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里重达800磅[1]的会飞的大猩猩是致幻剂的产物，其中包含了迷茫的婴儿潮一代在当下的“一切梦想”。我通常会与“X一代”划入同一类人，但婴儿潮一代占据统治地位，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奠定了时代背景。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最常面对的问题就是VR和致幻剂的相关性。一旦人们能够真正尝试使用VR，这个问题最终就会慢慢解决。但为了准确起见，请看下一个VR定义。
第23个VR定义：VR有时可以与致幻剂相提并论，但VR使用者可以客观地共享世界，即便共享的是幻想，但致幻剂用户不能。VR世界需要设计和工程工作，而且当你愿意努力创造并分享自我体验时，效果是最好的。这就像骑自行车，而不是坐过山车。虽然有些VR体验让人激动万分，但你总是能够从中脱身。你不会失去控制。与现实或梦想或迷幻之旅比起来，VR往往“质量更低”，它将取决于你为注意到那些不同之处而对感官的磨炼。现在，致幻剂已经存在了，而在短时间内VR不会太好用。VR可能对你的子女或孙辈更有意义。
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在VR概念中发现了新的事业，尽管他暂时还不能进行尝试。也许你年纪太小已经忘记了，蒂莫西早期因为他的传染性狂欢而被人们称为“美国最危险的人”，这不仅涉及致幻剂，而且还宣布了一切都突然变得不同。这是拒绝和无视政府、大学和金钱等旧体制的最佳方法。
他认为，这个世界正处在揭露真相的风口浪尖，在这之后，我们都会享有更多的和平与美丽。他认为药物是突出真相的关键。他是婴儿潮一代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定义了今天在美国仍然残酷的文化鸿沟。
有一次，蒂莫西宣布VR是新的致幻剂。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强烈的分歧。
在地下科幻杂志等媒体上辩论了几个来回之后，蒂莫西约我私下见面，这样就可以打消我的顾虑。当然，这次见面计划是迂回有趣的。
蒂莫西要我把他从大苏尔的伊萨兰学院偷偷带出去，他在那里签约了一个工作室。首先，我要去接一个专业的蒂莫西扮演者，偷偷把他带进去，他会接管工作室的工作。然后，我再把真正的蒂莫西藏在汽车后备厢里，若无其事地通过门卫的看守，开车出去。我们仿佛要制作《冷战柏林》（Cold War Berlin）中的一个黑色电影场景。我很干脆地答应了，为什么不呢？
清理汽车后备厢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在斯坦福大学实验室后面的一个垃圾箱旁，沃尔特帮我一起对后备厢进行彻底的清理。我们将打印输出塔、计算机磁盘和软盘按照尺寸分类放到垫布上，还扔了几台我没启动的计算机，这些计算机在今天就是古董了。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给蒂莫西腾出空间。还有一台苹果III，它是太阳微系统公司的原型机，是LISP机器的一部分。[2]
我努力装作不那么心虚，避免与门卫目光接触。我温柔地对着亭子里的门卫挥手，心咚咚直跳。我迅速瞥了一眼，发现他不是我害怕的那种穿着制服的肌肉发达的保安，而是一个穿着扎染T恤、留着胡子的瘦小年轻人。
蒂莫西的扮演者看起来很成功，据我所知，没有人发现这一欺骗行为。我猜学生是被下药了吧。越狱方案成功！
时间到了，我们在后备厢里腾出的空间刚好装得下蒂莫西，尽管里面的一些剩余设备一下子落到了他身上。任务会成功吗？蒂莫西给了我一个地址，是大苏尔的普菲尔点最漂亮的房子。我把他从后备厢里拉出来后，我们就在满月的夜空下，看着脚下的海浪和好莱坞人一起吃饭，听着相当惊艳但还未发行的“传声头像乐队”的原声带。
崇拜蒂莫西的嬉皮士孩子把他围在中间，他也喜欢融入好莱坞的魅力世界里。他成了我的好朋友，虽然我不同意他的观点。这对我来说是有好处的，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将会有更多这样的朋友。
有一次，我在西班牙的一个会议上发言，而致幻剂的发明者艾伯特·霍夫曼（Albert Hofmann）也有发言。他走到我面前说：“你是蒂莫西的继承人。”然后狡猾地瞥了我一眼。我无言以对。
蒂莫西和我从来没有就如何将致幻剂和VR做比较达成一致。他同意逐渐淡化关于VR的言论，这很有帮助。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VR问世之前针对它的大规模反对声。
通过蒂莫西，我认识了迷幻世界的其他人。我特别喜欢萨沙·舒尔金（Sasha Shulgin）。他是一位伟大的化学家，在美国政府的特别许可下发明并试用了数百种新的致幻剂，他有一个世界级的化学实验室，隐藏在伯克利后面小山上的乡村小屋中。他是我见过的最清醒、性格最好的人之一。
蒂莫西的一部分追随者一直在研究怎样使某种药物促进移情作用——这是另一种喜悦，并且他们中的很多人认为这是世界和平、精神实现和永恒天才的保证。他们常常把药物看作是有生命的，就像计算机科学家可能会将计算机视为活着的人工智能一样。蘑菇中的迷幻分子可以被塑造成给人类带来智慧的生物。（我必须要说，致幻剂研究人员陷入了关于所有权、拨款等科学生活中其他令人厌烦的琐碎争议中，所以药物的乌托邦力量不可能有那么强大。）
迷幻乌托邦有一种自动化的性质，后来竟然与技术自由主义者的感性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古老的马克思主义或安·兰德主义（Ayn Randian）认为，人们需要为了乌托邦而奋斗，但这种观念已经过时了。
借助迷幻的思维方式，我的VR理想主义走向了成熟。在乌托邦的掩盖下，可以找到更多有趣的想法，譬如“设定和设置”的意思是，药物分子没有真正强加给人任何特定的含义，也没有背景联系。例如，摇头丸被认为能带来简单的愉悦感或移情作用（刺激的同理心）。后来，人们发现，在通宵营业的欧洲迪厅中，它作为兴奋剂和感官增强剂有着最广泛的应用。现在，它正在接受创伤后应激障碍甚至自闭症的治疗测试。[3]
因此，精神活性分子可以有广泛的含义。虽然我从来没有想过VR是类似药物的东西，但是“设定和设置”原则至少也适用于VR。VR既可以是美丽的艺术和同理心，也可以是可怕的间谍行为和操纵。它的意义在于我们如何设定。
致幻剂在科技圈普遍存在。关于它，史蒂夫·乔布斯如果在世会继续研究下去。
我曾经被质疑服用药物，特别是致幻剂，或至少是大麻，我为此承受了巨大的社会压力。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尝试过，连大麻也没有。我不得不一直为自己澄清。我的选择被致幻剂的推崇者视为一种公开侮辱。
我的直觉是，这些药物不适合我。就这么简单。我并不是对别人有看法。这有点像今天的某些人不愿意加入社交网络的那种感觉。我的答案是一样的。[4]
有人叫我骗子，据说是因为我证明自己能看见只有通过致幻剂才能看到的“可见的事物和已知的事物”。我是一个非常怪异和迷幻的人。蒂莫西·利里给我取了一个绰号——“对照组”。我是现场唯一没有服用药物的人，所以也许我就是那条基线。也许药物让人变得更加坦率。
有些人需要成为对照组。多年后，当理查德·费曼得知他的癌症开始蔓延时，他认为是时候去尝试致幻剂了。他的计划是在大苏尔海上悬崖峭壁的边缘，和一些嬉皮士女人一起泡在热水浴缸里。[5]他要求对照组也在场，保持一个谨慎的距离，确保他不会摔下悬崖。他用了致幻剂后非常兴奋，以致不能进行计算了。“机器坏了。”他高兴地指着自己的头说。
一种叫作死藤水或卡皮木的亚马孙化合物特别容易与VR产生共鸣。威廉·巴勒斯曾经写到过它，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关于这种药物的著名记录。[6]
这种药物的相关文化显示，它创造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联系。药物的使用者会分享体验，这是一种超越言语的交流方式。因此，人们对死藤水的理解方式与我对未来VR的想法是相似的。
这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不仅如此，它们还都可能让人呕吐。这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评论。两者都需要承担风险、做准备和做潜在的牺牲。这是仪式崇拜的完美设置。
VR很少让人们呕吐，我们在演示中甚至没有任何相关提示，但在最近，在巴西有所改善的法律环境中，对死藤水文化的迷恋仍然吸引着VR工程师。一批硅谷VR主管定期去体验，加州还发生了重建亚马孙仪式的一些事件。
我从来没有尝试过死藤水，所以我保留对它的判断。我想说的是，我从来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能证明死藤水使用者之间的心理联系，但我周围有人已经用过几次。我经常谈论这个话题，就像在走钢丝一样。你知道，如果你倾向左派，你就是迷信的；如果你倾向右派，你就是还原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