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冰岛的旅途中，我们的确见到了推动冰岛惊人变革的英雄。他们详细地向我们讲述了“平底锅革命”，以下是主要事件：
雷曼兄弟银行于2008年9月15日破产，让冰岛这个32万人口的小小国家，从信用贷款畅通无阻的新自由主义理想国，变成可怕的深渊，这次破产被看作历史上最严重的破产之一。在此之前，冰岛人不仅仅是靠信贷生活，他们打破了该领域的一切标准。正如演员、音乐家、革命发起人豪威尔·托费森告诉我们的那样：“从1999年、2000年开始，冰岛人的生活方式变得彻底疯狂。他们不再只是消费者，也不再只是向银行借款，买房子、新车、服装，旅游……”卡特因·奥德斯多提尔是一位律师。她是重订宪法的当选公民团体成员之一。在她办公室旁边的小咖啡馆里，她微笑着向我们说道：“我们曾经以为自己很完美，得益于我们的超级民主系统，我们的国家就没有腐败。我们完全不了解自己国家和世界其他地方真正发生了什么，而全球资本主义慢慢地却也必然将我们毁灭。我们看着等离子屏幕，在全世界旅游，挥霍金钱，忙着发财和幸福……直到有一天我们意识到，我们认为的真实都是假的。”
冰岛的衰落非常暴烈。几个月内，冰岛克朗贬了一半的值，之前不存在的失业率攀升到9%，国内生产总值直线下降，两年内减少了10%。国家三大银行倒台。数千冰岛人的住所被查封。住在雷克雅未克的法国学者、冰岛危机专家菲利普·乌法利诺（他在议会附近的小咖啡馆里会见了我们，我们还在那里偶遇了梅拉妮的好友：歌手达米安·赖斯）认为，“冰岛危机是全球历年来最大、最迅猛的金融泡沫之一。在几年时间内，银行和企业债务达到国家财富的4～5倍。在2008年之前的3年内，债务翻了一番。银行和企业监管不足，轻易地把钱借出去。一切都处于欣喜的、快速增长的、投机的系统中。所以才会不可避免地迎来衰落。”当时的情况严重到冰岛社会进入战备状态。正如约瑟夫·斯提格里兹在2011年10月末指出的那样：“冰岛的彻底绝望无法用传统方法去拯救，这赋予冰岛打破规则的自由”。[1] 政府和议会采取激进方案，封锁国家以便将其保护起来：控制资本流向、拒绝将财产损失社会化、扩大财政部长权力。政权机构决定任由银行倒台，同时拯救它们的国内业务（冰岛人的存款），这些业务很快就由新创立的银行接手，以便实施国家操作。这一次（与美国发生的事正好相反），冰岛公民优先于银行。
同时，另一场人民“革命”也蓄势待发。“在银行倒台后，国内呈现出一片宁静，”卡特因·奥德斯多提尔回忆着，“我们能听见周围的人都在讨论解决方法。这是一次绝妙的机会，因为所有人都在想，不能再发生这种情况。大家应该团结起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种时刻非常特殊……大部分时间里，人们都在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问题争执，他们看不到，让他们团结起来的事物，比让他们分裂的事物强大得多。”
2008年10月，豪威尔决定付诸行动。“2008年10月6日，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我决定在那个星期六的中午去一趟议会。我在脸书上给每一位朋友发信息，让他们和我一起去。我要向议会提出两个问题：你们知道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事吗？你们知道我们该怎么做吗？那天没来多少人，别人说，我待在议会门前，看起来很蠢。但我还是每天12点都去议会门前，带着我的问题停留20～30分钟。每周的星期一，议员走出议会吃午餐的时候，我就向他们提出这些问题。但是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于是我着手组织一次古希腊式的露天集会。我订了一辆车，租借了音响设备，给朋友们打了电话。人们最开始非常吃惊、生气，甚至完全不明白。但是我们渐渐开始发现，商店里的某些食物已经没有了。报纸上在刊登1930年美国人排长队的照片。于是那个星期天，数千人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开始一起思考我们能够做什么。”
他们在之后的星期六的同一时间，又组织了一次集会。之后又一个星期六。在豪威尔和诗人布吉塔·荣斯多提尔（在这一事件后，成为海盗党的议员）的推动下，议会门前的集会被定为每星期六下午3点定期举行。集会每次持续半小时。人们提出了3个要求：政府下台、货币当局负责人下台、中央银行领导人下台。豪威尔用他的喇叭筒高呼：“这就是你们的诉求，对不对？”“对！！！”群众一遍一遍地呐喊。一个又一个星期六过去了，群体逐渐壮大。从银行垮台之初只有几个人的队伍发展到2008年底的5000人。在议会假期过后，豪威尔组织了一场盛大的集会，动员在年末假期中变得疲软的群众。“我让大家带来平底锅和长柄锅，它们象征着我们对食物的需求。这个主意来自阿根廷。1月21日，星期一，这次集会的人非常多。我们平和地从中午一直待到凌晨。接着警察过来赶我们走。发生了一些摩擦，但大家最终还是回家睡觉了。12小时过后，我们又去了议会。”
通过脸书，这个群体不断壮大。自由主义政府在经历了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运动之后，陷入瘫痪。被路人和其他政党喝倒彩的总理，在被他的主要同盟社会民主党抛弃之前，拒绝辞职。而社会民主党随后取消了同盟关系。1月23日，总理宣布提前选举。但这个举措并不足以平民愤：平底锅的音乐会继续上演。“这挺好玩的，”豪威尔继续说，“我们除了平底锅外，还加上了大鼓、哨子还有大桶，人们在议会前排成一排，使劲地敲着大桶。我们看到议员们惊恐地从窗户里看着我们。不幸的是，那天与警察对抗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事故，喝醉了的人不断挑衅警察。我在电视上呼吁所有人停止暴力行为，而且我们当场成立了维持秩序的分队，他们身穿橙色衣服，围绕着警察建立起一道保护防线。”第二天，也就是1月25日，星期天，爆发了自集会开始后最大的游行。“所有人都很安静。现场的气氛异常紧张。我们会见了所有部长，并给他们递上一封信，信中写着：你被开除了。”1月26日，星期一，总理和政府辞职，接下来的几天和几周里，货币当局负责人和中央银行领导人也相继辞职。他们满足了游行者们提出的要求。
冰岛迎来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约翰娜·西于尔扎多蒂，冰岛政治机构开始出现大量女性。三大国家银行中，两家银行的领导人为女性；2009年4月的选举中，43%当选议员为女性。这个比例比瑞典之外的任何欧洲国家都高。
然而，与此同时，国际社会怨声载道。英国和荷兰作为冰岛主要债权国，因为怨恨冰岛人拒绝向他们两国的储户也就是投机者偿还债务（总额是冰岛国内生产总值的60%），决定在欧盟的支持下，向这个小邻国实行铁腕政策。不再有银行愿意借钱给冰岛。最后，走投无路的新政府开展谈判，承诺从2016年开始，进行为期15年的还款，这一承诺已被议会批准。为此，每一个冰岛人必须承受1.3万欧元的债务，而此时，冰岛仍在失业和物价翻倍问题中苟延残喘。人们坚决反对这一决议，民众在网上发表了请愿书， 26%的选举人口在这份请愿书上签了名。冰岛共和国总理决定对这个问题进行全民公投。2010年3月6日，93%的冰岛人投票拒绝偿还债务。一些公民起而反对要求偿还债务的国际金融。于是新的协议达成。利率从5.5%下降到3%，15年期限延长至30年。总理又一次进行全民公投，60%的选票拒绝这一方案。2011年11月，自由贸易欧洲协会监管局向自由贸易欧洲协会法院投诉冰岛。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鉴于冰岛破产这一特殊背景，法院于2013年1月28日给了冰岛人一个公道。“是的，是的，是的。我们赢了。这是冰岛直接民主的胜利。”新议员布吉塔·荣斯多提尔在推特上这样写道。纳税人不用还债了。冰岛国民银行的清算，将会抵偿2/3的债务。还有其他标志性事件，包括冰岛政府（在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下）决定免除家庭或企业的过高债务。扣押他们的财产或让他们破产，将对经济非常不利。
正如所有杰出的革命一样，平底锅革命改写了宪法，并在宪法中增加了保险条例，以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我们的理念是，由冰岛人民制定为冰岛人民服务的宪法！”卡特因告诉我们。为此，他们选举出由25位普通公民组成的议会，这个议会还受到宪法委员会（由几位专家组成，负责监督议员的提议是否符合司法公正）的帮助。此宪法项目表面上有多个发起者：它似乎是诞生于权力的奥秘之中。组成宪法议会是进步党（右派党的联盟，2007年当权党派）提出的条件，以便该议会在约翰娜·西于尔扎多蒂领导的左派联盟中保持中立。而西于尔扎多蒂本人也非常支持这一方案，并努力让公民接管。而革命者却宣布这一方案是他们发起的。“一些党派否认这一主张来自人民，但我可以告诉你们，事实就是这样。我参加了所有的游行。我见证了这个过程，也了解这次革命的精神：创造真正的权力分立，阻止当选者为自身利益而行动，保护自然资源……”布吉塔·荣斯多提尔大声说道。
一场“全国大论坛”是一切的开端。2010年11月6日，1000位抽中签的人聚集在一起，组成了大型智囊团，负责定义国家重大社会准则和优先事务。在他们定义的方向中，我们看到有“投票权的平等”（如今，一个城市议员代表的选民是乡村议员选民的两倍），还有自然资源“属于人民”。
2010年11月27日，25人议会从代表人民的523位竞选者中脱颖而出（无论是议会成员还是部长均不能参选）。但是，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高级法院以选举进程不符合选举法为由取消了投票结果。政治学博士、冰岛专家米歇尔·沙雷认为，这是主要由独立党（反对制宪方案的保守党）任命的大法官们的敌对反应。议会被国会变成协商委员会，并被收回了制宪的权力。
但是，25人小组还是开始工作了，这也是历史上公民首次参与宪法制定，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提出修正案，给予评价、在脸书和推特上要求政府给出说明，参与会议或在youtube上收看会议直播。宪法项目的临时版本每周都会公布，并接受公众评价。3个月内，他们收到了4000条提议。相当于在法国，有75万人提出了意见。“我们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非常有意思的评价和提议。我们在宪法初稿中采用了其中一些建议，”卡特因回忆道，“我们的工作方式也因此变得非常独特。一般来说，大多数人的意见总是压过少数人的意见。这是一种战争式的思考方式。在谈话中，我们习惯性地认为两人中必定有一人是对的，你或者我。而且，对的肯定是我……（笑）。我们决定换个方式，采取‘一致同意’的方法。而其成果也很突出。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有机会找到比双方中的一方或另一方的方案更好的解决方案。政治家们应该发掘这条道路。他们不应再有‘因为他们是大多数，他们就能为所欲为’这样的想法。他们需要倾听其他的声音。我们的宪法中有三大主题备受青睐：权力分配、透明度和责任。我们也力图找到权力重新分配的方法，以减少腐败。我们不应该再认为，权力来自行政或法律，如今，权力大部分来自金钱和媒体。人们不是故意想变得肮脏，我认为大部分人都是善良的，但当他们钱太多或权力太大的时候，就会变得腐败。这是一条悲哀的规律……一旦拥有了控制权，权力就倾向于自我保全。这正是我们想要打破的局面。我们也想发展直接民主，摆脱现在这个愚蠢的系统——我们每4年为某一党派投票，却完全无法预料接下来的4年会发生什么，国家会朝着什么方向前进。这就有点像买彩票了。我们在宪法中写入了一些条款，比如达到10%人口数，即可要求进行一次公投，又比如普通人可以向国会提议法律条款。这很激进，但这也是未来，而且必须发生。”
议会楼前的动员之夜
仅仅4个月的工作时间，得益于小组成员的激情和人民多种多样的提议，小组全票通过了宪法文本。这一文本于2011年7月29日被递交给国会：9章，114个条款，主张让冰岛从议会制转向半总统制，并介绍了好几种直接民主的机制，例如由人民发起的全民公投。2012年5月（在冰岛右派几个月的阻挠之后），冰岛以新宪法的6个大点为基础，开展了“协商式”全民公投。赞成票是压倒性的（67%的人赞成使用这个文本作为新宪法，83%的人赞成自然资源属于国家财产，74%的人赞成由人民发起全民公投……）但却薄弱（只有49%的人口参与投票）。接下来要做的，是让国会采用这个文本。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最艰难的时刻到来了。2013年春天，冰岛进行了新的立法选举，独立党（冰岛危机时的当权派）赢得选举。一旦金融形势回归正常，某种形式的自由保守主义就又成为主流观点，让革命者几个月的工作和动员付诸东流。独立党因为反对宪法项目，将其冻结了两年。我们愣住了。豪威尔和卡特因在向我们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也百思不得其解。冰岛人怎么会让曾使他们陷入那般境地的党派重掌大权？怎么会让公开准备好阻断这几年工作和动员成果的党派再度登场？正如菲利普·乌法利诺解释的那样：“在冰岛危机的历史中，知识分子精英、积极参政人士强调了修改宪法的必要性，但我们需要注意到，大多数人对此并不感兴趣。进步党和独立党在最近几次立法选举中的成功，可以通过总理提出的一项措施得到解释：减轻中产阶级的债务负担，而这并不是上任政府保护措施的主要目标。我听到你们谈气候峰会的失败、谈这些问题引发的人民大运动。但目前我看不到人民大运动，我只看到积极参政的知识分子精英，他们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斗士尽了责任，但斗争仍不够广泛。当迫切感愈来愈强烈、政府看到更多的行动能带来选举的胜利的时候，才会出现更加自然的改变。”
从此，冰岛人直面自己的命运。通过民众施压，他们能够完成一种最具创新精神的制宪过程，并强迫国会采用新宪法，以此体现更多的人民主权。他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2012年关于宪法的全民公投，只是“协商式”，而现在，得益于国会议员布吉塔·荣斯多提尔和前教育、文化和科学部部长卡特因·雅各布斯多提尔等人的细致工作，它变成了强制性的。这是采用整体文本之前的第一步。“我们已经做了该做的工作，下次再出现危机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所防备。就像美国在9·11以后制定了爱国者法案。最重要的还是这种集体结构，冰岛人之间的对话。这一切都没有白费，一切都有用武之时。”布吉塔·荣斯多提尔铿锵有力地说道。“我们应当使国会和人民每10年聚一次，一同重审宪法。让宪法和我们的国家一起逐渐发展。如果渴望改变，我们就应该让我们的精力转化成改变，而不是消解在冲突中……”卡特因·奥德斯多提尔补充道，“权力属于人民，而不属于国会议员，也不属于大企业。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最后，卡特因· 雅各布斯多提尔作了总结：“我不觉得我们可以说政治领导没有什么用……但是，如果人民能更多、更积极地参与政治，我们就能获得一种更好的政治，这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又一次回到了自己身上。指责政治领导或跨国公司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证明自己已经准备好在日常生活中投身运动，让我们的民主，让我们的经济、能源、农业模式运转起来，让它们变得平衡、可持续、大放光彩……我们或许需要去学习，我们下一段旅程的主角艾朗格所说的“公民自治”。
[1] Pascal Riché, Comment l/'Islande a vaincu la crise, Versilio et Rue 89,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