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纯朴的蒙大拿确实已面临严重的环境问题，如有毒废物、森林、土壤、水、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的消失和有害的外来物种等。这些问题最终都会转化为经济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何近几十年来蒙大拿经济萧条的原因，从富饶的省份沦为最穷的省份之一。
这些问题能否得到解决或如何解决，完全取决于蒙大拿人的态度和价值观。由于蒙大拿的人口成分越来越复杂，很难对本州的环境和未来达成共识。许多朋友都对这种不断加剧的分歧发表了意见，如银行家埃米尔·俄哈德对我说道：“现在大家都对此意见纷纷，20世纪50年代的兴盛是因为当时每个人都很穷，或者感觉很贫穷，没有特别富裕的人，至少有钱人是看不到的。而今，我们的社会两极分化相当严重，低收入家庭还挣扎在温饱线上，而新搬来的有钱人在这里大肆购置房产，打造与世隔绝的人间仙境。在本质上，将大家彼此分隔的是金钱，而非土地。”
除了我朋友提及的贫富差距之外，还有其他原因造成两极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如老居民和新居民；传统捍卫者和新事物鼓吹者；拥护经济增长的声音和反对经济增长的声音；有些人支持政府计划，有些人则持反对意见；有些人家里有学龄儿童，有些人没有。我在本章开头就讲过蒙大拿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州：本地居民生活水平不高，其子女高中毕业后大多选择去其他地方闯荡，而不愿意回到蒙大拿，富裕的外地人则视这里为洞天福地，纷纷购置房产。
我私下揣测蒙大拿的环境问题和对此引发的各种不同看法可能是自私自利的结果，也就是说，有些人明知自己的行为虽然对自己有利，但会伤害蒙大拿大多数人的利益，但还是一意孤行地去做了。事实确实如此，如有些矿产公司明知用氰化物提取矿石中的黄金会污染环境，仍然照做不误。有些农场主将鹿和麋鹿送至各个狩猎场，无视传播疯鹿病的危险。还有些钓客为了自己的一时之欢，将狗鱼非法引进蒙大拿的湖泊河流中，尽管过去已发生过多起这样的事件，给许多鱼类带来致命的打击。对于上述这些例子，我没有采访过当事人，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认为自己的行为不会危及环境。对那些我接触过的蒙大拿人而言，我发现他们的行动和他们的价值观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蒙大拿的问题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少数自私自利之人明知故犯的结果，而是牵扯到不同背景、不同价值观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这些不同也直接影响了他们对政策的态度。下面列举几组相互对立的观点，这些观点都希望自己能左右蒙大拿的未来。
冲突之一来自本地人和新居民之间的关系，世世代代生活在蒙大拿的本地人，敬重当地的生活方式和传统的三大经济支柱，即采矿业、伐木业和农业；而新居民和季节性游客对此持不同的态度。而今，蒙大拿的三大经济支柱岌岌可危。有毒废物的污染问题，加上国外矿场的低价竞争，致使蒙大拿大多数矿场先后关闭。木材的销售额也比鼎盛时期下滑了80％。除了一些专业公司（如著名的木屋建造商）以外，大部分锯木场和木材公司都因下列多种因素而停止经营：大众倾向于维持森林原貌、森林管理和火灾抑制费用庞大。此外，蒙大拿气候干冷，发展伐木业的竞争优势不敌那些气候温暖、潮湿的地区。作为第三支柱的农业也呈现出消怠之态。例如在1964年，比特鲁镇有400家从事乳业的企业，现在只有9家幸存下来。蒙大拿农业萧条背后的原因远比采矿业和伐木业更为复杂，而蒙大拿干冷的气候是最主要的竞争劣势，不利于庄稼、牲畜和树木的生长。
今天，蒙大拿的农民上了年纪仍在农场干活，部分是因为他们热爱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为之自豪。就像提姆·哈尔斯对我说的：“晨起看旭日东升，老鹰掠过苍穹，小鹿在你的干草场来回跳跃，闪避着割草的机器，这真是一种美妙的生活。”1950年，我遇见牧场主杰克·赫许基时他才29岁，现在已是83岁高龄的他还在牧场操劳。他说他父亲弗雷德91岁生日时尚能骑马。但是按杰克的妹妹吉尔的话说，“放牧和耕作都是繁重的活”。杰克77岁那年因拖拉机事故，摔断了好几根肋骨，老父亲弗雷德在58岁时则差点被砍倒的树压死。提姆·哈尔斯在讲述他的美妙生活时又补充道：“有时我凌晨3点起床，一直干到晚上10点。这不是朝九晚五的工作。如果每天真要从3点做到10点的话，恐怕我们的孩子没人会愿意干这行。”
提姆的这番话从一个方面解释了蒙大拿农业兴衰的原因：老一代人所看重的生活方式与下一代人截然不同，后者希望可以在室内上班，希望坐在电脑屏幕前，而不是去扎捆干草；希望晚上和周末可以休息，而不是日日夜夜都要挤牛奶和收割干草。他们不愿意直到80岁还像赫许基兄妹那样，在干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体力活。
斯蒂夫·鲍威尔对我说：“以前，人们只要土地能养活自己就可以了。现在他们要求更多，希望还能送子女去上大学。”约翰·库克小时候跟着父母在农场生活，“我母亲只要能去菜园采芦笋就心满意足了，而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是打猎和钓鱼。现在的孩子喜欢快餐和家庭影院频道。如果父母无法提供这些，他们就会觉得低人一等。在我年轻时，同辈人都准备过上20年苦日子，如果幸运的话，晚年也许会宽裕些。现在的年轻人一早就想过好日子，谈到工作，第一个问题就是‘薪水多少？工作时间多长？有没有假期？’”每一个我认识的蒙大拿农民不是担忧自己的子女会不会继承祖业，就是已经确知他们不愿意做这份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工作。
由于农场的费用日益高涨，收入增长又相对缓慢，现在的农民单靠务农难以维持生计。牛奶和牛肉的价格几乎和20年前差不多，但燃料、农机和肥料等必要支出却上涨不少。瑞克·赖柏给我举了一个例子：“50年前，农民要想买一辆新卡车，只要卖掉两头牛就可以了。现在，一辆新卡车要15000美元，而一头牛只值600美元，这就意味着农民要卖掉25头牛才能换一辆卡车。”从我一个蒙大拿朋友讲的笑话中也许可以看出当地人对土地的热爱。问题是：“如果给你100万美元，你会做什么？”答案是：“我喜欢务农，我会呆在这块赔本的农地，直到把100万美元都用光！”
目前农场的利润越来越薄，竞争又日趋白热化，比特鲁谷数百个自给自足的小型农场举日维艰。农民们先是意识到要靠其他额外收入才能维持生计，接着又不得不放弃田里的活，因为从事其他营生以后，只有晚上和周末才能在农场干活，而这点时间又远远不够。例如60年前，凯茜·沃恩的祖父母能凭着40英亩的农地养活自己，于是凯茜和她的丈夫帕特在1977年也买了40英亩土地。他们养了6头牛、6头羊和一些猪，也种干草。除此之外，凯茜在学校任教，帕特则是灌溉系统工程师。他们在农场生养了三个孩子，但生活没有保障，也没有退休金。于是8年后，他们把农场卖了，搬到城里，孩子们也都跟着离开了蒙大拿。
纵观全美各地，小农场都遭到大型农场的排挤，随着利润不断缩减，只有扩大规模才能生存。但在蒙大拿西南部，小农场很难通过购买农地来成为大农场。艾伦·比约格一针见血地道出个中缘由：“美国的农业重心已经转移到衣阿华和内布拉斯加州，因为那里的景色不及蒙大拿这般美轮美奂，人们想去蒙大拿享受生活，所以愿意用高于农业用地的价格购买土地。比特鲁谷正在成为马镇，这是因为马能带来经济效益，而农产品的价格取决于食物本身的价值，且食物的价格有一定的限制。马则不同，许多人对它趋之若鹜，不惜花大价钱。”
比特鲁谷的土地价格比几十年前上涨了10到20倍，因此单靠农场收入难以支付土地贷款。这就是比特鲁谷的小农场主无法扩大规模的最直接原因，也解释了农地最终何以转变为非农业用途。老一辈的农民在自家农地操劳一生，死后他的继承者为了缴纳飞涨的土地税，只好把土地高价出让给开发商，而不是卖给另一个农民。大多数农民都会在生前就把土地卖掉，虽然看着耕耘了一辈子的心爱的农地变成一栋栋房舍，心里不免难过，但是由于土地价格上涨，他们只要出售一小块仅够自给自足的农地就可以获得百万美元，这是他们获得养老金的惟一手段。因为做农民存不了钱，而子女们也早已打算不再务农。按照瑞克·赖柏的话来说就是：“对农民而言，土地是惟一的退休金。”
为何比特鲁谷的土地价格会飞速上涨？主要是由于当地的美景吸引了许多有钱的外地人。除了新居民从年迈的农民那里购买农地，还有炒地皮的投机商也不甘落后。他们把农地划分为许多块，卖给外地人或是比特鲁谷的有钱人。近年来比特鲁谷的人口年增长率为4％，而这些新增长的人口几乎都是外地人，谷内的人口增长率并没有超过死亡率。由于外州人（像斯坦·福柯、露西·汤普金和我的儿子）都来这里钓鱼、打高尔夫球或打猎，使得季节性的旅游业非常兴盛。最近对外公布的拉法利郡的经济分析报告也提道：“为何比特鲁谷会吸引这么多人前来定居？这个问题不难解释。简单地讲，这里有山有水，有郁郁葱葱的森林和野生动物，景致迷人，气候温和。”
比特鲁谷的外来人口大多是“半退休”的人或是提早退休的人，年纪约在45—59岁之间。他们卖掉原来在外州的房子，到比特鲁谷购地置屋，日常消费靠的是在外州的生意所得，或是经营网店。因此，他们的生财之道和蒙大拿环境所造成的经济问题无关。例如一个加州人50万美元卖掉自己在加州的小房子，用这笔钱在蒙大拿可以买5英亩土地、一栋大房子，还有许多马。个人存款再加上买卖房子剩余的钱足够让他钓鱼闲度余生了。近年来，搬来比特鲁谷的外地人几乎一半是加州人，他们选择在比特鲁谷买房子正是被当地的美景所深深吸引，而不是为了苹果或是奶牛。这些外地人愿意在这块土地投资的金额数目也与土地的农业价值无关。
比特鲁谷房价高涨，对于在此工作的居民而言，房子显然成了一个大问题。很多人买不起房子，只好住在移动房屋或是休旅车里，要不就是跟父母住一起。哪怕同时打两三份工，日子依旧拮据不堪。
残酷的经济现实自然而然地将世代居住在此的本地人和刚来定居的外地人之间产生对立情绪。对于那些有钱的外地人而言，蒙大拿的房子不过是他们第二个、第三个，甚至是第四个家（他们在旧金山、棕榈泉和佛罗里达还有房产），每年只不过来这里度假而已，钓鱼、狩猎、打高尔夫球或者滑雪。本地人无不抱怨汉密尔顿机场上空天天喧闹嘈杂，有钱人坐私人喷气式飞机从旧金山来到他们的第四个家——斯多克农场，打上几小时的高尔夫球，当天又飞回去了。当初这里许多大农场出售的时候，本地人很想买下来但又负担不起，不过他们还是可以在那里钓鱼或打猎的。但是自打外州的新主人进驻以后，农场变成新主人和他们有钱的朋友玩乐的场所，本地人不得入内。由于价值观的冲突和期望值的落差，本地居民和外来新居民之间的误会也日益严重，例如新居民希望麋鹿能够下山来到牧场，用于观赏或是捕猎，但本地人却不希望麋鹿下山来吃他们的干草。
那些从其他州来蒙大拿买房子的有钱人，会很注意自己在蒙大拿的居住时间不超过180天，以避免向蒙大拿州政府上缴收入所得税，用来支持地方政府和学校。有个蒙大拿本地人对我说：“那些外地人和我们想的不一样，他们追求的是隐私和昂贵的隔离，并没有打算融入本地社区，除了带外地朋友来这里的酒吧见识一下乡村生活和古怪的乡下人。这些外州人只不过喜欢野生动物、钓鱼、打猎和欣赏美景而已，对蒙大拿当地的社区活动丝毫不感兴趣。”或者就像埃米尔·俄哈德所说的：“这些外州人的态度是，‘我来这里只是为了骑骑马，看看山景，钓钓鱼。不要拿那些我避之不及的事物来烦我。’”
不过，外州人也还是带来一些好处，埃米尔·俄哈德补充道：“斯多克农场提供高薪的就业机会，上缴高额的房产税，花钱雇用保安，不会对当地社区或地方政府要求太多。而且斯多克农场的人从来不在酒吧打架，闹到要警察出面；房主的子女也不会在本地上学。”约翰·库克承认道，“如果查尔斯·施瓦布没有买下这么多土地，现在这里就不会有野生动物和广袤的绿地，而是被房地产开发商划分成一块一块的屋地。”
有钱的外州人被蒙大拿的美景吸引而来，有些人不但爱护自己的土地，更是成为捍卫环境的领导人，并参与土地规划。例如过去七年来，我在汉密尔顿南边比特鲁谷河畔租的度假别墅，其房产所有人是名为泰勒野生动物保护区的私人机构。奥托·泰勒是个有钱的加州人，喜欢来蒙大拿钓鳟鱼。有一天，他愤怒地看到有人把大量的建筑废土倒入伽拉汀河他喜欢的鱼潭里。到了20世纪50年代，他又发现伐木公司大面积砍伐森林，进一步危及他挚爱的溪流，破坏水质。于是从1984年起，奥托开始陆续买进比特鲁谷河畔的土地，将其整合成一个私人的野生动物保护机构，不过他还是让当地人继续和以前一样来这里打猎和钓鱼，最后他甚至把土地的使用权捐献给一个名为蒙大拿土地信托的非营利机构，以确保土地可以永久经营，维护优良的环境质量。如果不是奥托·泰勒这个有钱的加州人买下这1600英亩的土地，恐怕它们早已经被划分得支离破碎，成为一小块一小块的屋地。
外地人源源不断地涌进来，使得土地价格和房产税不断上涨，蒙大拿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大多很穷，因此他们对政府和税收的态度趋于保守（详见下文），这让依赖于税收作为经费的蒙大拿学校陷入困境。由于拉法利郡工商业地产不发达，房产税的主要来源是居住用住宅房产税，随着土地升值，这类赋税也跟着增加。对本地人和不那么富裕的外地人而言，生活已经相当拮据，而房产税哪怕只增加一点，也是沉重的负担。难怪他们投票反对发行教育债券，也不同意地方政府为了筹集教育经费增加房产税。
其结果是，公立学校的教育经费占了拉法利郡地方政府支出的三分之二。而在美国西部24个位于乡村的郡中，教育经费占个人收入的比例排名，拉法利郡居于末位，更何况拉法利郡的个人收入已经很低。此外，整个蒙大拿州的教育经费相对偏低，而拉法利郡更低。因此拉法利郡的学校大多非常节约，把支出降到最低，以达到州政府的最低要求为原则。蒙大拿教师的平均薪水为全美最低，对拉法利郡的教师来说，少得可怜的薪水加上土地价格飞涨，这使他们很难买得起房子。
许多在蒙大拿出生的孩子，长大后纷纷离开家乡，有人是因为不喜欢蒙大拿的生活方式，还有些人虽然喜欢，但在本地却很难找到工作。例如斯蒂夫·鲍威尔发现从汉密尔顿高中毕业后，他的同学们有70％先后都离开了比特鲁谷。我那些选择留在比特鲁谷的朋友，每每谈到孩子的留走问题，毫无例外都是满腹辛酸。比约格家八个孩子和埃利尔家八个孩子中的六个都离开蒙大拿。
再借用埃米尔·俄哈德的话：“我们比特鲁谷向外输出孩子。由于电视等外界的影响，让我们的孩子知道谷外的世界有多精彩，而谷内的生活有多无奈。外地人把孩子带到这里，想让他们在大自然中成长，但他们的孩子却不稀罕。”我想起自己两个儿子，他们只喜欢暑假来蒙大拿钓两礼拜的鱼，其他时间更愿意呆在洛杉矶过城市生活。有一次他们从汉密尔顿一家快餐店出来，吃惊地发现当地供青少年娱乐的场所少之又少。汉密尔顿总共只有两家电影院，最近的购物中心则在50英里外的密苏拉。同样的，汉密尔顿的青少年去蒙大拿以外的地方旅游，看到许多家乡没有的东西，也是大吃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