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格陵兰而言，与欧洲的物质输入同等重要的是包含了基督徒和欧洲人两种身份的精神输出。这两种身份也许能够解释格陵兰人的所作所为，今天我们知道正是它导致了格陵兰维京人的最终消亡，但是反过来，这种身份认同也帮助他们在中世纪欧洲人看来最艰苦的环境中维持了四五百年。
公元1000年左右，挪威与格陵兰、冰岛等北大西洋的维京人殖民地相继皈依基督教。一个多世纪后，格陵兰岛上教堂的规模还很小，只是农场里的一间茅草屋。与冰岛一样，当时的教堂属于私人财产，由农场主建造并拥有所有权，因此农场主有权收取一部分教堂得到的什一税。
那时格陵兰还没有常驻主教，无法举行坚信礼，也称不上真正的圣所。公元1118年左右，一个叫埃以那·索卡生的格陵兰人前往挪威，请求国王派一位主教常驻格陵兰。这个埃以那就是上文传说中死于斧下的英雄。埃以那在觐见国王时，呈上许多海象牙和海象皮，最贵重的要数一头活生生的北极熊。这招果然管用，国王于是指派亚诺德担任常驻格陵兰的第一任主教，此后大约还有九位主教先后被派往格陵兰。这些主教都在欧洲出生、受教育，只是出于国王的派遣才不得不来到格陵兰。所以他们自然以欧洲为榜样，喜欢吃牛肉胜过海豹肉，并敦促当地人去北方狩猎，以此来换取欧洲的美酒和华服供自己享用，还有教堂的彩绘玻璃等。
亚诺德主教上任后，以欧洲教堂为蓝本，在当地大兴土木。这股建筑风潮一直持续到公元1300年，美轮美奂的赫瓦勒塞教堂是最后兴建的教堂之一。所以格陵兰除了有一个大教堂外，还有13个大型教区教堂和许多小教堂，甚至还各有一间修道院和修女院。虽然大部分教堂都是石头做地基、上面用草皮建造而成，但赫瓦勒塞大教堂和其他3间教堂完全由石头兴建。格陵兰的社会很小，相比之下，教堂的规模实在大得不成比例。
例如，位于加达农场的圣尼可拉斯大教堂，长105英尺，宽53英尺，规模可与冰岛最大的两座教堂相媲美。但冰岛的人口却是格陵兰的10倍。我估计教堂墙基那些最大的石块是从一英里外的采石场切割后运过来，每块重达3吨。主教住宅前面还有一块更大的石板重达10吨。教堂隔壁是一个80英尺高的钟塔，还有一个面积达1400平方英尺的礼拜堂，是格陵兰最大的礼拜堂，规模约是挪威特隆赫姆大主教礼拜堂的四分之三。教堂两个牛栏的规模也很壮观，一个长达208英尺（是格陵兰之最），光楣石就重达4吨。教堂的地板镶嵌了25个完整的海象头骨和5个独角鲸的头骨作为装饰，让参观者们无不啧啧称羡。在岛上其他的维京遗址，考古学家们只找到一些海象牙的碎片，因为它们价值昂贵，所以几乎全部出口到欧洲。
加达大教堂和其他的教堂耗费大量的木材用以支撑墙壁和屋顶，从欧洲进口的铜钟和圣酒等教堂用品对格陵兰人而言都弥足珍贵，因为这些都是格陵兰猎人在北部狩猎地流血流汗再加上寸金寸土的货船空间换来的。与此同时，格陵兰人还要向罗马教廷上缴什一税，以及分派给所有基督徒的十字军税。为此，格陵兰的出口物资要在卑尔根转换为银两，用来缴纳税金。保存下来的船运收据显示，在1274年至1280年6年间，格陵兰上缴的十字军税包括斩杀191头海象所得的1470磅象牙，挪威的大主教将其出售换来26磅纯银。教堂能让格陵兰人心甘情愿地上缴什一税，并大兴土木建造教堂，由此可见它们在格陵兰的权威地位。
在格陵兰，教堂大多拥有最好的土地，其中包括东聚落三分之一的土地。格陵兰上缴给教廷的什一税，可能还有其他出口物品，都是从加达大教堂转运出去，现今在大教堂东南角的隔壁仍可见到大仓库的遗迹。加达大教堂拥有全格陵兰最大的仓库、最多的牛和最肥沃的土地，因此控制了加达大教堂等于控制了整个格陵兰。我们不清楚加达等教堂的农场所有权是归属于教堂，还是当地的农场主。不管如何，格陵兰依然是个阶级分明的社会，教堂富可敌国。我们现代人不禁会猜想，如果格陵兰少进口几个教堂铜钟，多进口一些铁，用以制造工具和对抗因纽特人的武器，或是进口一些可以和因纽特人交换肉类的物品，维京人在格陵兰的境遇会不会好些？当然这是后话，维京人做出的这个选择必然是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
格陵兰的维京人除了以基督徒自居，在许多方面也向欧洲人看齐，比如从欧洲进口铜烛台、玻璃纽扣和金戒指等。在殖民地存在的几百年里，格陵兰人事无巨细地追随着欧洲的风俗礼仪，丧葬礼俗便是其中一例。中世纪的挪威人把早夭幼儿和死产婴儿埋在教堂东面的山形墙附近，而考古学家们在斯堪的纳维亚和格陵兰教堂墓地也发现类似的做法。中世纪早期的挪威人先把死者安放在棺材中再埋葬，女性死者埋在墓地的南面，男性死者埋在墓地的北面。后来挪威人不用棺材，只是用尸布或寿衣包裹起来就入土了，埋葬的地点也没有男女之别，格陵兰的丧葬礼俗也有同样的改变。在中世纪欧洲大陆的墓地，死者以头在东、脚在西的姿势平躺（使死者得以“面向”东方），但手臂摆放的姿态则有些变化：公元1250年以前，手臂与身体两侧平行；1250年左右，手臂则略向骨盆弯曲；之后双手曾放在肚子上；到了中世纪晚期，双手则交叠置于胸前。这种种变化在格陵兰的墓地也得到印证。
格陵兰的教堂建筑以欧洲为蓝本，亦步亦趋地追随它的风格变化。任何参观过欧洲大教堂的游客都不会对长形的中堂、面西的正门入口、圣坛和南北耳堂感到陌生，这些特征在今日加达大教堂的遗址一览无余。赫瓦勒塞教堂几乎和挪威艾德峡湾的教堂一模一样，我们可以肯定格陵兰人如果不是把整座教堂搬过来，就是根据艾德峡湾的教堂蓝图复制的。在公元1200年和1225年间，挪威的建造者弃用以前的长度单位（即所谓的“国际罗马尺”），而采用较短的希腊尺，格陵兰人也跟着这么做。
格陵兰人对欧洲人的效仿还表现在梳子和服装等生活用品中。公元1200年以前，挪威的梳子为单排梳齿，其后潮流转向有双排梳齿（两排梳齿指向不同）的梳子。于是格陵兰人也改用这种双排梳。（这让我想到梭罗的《瓦尔登湖》对远距离盲目跟风的世人所作的讽刺：“巴黎的猴王戴了顶旅行帽，全美国的猴子便起而效尤。”）从格陵兰殖民地晚期贺乔尔夫斯内斯教堂墓地冻土层出土的保存完好的死者寿衣看来，格陵兰人一直在追求欧洲最新潮流，尽管这些服装并不适合格陵兰的寒冷气候：女性身着低领细腰长袍，男性则穿着被称为“候普兰德”的华美大衣，系腰带，风能从宽松的袖口灌进来；还穿前面一排纽扣的夹克，戴一顶高高的礼帽。相比之下，因纽特人穿的是一件式的有袖子有头套的毛皮外套。
显然格陵兰人非常热衷于追逐欧洲的最新流行，这种行为无意识中表达了如下信息：“我们是欧洲人，是基督徒，上帝禁止任何人把我们与因纽特人混为一谈。”就像澳大利亚，我在20世纪60年代去那里时，发现澳大利亚人比英国人表现得更英国人。尽管格陵兰地处欧洲最偏远的角落，但在情感上与欧洲紧密相连。如果这种联系只是体现在双排梳或死者相叠的双手，倒是无伤大雅。但是他们处处对欧洲身份的坚持体现在如下方面就显得过火了：在格陵兰严酷的气候条件下养牛；在夏季忙着收割干草时还出动人力到北方狩猎；宁可饿死也不向因纽特人学习生存的本领。我们现世的眼光很难看穿当时维京人所面临的窘况。如果他们将社会生存等同于生物生存，那么就会把奉献给教堂的东西有所保留，会向因纽特人学习或与他们通婚，会为了在地球上熬过一个严寒的冬天而面对永恒的“罪孽”。格陵兰的维京人也许就是受到欧洲基督徒这一形象的制约，才会如此保守。他们比欧洲人更像欧洲人，文化束缚限制了他们对生活方式的改变，最终将他们推上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