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了这两个国家的历史背景以后，让我们回到本章开头所提到的让人惊诧的差异：为什么共享一岛的两国在政治、经济和生态史的发展有着如此南辕北辙的差异？
部分答案与环境差异有关。伊斯帕尼奥拉岛的降雨由东而来，因此踞于岛东的多米尼加共和国有更充沛的雨水，作物生长也就更快。伊斯帕尼奥拉岛上最高的山峰位于多米尼加共和国，源自高山的河流大多往东流入多米尼加这边。另外，多米尼加还拥有广阔的河谷、平原、高原以及肥厚的土壤。特别是北部的西保河谷是全世界最肥沃的农地之一。相比之下，海地这边由于高山阻挡了来自东部的降水，气候相对干燥，山区比多米尼加来得多，可供精耕细作的平地则很少，多属石灰岩地质，土壤浅薄贫瘠，恢复能力差。然而矛盾的是，海地所占的地方虽然先天环境不尽人意，但农业经济蓬勃发展却要早过多米尼加。其原因在于海地的农业财富是以森林和土壤这一环境资本的衰竭为代价的，就像漂亮的银行账面隐瞒了负现金流。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会再次讨论这一主题。
尽管环境上的差异造成了这两个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和政治体系的差异，对此海地的经济付出了相对惨重的代价。在这种意义上，两个国家大相径庭的发展方式被夸大了，许多其他因素也一并导致了最终结果的发生。
在这些社会与政治的差异中，其中一个是因为海地曾是富甲一方的法兰西殖民地，是其海外帝国中最有价值的一块。而多米尼加共和国则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在16世纪晚期，西班牙自身的经济与政治势力已奄奄一息，自然顾不上伊斯帕尼奥拉岛。因此法国能够在海地投资密集型的奴隶种植园农业，西班牙则无能为力。法国将大量奴隶输入到海地的种植园，因此在殖民地时代，海地的人口已经是它邻居的7倍。即使在今日，海地人口约为10000000人，而多米尼加共和国只有8800000人。但海地的国土面积仅为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一半多一点而已，所以海地的人口密度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的2倍。高人口密度与低降雨量这两个因素相结合造成了海地大量森林遭到滥伐、土壤养分流失的局面。除此之外，运往海地的奴隶船只返回欧洲时满载木材，因此到了19世纪中期，海地低地和山坡的木材被砍伐殆尽。
第二个社会与政治因素是多米尼加共和国大多是讲西班牙语的欧洲后裔，欢迎和吸引欧洲移民与投资人，最后这些移民与投资成为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经济支柱，而海地多数为讲克里奥语的前黑人奴隶，同时，1804年后，海地的政策对移民和投资多加限制。这些前往多米尼加的移民中有许多中产阶级商人和专业人士，对该国发展贡献极大。多米尼加人甚至在1812年到1821年间自愿重归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其后在1861年到1865年间，其总统选择西班牙作为保护国。
另一个造成经济差异的社会因素是作为奴隶史和奴隶起义的产物，大多数海地人拥有自己的土地，凭此得以自给自足，无需政府协助发展现金作物与欧洲各国进行交易，而多米尼加却得以发展出口经济和海外贸易。海地的精英分子对法国有强烈的认同感，对海地本土则冷淡得多。他们既不收购土地也不发展商品农业，只是一味从农民身上榨取财富。
近代的差异则与两位独裁者不同的抱负息息相关。楚吉洛致力于发展工业经济，建立现代化国家（尽管是为己利），而杜瓦利埃却没有这么做。这可以看作是两位独裁者不同的秉性，也折射出两个社会的差异。
最后，在过去的40年中，海地滥伐森林与贫困问题比多米尼加共和国更为严重。多米尼加还保有大面积的森林覆盖率，并开始发展工业化。在楚吉洛执政期间开始计划建造水坝用以水力发电，巴拉格尔政府与后来的领导人负责着手建设。多米尼加共和国还进口丙烷与液态天然气做燃料用以替代森林木材。相形之下，海地的一贫如洗迫使它的人民不得不继续仰赖砍伐森林制成的木炭作燃料，从而进一步加速了对所剩无几的森林资源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