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而言之，大企业的环境运作受制于一个会触犯许多人正义感的重要事实：即企业可能在短期内为了追求最大利益，不惜破坏环境，伤害人类健康。当今仍有不少渔民无限制地捕鱼；跨国伐木公司在热带雨林国家依靠贿赂政府官员和欺骗无知的地主，短期租赁林场，拼命伐木。石油业也一样，1969年，圣塔巴巴拉海峡钻油平台发生漏油事件；还有蒙大拿的矿产公司直到近年来才开始受到环境清理法规的约束。如果政府法规的执行力强，而大众又有强烈的环保意识，那么注重环保的大企业才能打赢唯利是图、无视环保的企业。反之，如果法规的执行力不强，大众对此又不重视，那么结果就正好相反。
单单指责某家企业不惜伤害他人来为自己谋利，是一件简单的事。但光是指责并不能改变什么。有个无法忽视的事实是企业不是非营利的慈善机构，而是追逐利润的公司。企业肩负为股东追求最大利润的法律责任。而且我们的法律规定，如果公司董事有意减损公司收益，他们必须承担“信托责任”。例如1919年，福特公司由于将工人每日最低工资上升到5美元，被股东们告上法庭。法官的裁决是福特公司虽然有人道主义精神，关心员工，但公司存在的首要目的还是为股东创造利益。
我们一味指责大企业的行为，经常忽视了社会大众的基本责任，如果大众任由企业为所欲为，最终伤害的还是大家的利益。例如不要求矿产公司做好环境清理工作，或是购买那些用不可持续伐木方式采购的木材制成的木制品。从长远来看，大众可以采取直接手段或间接的政治手段抵制那些破坏环境的公司，使他们无法获利，而对于推行友好环境政策的公司，则采取鼓励和帮助的态度。如果企业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大众可将他们告上法庭，如埃克森·瓦尔迪兹号漏油事故、北海帕玻尔·阿尔法平台油井海上平台爆炸事故、印度博帕尔毒气泄漏事故等。除此以外，大众可以支持可持续发展的环保商品，家得宝和联合利华就注意到了这点。大众可以对环保纪录不良的公司员工施压，让他们以公司为耻，向公司主管抱怨。同时大众又可以支持政府与那些环保纪录良好的公司签约，就像前文提到的雪佛龙中标北海油田开发项目。大众还能对政府施压，要求通过和执行环保方面的政策法规。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美国就是在大众压力之下拟定新的煤矿管理条例。就算供应商无视大众和政府的压力，面对大企业他们还是毕恭毕敬。例如，美国大众担心疯牛病疫情蔓延，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打算通过新的法令，要求肉类企业他们放弃旧的经营方式，防止疫情扩散。美国的肉类加工厂对此抗拒了5年，表示遵守新法令的成本太高，难以承受。后来，麦当劳由于汉堡包销量大减，对肉类加工厂也提出同样的要求，不到几个星期，那些加工厂马上就乖乖配合。“这是因为我们的购物车是全世界最大的”。麦当劳的代表如是说。因此，大众的任务就是在产销链中找到对大众反应最敏感、最容易施压的环节，如麦当劳、家得宝、蒂梵尼珠宝等。相形之下，肉类加工厂、伐木公司或是金矿公司与大众之间关联性不是很强。
虽然企业破坏环境的做法伤害了大众，但是最终责任还是得由大众来承担。一些读者可能会对我的这种说法感到失望和愤怒。此外，我还提倡将企业的环保费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把这笔费用当成商品成本的一部分。我的观点似乎忽略了道德律令，即无论赢利与否，企业必须遵循良善道义。然而事实上，纵观人类历史，在政治制度复杂的人类社会，大家面对非亲非故的陌生人时，唯有法律才能确保道德准则的施行。道德准则只是诱发良善行为的首要条件，然而光有道德准则是远远不够的。
我的结论是社会大众应该负起最后责任，因为再大的企业也会受制于公众舆论，不敢肆意妄为。我的用意不在于用道德准绳判断谁是谁非、谁值得尊敬、谁自私自利，或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的结论依据来自过去的所见所闻，即企业会遵照大众的期望和要求，对自身的经营方式作相应改变。如果顺应大众，企业就能收获好的回报；如果背离大众，那么企业就会陷入困境。在过去，大众态度的改变对企业的环保措施起到关键作用，我相信将来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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