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孟子与达尔文
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在另一处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章句上》）
上述观点堪称孟子性善论的基石。这基石是什么？情感。“不忍人之心”和“恻隐之心”是同情心，毫无疑问属情感范畴。笔者以为，“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也属情感。退一步说，即使作为“智之端也”的“是非之心”属于理性的范畴，仍无法颠覆我们对孟子性善论的理解：人性本善，善根源于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同情心，因为恻隐之心乃仁之端也。置身于“春秋无义战”的孔子、孟子，不可能天真到对“恶”视而不见。相反，他们对“恶”的了解比我们深且广，从“恶”出发展开他们的说教更容易，而他们知难而上，选择了从“善”出发。他们为性善奠基，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人性有信心，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怀抱的是“治国平天下”的雄心，他们是知行合一的伟人，他们有超凡的洞见，却不是沉溺于认识论的智者，不必在乎立论所面临的反例。且因为执其一端，不管他们对“恶”如何看待，不管在弘扬“善”的实践中遭遇多少困顿，因为他们立论中决绝地选择了人性本善，也就不会在话语中遭遇困境。
达尔文和孟子在个人遭遇与角色选择上完全不同。达尔文看到的“恶”远没有孟子多。他生逢大英帝国如日中天的时代。他是乘坐大英帝国的军舰周游世界的。他没有遭逢战乱、灾难。他出身贵族家庭，有丰厚的遗产，衣食无忧。他周围有爱护和提携他的良师益友，赖尔、胡克，等等。甚至他与华莱士发明权的解决，都尽显双方的绅士精神。他不可能看不到人性善良的一面。但是与孟子的角色完全不同，达尔文不是社会实践家，没有拯救世界的抱负，不需要实践中的策略。他是第一代科学家，他的全部志趣在于认知——建立自己的理论，排除其中的矛盾，解释学说的反例，克服自身的盲点，追求更大的解释力。其理论的基石“自然选择”毫无疑问可以推导出人的利己性。于是他要解释自己深刻体验到的人性中的利他，就变得无比艰难。这是比雄孔雀的尾巴更艰巨的挑战。他对人类利他性的思考，很可能不少于孔雀的尾巴，但是后者催化出“性选择”理论，而前者几乎无人知晓。这些思考静悄悄地进行，凝结在一篇篇笔记上，投入到一个牛皮纸口袋中，口袋上的标签是“关于道德感和某些形而上学的陈旧而无用的笔记”。达尔文关于利他的思考与他关于进化论的思考异曲同工，都是让它们静躺在抽屉中，他慑于压力，萎缩了发表它们的欲望。他畏惧什么？惊恐自己的大不敬，将人类拉下神坛，使人类等同于禽兽。在进化论提出人猿同祖后，人类还剩下什么高居动物之上的东西？审美和道德。他为完善已经出笼的进化论而提出的“性选择”又剥夺了人类在审美上的垄断。于是，道德成了人类最后的专利。达尔文是勇者，他的思考无视禁区，无所畏惧。达尔文又是怯懦的，他不打算公开他的离经叛道的思考。于是关于道德问题的笔记，尘封了136年。这口袋的开启与新一代生物学思想家的思考，共同推进了利他理论。
学者们从达尔文笔记中发现了三个命题。一、道德意识可能是从人类的强烈的性本能、亲子本能和社会本能中产生的。二、这可能会导致“推己及人”和“爱邻如己”的观念。三、因此我假定，任何具有社会本能、性本能和激情的动物都一定有良心。（洛耶，2002：74，85，89）我们看到了进化论之父思想上的一以贯之，人与动物是连续谱，道德问题也不例外。
深入地看，性本能、亲子本能和社会本能中都是情感扮演着媒介的作用。在这一点上，达尔文和孟子极为贴合。这一方面显示出孟子的伟大，在两千余年前便洞悉情感是利他的基础。但是另一方面，应该看到，达尔文和孟子有着极大的不同。达尔文兼论人性中的利己与利他，孟子仅执一端，二者的难度是大不一样的。达尔文在两方面都有划时代的突破。
达尔文的三个命题中第一命题是基础。下文的论述就由此展开。
二、性情
如果没有了两性，没有了两性繁衍，生物的世界中仅有同性繁殖，那么血缘利他将不复存在。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不再有带着牺牲精神的利他，只有互惠和交换。没有人真正关心自身之外的他人，每个个体都只关心自己。如果说每个个体只关心自己的世界是个黑暗的世界，是两性的存在为这个黑暗的世界投入了第一束光。有了两性，个体才走出深闭固拒的自我，带着身不由己的冲动，参与感情交流，学习逢迎他人。没有强烈的择偶交配的欲求，物种将灭绝。而性冲动的发动机是什么？是情感，即性情。“性情”一词早就被泛化，我们这里用其原初的含义，性情者，性所驱动的情感。
两性的产生，演绎出丰富的行为。有些疯狂，有些温和。动物学家发现，在发情期，雄性恒河猴因争斗受伤是平时的6倍。冷酷的经济学家喜欢将战争的起因统统归为经济，他们不相信性情会是战争的起因。他们以为，经济之外的起因都是外衣、谎言和假象，归不到经济只是因为其动机埋藏得更深，背后的阴谋更诡异。若化繁为简，这种认识将争斗的原因归为“食”的扩大化，而非“性”。在认识争斗的起因中，扬“食”抑“性”，不符合生物世界中天天上演的基本事实，也不符合人类的早期历史。海伦导致的一场战争不仅很可能是真实的存在，也象征着那个时代很多争斗的起因。在共同体的规模极大地扩展后，战争源自某个女人几成历史，但是“性情”、情感因素、尊严，仍然是导致战争的重要因素。原因在于情感——它首先被两性行为开启，每每驱动着人类的行为。
这只是性驱动人类行为的一个方面。硬币还有它的另一面。性的满足是疗效优良的安慰剂。生物系列谱中高端的例证是，未婚男人的犯罪率大大高于已婚男人。这证据见诸多个国家的调查统计，在事实和理解上几乎都没有遇到异议，乃至无须赘述。倭黑猩猩的研究日益引起学术界乃至全社会的关注。它们堪称灵长目动物中最热爱性活动的物种，而与此同时，它们也是灵长目动物中最富和平精神的物种。且这两个行为特征有很大的关联，因为它们善于利用性活动调节情绪和彼此关系。瓦尔这样讲述：“和解往往总是跟性举动联系在一起，而这样的举动预先发生则能够避免争斗。帕里斯观察了圣地亚哥动物园的食物分配行为，发现雌性倭黑猩猩先是接近食物，发出一些响亮的吼叫，然后在接触食物之前相互抚摸性器官。它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吃或抢夺食物，而是进行一些看起来很是疯狂的性抚摸行为，使得大家进入一种比较和谐的情绪，接下去的食物分配也会更加容易进行。”（瓦尔，2005：104）
灵长目动物中的一些物种有发情期，且排卵期有明显征兆。灵长目动物中还存在着一种极为残酷的杀婴行为。杀婴行为多发生在排卵期有征兆的物种中。日本学者衫山幸丸提出，被杀婴儿大多是前首领的子嗣，杀婴多是一个年轻雄强的猴子或猩猩在击败并取代前首领的地位后的举动，其效用在于迅速结束雌猴子或雌猩猩的哺乳期，进入受孕期，而这一受孕期是属于新首领的。（瓦尔，2005：66）就是说，杀戮对杀戮者有生存优势。而灵长目动物中的另一些物种，排卵期没有征兆，该物种也没有杀戮婴儿的行为。二者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没有排卵期征兆使得垄断了性资源的首领难以防范其他雄性对其妻妾的染指，因为防范时间极大延长；另一方面，因为没有排卵期征兆，所有染指过该雌性的雄性都无法排除其婴儿的父亲就是自己。于是杀戮行为消失了，因为它不具有生存优势，甚至可能灭掉自己的后代。但是这道理太深奥了，难以想象猴子和猩猩会有如此深远的思考和精准的判断。最大的可能是，它们并不清楚原因；是排卵期无征兆的进化，催化了这一群体中的雄性之性情向着特定方向发展，即增长了一种“情分”。用人类社会的话语来说，正所谓“一日夫妻百日恩”。和那个雌性做过爱，情分上下不去手杀害她的婴儿。一个带有生存优势的行为策略，不是凭借思考，而是靠着性情得来的。
从性活动中滋生的情感，即所谓性情，抑制着个体面临食物竞争时的极端利己，化解着它们杀戮的凶残本性。性情指引它们（他们）温情地对待某些他人。
三、亲情
接下要谈的是亲子之情，即母亲对亲子的情感。
语言的局限极大，比如说爱。狭义的爱，仍可以区分为两种，它们极为不同。一种是性爱，一种是母爱。性爱虽也疯狂，颇可付出；但在自我牺牲的意义上，和母爱无法同日而语。母爱体现了“爱”在一个维度上的极致：代价太高了，牺牲太大了，而牺牲者高兴。
亲情的伟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进化的伟大。它令我们惊异：进化竟能产生如此纤细而高效的机制。进化出母子之情完全是为了后代。人类最严酷的劳作，最艰辛的子女养育，不靠法规、纪律、惩戒，彻头彻尾地依赖无形的情感。就从牵动母亲情感的啼哭声说起。婴儿生下来就会哭。随着成长，哭与日俱减。由此可信，哭的机能更大程度上是服务于孩子的。哭是什么？不是自助，是求助，求母亲帮助。这机制灵验，母亲一听就动心。哭不是也有自助的功能，不是可以释放压抑吗？一个人过于压抑时，亲友们会说：你放声哭吧。但是释放压抑一定是哭的副产品。为释放压抑的哭大多独自进行，大多羞于见人。而部落时代及其之前的群体中，人们几乎没有躲避他人独自大哭的场合。并且进化不会那么娇惯人，原始人没有那么娇气和奢侈。所以，自然选择出来的哭，一定是哭给他人的。动物不是没有哭，比如牛将遭遇屠宰，会毕现哀容，酷像哭状。但动物的哭，少之又少。这几乎是人类的专利。当然还是达尔文英明，动物里面也有萌芽。为什么人类与动物在哭的表现上相距甚远？是因为人类在更大程度上依赖这一情感。人类为什么如此依赖这一情感，是因为人类的婴儿更无助，更娇嫩，是人类的养幼更漫长，更细微，更琐碎，更需要及时反馈。为什么残酷的生物世界中，独独人类的幼子这么娇贵，人类的养幼这么漫长和琐碎，我们将在后面章节中讨论。
缺乏亲子之情的母亲几乎没有。因为亲情有无与孩子的成活率直接关联，它将经受的自然选择来得最直接，最快捷，最严酷。天性合格的母亲不需要理性地认识到她对孩子的重要职责，她只要有健全的亲子情感就够了。那情感会驱策她任劳任怨，无时无刻，数十年如一日。
四、移情
在解释利他行为中，生物学家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在一次性遭遇中帮助陌生人，并且不是举手之劳诸如问路，而是助人者有着一定的付出。
即便是这样的事情，我们仍然可以从动物的行为中获得启示。有这样一个据说可靠的记载，一只野生的海豚救起了海浪中一个濒临死亡的人。更翔实的是下面的报道：1996年8月16日，芝加哥的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中，一个三岁的小男孩不慎掉进了灵长类动物的18英尺深的围栏里，一个叫宾迪的8岁雌猩猩马上抱起小男孩，将他放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宾迪坐在小溪流中的一棵树上，轻轻拍着抱在怀里的男孩，随后把他送到动物园工作人员手中。狗救孩子的举动更多。事实上，狗对其主人的平常举动，比如对主人频繁的谄媚，与救助孩子是同等级的耐人寻味的问题。我们猜想，这些举动可能都是某种情感驱使。如是，这些情感必是进化的产物，进化选择了情感系统是帮助它们生存的，要它们将这份情感施展于他们的血亲，而不是异类。换言之，施于异类，是情感犯下的错误。“移情”原本就是颇存歧义的概念，精神分析学派的使用更使其芜杂纷乱。其主要的内涵当然不是笔者此处的意思，但是感情的误植，似乎也可以划在移情的范畴之中。
情感为什么会误植或错用？动物的一些本能的错用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的移情，毕竟情感也是本能。人们将一些非母鸡自己所生的蛋交给它，它居然欣然代为孵蛋。何以如此？这番移步换景大大地超越了母鸡进化的轨迹。在野生母鸡的进化历史中，每只母鸡产下的蛋在自己身下或身旁，它都会悉心保护。它的蛋其他的母鸡不得接近，其他母鸡产下的蛋它也难以接近。这一情形决定了自然选择没有必要筛选出一项区分蛋为谁出的能力。在狭小的环境中，那是奢侈和无用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是基因与行为模式未变，而环境骤变，酿出了错误。
婴儿的哭声之所以会在一定程度上打动其他的母亲，道理上与之接近。人类在聚族而居中度过了极为漫长的岁月。情感系统的自然选择是在那一背景中开始的。那一背景中，人们很少见到陌生人，对陌生人心存恐惧且高度警惕。婴儿是母亲格外保护的。陌生人走近他人的家室，听到他人婴儿的哭声，无异于增添了婴儿的风险。因此被高度防范的陌生人绝难走近并听到他人婴儿的哭声。进化在如此背景中形塑母亲对哭声的反应系统，便无法筛选出泾渭分明地对待不同婴儿之哭声的能力。最终的结果是，母亲仍然会区别对待，但是进化没有从系统设置上规定她对其他婴儿的哭声无动于衷。
人与动物一样，一般而言它们的行为，具体而言它们的移情（如果动物的上述行为可以称为移情的话），都是不变的行为模式在变更的环境中犯下的错误。人与动物不同的是，人类的移情要广泛得多。其原因在于，移情是我们不纠正的错误、被鼓励的错误。人类生活的圈子不会一下子扩大到陌生人那里，它是逐步展开的，从血缘到地缘，从亲属到熟人。熟人圈子中的互惠行为早就展开。移情的行为在互惠的圈子中不仅会得到称赞，还可能得到回报。称赞是一种鼓励，回报就更是一种鼓励。因此我们可以说，移情歪打正着。一方面，移情加强了互惠；另一方面，互惠也激励着移情。于是在互惠的环境中，移情得以生长。
说“利他”是来自移情，常人会觉得很别扭——我对这个陌生人的同情是真心，怎么被说成“移情”？如果只看硬币的一面，我们同意孟子所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如果同意自然选择学说，同意利己性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就必须对同情心的产生做出解释。“移情”便是由此而来的解释。它是一种寻根问底的理论探讨。“移情”二字在日常用语中确实没有必要取代“同情心”。
情感系统和理性系统大不相同。情感驱动的行为不经思考。情感是具体的人——他的表情、他的故事——所驱动的。一番道理、一批数字，很难驱动情感。因为情感不是在抽象的环境，而是在具体的环境——两性关系、亲子关系中，经历自然选择的。
达尔文说：“道德意识可能是从人类的强烈的性本能、亲子本能和社会本能中产生的。”这三种本能相当于三个情感系统。怎样理解他所说的“社会本能”，或曰社会性情感，即社会中的非两性关系、非亲子关系中的情感？社会本能，一言难尽。但因为达尔文是在思考与利己本能相对峙的道德起源中提出社会本能的。因此，尽管社会本能包容甚广，他首先意指的无疑不是嫉妒、报复心、义愤等社会性情感。达尔文说：“首先，社会本能使得一个动物在过群居生活时感到愉快。”（转引洛耶，131）这种本能就是愿意走近他人、愿意与他人结伴、交友、交流、交换，对他人的遭遇怀有同情心、恻隐之心、不忍之心的情感。他愿意这么做是发乎内心的，不由自主的，非如此不快活的。
五、本能间的冲突
这样，达尔文的学说就面临一个难点，需要做进一步的解释。一方面，他的学说理所当然地推论出，人类有利己的本能。而他生前没有发表的笔记又显示出他的另一观点，即其学说的另一方面，人类的社会本能，他的同情心，是人类的道德意识的来源之一。这么说，人类不是具有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本能吗？该怎样调和二者呢？调和二者是生存中的课题，学者的课题只是揭示出二者并存在人类的本性中，而达尔文完成了这个认识，尽管他生前没有披露硬币的这一面。
当代一些学者找到了更雄辩的证据，说明不同的本能间的冲突。洛耶说：“在动物身上，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到不同本能之间的斗争，或者是本能与习性之间的斗争。……一位细心的观察者，布莱克威尔先生，通过对36个鸟巢连续两年的观察发现，在迁徙季节，12个鸟巢中都有死亡的幼鸟，5个鸟巢中有尚未来得及孵化的鸟蛋。……（能带来更多好处）是不是迁徙本能战胜母爱本能的原因，还可以讨论，但是迁徙本能的顽固性确实可以在特定的季节给予这个物种主宰性的力量。”（洛耶，2000：118）
达尔文轻松地谈论本能间的冲突，说明相冲突的本能的共存在他看来不是需要解答的问题：“因此，这里往往有些斗争，对不止一个本能的冲突，究竟顺从哪一个办事，便是斗争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事后追思，或过去的印象不断在脑海里来回往复而相互比较的时候，就不免引起满意、不满意，甚至苦恼的感觉。”（转引洛耶，2000：139）
与鸟类身上冲突的本能不同的是，我们遭遇的是同一个维度上的冲突。但毕竟二者并非势均力敌。可以这样表示：人类是利己的，但不乏同情心，会被别人的不幸打动。换句话说：无私是不可能的，而完全的冷漠也很难。这两种品性的共存不会让我们时时为难，但有些事件会带来困惑是一定的。我们常常将自己面临的困惑归结为文化与本能的冲突，很多时候其实是只看到事情的表面，真正发生的是本能与本能的冲突，是生存中的两难。举个极端的例子。一些职业扒手在教授徒弟时，首先教授的不是技巧，是要徒弟彻底扔掉同情心。一方面，这从一个极端印证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另一方面，它也证实着本能间冲突的广泛存在。
至此，我们完成了人类天生是利己还是利他的讨论。传统的三种说法——白板、利己、利他，我们都不赞同。婴儿决不是任凭环境涂抹的白板，他是带着一些本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但又不是非此即彼。他兼有利己和同情心这两种本能。前者是第一位。但正因为本能中也有同情心，即利他之动因的位置，教化才有了用武之地。
六、情感是互惠动物的工具箱
情感首先产生于两性关系和亲子关系，所谓性情和亲情。以后经“移情”，情感旁及他人。在他人那里，移情的行为得到极大的鼓励，因为互惠早就展开了。当代进化思想大师特里弗斯说：情感是互惠动物的工具箱。一方面，互惠在利用情感资源，或曰工具。人类理性系统的进化晚于情感系统，这是互惠行为的幸运，如果互惠中不包含情感，它大概只能维持互惠的一部分，因为情感在互惠中发挥了很大的媒介作用，它借助温情包裹冷静算计的交换。另一方面，情感系统也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第三个领地，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乃至有些社会性情感从性情、亲情发展而来的轨迹清晰可见，有些则很难看清。
感激之情便是互惠关系中的融合剂和润滑剂。持久的互惠不可能总是“一把一利索”，每次都做到收支平衡。感激之情可以填补那个差口，可以系结双方的关系，将关系变为长久。社会学先驱齐美尔说：“人们之间的某个行动可能只是由爱情或对利益的贪婪、顺从或仇恨、好交际或好统治的心理引起的，但这个行动往往不能耗竭所产生的情绪，相反，这种情绪却以某种方式继续存在于它所产生出来的社会学的情境中。感激确实就是这样一种继续……如果每个感激的行动——它持续下来是由于过去受到善意的对待——都突然消失了，那么社会就会崩溃。”（转引自布劳，1964：1）
有些社会性情感，比如报复心，似乎与同情心、不忍之心，完全不是一个性质。但是细心观察会发现，在利他的层面上它们或许不相干，但在互惠层面上它们是密切关联的。
报复是贯穿古今的人类行为，它的后面毫无疑问是一种情感，甚至激情。报复的对象可以有多种。但最频繁的报复行为，最强烈的报复行为竟不是针对敌人，而是朋友。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有向天敌报复的吗？人类会向虎豹豺狼报复吗？不会的。因为它们是一定要同我们作对的，没有格外生气的理由。针对宿敌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也会报复，但那仍然不是最频繁的。因为双方反正是宿敌了，如果只是旧恨没有新仇，也就无所谓报复了；且因相互严防对峙，一方占得便宜招来报复也难。最频繁的是针对朋友或者合作伙伴的背叛。因为它最有滋生强烈情感的理由：我兄弟般待你，你却坑害我；我们合作多时，你突然单方面撕毁合同；双方的关系陡然间出现了极大的不平衡。所以瓦尔说“报复是互惠的另一面”（瓦尔，2005：130）。韦斯特马克说：复仇是人类道德的核心。原因也正在于它是互惠的另一面。互惠是社会生活的关键。要拿出最强的情感及其驱动的行为去捍卫互惠。文化和社会规范虽然也建立了惩罚，但是报复后面的情感有着生物学的基础，是本能，文化是后来的东西。一个坚实的证据就是，动物中也有因破坏合作而带来的报复。我们前一章中引用过黑猩猩的一个生动例证。内疚与报复正相反，但也是与互惠相关联的情感。互惠中，我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责任，故有内疚的情绪。内疚从主观上保护互惠。报复主观上是利己的，客观上有积极的社会效果，它使破坏互惠的人心有忌惮。内疚则在主观上就含有克己利他的性质。报复与内疚这两种情感，一正一反，一内一外，守护着互惠，推动社会走向公正。报复的情感可能独立于性情和亲情。虽然大体上说，人类的情感源自性情和亲情，但复仇的情感说明，在两性和亲子之外，也产生着一些其他类型的情感。
义愤，就来源而论，是一种情感，而不是文化的产物。本书上一章引用过瓦尔描述的黑猩猩社会中的义愤，即其他猩猩看到一只雄猩猩追打另一只时一同哇哇大叫。（瓦尔，2005：48）我以为，黑猩猩的义愤可能还是移情行为。其遇暴行喊叫的本能，原本可能是服务于保护自己的子女。这种义愤具有极大的社会意义，可以说它就是舆论的前身。
瓦尔的话说得很到位了：“高尚的原则从卑微的起点开始上升，它的起点是你对吃亏的怨恨，然后转移到如果你得到的更多，其他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最后才有一个普遍的认识：不平等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这样，公平感就产生了。我喜欢这样一步一步的程序，因为进化可能就是这样发生的。……个人的情绪是至关重要的。它们把我们那些能给别人带来正面影响的行为整合起来，据此建立了道德标准。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途径：从情绪到公平感。这和下面的看法正好相反：公平感是一个聪明人（比如开国元勋、革命者、哲学家等）经过了一辈子的沉思，考虑到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等等，而后提出来的。从上到下的途径（从最后一环倒推回去，寻找一个解释）几乎一直都是错的。当真正的问题是房子的砖是什么的时候，他们问的是为什么只有我们才有公平、正义、政治、道德等等。什么才是公平、正义、政治、道德等等的基本单位呢？那些更大的现象是怎样由简单的现象组成的？……我们和多种动物共享着建筑的材料。我们做的事情没什么是真正特别的。”（瓦尔，2005：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