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父母都是直呼其名。我母亲莉莉（Lilly）出生于维也纳的犹太家庭，少女时代还是一名天才钢琴家。她的父亲是一名教授，也是一名拉比，是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助手。他们住在一幢漂亮的房子里，生活优越。我的外祖父母下决心要等到纳粹暴政结束的那一天。他们坚信，人类的沉沦也是有底线的。
莉莉是一个早熟的聪慧少女。她长着一头金发，皮肤白皙。虽然你们也许觉得这些无足轻重，但她正是凭借这一点，才伪装成雅利安人逃出了集中营，然后伪造文书，在外祖父被处以极刑前救出了他。
可惜这样的策略也只能在大屠杀伊始，种族屠杀愈演愈烈之前，才有可能实现。最终，我母亲的家族几乎被纳粹灭门。
一些人逃了出去，辗转到了纽约。刚开始，莉莉只是一名小裁缝。但很快，她就拥有了自己的内衣品牌。她学会了绘画，年纪尚轻的她还成了一名舞者。她自力更生，追求自己的梦想。照片里的她看起来像电影明星一样耀眼。
我们的关系十分亲密，好得像一个人似的。我曾经为她和她的朋友弹奏贝多芬的奏鸣曲，那种感觉像是我们合二为一，共同弹奏。虽然这种解释听起来有些无力，也有些俗气，但确实如此。
后来，我的父母把我转送到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公立小学。那里没有艺术书籍，窗外也全无有趣的东西。我的父母还很担心我学到的东西根本没法帮我融入美国。
的确是这样。在上学的途中，我必须要穿越邻家恶霸孩子的领地。他们说话时带着牛仔的腔调，穿着脏兮兮的靴子。我的父母后来不得不送我去学空手道，这让我感到十分意外。
除了服装还算酷外，有关空手道的一切都让我十分厌恶。当母亲到得克萨斯空手道馆看我训练时，我就静静地站在那里，任凭另一个男孩打我、踢我、捶我。可我并不记得自己感到害怕或羞耻，相反，在我看来与另一个人打架才是愚蠢至极，我总觉得不对劲儿，感觉糟透了。况且那孩子也并不是真的在揍我，他根本伤不到我，但我的母亲被吓坏了。我第一次看到她对我这么失望，我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
第二天早上，我照旧踩着硬邦邦的土地，穿过光秃秃的草地准备去上学，那群恶霸孩子围住了我。我当时带着一个细管上低音号，它看起来就像一个迷你大号。对一个9岁的孩子来说，它其实就像大号一样大。突然，我脑子里有了主意。
我开始像直升机一样旋转，手里的“迷你大号”变成了盾牌，虽然它表现得更像一只准备战斗的公羊。这些孩子懵了，几次想与我正面交锋，最后都被撞到了旁边，摔倒在地上。他们没办法重新攻破我的防线。我记得当时一共有三个人，一会儿他们就鼻青脸肿地跑了。虽然我有点头晕，但“音乐”救了我。
我正为自己的胜利陶醉不已，突然一阵尖叫让我立马回过了神。我们的前门开了一道缝，莉莉站在门后失声痛哭，好像刚才是纳粹来抓我一样。她没有穿衣服，所以没有出来。多年后我才意识到，她可能又想起了在维也纳的痛苦经历。
我当时被她的反应吓到了。我在空手道馆站着挨打让她很沮丧，但在这里，我打了一架，让她惊恐万分。突然间，我感觉到我和她之间曾经的亲密关系在断裂、消失。那种感觉让我十分迷茫、悲伤，我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几乎是逃跑般到了学校。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