些浮夸的言论并没有阻止美国军人从车站附近的街头小贩、由法国军官提供的妓女、城镇理发店以及其他协约国士兵那里得到安全套，包括法国生产和美国生产的各种花色。
协约国军队“干净”吗？
性病和它的预防措施在西方历史上从来没有登上过舞台中央，但是在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性病问题时，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英国和法国军队就预防措施做了充分的准备，令性病的蔓延完全停止。不过，这种说法实在太简单了，特别是对于英国人而言。维多利亚时代的遗风依然折磨着他们。
首先，正如在前面几章中提到的，英国从来没有限制或者禁止销售安全套。但是，和西方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每个地方的地方政策都是不一样的。1914年，英国军队依然只能阅读没有性内容的文学作品，在这些书籍中，他们被教育说要保持“清洁、谦逊、纯洁和自我控制……避免一切不纯洁的对话、想法和诱惑。”基钦纳勋爵呼吁英国远征军要“坚持捍卫自己，不受外界诱惑侵扰。在这种新的尝试中，你可能会同时受到美酒和女人的诱惑，而你必须坚决地拒绝他们。当然，对待女人必须礼貌，只是不要和她们有亲密接触。”
基钦纳勋爵的呼吁并非一个来自于旧世界的、与世隔绝的套话。他的话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许多军队高层在对待性与士兵话题上的态度。但是，其实关于如何防止英国军队感染上性病的思想流派不止基钦纳勋爵一家。当士兵不必留守在前线的散兵坑时，一些官员试图用体育和娱乐项目填充他们的生活。这一做法与如果嫖妓被抓会留下违纪污点的措施结合在一起，被认为是打消士兵淫乱念头的好方法。
阶级和安全套
特别是在战争早期，给来自于上层阶级的英国军官们和来自于穷苦人家、工人阶级的士兵们提供的预防性病的信息是有明显不同的。军官们情况好些，“在相对奢侈的环境中知识和盔甲对他们是有好处的”；而被征募的士兵们，则必须在没有安全套的情况下“在荆棘丛生的壕沟中寻求对待女人最好的方法”。这种区别对待的做法让很多士兵最终站到了红灯区诊所外的队列中候诊。
1917年英国军队终于聪明了起来。
思想污点部分包括公众监察。在战争最初的几年中，任何英国军人如果在诊所或者阅兵式中被发现得了性病（他们必须接受让人厌恶和尴尬的私处检查），都会受到惩罚，而惩罚措施是将他得病的消息通知家人。这种残酷的方法于1916年终止，因为一位军官在发现妻子获知自己的病况后，选择了自杀。在这以后，家人只会被通知士兵住进了医院——相比以前的做法，这也谈不上是怎样的进步。
治疗方法本身或许也足够被当做一种惩罚了，因为那会让病人非常痛苦，还会有严重的副作用。但即使如此，也没能阻止士兵们试图得上性病的想法，只要不让他们回到战壕去就可以了。一些高层采信并尝试了法国的方法，那就是管理卖淫活动，只允许特定的妓院营业以便控制性病的蔓延。这种方法依然没能奏效。
虽然对一些人来说太晚了，但是颇见成效的还是一种切合实际和科学的方法，而不是依靠人生观或者自我压抑或者浪费医疗人员的时间与精力；是一种聪明的预防方法，而非道德主义的防控。简单和不受拘束的方法也是最便宜、最安全也最人性化的方法，这种方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取得了胜利。
英国军队最终是从它的殖民地那里得到了解决问题的线索。
就性方面而言，新西兰人的预防用品配备得最好，包括更多的安全套以及性交后的处理药物。澳大利亚人也能定期得到“蓝色小袋子”，里面有全套的预防用品，加拿大亦是如此。虽然英国士兵持续感染性病（一些历史学家相信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源于阶级导向），但当军队高层开始定期供给安全套后，得病人数得到了大幅度下降。这些安全套包括各种尺寸（小、中、大）和不同的颜色（玫瑰红、淡褐色或者象牙色），还包括顶端有突起和没有突起两种选择。
同盟国的保护性处理
并非只有协约国军队熟悉如何使用安全套来防止性病的传染，同盟国军队在整个战争中都能得到德国制造的最先进的安全套。和战争前一样，每个德国水手和士兵都能得到足够的安全套。
奥地利军队控制着官方的妓院，军队首脑细致认真地确保所有类似机构张贴有官方发布的明确指示——士兵们在官方提供的性交易中应该做些什么以及怎么做。这些指示同时针对士兵和妓女们，并使用德语、匈牙利语和克罗地亚语三种语言。指示上明确表示，女性应该拒绝那些“染病的客人”，同时确保男人使用安全套：“女性应该要求客人使用预防工具。”
拿破仑的安全套
意大利最有名的艺术家、军队领袖和色狼之一——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曾经夸耀说，至少有一千个丈夫憎恨他，但他懂得怎么保护自己和他的情人们。在一次打赌中，邓南遮赢得了拿破仑的鼻烟壶，他不仅带着这个“护身符”上了战场，还在里面放满了安全套。
妓院提供的安全套不是免费的，但每一个指示上都明确标明了价格：“安全套的价格为……”，而在指示的最后一行会有一条建议：“预防传染的最有效的方法是使用安全套，而这种安全套应该仔细地套在整个阴茎上，并用硼酸凡士林进行充分润滑。”听上去，很商业，也很有效。
爱他们，恨他们……
性病在美国士兵中的发病率非常高。军医和指挥官发现，加入战争后没多久，已经有相当多的士兵染上了性病，或者面临染病的风险，所以他们必须提供一些保护措施。于是出现了“保护性处理卫生站”，士兵们如果觉得有染上性病的可能，可以去那里寻求治疗。不过这种治疗是在性交之后的处理方法，此外，这一类站点总是人手不够，而且很难维持，于是指挥官们不得不悄悄地给士兵们提供安全套。这些指挥官中就包括“黑杰克”潘兴，虽然他在公开场合唾弃安全套，但私下里却明了安全套是必须的。
思想狭隘而伪善的预防性病的方法让美国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军队中出现了一次历史性的梅毒和淋病大爆发（到战争结束时染病者人数大约40万），这对美国军队的备战和士气都形成重创，并让美国政府在医疗方面付出了巨额费用。这一给军队高层和政治家带来的痛苦教训堪称一场悲剧。不过至少在这件事情上，历史不会重演了。
战争商业
安全套生产大亨尤里乌斯·施密特的生意在20世纪初得到了长足发展。施密特是个天生的生意人，当战争的风潮刚刚刮起时，这个德国人便认识到曾经的欧洲橡胶安全套的最主要生产国德国将无法再向欧洲其他国家售卖此类产品了，同时，他也知道欧洲各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向士兵提供预防用具的军事政策。于是，施密特开始向欧洲协约国军队提供安全套。事实证明，这是一项非常英明的决策。施密特的海外销售额在战争期间疯狂飙升，特别是他与英格兰之间的交易额。19世纪末时，德国生产的安全套还占据着英国市场主导地位，而因为战争，已经没有人能够买到德国货了。
施密特并非唯一一个在战争期间寻找机会拓展安全套生产和销售的人，默尔·杨斯（Merle Youngs）——杨斯橡胶公司的创立人，也看到了这个绝佳机会，捡起被围困的英格兰橡胶工业停顿下来的生意。正是在这个时期最先进最有名的安全套诞生了：第一个“特洛伊人”牌安全套（Trojans）于1916年面世。
不过，施密特感兴趣的海外市场不仅仅是英格兰，他确信如果“拉美西斯”、“谢克丝”和“特洛伊人”品牌联合起来，施密特和杨斯可以找到一条合法路径在美国军队中售卖安全套，因为如果单单自己的公司接手这单生意，产能无法负荷。两个生意人在达成销售量会突增，公司也会因此狠赚一票的共识后，让各自的律师给美国战争部长发了封信，并确定信中没有提到他们两人的名字以及他们公司的名字。信里面，律师询问部长是否会向军医们推荐或者准备推荐“这种”预防性病药品包。有趣的是，信中的措辞是以确定官方会否令安全套生产合法化这样一种方式写就，而且“安全套”一词的拼法有误（condoms变成了condrums），不知道这是不是由于印刷工人的错误造成的。
这种走后门的营销方法在当时来说有些超前，虽然他们的要求被驳回了——是用一种不太友善的口吻，两位安全套生产商还是从战争中赚到了巨额利润。
桑格的宣传小册子
让桑格的丈夫被捕的节育小册子叫做《每个女孩都应该知道》（What Every Girl Should Know）。当一箱曾被联邦执法官没收的小册子被退回来时，桑格注意到在小册子的标题下面，一位幽默的事务官写着“没什么（应该知道的），依据邮政部的命令。”（Nothing，by order of the Post Office Department）这就是美国：购买一个安全套就会让购买者和售卖者成为罪犯；牧师告诉女人们如果使用了黑市得到的安全套，就会被那些没有出世的孩子的面孔所纠缠；像桑格母亲那样虔诚的天主教徒，怀孕了18次，生下11个孩子，7次流产，终因过多生育对身体的创伤而致早逝。
科姆斯多克的最后一口气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1918年的克雷恩法案（Crane Act）最终结束了安全套在美国销售和生产面临法律桎梏的局面。奇怪的是，是玛格丽特·桑格无意中打开了安全套合法化的大门，因为她曾在纽约自己短命的节育诊所中提供安全套。她为此而被捕，案子随即进入诉讼程序。第一位法官驳回了桑格的申诉。桑格认为女性不仅有权利使用节育用品，而且采取节育措施也是一种社会责任，可以帮助缓解贫穷、人口过分膨胀和减少堕胎。与之相对，法官相信女人没有这种“调整”的权利，而且性只是为了繁殖下一代而服务的。不过这次驳回没有阻止桑格继续申诉的脚步，第二次开庭审理的时候，社会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而科姆斯多克法案也最终被废止了。
美国政治家和医学专家迫于形势不得不重视性病流行问题（在军队和市民中），受此影响，美国公共卫生署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分部（性病分部），并花费几百万美元来应对这一灾祸。纽约上诉法院法官弗雷德里克·克雷恩（Frederick Crane）永久废除了对安全套售卖、生产或使用指导的法律限制，并声明，安全套是预防疾病的用品之一。克雷恩同时认为安全套对健康有益，因为可以阻止可能导致危险的怀孕。虽然这一声明对于桑格来说有好有坏，因为她并不支持选择安全套作为节育的手段（而预防性病并不在桑格的考量范围之内），但判决将安全套变成了一种合法的物品，而且为新的商机打开了大门。这也象征着科姆斯多克法案的彻底倒台。
巴尔的摩实例
在安全套使用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巴尔的摩大约每年销售300万个安全套。到了1920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还多。
1918年，就在战争结束前夕，美国安全套在45年后终于第一次可以在公共场合合法出售了。科姆斯多克法案以及科姆斯多克本人死去了，不过对于那些没能得到预防用具的士兵来说，还是太晚了。
虽然英国从来没有试图禁止安全套的销售，而且有见识的人们一直在致力于向英国士兵们提供必需的性病预防用品，但是在整个20年代，还是有人在尽力让安全套成为肮脏的、小小的秘密。
[1]即西奥多·罗斯福。——译者注
[2]即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