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朋友殷志鹏博士给我一本书稿，要我替他写一篇序。我收到他的稿件已经两年多了，却一直没有动笔。事忙人懒之外，还有一层原因使我迟迟握管，那便是：我觉得这是一本很不平常的书——也可说是一本奇书吧。我读后竟为之掩卷叹息，甚至沉思流泪。
几十岁的人了，一生所经历的生离死别、国破家亡之痛，几乎是与生俱来的。经过这种波涛风霜的人，在感情生活上说，也可算是槁木久枯、铁石心肠了。但是读完这本书，竟为之默坐垂涕，也可说是很不平常了。我认为我应该为这部奇书好好地写篇序言，好好地想想，然后慎重下笔才对。又有谁知道，一个事忙又不善于支配时间的人，慎重却变成了拖的借口呢？
这是一本怎样的奇书呢？且让我慢慢道来。
这本书本质上是一本书信集——是一位居留在中国大陆的父亲殷福海写给他那位在海外漂泊的儿子殷志鹏的信。这位父亲在他们父子分别后的二十六年中的十三年——其中另外的十三年他们失去联络——一共向他那旅居在台湾、伦敦、纽约三地的儿子写了一百六十九封信。现在这位父亲过世了，他的儿子在他的一百六十九封遗书中，选出了九十一封刊印在这里，作为纪念公诸大众，也传诸后世。
写家书，然后出集子，以便扬名后世，这本是我们中国传统文人的老玩意儿，没啥稀奇。不过这些老玩意儿，原只限于名流学者和党国要人的，一般平民百姓是根本不会想到来干这种无聊之事的。而这本奇书之所以为奇，便是它的主要作者——殷福海——却是中国社会上普通而又普通的平民。用一句当今大陆上所流行的“划阶级”的术语，这位殷老先生的“阶级成分”只是一位“市平”（城市平民）或“市贫”（城市贫民）。他既不能参加去“革”人家的“命”，也没有资格被“革”，讲一句美国土语，在社会上他实在只是个nobody。
福海老先生一辈子只受了些极起码的所谓旧式教育，读了一些《儒林外史》上所说的“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一类的书；年长时再自习一点“四书”、“五经”和《古文观止》，来个经世而不致用。
这样出身“市平”的老人家，他一辈子也不可能会想到要于身后出一部《殷文正公家书》来教训教训他那得了双重博士的儿子和媳妇的。他只是生有书法天才，写了一手工整的小楷。所以他一辈子也就靠替人家写字、抄书、写公文过日子——在那中文打字机还没有普遍流行的时代，做个司书、录事或缮写员等最起码的小职员或公务员，来养家糊口。
这种录事一类的工作人员，在抗战前那比较安定的社会里，靠升斗之俸也还可勉强免于饥寒；可是在抗战后期和胜利之后那种物价一日数变的恶性通货膨胀的社会条件之下，就难以为生了。据我个人所知，在战后南京各机关就有这样的职员因贫病而自杀的，其中一位留给他妻子的遗书便只有短短几个字说：“××，我自私了。”
这一阶层的公教人员，在南京易手之后而沦为失业的“市贫”，其境况就更不堪想象了。殷福海老先生便是这样一位滞留在南京的市贫。
在我国百事皆无保险的传统社会里，一个苦难的人或家庭，他们心里所寄托的最大期望，便是有个有造就、有前途——尤其是能升官发财的“佳子弟”。一旦“刘公得道”，他们纵不能“鸡犬升天”，至少也可免于饥寒。这一期望也就是我国传统中“有子万事足”和“养儿防老”等心理状态所滋长的社会背景。这种传统落后的社会经济制度不改变，而要强制执行男女婴平等的“一胎制”，狠心的父母就要选择“溺（女）婴”的残忍道路了。结果女婴死绝，男婴宠坏，其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
本书的主要作者殷老先生，那时便是个有四个儿子的幸运老人。他甚至无力能把一个儿子抚养成人并受完满教育，但是儿子的自动成长，却变成他老人家其后领不完的退休金和开不尽的金矿。本书编著者殷志鹏博士便是老人的次子。在1948年的冬季，当共产党军队渡江前夕、南京岌岌可危之时，他撇离老父和两个幼弱的弟弟，与长兄随军撤往台湾。这时的殷志鹏博士还只是个十五岁的难童。
照常情来说，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在兵荒马乱之中随败军而去，对一位父亲该是如何沉重的心头负担：他的饥寒衣食、生死存亡，为父的能不日夜心焦？殊不知在那个濒临饥饿边缘的岁月里，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竟成为挨饿老人的唯一的希望。在南京的父亲开始向在台湾嘉义的儿子告急乞援，这样便开始了这本《三地书》中的“一地书”——南京向嘉义所写的信。
从1949年1月27日起，到同年4月12日止，两个半月之内，殷老先生向儿子写了十封信。这十封信的性质，大致和其后一百五十九封信都差不多，在内容上是一边倒的——老子要饿死了，儿子赶快寄钱来。
殷福海是位很传统的中国父亲，向儿子要钱，视为当然。殷志鹏也是个很标准的中国儿子，虽然只有十五岁，他也认为节食事亲是义无反顾的。
在这两个半月，共产党军队渡江前夕的存亡续绝之际，这位殷老先生活命之需的“金圆券”，便是他儿子在嘉义所得的微薄的“台币”工资换来的。
这位殷老先生也是位“多产作家”。在他向儿告急求救之外，他也描述了南京在被占领前夕惊心动魄的社会情况。这些毫无虚假、实人实事的小市民的生活状况，岂是些作伪成性的“官书”和那些自吹、自捧、自骂的“名人回忆录”中所能找得到的！
看官信否？莫瞧殷福海是个小“市平”，他所无心写来的这本小书，才真是一本奇书呢！让我们且抄一两段来看看。
小部共产党军队已达浦口。所隔者，长江也。据云陆路只十五华里即达首都。性命付诸于天！
南京物价波动，说出来真要吓一跳。猪肉一百元一斤，青菜五元一斤，食米已达一千七八百元一担，糯米每石三千二百元尚买不到。
汝可将肥皂卖了（志鹏去台时曾带了些肥皂想贩卖图利），连同薪饷合并寄来父用……（1949年1月27日）
来信有一二日内发二月份薪饷，发下望速交邮寄来……现在私米已升至三万元一石。京地情形，日趋险恶，炮声隐约可闻。满街散兵游勇，漫无秩序……满街流民图，触目惊心，干戈何日才能结束？呜呼！涉笔至此，能不凄然流泪！？
……！！
见信速将钱寄回应用。（3月9日）
此次官米早晚应市，要三万元一斗……要多寄钱来……（4月12日）
以上是一位留在南京的爸爸告诉他逃往台湾的儿子，南京易手前两个半月内社会生活的实况。就食米一项而言，已由一百七八十元一斗涨至三万元一斗！
你如住在那儿，你如何活下去？
这位住在南京的殷老先生原也活不下去；他能活下去的原因，是他还有两个赚“台币”的儿子。可是当他发出第十封信之后不久，共产党军队就占领南京了。台币来源断绝，这位无依无靠的老人，带着两个无母的幼儿，究竟怎样地活下去，就连他那流落海外的儿子也无从想象了。
大陆与台湾断邮已二十四年了，但他们殷家父子之间只断了十三年。在这渺无信息的十三年中，这位殷福海老人并未饿死。他究竟是怎样活下来的，在他们父子恢复通信之后，老人并未直说。这或许是不愿伤儿子的心，也或许是传统读书人的“头巾气”。但在蛛丝马迹之间，我们知道他老人家最初还在一个佛教机构内以抄经为生。不久他就失业了，四处流浪，甚至露宿。两个幼儿保不住了，被收入儿童教养院。其后幼儿又夭折，连入葬的破棉被也被“盗墓者”偷去。
殷福海自己呢？他隐约地说，一度曾寄住于“群丐麇集之所”（1963年12月13日信）。在这些群丐之间，那位写得一手秀丽小字的殷老先生，是群丐之间的一丐呢？抑为群丐之外的特殊分子呢？那就费人深思了。
但是不管怎样，这位殷老先生是活下来了。活下来的原动力，可能是他还有两个流落海外的儿子，他相信他们是孝顺的，有一天他们还可能继续接济他。这一天殷老先生总算是等到了。
殷志鹏是我的好朋友。我比他年纪大，幼年也比他环境好。可是他是个好儿子，而我不是。照大陆上的新标准来说，他的家庭出身比我好。所以我父亲所受的苦难也比他父亲所受的大。而先父既没有向我写过一百六十九封要钱的信，我主动地接济他也远不如志鹏。想想地球那边的祖国和死去的父亲，我自愧不如志鹏远甚。子欲养而亲不在，我心疚、我落泪、我泣不成声。我不怕说，我哭得很丢人。
再回头说说殷志鹏。
那个十五岁的难童，在台湾嘉义且工且读，由中学而大学而考取公费留英、留美，终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学位读完后，正如他父亲所说的“大小登科一齐来”，又娶了一位和他有同等学位的美貌娇妻廖慈节小姐。这虽是他自己苦学的收获，但是一个安定的社会，能让苦学青年有上进的机会，也是功不可没的。
志鹏于1963年飞抵英伦之后，居然又和失去联络十三年的父亲联络上了。父子消息重通，对那无家而失业的苦难老人说来，真是喜从天降。自那时起，直至1974年他们父子重聚，乃至两年后老人弃养之前，父亲又给儿子写了一百五十九封信。这一百五十九封信，自然还是和最先的十封信一样地一边倒——向儿子要钱，只是随儿子的上进，略为升级罢了。再节录一封殷福海老先生在1967年中秋前夕所写的信：
儿允许父到（中秋）节寄钱，但等到八月十四日信款皆不到，不知是何缘故？你要孝心到底，贯彻始终。进了八月，一天天盼信，一直望到十四日，父才写信。父已经急疯了！整天魂不附体、麻木、废寝忘食。见此信，速寄钱来，以度晚年生活！
殷志鹏那时是一个在海外打工的穷学生。我自己也是打工过来的，知道打工谋生的滋味。在这种且工且读的千钧重压之下，三天两天便要收到一封在祖国贫病交加的老父要钱的信，什么“婴儿望乳”、“不寄钱来父必饿死”等严厉的需求，一个人不为此发疯才怪呢！
志鹏没有发疯，他是撑下去了，撑得老父亲夸奖他是“纯孝”——这个封号真是比博士学位还要难得。
后来志鹏读完博士了，又结了婚，老人的生活要求自然也就水涨船高。1973年1月23日在给儿子和媳妇的信中，老人就说“日常生活，非肉不饱，非帛不暖”了。这个时候的殷福海老先生显然自知已是“博士公”的“老太爷”。而这个博士儿子和博士媳妇，当然也不会使老人失望。
他们殷氏父子之间，经过二十六年生离死别和艰难困苦之后，总算有个父子重聚，最美好的收场，令人欣羡！
读完《三地书》之后，我不能没有相当的感慨和感想。
这位殷福海老先生只是一位很传统、很普通的中国父亲，家贫多病，赖子媳反哺过活。而他的不普通之处，是他在十三年中，向流落海外的儿子居然写了一百五十九封信——封封要钱，封封都写得那样力竭声嘶！
而真实不平凡的却是这做儿子的殷志鹏。他在那十三年中打工、读书、成家、立业、得博士，并承担了这样沉重的一百五十九封家书，而没有发疯，而继续所学，而同时也能仰事俯畜，不改旧观，为老父赞为“纯孝”。
我认识志鹏已二十年了。如记忆无讹的话，我可能还是他博士论文评阅教师之一。他生了副乐观的baby face，见任何人总有一番充满真诚的微笑。我们聚会的机会并不少，但是我们向未谈论过彼此的家事。一直等到我看完他这本《三地书》稿，才知道他那微笑的面孔之后，却负担着这样沉重的父子之间的感情压力。
现在这位殷福海老先生是长眠地下了。他如死而有知，应该为子孝孙贤而含笑九泉。回读先人这一百六十九封遗书，志鹏博士应该也会感到祭薄而养丰，没有愧对先人，真是存殁无憾。这件事对一些抱恨终天、存殁两憾的人们说来，他们殷府父子，实在太令人羡慕和崇拜了。树欲静而风不息，为之奈何？
最不平凡的还是志鹏这位贤夫人廖慈节女士。她是个受美式教育的女留学生、收入有限的小家庭的主妇。她的美国教育和知交近邻的熏陶，使她怎样能接受这样一位无穷无尽要求的father-in-law，而不和丈夫吵架、出走，甚或闹离婚？这虽是她个人秉性纯厚、伉俪情深使然，但却是我们所谓“留美学人”圈子里的奇迹。
君不见“悔送儿女去美国”的老作家乎？他们所说的故事，我们所见所闻还算少吗？
想不到沙漠之内也有绿洲。对殷志鹏夫妇这对文化班超，我真是从内心中发出无限的崇敬和羡慕。
不过话说回头，殷志鹏的品行，也不是我在海外所见到的唯一的例子。以前我就认识一位四十未娶而日夜操劳的华侨洗衣工。问其日夜忙迫，所为者何？他说是汇款回唐山养家，在国内的双亲弟妹，就靠他这一只熨斗过活。汇款养家是他生命上最大的意义，也是他工作中最大的安慰。后来双亲亡故，他失去了汇款的对象，也就失去生命的意义和工作的活力。
“侨汇”是我们祖国外汇的最大来源之一，但是又有几个人知道这笔财源的文化动力？
中华民族的成员里，为什么产生了千万个像殷志鹏夫妇这样的华侨呢？学社会科学的人应该把这一现象“概念化”（conceptualize）一下。
原来我们这个三千年文明古传统之中，是充满了无限的“国粹”和“国渣”的。但是这亦“渣”亦“粹”之间，却同垂不朽，玉石难分。君不见我们那个“起自人间贱丈夫”的“小脚”，还不是裹了一千多年！我们善于讨小老婆的多妻制，和搞君君臣臣的愚忠、愚孝，不也是流行了数千年？在这黑白难分的文化蒙鸿里，我们胡子一翘一翘的“卫道之士”，往往就以“渣”为“粹”；而那些善于攘臂挥拳的“革命分子”，又往往将“粹”做“渣”。
须知“国粹”和“国渣”之别，便是前者经得起考验，而后者不能。因此当两个以上不同的文化发生了接触和相互挑战之时，“国粹”和“国渣”就泾渭立见了。真正的“国粹”，不但我们自己会不自觉地（像殷志鹏那样）起来誓死保卫，其他的文化中有识之士——如今日新加坡那些受纯英式教育的领导人们——也会发现其优点，而自动来学习模仿。这就是所谓“文化交流”和“进步”（progressiveness）的真正含义。我们大多数华侨靠它过活的“唐餐”，便是一种“国粹”，它毋待乎大师小师们来“发扬”，自会在国际间不胫而走。我们的“裹小脚”就是个“国渣”，尽管它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但一碰到另一个文化的挑战，它自会立刻“放大”，而归于消灭。
“唐餐”和“小脚”之别，就是前者在“文化交流”中经得起考验，而后者不能！
殷志鹏夫妇，和成千上万殷志鹏型的华侨，他们都不是“孔孟学会”的会员，他们也没有唱过“保卫中华文化”或“发扬固有道德”的高调。但是他们那种不声不响、不为人知的个人行为，却为我们东方文明延续了一项最值得保留的父慈子孝的精华。试问，殷志鹏夫妇之行，有几个满口“固有道德”的卫道之士和他们的夫人们、子女们能做得到？
笔者去岁应聘去新加坡，看到那个小国家今日已成为一个讲英语的世界。李光耀说得好，我们要吃饭就非讲英语不可。青年人不谙英语，势将啖饭无术。可是在这个漫天蔽海的英语狂潮之下，我却发现一大批能说流利英语的华文作家、诗人和教育家。他们在东西两大文化冲突的夹缝之中，在兵败如山倒的溃退之际，坚守着零星的孤堡，在继续其“抗战”。他们对幼年时期所受的华文、华语教育，只感到珍惜和自幸；而对职业上的不便，却无丝毫自怨自尤之意。我目睹这些文化班超不惜其杀身成仁的苦斗，真觉他们的孤臣孽子之心可泣可歌。
奇怪的是，这种现象只有在中西两大文明短兵相接的新加坡才看得出，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美国却渺无踪影。
这些文化班超们为什么要这样坚持苦斗呢？这正和殷志鹏夫妇为什么要那样刻苦地去奉侍殷福海是一个道理。在当今这个东西两大文明相激相荡之下，二者原是优劣互见的。抱残守缺的乡愿和一味洋化的“香蕉”，都是误国误族的。文化竞争之间，亦自有其优胜劣败的轨迹。优良的传统是埋没不了的，殷志鹏这本书就是一本具体的注释。
1983年8月16日于北美洲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三卷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