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初中一年级，是大年初一。
小时候充大，学讲缩脚语，从“一”缩到“十”，很沾沾自喜，“一”就是“大年初一”。
我在北京生活多年，却不知道北京人怎么过大年初一。因为我总是回苏州过年。尽管我回苏州的第一件事就是感冒。现在年纪大了，没人给我压岁钱，感冒也就不忘送见面礼。每年如此。过年就是怀旧，就是一句皱巴巴的缩脚语——把伸出故乡的脚收缩回来。这样说好似心一直在故乡似的，想想，也不是。
苏州的大年初一也在变化。去年我一醒来就喝“元宝茶”，今年就没喝到。父母是在一年之中衰老，因为儿女是在一夜之间懂事。老了的父母怕出门，也就没去买青橄榄。“元宝茶”就是在新沏茶水里放进一两枚青橄榄。橄榄形状两头尖尖，与元宝是怎么也扯不到一起的，就像西班牙斗牛和法国蜗牛，但苏州人就是能把橄榄与元宝扯到一起。看来苏州人不是想象丰富就是发财心切。其实中国人的心理都有点发财心切，穷怕了。心态的浮躁属于经济现象，常常是社会贫困的反映。
今天是大年初一，要说吉利话，那么“发财！”“发财！”“恭喜发财！”
我还在做梦，被电话吵醒。一大早的，就有人给我父母拜年。想来都是他们的老朋友。年纪老了，反而更无忌讳，我抱紧被窝细细听我母亲与人快乐地交流着高血压和药。我们倒有很多忌讳，昨晚吃年夜饭，大妹妹就不让蒸鱼翻身，我则说吃鱼要留一点，这叫“年年有余”。有忌讳，说明有期待或者还有期待。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这样说好似父母没期待似的，当然不是。母亲看我起床，就去厨房下汤圆、煎年糕——这是日常生活里的隐喻：汤圆是“团团圆圆”，年糕是“高高兴兴”。也有“圆满”和“高升”的意思。
平日里在北京汤圆是能吃到的，年糕吃不到。其实在苏州，年糕也只在过年时才吃。我对饮食中的节令性质神往迷恋。这是仪式，有仪式就有诗意。八月半吃月饼，差不多是首格律诗，如果每个月的月半都吃月饼，那就是顺口溜了。纸袋“习俗”作响（我把“习俗”当拟声词用。说实话没有什么纸袋，只是一只塑料袋，但我讨厌塑料袋，写散文的时候凡是遇到塑料袋我一概转换成纸袋。风雅吧，风雅是不真实的，但自己喜欢），母亲从纸袋里拿出早已切好的年糕，一片一片，实话是一块一块，很厚。母亲说切不动。我想也可能年糕硬的缘故。前几年有对小夫妻不懂事，大年初一吵架，妻子顺手把年糕一砸，丈夫就被砸晕过去。也可能年糕并不硬，的确是母亲切不动了。因为有人说那妻子并没把年糕砸在丈夫头上，只是砸在镜子上——那丈夫正对镜梳头，猛看到破碎的镜子带着他的脸缤纷坠落，以为脸没了。他是吓晕的。
年糕是绿色的。我问：
“薄荷的吧？”
是薄荷的。
“我以前怎么没吃过？”
父亲在一边喝茶，说：
“不会。年糕一直是这两个品种，一种薄荷的，一种玫瑰的。”
看来我只记住玫瑰的了。那是稳稳的玫瑰红。
薄荷年糕的绿是沉沉的。这是沉沉的薄荷绿。
薄荷年糕也罢玫瑰年糕也罢，它们只有一个名字——写出来很煞风景，叫“猪油年糕”。除此之外，苏州的年糕还有就是“糖年糕”。“糖年糕”这名字好，大有田园风味。尽管糖摆满的只是烟纸店瓶瓶罐罐，猪在田园里倒常常见到。
这猪油年糕从“黄天源”买来。“黄天源”是家糕团店，创建于1821年（清道光元年），能做近四百个种类的糕团。它的“玫瑰大方糕”留香在我少年生活之中。看来我能记住的还是玫瑰。
薄荷年糕裹层薄薄的鸡蛋汁，在油锅里煎炸，它们竟能像春天的树叶一样舒放，真是个奇迹。
“猪油年糕”和“糖年糕”面上都会洒些桂花。薄荷年糕上的桂花是暗色的，仿佛不一会儿傍晚就要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