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在大陆的“伤痕文学”里，曾看到30年代电影红星王莹被江青残杀的消息。最近在台北《传记文学》（第四十五卷五期）上，又看到作家李立明对王莹身世更详尽的描述。但他们都没有说出王莹夫妇是怎样地从纽约回去的，知道的人似乎有义务补充一下。
王莹和她的丈夫谢和赓与我在美国也有一段交情，而且这交情相当不平凡——因为我与和赓曾在一起做过两年“书童”（page boy），一道“落难”。
记得40年代出国之前，我曾在安徽立煌的安徽大学之内，当了一名最小的讲师。那时我自己就雇了一名书童供我使唤。一次，我约了安大的一些男男女女到敝庐去欢度重阳。既然有个书童，我这个主人只要一声招呼，则不用烦心，诸事齐备，因而“登高”如仪——青年才俊、莺莺燕燕，尽欢而散。
那时我还年轻，比现在风雅些，登高之后，我还做了些歪诗分赠同游索和呢。歪诗中有一首七律，一开头提起我的书童来。诗曰：
呼童收拾度重阳，
权把书香换酒香。
相与登临浇块垒，
平分秋色入诗囊。
……
为着侍候诸仕女“登临浇块垒”，我那书童被我使唤得头动尾巴摇。我二人感情弄得不错，简直如兄若弟。但是根据“封建道德”，我们毕竟有主仆之分。我既是主人，他免不了就得做我的勤务兵、我的小厮、我的“闹书房”的“茗烟”……他得为我做倒夜壶、擦皮鞋的“下男”。但是我的书童乐此不疲，到我出国前夕辞退了他时，他还哭得如丧考妣呢。
有谁知道，天道还好，未出三年，沧桑几变，我在美国也当起了“倒夜壸”、“擦皮鞋”的“下男”了呢。更恼火的则是我的主人远没有我那书童以前的主人礼贤下士、有人情味。
我碰到了个女上司，她是个神经质的老处女，动不动就杏眼团圆，弄得我走投无路。但是为着吃饭，又不能随意卷铺盖，真是有愧须眉。幸好林语堂大师那时在纽约办《天风》杂志，要我写稿。我没处出气，乃借林公之酒杯而浇我之块垒，把我的女上司请出来幽她一默，阿Q一番，出口鸟气。
我那篇《女上司》，一开头是这样写的：
在一个明朗的秋天的下午，我拿了一封学校人事室给我的介绍信去见我的新上司。这儿是一个伟大的法科图书馆……我被我的新上司和蔼地接见了。这个新上司是个碧眼金发风韵犹存的女人，她的名字叫做格雷小姐……一见之下，我便衷心自庆，因为我这次碰到了一个可爱的上司。她看过了我的介绍信、微笑地问我说：“你的名字是怎样发音的？”我反复地说了几遍，她也牙牙学语地说了几遍，可是她总说不好，她皱了皱眉头。“你就叫我汤姆好吧！格雷小姐。”我急中生智，取了个洋名字。她听了大为高兴。于是，从这时起，我就是我上司的“汤姆”了……（编者按：唐德刚先生的《女上司》大文已收入《五十年代的尘埃》一书）
在这篇诉苦的文章里，我没有再写“第二天”。其实第二天一早9点整我来上班时，那第一个指导我的老“书童”大维，中文名字就叫谢和赓。我的《女上司》大文，也是他后来“唆使”我写的。
他那时穿了一件灰色工作服，推一个大书车，对我笑脸相迎。我二人既是那个大机构中仅有的两个“支那曼”，互通姓名之后，用不着再问：“尊庚几许？仙乡何处？”人就一见如故了。他告诉我，他的“番号大维”和我的“洋名汤姆”，“命名”的仪式是完全相同的。
大维为人和蔼，见人总是笑眯眯的。我虽然落难，也倒不悲观，颇能逆来顺受——大维胖嘟嘟，我瘦嶙嶙。嘻嘻哈哈，一对劳莱、哈台，颇为相得。
我二人不但作息时间相同，连上午咖啡、下午茶也都同出同进，简直形影不离。大维汉文比我好，善于口占一绝。一次我二人正推着书车鱼贯而行之时，大维烟丝披里纯一动，七步成诗，口吟一联曰：
莫叹“排吉”志气小，
推来何止五车书！
乖乖！口气好大。大维正道出我两位“排吉”（page boys）的凌云壮志，终非池中物也。
日子久了，我才发现大维不只是胸怀大志、将来要治国平天下，原来他早已是个大人物了——他和当年所谓桂系一批风云人物，如李宗仁、白崇禧、廖磊、夏威、黄旭初、李品仙诸上将，都相知甚深。对桂系二级领袖如程思远、韦永成诸公，那自然更是称兄道弟了。像大维这样有历史背景的“要人”，现在居然也跟我一道当书童，来“倒夜壸”、“擦皮鞋”，我真是既荣幸，又惊奇，又惋惜！
可是车子一天天推下去，我发现惊奇竟一个接着一个，不断地迫人而来——原来大维还有个老婆，而这老婆还是个“女作家”，这“女作家”正在写小说，这小说还要拍成电影！
在这行发展上，大维原是他老婆的助手。有时助手的问题解决不了，我就被招募成助手的助手。
有时问题出现了，例如：“七七事变那天是星期几？”
对这种问题，我这位助手的助手，往往可脱口而出；脱口不出，也可一索即得。可是女作家有时也有些难题，卒使助手和助手的助手都瞠目不知所对。例如：“太古轮船的大餐间，从上海到芜湖，票价几何？”为此我二人都傻了眼。
“大维，”一次我问他，“你老婆为什么要写小说？”
那时是1951年啊，在纽约写中文小说有屁用？
“我们要译成英文，然后拍电影嘛。”大维认真地说。
“好莱坞要替你老婆拍电影？”我不免认真地吃了一惊。“谁替她翻译呢？”我又追问一句。
“赛珍珠嘛。”大维微微地笑一笑，又说：“赛珍珠鼓励她写自传式小说，然后翻译出来，拍成电影。”
“赛珍珠，那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替你老婆当翻译？”我几乎把茶杯打翻。我又问：“你这位老婆是谁？”
“她是个电影明星嘛。”大维又笑一笑。
“哪个电影明星？”我立刻追下去，“白杨？白光？”
“她是王莹。”大维回答得很平淡，但显然有点得意的味道。
“那个演《赛金花》、和蓝苹抢主角的王莹？”
“……”老谢未答腔，只是傻笑。
在下是个守不住秘密的人。不久David’s wife是个中国电影红星的新闻便传遍全馆。我们的女上司和保罗、玛丽、亚蜜达等小鬼，也都嚷着要一睹风采——他们还未见过中国的电影明星呢。
但是我们这位老谢总是神秘兮兮的。他金室藏娇，连我也不让见一见——但生性好奇的鄙人非得见她一下不可，因为他们就住在另外一条街上，相去咫尺。
一次散工之后，我忽然瞥见他夫妇二人自哥大校园经过。机不可失，三步两步我便追了上去，并大叫：“大维、大维……”
这一下大维不得已停了下来，总算把“汤姆”向“赛金花”介绍了一下。
王莹和我微笑握手，并稍表歉意地说，她早该请我到谢家便饭：“……您是和赓这样好的朋友嘛……”
我把王莹仔细端详了一下。她虽徐娘半老，也并不太美，但倒是蛮可爱的，可是总和银幕上的王莹有点儿不一样。
我又想到《赛金花》在上演时，观众向戏台上丢汽水瓶的故事，心中颇有些异样的感觉，这感觉至今不忘。
他们谢家那时住的是纽约市曼哈顿区西一百十五街。这座房子还在，我现在也还在这栋房子中不时出入。因为这栋名人名居，现在又住入我的一对明星朋友——夏志清和王洞。
大维·谢和“约翰纳三夏”（Johnathan Hsia）一样，二人都很开朗，胸无城府。只是一提起他的老婆，他就神秘兮兮起来。
那时我们都还年轻——一位年轻的“书童”，要去拜候另外一个“书童”朋友的老婆，另外一个“书童”本是无法拒绝的。但是有时要请他二人小酌，甚或喝咖啡，大维不只是婉拒，简直是死活不干，他开门见山的理由便是“你太穷”。
但总算承他的情，他也约我到他公寓喝过一两次短暂的咖啡。至于保罗、玛丽他们，乃至我们的女上司，就无此特权了。
话说大维终因年资积功升迁，也因为他人缘好，我们一起做了两年，他就升级了——从“排吉”（page boy）升成“书写员”（lettering clerk），用白漆在洋书背上写号码。
其时我们的工资是七毛五一小时。升级后，大维就拿八毛了。两个五分钱在那时可乘一趟地铁——所以加薪五分钱也不无小补。
大维不推书车了。他现在有个比电话亭大一点儿的办公房。办公房内除“文房四宝”之外，还有一部只打进、不打出的电话。更奇怪的是，他这个小office只有乘书库电梯才能上去。这个只能乘一两人的老爷电梯如失灵了，则大维时常几个小时下不了楼，万一有火警，那真不得了。但是大维对他的小天地却甚为欣赏——这一下他可以真正地隐居了，不时还可接一接老婆打来的电话。
大维调职之后，总馆人事室又送来一位中国同学亨利王来补大维遗缺。亨利是我在沙坪坝的同学，我二人当然也能如鱼得水、阿Q非凡了。
一次我和亨利正推着宝车，在大阅览室内鱼贯而行，忽然看到两位衣冠楚楚的中年白人走到借书台前，说他们要见大维·谢。在我们有经验的眼光里，一看就知道他二人是来自联邦移民局的特务。
“他们是移民局来的！”亨利王说着便停下车子，我也跟着停下，一看究竟。
在借书台上工作的亚蜜达姑娘喜气洋洋地打了个电话给大维，说有两位绅士要见他。不一会儿，大维便乘着电梯下来了。看到这两个特务，他一愣，脸上立刻变了色。
那二人倒十分镇静，但面露凶光，低声而带煞气地说：“我们来自移民局！你跟我们走！”
大维面色惊慌、声调僵硬地说：“你让我上去换件便服好吗？”因为他穿的还是校中的工作服。
这时亚蜜达也慌了，帮着恳求那两位特务说：“大维的办公房就在楼上，你们让他去换件衣服嘛。”
大维这时固然慌作一团，亨利和我也出了一身冷汗——这是幕秘密警察抓人的实情实事，不由得不使你感到阴风惨惨也。
大维上电梯之后，那俩家伙在下面等了半晌未见他下来，再叫亚蜜达拨电话，而电话那边居然没人接——原来我们这个电梯虽“老爷”，它却上通天堂、下通地狱呢。大维换了衣服之后乘电梯直上五楼，那儿有个后门，大维乃自后门溜之大吉。
那两个特务心知有异，一声未响，便匆忙掉头而去。
大维溜走之后，乃径自返回自己的公寓去了。谁知那儿早有两部汽车在等着他，夫人也已端坐车内。大维一到，两个大汉乃自左右挟之登车，两车绝尘而去。
大维和他明星夫人被捕的消息很快便传遍全馆、全校。上下同事为此事都怒不可遏——美国一直都自吹人身自由，也自觉是世界上最具“无恐怖自由”的民主大国，孰知现时现报，当场便表演一出特务抓人的活剧给你看看。
这幕活电影演得太刺激了，馆内美国同事在义愤填膺之余，乃组织一个“大维·谢夫妇后援会”，招兵买马，大家到移民局前去扛牌示威，三大电视台也为此事做现场广播，闹出个偌大的茶壸风波。
我们在电视内看到我们的女上司对访问记者几乎说得声泪俱下，围观的群众也一致痛骂移民局特务是猪仔和法西斯，而移民局发言人则在电视上说他夫妇在美搞共产组织，非驱逐出境不可，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当谢和赓兄解衣上楼之时，那是我和他见的最后一面。后来的“援谢团”，亨利和我都不能参加，因为我们不是“美国公民”；洋同事们甚至拒绝我们一同上电视——怕我二人“自投罗网”云。
看到“伤痕文学”和李立明君在《传记文学》上所写的有关谢、王夫妇的文章，当年这幕美国特务捉人的活剧顿时重现眼前。
王、谢二人是因“共产”嫌疑而被美国移民局逮捕递解出境的。谁知可怜的王莹回国之后，却惨遭蓝苹的报复与迫害，死得那样可悲！这话又从何说起呢？
谢和赓兄据说现在还健在大陆。他如看到这篇拙作，我想他也许会称赞我这个学历史的未说半句假话吧！
1985年2月5日写于纽约市立大学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六卷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