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五官棱角分明的阴郁男人，穿着熨烫得十分平整的军装，敲了敲教室的门。他是来找我的。我很高兴，因为我不用在教室里听老师讲无聊的阿拉莫之战了，但事情感觉有些不对。
没过多久，我看到校长也在门口。这个男人让我跟着他们去校长办公室。从来没人用那么正式的语气和我说过话，我也从来没去过什么校长办公室。办公室里有一面旗帜，还有一幅裱在镜框里的约翰逊总统的照片。我心里嘀咕，难道是因为我打了那几个孩子吗？
这些陌生人告诉我，我的母亲死了，我的父亲在医院里。
那天莉莉正好进城去参加第一次驾照考试。车管所离家大约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就在埃尔帕索市区附近。去的时候是我的父亲埃勒里（Ellery）开车。之后，母亲通过了考试。
回去的时候莉莉开车。在一条宽阔的高速公路上，他们的车突然失控，接着翻下了高高的立交桥。校长给了我一份刚做的剪报，好像这会有什么帮助似的。
多年来，我一直在想，那天早上那段让莉莉崩溃大哭的回忆，会不会就是她在路上突然失控的原因？我一直感到十分内疚。我是那场车祸的元凶之一吗？
几十年后，我的一名工程师朋友读到了一些材料，了解到当年那款车可能存在缺陷，而这个缺陷与那次事故的原因吻合。虽然不能再提起法律诉讼，因为早已过了时限，但这件事依旧让我耿耿于怀，为什么我的父母要买大众牌汽车？虽然那款车并不是希特勒设计的“甲壳虫”，但它依旧产自德国。
我的母亲做出这个选择，一定是因为她想寻找欧洲的“善”。
当年告知我母亲死讯的军人原来是一个远房亲戚，警察一直在追捕他。我的母亲在遗嘱中提到了他。他驻扎在布里斯堡，这个军事基地覆盖了埃尔帕索的大部分区域。但在那之前，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
我的父亲清醒之后，我被带到医院去看他，他的身体像烤焦了一般，到处都缠着绷带。我们俩哭得天昏地暗，那种感觉让人窒息。
记忆像一堵墙，被冲刷得干干净净。我几乎记不得母亲死之前的任何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