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性所困扰的维多利亚时代和毁灭性的战争结束之后，人们开始“重生”。很多年轻人利用社会规范迅速变更的契机不断打破着传统习俗。具有争议性的词汇，比如“动手动脚”（spooning）、“抚摸”（petting）、“物质女孩”（“it”girl）、“妖妇”（vamps）、“摩登女郎”（flappers）和“快乐姑娘”（gaiety girls）成为当代语言的一部分。年轻女性通过提高裙子下摆、将头发剪成波波头和“勾搭”男人的行为表示对旧时尚规范的反叛。在美国，这种改变反映在男人向女人献殷勤的方法上：1927年艾米丽·波斯特（Emily Post）关于礼仪的著作谈到了“正在消失的年长女伴”——或者用年轻男性的说法：“灭火者”。年轻男女约会的时候不再需要有人陪伴，而“约会”对当时的人来说也是一个新词。
在英国，“欢快轻狂仔”（Bright Young Things）遭到保守派舆论的猛烈抨击，他们瞒着自己的母亲和祖母，津津乐道于性的自由无拘束，初体验的对象是战时做过护士或者救护车司机的人。名词“爵士时代”则成为“性”的同义词。
对于美国人来说，20世纪20年代是第一个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城市的年代，这和几十年前，美国主要人口都生活在农场的情况截然相反。1亿6百万人口的寿命平均值达到历史最高——男性平均值为53岁，女性为54岁，比他们的上一代整整延长了10年。军队人数只有343000人，比1919年时超过100万的军人数量有显著下降。普通男人一年收入高达1236美金，而文盲的人数也成为历史上最低——94％的美国人能够读和写。华尔街开始声名鹊起，麦迪逊大街（Madison Avenue）[1]诞生。另外，禁酒令伴随着警方内部猖獗的腐败，令20年代黑社会犯罪和暴徒斗殴无从查证。
对于英国人来说，情况可就不这么乐观了。工业始终没有从战争的影响中恢复过来，工人运动风生水起，给经济和社会结构增添了压力。尽管如此，贵族和中产阶级的子弟还是生活得很偷快，他们喝鸡尾酒，说些无意义的话，而且通常很享受做些无意义的事情。
T车和不复存在的“灭火者”
根据美国社会学家——这是由进步主义运动中冉冉升起的一项新职业——罗伯特和海伦·林德（Robert and Helen Lynd）的一项报告，20年代初期的年轻人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再被他们父辈和祖父辈的规范与道德标准所束缚。林德的研究表示，50％的年轻成年人生活在城市，在性方面非常主动活跃。这和日渐宽松的道德标准以及轿车的普及有关。
在美国，亨利·福特的大规模汽车生产让美国工人阶级也买得起车。但是，福特小小的黑色轿车被忧心忡忡的父母称为“车轮上的妓院”，不准“停车”的劝诫响遍美国大街小巷。不管担心与否，车后座的性行为出现了。
性行为数据
随着社会学研究和数据的诞生，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关于美国人“关起门来做什么”的可靠数据报告。在1925年的一次性研究中发现，小于40岁的女性中60％有婚前性行为。到了30年代这个数据比战时稍稍下降为超过50％。
“艳风配热唇”
在20世纪20年代，现代市场推广手法成为销量的关键。虽然战争期间安全套的售卖数量惊人，到1920年，欧洲人又开始自己生产安全套，这让美国生产商在最初几年中很有些惊慌失措。为了夺回市场，他们借鉴了销售其他商品使用的推广招数。
文明的伏都教
爵士年代新的道德观有很多诋毁者。《妇女之家杂志》（The Ladies' Home Journal）将爵士乐的诞生形容为“最初……和伏都教的舞者一起出现，刺激半癫狂的野蛮人行可耻之事”，同时这种新音乐展现了“对文明最基本规则的不屑”，因为爵士乐是标准的“妓院音乐”和“赤裸音乐”。作者没有透露他是怎么找到爵士乐的这种起源的。
夺人眼球的名字和花哨的包装对于安全套工业来说特别重要，因为这些玩意只有在被当作预防疾病的工具的前提下才能贴上商标、合法售卖。受到雪茄（都已是事先生产好，而不是用手卷，包装得很漂亮，而且受到英国品牌“红色贴士”的启发，使用彩色纸来做设计）的推广策略影响，安全套生产商开始用漂亮的小“雪茄”盒子装安全套，一盒三个，大小正好适合放在男人的口袋里。当爱抚派对（petting party）[2]到处都是的时候，得到安全套方便与否就变得非常重要。
女人的安全套
施密特在20年代早期开始多元化投资，生产女性使用的子宫帽安全套。他对受欢迎的“拉美西斯”牌避孕用品投入大量资金提升品牌价值，并将他为女性生产的产品也称为“拉美西斯”不过这个名字的认知度并没有增加其销售额。
20世纪10年代到30年代期间的安全套包装盒
借助于在包装上做文章，生产商在就如何给产品贴标识的问题上和前述法律限制作斗争。他们让品牌的名字足够突出，包装上的形象也足够性感。尽管描述包装里的东西会用一些温和直白而无趣的词儿，比如“液态胶乳”或者是“液态胶乳保护性橡胶套”，不过商标名字通常却反映出一种软色情的调调。尤里乌斯·施密特的“谢克丝”安全套利用了广受欢迎的鲁道夫·瓦伦蒂诺（Rudolph Valentino）[3]的昵称——“the Sheik”，20年代这个词用来指称“美男”。施密特也生产“拉美西斯”品牌，包装上使用一个埃及法老的图像，暗示使用该品牌安全套的人在性能力上和埃及法老有得一拼。他其他的品牌没有“拉美西斯”那么丰富多彩，但也都有着暗示，比如“君王御用”（Fourex）、“天堂”（Paradise）和“天鹅绒”（Velveto）。其他品牌比如“巴黎人”（Parisians）则用战后新的语言风格来定位自己——所有法国的东西都是充满冒险性的。相对于依然普遍的法国安全套来说这倒也算不得一个很特别的命名。
性感的“美人鱼”
“快乐的寡妇”牌安全套因为其独特的包装和传递的信息，似乎更加受欢迎。“寡妇们”被置于一个小小的圆形金色罐子里：一共三个安全套，各自用蜡纸包裹，而且每个安全套都有个名字——阿尼亚斯（Agnes）、梅波（Mabel）和贝琪（Beckie）。如此撩人胃口的营销手法暗示了性感而解风情的女性最热爱这个品牌。
但是，如果从单纯的肉欲引诱来说，“美人鱼”牌安全套则当属第一。这一品牌的包装上写着“完美处女”，并用一个非常具诱惑力的海里的美人鱼作为装饰。她摆着诱惑的躺姿，上身没穿衣服靠在一块岩石上。谈不上多精致，但绝对令人印象深刻。
英国人继续享用本土品牌杜蕾斯（Durex），但他们用得最多的安全套大多是包装上无甚特别的德国货。
20年代还有其他的包装创新，但是人们还是更看重实用效果。1920年代，杜邦公司的工程师开发出一种新型材料，被称为赛璐珞（胶膜）。一些顶级的安全套生产商使用这种材料来延长套套的寿命。此外，全新改进的“特洛伊人”安全套使用了被称为乳胶的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橡胶材质，该套套也于20年代首次登场。
安全套的销售在爵士年代突飞猛进。
乳胶和无畏舰
古德伊尔发现了橡胶硫化过程后，1910年代尤里乌斯·施密特推行了橡胶制造业的第一次重要革新。他率先使用了浸胶法。
浸胶法对玻璃模具的要求和几百年来加工动物肠子的模具一样，不同的是现在这些模具要浸在一种液态橡胶溶剂的大桶里，而非用事先生产好的橡胶或者杜仲胶包覆模具。虽然施密特的这一生产工艺具有革命意义，但是它也存在一些非常不好的副作用。
浸胶法的问题在于，因为必须往树液中添加汽油或者苯，以保证胶质完全溶解，这种新型的橡胶制品处于液态时极易燃烧。因为生产设备中各种原材料总是面临火患的威胁——即使从电气设备上迸出的一粒小火星也能引燃装有橡胶溶剂的大桶——所有大型生产商们必须应对火灾以及由火灾引发的利润和设备的损失，他们于是开始为工厂买保险。高风险导致保险费用升高，但是对于大型生产商来说，支付的保险费用还是比火灾可能造成的损失要小。之后，就出现了乳胶。
乳胶通过解决易燃性的问题降低了保险的费用。它只需要用水来放缓树脂的液态化，因此简化了生产过程。阴茎模具被浸入乳胶中，然后在热水中硫化……不再需要研磨、修剪，但更重要的是，不再需要使用化学药剂。最后的成品看起来也更好，而且可以存放至少5年，此前的橡胶安全套，剔除广告中的宣传成分，只有3个月的保质期。同时，新产品更牢固，却更薄，使用起来阴茎感觉会更敏感。
奇怪的是，乳胶在卑微的安全套历史中还代表着另一个小小的巧合。在整个1920年代，美国一些最好的科学家致力于“乳胶项目”，是希望帮助医学界研制出各方面都大为改善的外科手术用手套，却无意中提高了另一个小东西的质量，并为其在科学史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名字里有什么？
默尔·杨斯有可能是莎士比亚的粉丝，因为正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影响了他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安全套起名。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希腊人墨涅拉俄斯（Menelaus）那位不忠贞的“以前的妻子”海伦[4]，相比希腊人而言，更喜欢特洛伊人。
虽然20年代初，美国日均售出几百万个乳胶安全套，但是质量更好的乳胶安全套却直到20年代末才进入欧洲市场。第一个乳胶安全套于1929年出现在英国市场上，由美国杨斯橡胶制品公司生产。尽管它实际上是“特洛伊人”旗下产品，英国人却冠以其一个粗放的名字——“无畏舰”。到了1932年，前身是做德国安全套的进口批发生意的伦敦橡胶公司，开始生产自己的安全套来和美方竞争。
自动化的套套
在整个20年代，使用乳胶和浸胶法制作的安全套还是用手工制作的，这要求大型生产商雇佣很多半熟练工人。但是，随着流水线技术的发展，一种称为“工程师”的新型职业出现了，而且受到诸如福特等工业家的欢迎，安全套工业也因此进入了高科技时代。
第一条真正的安全套流水线还是需要一系列手工劳作，比如要设立专职岗位将每个安全套的开口端卷起，以使套套边缘光滑整洁。到了1926年，这项繁重的杂活被来自俄亥俄州阿克伦城的弗赖德·基里安（Fred Killian）的发明淘汰了。他发明了第一台自动安全套“卷环”机，并申请了专利。基里安的新发明令生产过程不再需要工人从事这个“卷”的任务，大大提高了加工速度。
1930年，拥有永久牌（Perma-tex）和征服牌（Silver-Tex）安全套的基里安，再一次改进了自己的设计，并生产出一整套流水线（原本只打算用于自己的工厂）。新系统在生产过程中几乎不需要任何手工劳作。虽然现在没有留下当时流水线的照片，但是专利申请对这条神奇的传送带给出了描述：它可以自动地将4000个玻璃“模具”或者“瓶子”浸在象牙色的乳胶中，一次浸润一秒钟；模具夹是可以前后左右移动的，以便防止安全套的顶端形成“奶头”的形状或者产生不那么好看的突起；滚筒形的刷子将安全套顶端卷起抛光开口边缘，然后以热气流吹风再浸入热水使其硫化，这样加工就完成了。
流水线边有工人给每一个成品洒滑石粉，这样可以帮助干燥橡胶，并使之更加光滑，然后另一套刷子会刷去滑石粉，并将每个安全套从最初的模具中起出。经过粗略卷滚的产品被传送到生产过程中唯一真正会接触他们的人手里（当然卖掉之后另当别论）。女工伸展开每个安全套（因为安全套从模具上移开后会聚成一团），确保每个产品都是直的，因为刚成型的乳胶产品如果不经过拉伸就很容易“粘”在一块儿。然后，模具会放入一个有清洗功能的热水缸中，去除掉所有沾染的东西后重新投入流水线中。
安全套腕管综合征
虽然1920年代的新科技淘汰了很多繁重的工作，比如浸胶，但是直到50年代末，女性（安全套工厂中的主力）总是抱怨她们身体上承受的痛苦。在施密特新泽西州的工厂里（施密特在那里雇佣了几千名女工，做质量检查和其他重复的工作）她们抱怨最多的就是今天我们称为“腕管综合征”的病。
这种新型的、24小时工作的生产方式意味着产品质量大大提高，同时成本大大降低，一天内可以生产几千只安全套，而不用担心火灾的危险或者人为错误。基里安的发明如此成功，在申请专利之后，他将之投入市场，并开出每套传送系统两万美元（相当于今天200万美元）的价格。虽然销售的套数有限，但大生产商们纷纷抢购，其他人则会租用机器，之后将利润的1％付给基里安。高昂的购买价格意味着，10年之后没有一个小型生产商能够独立存活下来，而曾经是非常欢迎小生产商的安全套生产行业成为美国工业中最赚钱的行业。1925年时，主要生产商有十五家存留下来，而其中像施密特和杨斯这样的人发现自己已经是华尔街的重要人物。
“领带男”
小型行李箱是19世纪90年代的创新，到了1920年代在城市中经常能看到带着这种行李箱的男人。上门推销的商人出售所有小而便携的商品他们经常被当地的警察称为“扰乱平静的人”。有一群上门推销商，或称为“领带男”，在大型城镇拥挤的办公区内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箱子中表层会放着一打非常便宜的领带，而下面则是安全套。从“领带男”那里买东西成为爵士年代购买安全套的委婉说法。
投币式安全套
20年代初期，德国人回到了安全套生产行业中，并支配了整个欧洲市场，也将美国安全套挤回到大西洋的那边。10年中，一位德国生产商每年卖出超过两千四百万个安全套。另外，德国人和荷兰人在1910年代后期率先生产出自动售卖机。到了20年代，安全套售卖机在美国、德国、荷兰和英格兰随处可见。这种在公众场合售卖的方法和简便的购买方式成为了西方国家工业化的惊人冲击力的象征。安全套在全球范围内开始被广泛接受。
购者自慎
安全套大亨尤里乌斯·施密特到达美国港口的时候只穿着件衬衫，而到了1920年代，每年售卖两千万个乳胶安全套，在销售量上仅仅次于杨斯。但是，不能因为安全套成为高科技产品，同时带来高利润、铸就大型产业，就认为安全套世界中一切都是美好的，至少从伦理角度不能这么讲。
尽管生产进步带来的巨大好处意味着更好的安全套，检测过程依然是必须的，以确保产品安全和有效。诸如施密特这样的生产商，为了确保他们的产品能够保证稳定的质量，雇佣了很多女性，她们唯一的工作就是检查每个安全套是否有洞、有脏污以及是否有其他瑕疵。这个过程增加了生产和销售的成本，但是让他的品牌在挑剔的顾客中十分受欢迎。不过，尽管有这样的质量检测，购买者还是要注意安全套商业中阴暗的一面。
“特洛伊人”牌安全套的第一代于1916年投产。战争结束之后，杨斯面对欧洲市场份额的下降必须做出调整。新的“特洛伊人”安全套因为其舒适度和可信赖度让美国杨斯橡胶公司重新回到安全套市场的版图上，这其中乳胶和检测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问题在于那些不合格的产品。
在质量检测过程中，一旦“特洛伊人”牌安全套被发现有问题，就会被丢弃于传送带下面的硬纸板盒子中。与有良心的商业行为相反，这些有问题的产品最后没有被丢弃，而是被悄悄地密封起来，放进仓库，然后偷偷地卖给名声不那么好的“批发商”，后者总是能以非常便宜的价格找到买家：理发店、加油站、擦鞋工和酒吧侍者。
像杨斯这样的大玩家，他甚至拥有一个标准普尔评级，却舍不得丢弃不合格产品（公平地说，战后他努力维持着自己的产业良好地运转），相反，通过将这些产品卖给批发商，他赚取了高额的利润。杨斯的会计在会计簿中称这项买卖中的货品为“不同等级产品”，这项副业为他的净盈利增加了一笔相当可观的数值。虽然杨斯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不诚实遭受过什么报应，但他确实缺乏商业道德。
名字里有什么？
当生产商们从其他工业得到启发，并开始为产品申请商标的时候，他们不再只停留于好看的包装上了。他们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做小型的、偷偷摸摸的广告。现在，他们在国家主要的报纸上做整页的广告，并继续将安全套当作预防性病用品出售。
但是，是默尔·杨斯令安全套的市场营销超越了自动售卖机、包装和报纸广告。杨斯相信通过只在一个地方售卖自己最好的产品，能够获得很大一部分市场份额。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的产品只能被标志为性病预防用品，因此在药店中出售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毕竟，药店是值得信赖的零售商，而且他们经常会对产品给出建议。杨斯看到了利用自由销售的影响力的机会。他卖安全套给药剂师时，强调“特洛伊人”安全套是市场上最可靠的安全套品牌，设法令药剂师将他的安全套摆在和其他安全套品牌不同的地方，并从专业的角度强调这种安全套提供最好的保护措施。即便价格昂贵，也没有影响药剂师的热情。
在公开场合中，他并不认为这种策略的主要目的是赚钱，而是基于杨斯一直深信的理念——他必须保护自己的顾客，使他们免受伤害。他想让美国人在使用自己品牌的时候觉得安全。现实情况是，当他将销售渠道仅仅限于药店时，他就能以非常高的价格来出售特洛伊人牌安全套，因为人们似乎有种倾向——越是昂贵的东西，质量越好。杨斯的“特洛伊人”品牌售价为一打1.5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5美元），而一些小品牌（比如“快乐的寡妇”）售价仅为其三分之一不到。小品牌的安全套在不同渠道都能买到，但他们没有“特洛伊人”品牌在整个20年代根植下的那种对“势利眼”的吸引力。
药剂师们是杨斯实现自己理想、“特洛伊人”品牌得以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对优质产品定下了高利润的回报，并用此来“抵付租金”。杨斯拿下了自由销售的市场。
杨斯前后采取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市场策略——他将“特洛伊人”品牌通过“健康”零售商推出，而将有瑕疵的产品卖给批发商，可以说，他抓住了市场的两头。使用过质量不好的安全套的男性（也包括女性），可能会认为质量好的安全套确实值那个价。同时，他也顺便谴责了自己的竞争对手——那些削价出售“处理产品”和从来不做检测的人，却从不承认自己对于低劣安全套的坏名声做出的“贡献”。
“特洛伊人”牌的生产商无意中使得大型企业愈发坐大。当一位从前的批发商（从杨斯那里购买次品的人）被告知杨斯不再向他供货时，非常生气，不再合作的原因可能是两人之间私下里的一次争吵。愤怒的批发商决定报复杨斯，盗用“特洛伊人”品牌帖在从别的生产商那里买来的次品上，然后当作真货出售。和18世纪时P女士们之间的斗争一样，一场广告战随之而来。几年之前得到特洛伊人商标专利权的杨斯向法庭起诉批发商侵权，宣称自己拥有唯一使用“特洛伊人”品牌的权利。
“特洛伊战争”开始了。
越多事情改变，他们越停留原地
19世纪以来，涉及安全套的案件经常诉至法庭，其中包括玛格丽特·桑格那样的社会活动家和那些不幸被科姆斯多克抓住的小型安全套中介商。
第一个听取杨斯关于商标侵权案件的法官是经历过以往岁月中关于安全套的争论的人。他不带感情地宣称这不是一起合法的讼案，随即驳回了诉讼，同时声明，这起诉讼与“公众道德”相悖以及“鼓励或者帮助淫荡”，因此“在合理的保护范围之外应予充分的谴责”。但是，杨斯可不那么容易妥协，多年以来他已经对这种合法的偏见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1930年，他再次上诉，这次的法官有了不同的看法。
“特洛伊战争”开始了
反映美国社会面貌的变化，同时呈现出社会的伪善，这就是安全套的历史。上诉法院站在了杨斯的一边，认为“特洛伊人”作为“正当的预防性病用品”是一个合法的商标。这对于杨斯和他的销售来说无疑是好消息。现在，所有大型生产商都可以放心地在广告上大量投入，同时又不用担心商标侵权问题或者产品因为“与公众道德相悖”而面临摇摆不定的法律标准。但是，杨斯先生决定只在合法的药店销售安全套，并将安全套当做一种药品而非一个肮脏的、小小的性辅助用品的观点，得到法官背书，以致这一伴随着安全套几个世纪的片面理解存续下来，背后仍然是那套陈旧的逻辑。法官清楚地表明，在药店售卖安全套是“对健康的推动”，而其他小品牌（特别是那些由小型生产商生产，不在药店销售的品牌）因为通过不合法的、非医药方面的渠道销售，则明显是用于违法的性勾当的。
在法律的伪善保护下，并且当品牌认知度对于销售变得越来越重要时，到了1930年，大型生产商纷纷申请了专利权。几年之前，人们在考虑是购买“橡胶”、“鞘”还是“那个法语词”，现在他们必须决定是要购买“拉美西斯”、“谢克丝”还是“美人鱼”了。
2英镑6便士和一块封蜡
在英国，没有为安全套商标打过官司，也没有限制生产商只能将安全套当作预防性病药品来销售。“杜蕾斯”和“无畏舰”被当作节育用品公开做广告。这种对市场管理和营销的开明姿态，令下列事实显得更为有趣：尽管英国人相较于美国人在使用和销售安全套方面都拥有更加开放的政策，但是一涉及买卖，很多英国药剂师、药房店员的行为举止表现得好像他们在（被迫地）出售政府机密，而不是安全套。
一位英国药剂师回忆起1920年代自己做学徒工时候的经历，当顾客要求购买一包安全套而他的同事不同意时，那些顾客会非常尴尬：
尴尬……在有关提供安全套的例行公事中蔓延开。如果顾客事先不知道店里售卖安全套，那么当他发现的时候就会感到很困窘。一个孤独的男人走进来，大声要求买一管牙膏，然后，当女店员适时地消失，他会焦躁不安地在店里徘徊，这时你就知道他真正要买的是什么。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当最后他终于鼓起勇气，把身体倾向店员并低声耳语，他的要求还是得到了满足。
安全套被小心地锁在现金盒旁边，其安保程度不亚于危险药剂的存放。年轻的学徒是不知道安全套放在哪里的，所以那句禁语会一路悄悄传到药剂师那里。然后，随着眼睛转开去，以及有时候脸颊微微泛红，他会用手在架子顶部摸索，迅速地用白色纸张裹上些什么东西，然后用封蜡封住，再递给顾客，同时说：“查尔斯，2英镑6便士。”这种情形实在是太令人尴尬了。
另一个年轻的学徒也形容了自己售卖安全套的经历，并认为这是一件非常秘密的事情：
哦，非常，非常，上不得台面。只有药剂师售卖安全套。我没有售卖的权力。实际上，没人告诉我杜蕾斯放在哪里。安全套被放在一个抽屉里，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喜欢到处看看，完全是靠我自己发现了它们。这种情况就好像父母和孩子之间从来对生孩子是怎么回事避而不谈一样，慢慢地孩子就什么都知道了，我师傅就是这么做的。除了药剂师，没有人会把杜蕾斯卖给客人。客人会走进来问：“我可以见艾尔达先生（Mr. Elder）吗？”或者问：“我可以见药剂师吗？”当然，所有工作人员都知道他想要买什么，但是那是一种态度。有些事儿不能摆在明面上说。
这种奇怪的成见是如此普遍，以至于英国最大也最著名的（至今仍然营业的）连锁药店布茨（Boots）在20年代决定实施一项禁售安全套的规定，宣称新的规则是为了保护其店员免于面对“尴尬”的局面。另一方面，布茨的店员对于这种奇怪规定的态度并不积极。一个受雇很长时间的职员回忆了自己作为伙计时的经历：
布茨只售卖避孕的阴道环。没有多少人要买安全套——大多数人似乎知道布茨不卖这个东西。但是，偶尔地，也会有客人有这样的需求。他们走进来并说：“请拿一包杜蕾斯。”你就得说：“对不起，我们不卖杜蕾斯。”他们会问：“你们为什么不卖？”我们就会说公司不让我们卖安全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这对于店员来说会很尴尬。”“好吧，我走进来买安全套，然后你们必须解释为什么你们的店里不卖安全套，该死的这岂不更尴尬。”
这就是你会得到的反应。所以，其实这种做法对于店员来说更加尴尬。至少（如果店里有安全套）你可以偷偷地把安全套放进一个袋子，然后放到柜台上，这可比尝试解释为什么你们不卖安全套要让人舒服多了。
布茨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废除了这项规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有足够影响力的主要代理商会施以影响力说服一些独立药店不要售卖安全套，直到战后，这一反安全套的立场才改变。英国制药协会告诉会员们，“药店中不应展示避孕药品，也不应有任何关于售卖安全套的广告、告示或招贴。必须得到国会关于‘家庭计划必需品’的许可，才能在药店中售卖安全套。”一切都非常滑稽可笑。
20世纪初直到20年代末，这种愚蠢的态度都没有改变，大多数英国人会订购药店药品目录以外的产品或者经由特定商店、自动售卖机、理发店以及“橡胶物品”商店，购买“为周末准备的小东西”。
避孕用具的流行
整个20年代，世界各地安全套售卖量翻了一倍。在美国，安全套让那些大型生产商都进驻了华尔街——先进的生产科技、流水线、法律支持以及受性道德不断开放的社会背景影响而急速发展的市场，都使安全套生产成为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利润产业。而且，和所有的流行趋势一样，公众已经完全接受了它，所以安全套也出现在了流行小说中。在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最畅销的小说《曼哈顿中转站》（Manhattan Transfer）中，他记录了20年代另一种对安全套的委婉说法——propho，在小说中，他的男主角之一就一直为“propho”而焦虑。
虽然公众接受了安全套，而且人们能在合法的零售店中买到安全套，很多美国人，和英国人一样，依然从街上的小商贩、理发师、酒吧侍者、加油站、街角熟食店、糖果店、擦皮鞋小工、烟草店、饭店侍者、杂货店的装袋工、旅馆的行李员，甚至裁缝那里购买安全套。那些住在郊区的人可以通过邮局邮寄的方式订购。西尔斯·罗巴克百货店出售各种各样的安全套以及其他明显也是用于节育的产品。看起来，所有人都在使用安全套，而美国人在性方面的主动性也是前所未有。
说漏了嘴
奥地利心理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早在1895年就写到他自己不喜欢安全套，到了1920年代，他的态度变得更加激烈。他坚持认为安全套减少了性交的愉悦程度，而且它“损害了做爱双方的敏感度”。他对于所有节育用品都持批评态度，宣称自己担心没有一种方法是绝对安全的，但是他最蔑视的还是安全套。弗洛伊德学派的学者为其辩护说，弗洛伊德如此不喜欢安全套是因为安全套本身破坏性的本质，而更大的原因应该是他对性又爱又恨的感情。
爵士年代其他反对安全套的人包括著名的女医生多乐丝·波卡（Dorothy Bocker）。20年代初期，波卡在玛格丽特·桑格纽约的节育诊所工作，在那里她开始反对安全套的使用，理由正如早期节育倡导者宣称的那样，安全套将妇女的控制权夺走了，且不受医生的管束。同时，安全套也可能破裂，使用起来也会让人很尴尬，所以人们也不会规律地使用它。
在英国，就使用安全套是否道德的问题展开过一系列辩论。英国圣公会在1920年的兰贝斯会议上就谴责了使用“非自然手段避孕”。它警告说，使用任何避孕物品都会带来生理、道德和宗教信仰方面的危机。伦敦主教——多个“公共道德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之一，被他的一个批评者称为“一个还单身的爱挑剔的人”——尝试阻止所有药剂师售卖安全套，当然他没有成功。
主教亚瑟·威宁顿一英格拉姆（Arthur Winnington-Ingram）与所有他认为会让伦敦生活太过“丰富”的事情作斗争，不过他对安全套特别厌恶，一直抱怨说城里的街道和公园里到处都是丢弃的安全套。这个问题在周末和节日之后总是特别严重，要派出大批清洁工去这些场所清理安全套。主教抱怨着这些使用过的安全套，说：“我愿意用安全套点起一团篝火，然后围着火堆跳舞。”他谈到的就是弗洛伊德的态度。
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Lancet）也表示了对安全套的蔑视，称之为“令人讨厌的东西——无力处理任何有活力的精子”。另一些医学界人士警告说，对于一个年轻的妻子来说，最可怕的事情就是看见自己的丈夫戴上安全套。另一种关于安全套使用的陈词滥调就是那相当于手淫，或者“对双方的手淫”。
其他的诋毁者并不关心使用安全套的对错问题，他们只是要求关闭所有“橡胶商店”，因为那代表着一种道德的堕落。
忽略反启蒙主义者！
1920年代为安全套辩论的人远远多于反对它的人。当作家乔治·威尔斯和玛丽·斯特普坐在全国生育控制委员会的桌前，听着人们为反对节育而进行争论时，他告诉这些人，所有英国人都有权利和需要被告知关于性、避孕和避孕用品的必要以保护自己。威尔斯辩论说，节育保护了女人：“我觉得一个已婚妇女如果完全不知道控制生育，她比农奴好不到哪里去，只是一头无助的生育动物。当我看见一个愚昧的罗马天主教徒坐在卫生部的灯光下，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告诉他些什么。”
英国圣公会的一些较为开明的牧师加入了威尔斯的团队，他们在人数上超过了那些保守派分子，并呼吁“就基督教夫妻在遵循基督教义和《圣经》基础上如何和谐地经营婚后生活、同时在知道自己无力供养的前提下不会不负责任生下孩子有更加明确的规定。”伯明翰主教的态度更加直接：“我们必须承认节育的合法性。”
也还有一些人担心老马尔萨斯人口论者所担心的穷人中的生育比率问题。受过教育的非专业人士和医生一致强调，对穷人进行性教育是保证健康的一种重要手段，并且希望他们能够使用安全套以防止人口的过多增长。
在欧洲其他地方，关于安全套的争论也很激烈，尤其是在法国。考虑到一战中大量人员伤亡导致人口减少，法国保守派呼吁议会成员将节育定为非法，因为“最紧急的需求是增加（法国）人口。”这个国家的政策总是像钟摆那样摇摆不定，少数人争论说如此严酷的法案只会将人们引向安全套的地下黑市，他们遭到的是不屑的“嘘”声。当共产党人安德雷·贝松（Andre Berthon）问：“你们是打算去谴责那些售卖——说得直白一点——安全套的药剂师吗？”他几乎因为如此的说法而在议会跟人打了起来。
共和党唯一支持安全套的声音来自于一位妇科医生，他也是关于人口减少问题的国会特别委员会成员。他基于自己的医学经验，反对反转政策改变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安全套的接受，以及使用各种节育和预防疾病传染的方法。他确定说，无法得到安全套的女性将最终被迫使用“笔筒”来解决意外怀孕的问题。对接下来几十年颇有预先警告意味的意见出现了。
生殖力保护
爵士年代性道德方面的逐渐宽松实际上有助于美国和欧洲妓女和妓院数量的减少，相应的，20年代性病发生率也有所下降。无论军事将领注意到还是没有注意到这样的统计数据，他们依然十分担心水手和士兵的性病传染问题。
英国和其他欧洲军队继续给他们的士兵提供安全套。即使是西班牙的极端保守、反对节育的未来的法西斯领导人佛朗哥将军（General Francisco Franco），也要求他的新兵们在夜晚外出的时候能够领到德国产的安全套。当年轻人外出玩乐时，佛朗哥会进行军容风纪检查——如果有人连一个安全套都没带，他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直到1927年以后，美国陆军和海军对预防性病的重视程度终于超过了事后治病救人。资深军医官们开始推广性教育活动，并让安全套更容易得到。
为了得到有关方面的许可，令安全套成为士兵随身医药包中的一部分，军队将旧时的禁欲运动转为以男子生殖能力为中心的辩论。一个由没有生殖能力的男人组成的军队，是无法想象的！“男人就该像男人”的方法奏效了。伴随着旧时传统和拘谨的维多利亚式性禁令逐渐削弱，安全套在世界各地的任何军队中都变得容易找到，而到了1931年，派发安全套给美国士兵已经成为规定之一。人们终于充分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
[1]麦迪逊大街是美国广告业集中之地，作者这里实指美国广告业。——译者注
[2]爱抚派对是1920年代出现于美国的社会现象，参与者大多是青少年和已成年的年轻人。参与者相互搂抱亲吻，某些时候会导致随后的性交行为，但是大多数时候，行为仅停留在性挑逗层面。……译者注
[3]鲁道夫·瓦伦蒂诺，电影明星，法意混血，默片时代银幕上的大众情人。——译者注
[4]参见本书第四章“莎士比亚的手套和诗意的安全套”一节注释。——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