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讲一个皮格曼的故事：1925年我母亲的祖父从俄克拉何马州来到这里，经营一个苹果园。我母亲在畜牧场长大，现在在城里开了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我父亲则是从小随家人搬到此地，做过采矿工人，也种过甜菜，还曾在建筑工地兼职，这也是我从事建筑这一行当的由来。我在本地出生、上学，然后在密苏拉附近的蒙大拿大学读了一个会计系本科。
接着我去丹佛住了三年，因为不喜欢城市生活，所以又搬了回来，其中部分是因为比特鲁谷是个生儿育女的好地方。而我到丹佛不到两星期，自行车就被偷走。我讨厌城市的车水马龙和人山人海。我的需求在蒙大拿都能得到满足。在我成长过程中，没受过什么“文化”的熏陶，我也不需要这些。我在丹佛拿到公司发放给我的股票后就回来了，这意味着我放弃了35000美元的年薪和种种福利，而在蒙大拿，年薪只有17000美元，没有任何福利。可是为了能在这片山谷自在地生活，体验远足，我宁愿放弃丹佛那份稳定的工作。我妻子从没有过过这种没有保障的生活，但是我在比特鲁谷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日子。在比特鲁谷，得有两份工作才能维持生计。以前我父母就兼了好几个临时工作，那时我就已准备好，如果需要的话，晚上就去打工以补贴家计。我和妻子回到蒙大拿以后，过了五年，收入才赶上以前在丹佛的水平，又过了一两年，我才有医疗保险。
我主要从事房屋建筑工作，也开发一些地段便宜的生地（高档地段我可承受不起）。我开发的土地原来是牧场，在我买进之前，大多已不再经营，被买卖过好几手，或者分开来卖。这些牧场由于停止经营，里面杂草丛生。
现在我手头正在进行的汉密尔顿高地项目则是一个例外。我买下一整块40英亩的土地后，开始打算将其细分。这块土地原来是牧场，我把详细的开发计划书呈交给郡政府审核，请求批准三个许可证。我拿到了两个许可证，第三个许可证，也就是审核的最后一步是必须通过公众听证会的同意。这块土地附近住着八十几个居民，纷纷现身抗议细分土地，不愿意变更农地用途。没错，这块地土壤肥沃，以前是很好的农地，但在我购置的时候，已经不再进行农业生产。这块40英亩的土地，花了我22.5万美元，这笔高额费用不可能靠农业收入来回收。但是这里的居民却无视经济效益，他们说：“我们喜欢看到四周都是开阔的农地或是森林。”可是，如果土地的主人已进入花甲之年，想卖地养老，那么其他人该怎么办？邻居们要想使这块地继续成为开放空间，就该拿出钱来将其买下，可实际上他们又没这样做。即使土地不属于他们，他们还是想要有控制权。
所以我的开发计划在公众听证会上遭到否决，时值临近选举，当地政府规划处的官员也不愿得罪这八十几个选民。我在上报这个开发计划前，并没有跟附近的居民协商，因为我倔强得像头牛，只要认为自己有权这么做，就会不顾一切地行动，不喜欢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此外，人们没有意识到这只是一个小项目，如果协商的话会很花时间和金钱。总之，我会吸取这次教训，以后再进行类似的开发项目时，会先跟邻居谈一谈；开公众听证会的时候，我也会把我手下五十几个工人带进听证会，让规划处的官员也了解一下项目赞同方的意见。在我跟当地居民相持期间，那块地的成本给我造成很大的负担。而邻居们就希望土地闲置在那里。
当地人都认为谷内土地开发过多，最终必然导致人满为患，他们都把矛头纷纷指向我。我的回答是：有需求才有生产，这种需求并不是我创造出来的。谷地的房子的确是越建越多，交通也日益繁忙。但是，像我这样喜欢远足的人，或者坐飞机飞过谷地还是能看到许多开阔的原野。根据媒体报导，近十年来，人口增长了44％。尽管如此，谷地原人口不过25000人，现在也才35000。不过，年轻人都一个个离开了。我的公司有30名员工，公司不但给他们就业机会，还提供养老金、医疗保险、带薪年假和分红福利。同业中没有其他老板会给员工提供这么好的福利，因此我公司的人员流动率很低。环保人士常常将我视作是谷地环境问题的始作俑者，但是房屋需求并不是我一手推动起来的。即使我不盖房子，别人也会盖。
我打算在谷地终老一生。我属于这个社区，支持很多社区活动，比如篮球队、游泳队和橄榄球队等。我生在这里，也想一辈子呆在这里，并没有飞黄腾达后就一走了之的想法。我希望接下来的20年还是住在这里，每天开车经过自己盖的房子时，我不希望自己对自己说：“这真是个糟糕的房屋开发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