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崩盘，爵士年代的快乐时光就此终结。人们从前打心眼里认为好时光永远不会结束，如今好时光被历史上最可怕的经济萧条所取代。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失业，他们过着流浪汉的生活，或者把能装的都装进那辆老式T型车，上路去寻找更好的容身之处。
虽然很少美国人能够免受痛苦，但在这个令人沮丧的年代中，还是有些闪光点的。1930年，让很多小姑娘高兴的是南茜·朱尔（Nancy Drew）开始解密她的玄机[1]；《美好家园》杂志的烹饪书开始售卖，一天内就成为历史上最畅销书籍之一；出现了“地产大亨”一类的游戏，以帮助人们打发居家漫长的时间；城堡汉堡包（Castle Burgers）成为世界上第一家快餐连锁店，并供应仅5分钱一个的汉堡包；美国每5户人家中就有两家有收音机，并开创了广播的黄金年代，诸如平·克劳斯贝（Bing Crosby）、盖·隆巴尔多（Guy Lombardo）和鲁迪·瓦利（Rudy Vallee）这样的名人主宰着空中的电波。因为已经很少人能够负担得起他们在20年代时享受的那些奢靡娱乐，大萧条时期的好莱坞随着彩色电影的到来而兴旺起来。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每星期都会拿出两角五分钱坐进电影院，让自己在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朱迪·加兰（Judy Garland）和凯瑟琳·赫本的电影世界中迷失。
而对于安全套来说，没有什么黑色星期五。
一系列因素使得大萧条时期的安全套行业愈加兴旺——一些是合法的，大多数是金融方面的。虽然法律总是有些滞后，一些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案件最终还是消灭了“科姆斯多克残余分子”的联盟。历史上第一次，医生可以自由地以任何理由给病人开出避孕药品。虽然很少有男女会因为避孕的问题咨询医生，这一决定还是促使过时的美国医学会最终撤销了他们对将安全套作为节育用品的反对意见。1938年，美国开设了超过300家合法的节育诊所，为贫穷的女人提供安全套和一般的医药帮助与建议。玛格丽特·桑格长期的追随者立刻对于用了这么多年时间才实现这个目标嗤之以鼻，不过他们也很高兴贫穷的女人最终终于可以自由而且合法地选择节育了。
另一个更加重要的法律决定大大帮助了安全套产业：联邦法院终结了科姆斯多克时期关于刊登节育信息广告的禁令，令刊登广告和海运安全套都成为合法的事情。虽然多年以来，邮购安全套的生意一直很好，但这一决定还是让有着良好声誉的公司比如西尔斯·罗巴克在市场上直接推广自有品牌的道路更加平坦，这不仅令人们能够直接看到商品，而且也有助于继续教育公众如何使用安全套。
在联邦这一层面，虽然缩减预算代表着用于向军队供应随身医药包的资金也减少了，但美国陆军和海军仍然继续着他们在士兵的医药包中不事声张地放入安全套的政策。军队领导人声称这只是延续了1918年关于为预防性病而提供保护用品的决定，从那时海军就开始派发宣传材料，告诉自己的士兵在他们的医药包中有避孕用品。已婚的军人和未婚者使用同样多的安全套。当一般的军人使用完免费安全套后，他们会花一角钱（相当于今天的一美元）买一盒三个装的安全套。30年代初期的一项由医官进行的关于军队购买安全套情况的研究表明，即使当士兵们必须自费购买安全套时，他们也还是愿意的，每个人通常一年会购买10个安全套。医药包的供应和安全套的易购使得军方报告说，性病的发生率呈直线下降趋势。
“亲爱的，除了爱情，我什么都给不了你”…… 困难年代的浪漫话语
大萧条时代关于性的俚语深深地反映了人们无助的心态。这些语言也表明了人们越来越接受更加公开的性行为。“猎艳”（on the make）、阴茎（whanger）、“阳痿”（impotence）这样的词语开始被使用，并成为当时最重要小说中最有特色的词语。《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中就用到了“性交”（screw/lay）、“阴茎”（pecker/dong）、“阴蒂”（trigger）等。当然也提到了“避孕”这一说法。
虽然对于将安全套作为节育用品的广告的限制逐渐消除，同时军队中继续推进使用安全套的措施支持了安全套工业的发展，但在大萧条时期刺激销量的最大原因还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觉得他们不再能够负担得起养育孩子的费用。不管夫妻两个多么穷困，他们总能找到几分钱来购买防止怀孕的用品。安全套总比养孩子便宜得多。
家庭中少养孩子甚至不养孩子的情况与如此高的失业率结合——成年人有了大把空余的时间。在充满诱惑的20年代毕竟还有着白天不进行性交的禁忌，此时也已经被打破了，很多人用安全套度过了偷快的下午时光。
因为社会和经济的压力，人们甚至觉得他们无法结婚，所以结婚率一落千丈，迅速降至谷底。到了1935年，结婚人数少于历史上任何时期，这意味着避免意外怀孕的需求前所未有的大。听起来也许很讽刺，在这样一个金融崩溃的时代，每一年，人们在安全套上的消费却超过了3300万美元。
萧条与繁荣
在大萧条时期，美国生产商每天卖出150万个安全套。但是，“安全套”这个词还只限于男人的喃喃自语，人们更喜欢用一些流行的委婉语来称呼它：安全、橡胶、外套、雨衣、法国帽子、法语那个字、点头人（nodder）、保护品、强尼橡胶、保护性处理（propho）等等。女人喜欢用的词则是“寡妇”。
和美国同行一样，欧洲生产商继续享受着安全套的热卖，美国人和英国人都在和以前一样的地方购买安全套：自动售卖机、当地的理发店和加油站。尽管经济大萧条影响了整个世界，欧洲和英国安全套生产商还是将生意经营得很好。1932年，从前只是德国安全套批发商之一的伦敦橡胶公司开始生产自己的乳胶安全套。公司迅速成为英国最大的生产商，每年大约生产200万个安全套。
虽然不完全是富乐牌牙刷那样，但也……
独特的市场加上绝望之后带来的新的创造力，也许可以解释一种新创业者出现的原因——上门推销避孕用品的销售员。在几代沿街商贩经营方式的启发下，爵士年代这种职业重又复苏，创造出了推销富乐牌牙刷那样的销售方法。这种销售人员的特点就是他们只在一定活动范围内售卖（质量不太好的）“橡胶产品”。美国很多妇女都有过这样不寻常的经历：打开门，就会有一张笑脸晃在你的眼前，然后对方会说“早上好，女士。你有没有点儿时间看一下我质量超群的避孕用品？”尽管沿街商贩赚不到很多钱，而且也从不挑战零售商铺的利润额，但这些独立的销售员却拥有小份的市场份额，并且显然已经被大萧条年代这个混乱的世界所接受。
尽管安全套的销售地点很少变更——上门推销者除外，安全套产业到了30年代开始发生一些重要的变化，除了保有其一些根本特性外，还在不断稳固自己在商业世界中大玩家的地位。同时，卡萨诺瓦时代对安全套的抱怨也还没有消失。
数字游戏
由于启动成本太高，特别是在基里安的安全套传送带于1930年发明之后，到了30年代中期，能够留下来的只有很少的一些大型生产商，这也是20年代开始的市场稳固化的结果。杨斯橡胶公司、尤里乌斯·施密特公司、路易斯·顺克公司（Louis Shunk）以及迪恩橡胶生产公司（Dean Rubber Manufacturing Company）都是最大的玩家，后面还有些规模小些（但利润更丰厚）的公司比如亚特兰大的奥林匹亚实验室（Altanta's Olympia Laboratory）。杨斯著名的乳胶安全套“特洛伊人”因为其可靠性而成为最受欢迎的品牌之一，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实在太贵了。
当说到对于自身品牌安全套的市场定位的理解时，施密特总是非常精明的，他还是停留于古老的胶合剂橡胶科技。虽然这意味着他的工厂会有更多火灾发生的可能性，但尤里乌斯觉得还是值得冒险。使用旧的生产方法，他可以合法地标明自己的安全套更耐用，并可以反复使用，事实证明，安全套上面的润滑剂50年后还可以使用。挑剔的消费者很早以前就不使用这种安全套了，但是在大萧条时期，低价和重复可用性对于那些想省钱的人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特性。
每家公司的生产费用都不同，但是基本上一罗（12打）安全套的成本跌到了2.2美元左右。其中，橡胶和化学药剂的费用大概是0.2美元；0.4美元为管理费用；1.3美元用于销售，剩下不超过0.25美元则是测试费用。各环节的成本，根据品质和生产过程各有不同。过高的市场推广费用与相对低廉的生产费用形成鲜明对比，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安全套市场不再局限于城市。无论身处何地，美国人都想买到安全套，所以销售力量必须向各处铺开，而且船运费用也相应增加了。
法国安全套，依然好好地存在着
虽然那么多人遭受着贫穷的折磨但依然存在着一个可以购买到高质量法国安全套的地下黑市。购买这种安全套的是那些没有受到经济危机打击或者说甚至从中得益的人。虽然法国安全套不占据市场的主要份额，但他们对于特定群体来说确实非常受欢迎。进口的法国安全套还是用上等的动物肠子制作，并且走私入境，以免被征收过重的关税。有些事情从来不曾改变。
经销商可以买到批发的安全套，其中有些安全套12打仅需0.5美元。这些安全套都是用不同名字包装的，且未注册商标，大多数已再难寻觅。其他的价格则是12打从1.5美元到11美元不等。最贵的安全套由三大安全套巨头生产，并用自己公司的品牌售卖。那些在加油站、自动售货机、理发店、街角熟食店、台球房出售的，以及由酒吧侍者、旅馆行李员兜售的安全套，通常质量都不好，而且一般3个安全套仅需75美分。不过，相比理发师只要支付6美元就能批发到12打安全套的价格，可想而知这还是一项利润颇丰的生意。虽然质量不怎么样，人们却发现在购买汽油、报纸或者糖果的时候购买安全套更加方便。总的来说，非医药供应商每年大约卖出150万个安全套，平均价格为12打10美元，也就是1年1400万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这个数字相当于21世纪的1.4亿美元。
药品商销售安全套的数量却在下跌，他们只占据整个安全套销售量的三分之一。药品商出售的价格为12打16美元左右，一年销售额总计约1100万美元。一般的消费者购买不起药品商出售的安全套。除了价格更高之外，药品商自己也不愿意出力，他们始终对安全套销售存有鄙视的心理，也从不在药店中将产品作公开展示。其中很多商家还强迫他们的客人购买安全套的时候报上名来，并坚持在柜台下面做秘密交易。尽管价格和购买的方便程度对药商的售卖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但利润之高还是足以令药店“支付租金”的。
彼时，美国每年安全套的利润额高达3300万美元，这还没有将超过240万打销售到海外的安全套的利润计算在内（直到20世纪50年代之前，海外生产的安全套还不能在美国国内合法销售，但是美国生产的安全套却可以出口到国外）。难怪三大巨头公司支配着超过70％的市场份额，而一些规模小些的生产商依然为分一杯羹而激烈竞争。事实上，在当时很少有利润丰厚的产业，在现实的驱动下，安全套产业的竞争是非常残酷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企业将重点置于大规模生产，而不是质量控制。
翻动和皱纹——测试安全套
如果知道自己富创意性的测试“英式骑装长外套”的方法被沿用至20世纪30年代，卡萨诺瓦定会倍感骄傲。这个时期，美国有4种官方规定的机械或者半机械方法来测试安全套，英国和德国也各有一种。尽管如此，和世界上最伟大的情人用安全套吹气球取悦自己的女人相比，事情并没有多少变化。
美国的“翻动测试”是一种人工密集型测试方法。一位女性“翻动检测工”——她可能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也不想告诉家人和朋友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但不管怎样，她还是会因为有了一份工作而庆幸——坐在大桌子前，左边放着一大摞安全套。她用自己的右手将一个安全套套在连接着有稳定气流喷出的原始压缩器的管子上，当安全套内被充入一般空气时，翻检工抓住安全套中间，观察是否有在硫化过程中因为乳胶的黏性而出现的漏洞或者难以消解的皱褶。
翻动测试是那些嫌测试麻烦的生产商最喜欢使用的方法，主要是因为这种方法很便宜，有成千上万的女性愿意以极低的工资接下这份工作。毕竟这是大萧条时期，另外，女性还可以因此免费得到安全套。
有缺陷的安全套应该被丢弃，但是这种仅用眼睛测试的方法并不能将大多数有问题的安全套找出来。而且，大多数大型生产商都采用了默尔·杨斯丢弃安全套次品的方法——将他们卖给别人！
其他被采用的测试方式和翻动测试方法相比，大同小异。有一种方法叫做“臀部测试法”——流水线测试员在安全套中注满空气，让它变得很大，然后将之压在自己的臀部或者胃上，来测试其能承受的压力。测试员有时候会观察安全套是否有问题，有时候根本就不看。
“脸颊测试法”的步骤和上述方法基本相同，不过是测试者将充气的安全套放在脸颊上，然后感觉有无空气漏出；“脸颊二号方法”也是一样，但是操作者会寻找肮脏的地方和其他缺陷，原则上应该充气两次。“脸颊二号方法”更加关注细节，被认为是一种最全面的方法，并受到最好的品牌生产商的青睐。
英国人和德国人在测试方法上有效多了。工人（男性工人多于女性工人）将每个安全套充气，封口，然后将它放在一个缓慢移动的传送带上。那些泄气的安全套会从传送带的空隙处跌落一间房间，一天工作结束时，这些安全套就会被扫在一起然后丢弃。对欧洲人来说没有次品。
虽然几个世纪以来，消费者都被建议使用吹气方式自己对安全套进行检测，但是大多数男人觉得很麻烦，其他人则试图在安全套中灌满水，来检查是否有漏洞，但是这会让安全套上的滑石粉变得很黏，从而将小洞填补掉，所以根本无法知道是否真的有小洞存在，而且灌过水的安全套看起来像极了一坨灰色的生面团。
尽管检测方式五花八门，但是据披露，30年代末只有25％的安全套接受过某种方式的检测，无论这种检测是在流水线旁还是在家里。
寄给我一些样品
安全套产业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也存在着负面影响——它的高曝光让人们更加关注其缺点。一位生物化学家在1935年做了一项研究，并将自己的研究结果在各大媒体刊登出来，同时也给了政府官员。
塞西尔·沃基（Cecil Voge）和他的研究小组测试了2000个安全套，这些安全套是由他的助手从美国各种零售商店买来的。他们对每个安全套都进行了吹气和灌水的测试。沃基发现，差不多60％的安全套都是不合格的，这说明或者生产商的测试做得不够，或者现存的测试方法不足以检查出缺点。因为生产商都诚实地表示他们只检测大约25％的产品，60％这个数字就不那么让人惊奇了。同时，很多生产商并不愿意花钱去测试所有产品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尽管人工很便宜，检测过程却会延缓产品投入市场的时间，而且增加产品的成本，这对于那些小型生产商来说可不是件小事。杨斯可以为其最高端产品“特洛伊人”提供相当不错的测试检查，因为“特洛伊人”要价很高，可他同时也出售次品。
因为沃基公开了他的发现，也因为安全套产业是如此庞大——它是充斥失败的那个时期罕见的成功例子，1937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介入安全套的检测环节。
合法零售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可能受到一些站在先发制人立场上的州的影响，比如俄勒冈州，它于1935年要求安全套仅能通过“合法的”渠道销售比如药品商、批发商和医疗用品供应商，他们必须直接从生产商或者其他被认可的零售店那里购买，上门推销和自动售货机被取缔。俄勒冈州的零售商要售卖安全套必须向州药品管理委员会申请执照。原则上，零售商也应该接受一些测试，但是因为委员会并没有多余的钱来雇佣检测人员，所以这项要求并没有对“非法售卖”产生多大的影响。委员会成员也需要有充足的安全套提供给他们个人，这让风趣的俄勒冈人怀疑，是否在政府庆祝他们反对劣等安全套成功的时候，那些安全套被用来做了派对的装饰。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官员决定忽略安全套新的、合法的“节育用品”的身份，通过强调安全套是一种“预防性病用品”，迫使一向警惕联邦执法机构的安全套生产商打开接受监察的大门。聪明的行政官员宣布现在安全套成为一种药品。
在很多方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创造力对安全套市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杨斯决定优先保证其尖端品牌“特洛伊人”的市场位置（1930年一年中就售出超过3000万个“特洛伊人”安全套），他成为第一个响应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介入安全套测试环节的生产商，而且他还资助发明先进的检测技术来对杨斯公司每个安全套进行测试。实际上，这是杨斯的兄弟的主意（同时也是受了欧洲测试方法的启发），他在1940年为自己的安全套测试传送带申请了专利，这套系统1938年就已经在杨斯公司的厂房里投入使用了。
在亚瑟·杨斯1939年对新机器的描述中，他解释了在每个产品经过传送带检验之后，会被放在一个架上，开口处保持非封闭状态，一个胶管自动将水灌注其中。因为水会从无论多小的洞眼中流出来，人眼因此非常容易看到。检测人员会给有问题的安全套做标记，然后手动移离框架。这种方法最终被大型安全套生产商认为给自己带来了福音，因为缩短了检测过程的时间，从而节省下一大笔资金，而且也减少了从事人工翻动、贴上臀部或者脸颊工序的工人数量，还在质量上提高了十倍。这也意味着各种乳胶安全套必须在完成前不添加滑石粉成分。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顾客至上章程在这项兴旺发展的工业上得到了强烈的共鸣。对于大型生产商来说，顾客至上仅意味着拿出利润中的一小块，却能使自己的产业永远保持现代性和未来市场的稳固性。而对于规模较小的公司来说，这是结束的开始，却不是联邦干预的结束。
有问题的……药品？
对于规模较小的生产商来说，似乎事情只会变得更糟糕。国会在1938年通过《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时，无意中签署了生产商的死亡证明书。这项法案是1906年的《纯净食品和药品法》的更新和扩展。新法案于1940年正式投入使用，并没有提到关于安全套的字眼，相反，它声明所有药品生产商必须保证他们的产品是没有缺陷的，包装上必须准确标明生产商是谁，在哪里生产的，并且没有不正确或者误导的信息。在新法案之前，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拥有追踪安全套检测的权力，但是，没有哪个法律机构能够保证每年销售出去的每个安全套都经过了测试，或者因为质量不合格而受到惩罚。虽然施密特和杨斯选择了遵循法律，其他人却没有。“作为药物的安全套”改变了所有的情况。
新法案一经通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立即行动了：相关官员在一个月内就查封了超过6000罗（864000只）有问题的安全套，并全部充公。立法者给了联邦政府强有力的工具来强制执行相关规定：他们不仅能够收缴所有确定或者怀疑有问题的安全套，也有权力对相关生产商施以罚款（法律允许的范围是每次罚没，最多罚款1万美元）。如果这还不够，联邦政府还有权力将被抓捕超过一次的相关人员（参与生产、运输或者售卖有问题安全套的人）处以3年以下的牢狱惩罚。
幸亏使用了商标和同意进行测试，到了1941年，施密特公司和杨斯橡胶公司成为唯一两家能够合法生产安全套的公司。“特洛伊人”、“谢克丝”和“拉美西斯”品牌在美国成为最受欢迎的品牌，他们甚至得到了消费者联盟的许可印章。可悲的是，法律对于出口用安全套未置一词。尽管杨斯最终在本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却依然将次品出口到国外。而对于规模较小、且生产水平无法达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的公司来说，海外市场成了唯一合法的市场。
“避孕用品许可”——1930年关税法案
和安全套历史上的很多时期一样，实际行为与法律总是很难相协调。到了1930年代，科姆斯多克法案依然有残存影响，主要是因为国会从来没有完全地推翻它，不过法庭的行动证明了其影响正在慢慢消除。残存下来的影响之一是节育用品只能以药用为由出售。女性用子宫帽安全套是为了预防危险的怀孕，而安全套是为了防止疾病传染。这一存留下来的法律直接和上诉法庭1936年的决定——允许将安全套作为节育工具刊登广告——产生了冲突。但是，在科姆斯多克的阴影下，一些过分热情的联邦机构转而依靠科姆斯多克法案来起诉和折磨一个没有嫌疑的个人。
联邦执法机构从一个美国医生那里没收了大批从日本进口来的子宫帽，以消费者代理人的口吻声称这么做是为了“确定其作为避孕用品的有效性”。美国地方法院驳回了该案，宣称虽然法令禁止“任何个人进口任何安全套，不管是否为了避孕”，但子宫帽是为了“适当的医学之用”。法官继续说，只要节育用品不是为了“不道德的原因”进口（或者出售），避孕用品就“可以生产和销售，也可以通过邮购的方式得到”。一个当时的法律专家说，科姆斯多克法案“在地方法院拒绝执行后已经变得软弱无效了”。
尽管这起案件对于残存的科姆斯多克法案是致命的一击，却也再次说明当时社会道德、法律、市场和个人选择之间奇怪的纠结。安全套从此以后都被当做避孕用品来使用了（官方承认的）！但是，当避孕用品再次回到法律的聚光灯下时，和从前相同的关于“使用目的”的道德条款就蹿了出来。再一次，法庭上似乎缺少逻辑和一些基本常识。
而对于安全套的生产工业商来说，他们只是微笑，并继续干原来该干的事情。
“性教育”，大萧条时代的风格
无论玛格丽特·桑格和她的英国同道玛丽·斯托普是否读过乔治·莱利·斯科特（George Ryley Scott）的著作，如果能够知道她们对于此人1937年出版的为男性撰写的性手册的反应，那一定很有趣。斯科特向男性读者宣称由他们来掌握节育措施——通过使用安全套——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许多女人都不可靠。丈夫无法确定他的妻子是否能够恰当地贯彻执行必需的技巧。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粗心大意的女人，有太多懒惰的女人，有太多既粗心大意又懒惰的女人。”
斯科特还出版过《体罚的历史》，一位性情古怪的一流出版商形容这本书“主题充斥着无尽的挑逗”。作者在这本1938年的著述中宣称该书只卖给“律师、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标榜此书是有关涉及身体的行为的严肃发现，其中包括对儿童施以惩罚的种种手段：鞭打、禁闭、捆绑双手等等。此后斯科特花费多年时间探究此一方向，著书名为《阴茎崇拜：性和仪式的历史》。
精神用品
认识到限制家庭人口数量的经济原因，1931年时，就连保守的联邦基督教协进会（Federal Council of Churches）也认可了“已婚夫妇”节育的政策。而同意这么做的同时，他们也等于给沉溺于非法性行为中的人开了绿灯。
个人与公众利益的对抗……再一次
关于家庭人口限制问题，虽然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和英国圣公会单刀直入的方法，个人行为和公众意见再一次无法和法律或者医疗实践相协调。“无畏舰”总是有喜人的销售量，而同时，英国政府将安全套自动售货机定为非法（虽然一些乡镇对此置若罔闻）。医学机构允许关于安全套的广告出现在他们的期刊上，但是广告内容通常很浮夸，一般大众也不会去阅读，所以对于市场推广或者性教育来说毫无用处。
当国家性病预防协会（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Venereal Diseases）试图通过出品短片《无知的代价》（The Price of Ignorance）（影片直接讲述了如何进行安全的性行为）来重新将安全套当做预防性病用品时，道德普察们命令其将所有关于安全套的内容删去，而且几乎没有出版物能够刊登关于何时何地放映该电影的信息。
同样的，1930年，圣公会各主教参加的兰贝斯会议推翻了其于1920年对节育的禁令，并以官方形式批准使用安全套。教会官员声称，当清楚地知道避孕的道德义务时，使用避孕物品是可以的。持不同意见者对于这种突然的改变感到十分惊恐，担心“人工方法”会导致人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性交，这样一来，也会培养人们“自私”的心理。但是，英国教会的领导者表现出非常现实的一面，没有收回决定。
英国圣公会10年前还坚决反对使用人工方法避孕，如今却有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这深深激怒了天主教会。后者第一次以官方立场加入到关于避孕的公众辩论中。庇护11世（Pope Pius XI）在兰贝斯会议召开的几个月后发表了通谕：
这是教会自始所宣讲与未尝中辍的道理。近来有人明显地背弃了这道理，主张对这点应当隆重地来一个新讲法。教会受天主委托，承负起训诲万民与卫护伦理和道德完整的任务，值此世风糜烂之时，笔直地站立在道德的废墟中间，为保持圣洁的婚姻不为丑恶所玷污，并为表示教会乃天主代表起见，吾人大声疾呼，重新宣布：“如人在运用婚姻时，故意阻止该行为所有育孕生命的自然效能，便有违反神法和自然法的重罪。”
西班牙和“唯一的”安全套
1930年代，教会对西班牙普通人的生活有着重要影响，这使得制造和使用安全套变得十分困难。实际上，这种困难主要来自于教会对西班牙医学机构的控制。这个时期，科学家已经研究出如何计算精子数量，这让对不孕的治疗（在崇拜大家庭的时代和文化中）成为可能。问题在于教会说，任何播种在妇女身体外的种子都是不道德和非法的。所以，如何得到一个样本来协助不孕的鉴别和治疗呢？答案是：一个“带孔的”安全套。就像当时一位处于领导地位的医生说的那样：“当使用带孔的安全套时，让大多数精子穿过洞眼存放在阴道中，而只有少量精子留在安全套内。否则，那些方法就和避孕太像了，而且会被用来进行非法性行为。”
尽管教会一直以来都反对避孕，这还是第一次以一份官方声明来澄清天主教不会使用任何东西来阻止他们“笔直地站立在道德的废墟中间”——这是一种有趣的说法。这种立场为教会的教旨在20世纪余下的时间以及21世纪设下了边界，自此从无一任教皇推翻过这一反安全套、反避孕的声明。
互相对立的教会教义说明了一种新的和十分严肃的分裂在基督教组织中产生了，而这种分裂在20世纪将会变得越来越大。因为天主教教义和教徒的需求以及行为不相融合，而同时，更加自由的教会比如英国圣公会，在大萧条时期就开始寻找方法帮助减轻人类所受的折磨，并使其教民变得更加实际，这些教民中很少有人能够负担大型家庭和太多的孩子。
但是，这一新的争斗还需等待安全套历史即将翻开的新的一页。虽然元首先生憎恨安全套，这一章新的历史却是由他写下的。
[1]南茜·朱尔是以其名字命名的系列神秘侦探小说中的少年主人公，这一人物形象最初由爱德华·斯特拉特梅耶（Edward Stratemeyar）在1930年设定，借由小说流行而成为美国青少年文化的象征符号之一。南茜·朱尔系列小说由不同作家创作完成，是史上最畅销系列书籍之一，自1930年至今已卖出超过2亿本，被多次拍成电影、电视剧。——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