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大拿人和许多美国西部乡村的居民一样，对政府的管制持保留或怀疑的态度。这种态度的形成有历史渊源：早期来到此地的拓荒者人口稀少，又远离中央政府，故而凡事必须自给自足，无法期待政府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无论是地理上还是心理上，蒙大拿人与位于华盛顿的联邦政府均存在隔阂，不愿意受他们指使。（不过他们对于联邦政府下拨的经费倒很乐意接受。蒙大拿每上缴给华盛顿1美元，华盛顿就会下拨1.5美元。）在蒙大拿人看来，联邦政府的官员大多是城里人，不会了解蒙大拿的情况。而站在联邦政府官员的角度来看则是，蒙大拿的环境是所有美国人的财产，不应仅供蒙大拿人独自享受。
即使从蒙大拿的标准来看，比特鲁谷也可算得上极端保守和反政府。这可能是由于早期在比特鲁谷的拓荒者来自联邦的各个州，而且在洛杉矶发生种族暴动之后，不少右翼保守派人士从洛杉矶搬到蒙大拿。正如克里斯·米勒所言：“本地的自由党和民主党人士每次看到选举结果都会同声痛哭，因为结果是如此之保守。”在比特鲁谷，激进的右翼保守派人士都是国民自卫队的成员，这个组织是由当地的一些拥有土地的人组成，配有武器和弹药，拒绝纳税，禁止别人踏上他们的土地。谷地有些居民尚可忍耐这些人的行径，而有些人则觉得忍无可忍。
这种政治态度的后果之一就是比特鲁谷人反对政府在此进行土地划分或规划。土地所有人认为自己有权对私有财产作任何想做的事。因此，拉法利郡至今没有建筑规范，也没有郡级范围的土地划分。除了有些选民自愿在两个镇子郊外的地区进行土地划分，其他地方在土地使用上完全没有任何限制。例如有一次我带十几岁的儿子约书亚在比特鲁谷度假，他在报纸上看到汉密尔顿电影院正在上演他想看的电影。于是我打听了电影院的位置，开车带他去。结果到那里才发现这个新建的电影院竟然矗立在农田当中，与之相邻的还有一座大型的生物科技实验室。这里没有任何法律条例用以限制农地用途的变更。但在美国其他地方，由于大众担心农地越来越少，当地政府就会出台土地划分规范来限制或禁止农地变更为商业用地。选民们要是看到人头攒动的电影院紧挨着敏感的生物科技实验室，肯定会大吃一惊。
于是蒙大拿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最重视的两种态度正好针锋相对：一边是主张个人权利、反对政府管制；另一边则是以生活质量为傲。每次和蒙大拿人谈及他们的未来，我发现每个人都会把“生活质量”一词挂在嘴边，这折射出他们非常享受每一天的生活。而像我这样来自外地的游客，只要每年能在这里待上一至两个星期已经觉得是一种恩赐了。“生活质量”一词也反映出蒙大拿人对老一辈人留下来的传统生活方式感到骄傲，愿意生活在地广人稀之处，过着人人平等的生活。埃米尔·俄哈德告诉我：“比特鲁谷人希望过着安静的田园生活。这里人口不多，各自情况也大同小异，生活虽然清贫，但足以自傲。”或者就像斯坦·福柯所说的：“以前在比特鲁谷开车，每次看到对面有车过来，你就会跟人家挥手打招呼，因为在这里每个人都认识。”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土地用途不受限制，来蒙大拿定居的人络绎不绝，再加上蒙大拿向来都反对政府管制，致使当地美丽的自然环境和引以为傲的生活质量遭到破坏。斯蒂夫·鲍威尔的这段话可算是最好的解释：“我告诉我的地产经纪人和从事土地开发的朋友，‘你们必须保护好这里的美丽景观、野生动物和农地。’正是它们创造了土地的价值。土地规划实施得越晚，景观遭受破坏的程度就越大。对于整个当地社区来说，未开发的土地价值很高，是吸引人们前来定居的‘生活质量’的重要部分。然而，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之下，曾经反政府的那批人也开始担心人口增长问题。他们表示，由于心仪的景点现在变得人满为患，因此开始赞同管制。”1993年，斯蒂夫·鲍威尔在拉法利郡担任委员时，曾召开公共会议，开始讨论关于土地用途的规划，并鼓励大众都来思考这一问题。然而顽固的民间武装组织闯入会场，公然用武器威胁其他居民。斯蒂夫也因此在后来的选举中败北。
蒙大拿本地人对政府规划的抗拒和该郡对政府规划的实际需要，这两者间的冲突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目前尚未明了。再次借用斯蒂夫·鲍威尔的话：“这里的人们希望能保持比特鲁谷的乡村风貌，但不知道该如何保持才能在经济上存活下去。”兰德·林德伯和汉克·高兹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一方面坚持那些当初吸引我们来到蒙大拿的美景，而另一方面则对付不可避免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