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以后出版的一些综述当今环境问题，以及介绍这方面文献资料的书籍有：Stuart Pimm的The World According to Pimm：A Scientist Audits the Earth（New York：McGraw-Hill, 2001）；Lester Brown写的三本书：Eco-economy：Building an Economy for the Earth（New York：Norton, 2001）, Plan B：Rescuing a Planet Under Stress and Civilization in Trouble（New York：Norton, 2003）, 以及State of the World（New York：Norton, published annually since 1984）；还有Edward Wilson的The Future of Life（New York：Knopf, 2002）；Gretchen Daily与Katherine Ellison合著的The New Economy of Nature：The Quest to Make Conservation Profitable（Washington, D.C.：Island Press, 2002）；David Lorey编辑的Global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Resources, Consumption, and Sustainable Solutions（Wilmington, Del.：Scholarly Resources, 2003）；Paul Ehrlich与Anne Ehrlich合著的One with Nineveh：Politics, Consumption, and the Human Future（Washington, D.C.：Island Press, 2004）；以及James Speth写的Red Sky at Morning：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第十五章的补充阅读部分提供了有关滥伐森林、过度捕捞和石油业问题的参考文献。Vaclav Smil在Energy at the Crossroads: Global Perspectives and Uncertainties（Cambridge, Mass.：MIT Press, 2003）一书中不仅提到石油、煤炭和天然气，还涉及其他形式的能源。探讨生物多样性的危机和栖息地破坏问题的专著有John Terborgh写的Where Have All the Birds Gone？（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和Requiem for Nature（Washington, D.C.：Island Press, 1999）；David Quammen的Song of the Dodo（New York：Scribner, 1997）；以及Marjorie Reaka-Kudla等人编辑的Biopersity 2：Understanding and Protecting Our Biological Resources（Washington, D.C.：Joseph Henry Press, 1997）。
有关珊瑚礁破坏的最新论文有：T.P.Hughes的“Climate change, human impacts, and the resilience of coral reefs”（Science 301：929-933（2003））；J.M．Pandolfi等人发表的“Global trajectories of the long-term decline of coral reef ecosystems”（Science 301：955-958（2003））；及D.R.Bellwood等人合作发表的“Confronting the coral reef crisis”（Nature 429：827-833（2004））。
涉及土壤问题的专著有：Vernon Gill Carter 与Tom Dale合著的经典之作Topsoil and Civilization, revised ed．（Norman：University of Okalahoma Press, 1974）；及Keith Wiebe编辑的Land 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Food Security：Biophysical Processes and Economic Choices at Local, Regional, and Global Levels（Cheltenham, UK：Edward Elgar, 2003）。与上述专著持不同观点的论文有 David Pimentel等人发表的“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costs of soil erosion and conservation benefits”（Science 267：1117-1123（1995））；Stanley Trimble 与Pierre Crosson共同发表的“U.S．soil erosion rates — myth and reality”（Science 289：248-250（2000））；还有不同作者在Science发表的八篇相关文章304：1613-1637（2004）。
有关世界各地的供水问题，参看Peter Gleick每隔两年发表的相关报告，如The World's Water, 1998-1999：The Biennial Report on Freshwater Resources（Washington, D.C.：Island Press, 2000）。Vernon Scarborough在The Flow of Power：Ancient Water Systems and Landscapes（Santa Fe：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2003）一书中对于古代各个社会解决用水问题的方法进行了比较。
关于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和使用太阳能（被称为“净初级生产力”），可参看Peter Vitousek等人发表的“Human domination of Earths ecosystems”（Science 277：494-499（1997））。Mark Imhoff等人写的“Global patterns in human consumption of net primary production”（Nature 429：870-873（2004））使用的资料更新，并分地区进行探讨。
Theo Colborn、Dianne Dumanoski与John Peterson Myers合著的Our Stolen Future（New York：Plume, 1997）一书综述了有毒化学物质对于生物（包括人类在内）的影响。有关有毒化学物质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经济代价及其对于整个生态系统的冲击可参看Tom Horton与William Eichbaum合著的Turning the Tide：Saving the Chesapeake Bay（Washington, D.C.：Island Press, 1991）。
论及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专著有：Steven Schneider的Laboratory Earth：The Planetary Gamble We Can't Afford to Lose（New York：Basic Books,1997）；Michael Glantz写的Currents of Change：Impacts of El Niño and La Niña on Climate and Society, 2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以及Spencer Weart的The Discovery of Global Warming（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关于人口问题有三个经典之作可以参考：Paul Ehrlich的The Population Bomb（New York：Ballantine Books, 1968）；Paul Ehrlich与Anne Ehrlich合著的The Population Explosion（New York：Simon ＆ Schuster, 1990）；以及Joel Cohen写的How Many People Can the Earth Support？（New York：Norton, 1995）。
对于我居住的洛杉矶的环境和人口问题，可参阅The Heinz Center的The State of the Nations Ecosystems：Measuring the Lands, Waters, and Living Resources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读者若想多了解本章所列举的一些环境问题的论调，可以参看Bjórn Lomborg的The Skeptical Environmentalis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更深入的讨论见Paul Ehrlich与Anne Ehrlich合著的Betrayal of Science and Reason（Washington, D.C.：Island Press, 1996）。本章讨论到的罗马俱乐部见Donella Meadows等人发表的The Limits to Growth（New York：Universe Books, 1972）。Donella Meadows、Jorgen Randers与Dennis Meadows其后又出了更新版The Limits to Growth：The 30-Year Update（White River Junction, Vt.：Chelsea Green, 2004）。至于误警是多少的问题，参看S.W．Pacala等人发表的“False alarm over environmental false alarms”（Science 301：1187-1188（2003））。
涉及环境、人口问题与政局动荡之间相关性的资料可登录国际人口行动的网站：www.populationaction.org；也可参阅Richard Cincotta、Robert Engelman与Daniele Anastasion合著的The Security Demographic：Population and Civil Conflict after the Cold War（Washington, D.C.：Population Action International, 2004）；还有Woodrow Wilson Center出版的年报The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ecurity Project Report（网站见：www.wilson.org／ecsp）；及Thomas Homer-Dixon的“Environmental scarcities and violent conflict：evidence from cases”（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5-40（1994））。
最后，读者若是好奇漂流到东南太平洋迪西岛和奥埃诺岛的垃圾除了三得利的威士忌瓶子外，还有哪些东西，可以参阅T.G.Benton的“From castaways to throwaways：marine litter in the Pitcairn Islands”（Biological Journal of the Linnean Society 56：415-422（1995））一文中的三张图表。
有关第十六章开头列举的12种主要环境问题，已有很多书籍探讨政府和组织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然而还是有很多人自问：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我能做什么才能改变现状？如果你是一个有钱人，能做的事当然很多：例如比尔·盖茨夫妇捐出几十亿美元用以解决迫在眉睫的世界公共健康问题。如果你是当权者，可以利用职务之便推动自己的计划，例如美国总统布什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巴拉格尔虽然采用不同的方式，但都能通过自己的影响力，为本国的环境问题尽心尽力。而我们这些没钱没势的普通大众，面对强势的政府和大企业，难免有心无力。我们既不是大企业的总裁，也不是政治领袖，那么小人物到底该怎样尽一己之力呢？
事实上，我们能采取的有效行动有六种。不过我们要注意个体只靠一次行动或是短短三个星期的时间是改变不了什么的。如果你想改变这个社会，就必须投入毕生的精力。
在民主政治中，最简单和经济的行动就是投票。在一些选举中，候选人相互间对环境问题的看法可能差别很大，而最后获选的人可能以微弱票数胜出。例如2000年美国大选，布什就靠着佛罗里达州区区数百张选票险胜。除了投票外，你还可以写信给当地代表，提出你对某个环境问题的看法。如果那些代表没有听到这种意见，可能会以为选民对环境问题不关心。
其次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可以重新检视什么该买，什么不该买。大企业旨在赚钱。如果大众拒买某些产品，他们就会停止生产；如果大众购买某些产品，他们就会去生产和推销。现在，越来越多的伐木公司采取可持续伐木的方式，这是因为森林管理委员会认证的木制品供不应求。当然，要影响国内的商家并不难，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消费者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还能去影响国外的公司和政府。南非白人政府实施的种族隔离政策在1989年和1994年间瓦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消费者和海外投资者联手对南非进行经济抵制，使得国外企业、公共养老基金和政府纷纷撤资。1980年代我去过几次南非，当时绝对想不到顽固的种族隔离政策会有现在的局面。
消费者除了利用购买或拒买产品来影响大企业的政策，还可以引起大众对企业政策或产品的注意。例如在反残暴虐待动物运动的影响下，一些服饰名牌如Bill Blass、Calvin Klein和Oleg Cassini公开宣称他们不用动物皮毛。另一个例子是世界最大的木材公司Home Depot由于受到公共活动分子的影响，不再从有森林消失危机的地区采购木材，同时尽量售卖经过森林管理委员会认证的木制品。Home Depot的政策转变让我惊讶不已，我还以为消费者不可能影响这种财大气粗的零售业巨头。
大多数消费者运动是让某家公司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惭愧，然而不幸的是，这种做法也可能让环保人士背负尖刻、沉闷和消极的坏名声。消费者还可能因为赞同某家公司的政策进而支持它们的产品。我在第十五章里提到一些大企业的做法正是环保人士所希望的，然而这些企业得到的好评却很少。我们都听过伊索寓言中北风与太阳攀比谁能先让路人脱衣服的故事：北风猛烈地吹，结果反而使路人紧紧裹住自己的衣服；而太阳发光发热，很快就让人把衣服脱下来了。消费者可以从这则寓言里得到启示：大企业在采取某些环保政策时就已经知道如果自夸自己的政策势必很难服众，它们需要外界的帮助来认可它们的努力。近年来好评如潮的Chevron Texaon和Boise Cascade就是很好的例子。前者采用环保方式管理库图布油田，后者支持森林可持续管理。环保人士除了抨击“坏心眼”的企业外，对“有良知”的公司也要大力褒扬。
消费者如果想通过购买、拒买、抨击或是赞美企业的产品，从而来影响企业的政策，那么必须要努力找出企业产品链中最容易受到大众影响的环节，而那些环节又强大到可以影响其他环节。直接将产品卖给消费者或是品牌公司比较容易受到消费者的影响，而原材料供应商和品牌不直接面向大众的企业受消费者影响较小。不过，对后者来说，零售商和采购团体是影响他们政策的关键环节。除了我在第十五章列举的例子外，还有很多案例可供参考。
举例来说，如果你赞同或是不赞同某些大型石油公司经营油田的方式，你可以去那些石油公司设的加油站加油、不加油或是抗议。如果你欣赏澳大利亚开采钛矿的方式，不喜欢利海尔金矿公司的做法，就不要浪费时间幻想自己能够改变那些矿产公司。你应该从杜邦、蒂芙尼和沃尔玛等大型钛制品和黄金首饰的零售商入手。在不知道零售产品的情况下，不要盲目赞美或攻击伐木公司，而是让Home Depot、Lowe's和B ＆ Q这些零售巨头去影响伐木公司。同样地，像Unilever（旗下有很多品牌）和Whole Foods这样的水产零售商十分在意消费者是否购买他们的产品，而他们自身又能影响渔业公司。沃尔玛是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只有这种规模的零售商才能影响农民的农作方式。农民不会直接听取你的意见，但沃尔玛会在意你的态度。如果你想了解消费者能够影响产业链中的哪个环节，现在有一些组织如Mineral Policy Council／Earthworks、the 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和the 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会告诉你相关答案（它们的网址见第十五章的补充阅读）。
当然，作为个体的选民或消费者，不可能影响选举的结果，也无法改变沃尔玛。但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影响别人，请他们投票或是购买某公司的产品，从而增倍自己的力量。你可以从影响父母、子女和朋友开始做起，最后那些跨国石油公司就可能从不关心环境变成环保卫士。公司的重要员工也可能由于亲朋好友对自己雇主的某些行为多有怨言，从而感到羞愧，最后离职而去。大部分企业总裁，包括比尔·盖茨都有配偶和子女。据我所知，许多企业总裁就是由于受到自己配偶或子女的压力才改变公司的环境保护政策，而他们的配偶或子女可能也是受到朋友的影响。虽然我们中只有少数人能跟比尔·盖茨或乔治·布什挂上钩，但是许多人会发现子女的同学或是自己朋友的亲朋好友可能是具有影响力的人。例如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总统巴拉格尔就是受到姐妹的影响才致力于环境保护。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佛罗里达州出现选票争议，最高法院最终以五比四裁定布什获得总统大选的胜利。这9位法官的配偶、子女和朋友或多或少地影响了表决的结果。
有宗教信仰的人还可以在自己活动的教堂寻求支持，以团结力量。美国的民权运动就是由教会发起的。现在已有一些宗教领袖大力宣扬环境保护，不过到目前为止，这样做的还不多。实际上，宗教支持的影响力很大，较之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人们更愿意追随宗教领袖；而强烈的宗教原因又使信徒将环境保护视为严肃的事情。此外，宗教团体的成员也可以反过来影响其他的成员和他们的领袖（如神父、牧师或教士）。再则，所有的宗教都宣扬造物的神圣，维持大自然的富饶和生产力，以及人类作为大自然守护这一理念。
希望自己的行动直接有效的人，可以考虑花一点时间，改善当地的环境。我最熟悉的例子就是每年夏天和家人度假的蒙大拿比特鲁谷泰勒野生动物保护区，这是一个非营利性质的私人小型组织，致力于比特鲁谷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和复原。该保护区的创办人奥托·泰勒是一个有钱人，而影响他关注环境问题的朋友并不有钱，目前在泰勒野生动物保护区提供义务服务的大多数人也不是有钱人。只是由于这样做有利于他们自己（其实比特鲁谷所有的居民和游客都得到这种好处），可以享受美景，也可以垂钓。如果没有成立保护区，这些福利恐怕已经消失了。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几乎每个地方都有社区团体、户主协会等组织。
改善自己居住地区的环境不仅可以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而且还能成为全国或全世界的典范。当地环保组织可以频繁联系，相互交流想法，共同规划美景。在我计划访问蒙大拿居民，想深入了解泰勒野生动物保护区和黑足河生态保护计划时，发现他们的工作日程表已经排得很满，要和蒙大拿其他地方以及外州的居民一起交流。美国人（从美国人的观点出发）告诉中国或其他国家，中国人该怎么做才有利于自己和国际社会。然而这样的建议常常由于美国人自己不以身作则，而变成耳边风。如果我们自己先把自己做好，再向其他国家提出环境政策，会比较有效。
最后，有经济能力的人可以捐款给自己心仪的公益组织，让这些组织能更好地发挥功效。喜欢鸭子的人可以捐款给Ducks Unlimited；爱好钓鱼的人可以捐助Trout Unlimited；关心人口问题的人可以捐钱给Zero Population Growth；对岛屿感兴趣的人可以向Seacology捐款。这些环境组织普遍面临经费不足的问题，知道如何花好每一分钱，因此只要一点额外的捐款，就能做很多事情。即使是规模最大、经费最充裕的环境组织也是如此。例如名列三大预算最多的环境保护组织之一的世界自然基金会，它在世界许多国家都设有分支机构，其中最大的位于美国，每年平均有一亿美元的预算。虽然这笔钱听起来是个天文数字，但要支持的国家超过100个，物种则涵盖所有的陆地和海洋动植物。这笔经费不仅要用于一些超大型项目（如预算为4亿美元、为期十年的亚马逊盆地栖息地保护计划），还要考虑其他的个体物种。如果你认为捐区区几块钱给那么大的机构毫无意义，那么就请想想只要几百美元就能雇佣一个训练有素的国家公园巡逻员，让他用全球定位系统来调查刚果盆地的灵长类动物，否则我们将很难了解这些动物的保育情况。还有一些环境保护组织的工作人员甚至义卖私人物品以此来吸引世界银行、政府和援助机构的基金。例如世界自然基金会亚马逊盆地计划采用6对1的方式，也就是说如果你捐助200美元，那么这个计划实际收到的钱将近有2000美元。
当然，我以世界自然基金会为例，只是因为正好对这个基金会的预算运作很熟悉，而不是为了向大家推荐该基金会。世界上还有很多这样的环境保护组织，目标各有侧重。上文所举的例子讲的都是个体如何增强自身的力量，从而改变社会，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