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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故宫修文物》王有亮口述:我们永远是修旧如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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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保科技部以前叫修复厂,1950年左右成立。铜器室成立于1952年,我师父当时是在天桥做古铜器生意,经人介绍来到故宫。

我的师父叫赵振茂,传承的脉络叫北派修复,最早的师父叫歪嘴于,他的一个徒弟叫张泰恩,歪嘴于是第一代,第二代是张泰恩,张泰恩再传侄子张文普,张文普收了八个徒弟,其中就有我师父赵振茂。

师父老家是河北深县,现在叫深州。师父十五岁就从家出来当学徒,头八年好像都没让动东西,因为学徒嘛住在师父家里吃喝什么的都依靠师父,头八年就干了些看孩子、倒尿盆、做饭的家务事。那会儿学徒都是穷孩子。张文普收了十一个徒弟,陆陆续续就剩下七八个,都住在他家。以前都是那种前店后厂,后面住人,前面小铺子收活。因为他天天跟师父在家看这东西,再有点儿悟性,接触铜器后很快就能够独立修活了。

1952年故宫准备进行第一次大的文物整理,清朝那会儿都没怎么动过那些东西,库房里头比较乱,也有坏的,就想在全国招些修复的人员。这么着把我们师父也请过来了。修复厂当时就一个铜器组一个裱画组,还有木器组。清宫败了以后,库房条件不好,民国时期保存的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当时有好多需要修的铜器,他们等于是故宫青铜器修复的开创者。

上 80 年代,赵振茂在给年轻的王有亮讲解青铜器

下 70 年代,赵振茂与徒弟在复制故宫镇馆之宝莲鹤方壶

(左为原件)

师父在“文革”前收了两个徒弟,就是我们的大师哥二师哥。后来“文革”上干校,他那会儿就是劳动,因为他也是穷孩子出身,农活他也干过不怕,我们大师哥在干校算队长吧,多少能照顾点儿,他也没有说遭大罪什么的。从干校回来后,全国各地招了有十七八个学员,跟他学了很长时间,这帮学员回去后都是全国各博物馆修复行业的骨干。

青铜器修复师王有亮

我是1983年进的故宫,那会儿我十九岁。

八十年代,国家文物局跟鼓楼中学联合,办了一个中专性质的文物职业班。我当时觉得考大学比较困难,报这个班学了三年,学完就分到这儿了。我们学的专业也挺多的,包括字画、青铜器修复都有,国家博物馆的傅金凯先生给我们上过课。说实在的青铜器修复这个专业,我考的分是最低的。真的,没想到后来我能干这个。因为当时主要是学习理论,没接触实物,就是光凭理论。

师父是1916年生人,我们来的时候,他应该是六十五岁,其实这中间是有点儿断档了。他也觉得这一代隔得有点儿长,所以也挺用心教我们。等于我们是最后一批跟赵师父学的,也是跟他学的时间最长的。我们跟师父共同工作了七八年,一直到他七十二岁,腿不利落,才不来了。

本身他人保守,因为他学这行不容易,遭过很多罪,不想轻易教,可是我们来的时候厂长领导们都带我们过来,说你好好教教,这些孩子都不错。我们没有正经地拜师,按过去老理儿正经仪式得师父坐椅子上,然后领导在边上,还得讲话,那才算。工程队那边弄过,瓦工队儿木工队儿那帮,他们给师父还得磕头呢,九十年代工程队还有这个仪式。我们这边没有那特正规的,可是师徒之间写过协议,裱画这儿有仨人写过,我跟高飞写过。核心内容就是一年之内你必须教会徒弟怎么着怎么着,徒弟尽力一年掌握什么什么知识,一式两份。这就等于确定了你俩的师徒关系。

我们刚来的时候那根本闲不住,没有让你坐的时候,真正让你坐的时候那就是磨你性子了。最开始是打磨复制品,那时候博物院和英国一个工艺品公司签了三年合同,做青铜器,三十二种,一种要做五十件,量挺大的,从翻模到铸造到成品都是我们做。

我们新来的主要还是打磨,就是累活,因为技术含量低。说实在也不低,铸造完以后铸件表面有一层硬壳,氧化壳,必须把氧化壳磨下去。只能手工,那时候什么手枪钻都没有,就是用“两头忙”。你看我这儿还有这个,这钢锉叫“两头忙”,两头都能用。

最开始,有时候搓一个礼拜还搓得到处都是印,使劲大了搓深了出沟出道,连里面铜底子上都是道道。有道道得拿砂纸磨,反正就是一礼拜也出不了一点活。打磨练了有三四个月。第二年开始有手枪钻,有磨头,用机器基本一天能磨一件出来。最初师父反对使用机器,他的概念里打磨是练我们的手劲。但是当时大批量给人家做,有一个时间限制,用机器快嘛。我磨了两年半。

然后是做旧。这是复制青铜器最关键的,因为您磨出来多好看的东西,没有锈就没价值,它就是一个铸件。师父不会告诉你该怎么做,让你自己做,都是他那些材料,你看着材料就照猫画虎地去学。师父特严,不合格他不收。你自己感觉做得挺好的,他也不收,“再凿吧凿吧”,反正还差点儿。就逼得你主动要去想,你不想就出不来。

我刚来的时候活蹦乱跳的,就是让师父给磨的性子,真急不来,这活儿你必须是一点一点弄,着急出不了活。真的说一个色调不出来,你一琢磨两天也挺磨性子的。比方原件是绿,要照绿色去调吧,您可能没有觉得,这绿里头有绿有白有黄还得有黑,您可能没觉得这里头有黑,可不加黑就出不来这个色。这个其实靠自己悟,师父不会说,都是“看着弄”。弄对了自然就对了,没特高兴地夸过谁,觉得你这个好就一点头,收了。没有说你做的真好什么的。

以前老师傅带徒弟好像都是让你自己去琢磨,不会主动教,要想学就是偷学。所谓偷学,就是他做的时候你得瞄着看怎么弄。现在是主动教,生怕你不听。这怎么说,说实在的现在年轻的咱也不能要求太高,年轻人他不跟你调皮捣蛋就可以了,能踏踏实实跟你坐这儿就可以了。让他跟我那会儿似的受管教,你连自家儿子都没法管,时代不一样了。

这真的还是年代的问题。传统的老师傅教人跟现代的不一样,是另外一种思维。反正你自己悟的东西你印象深。可是有一点,我们师父对这文物特别在意,敬重。他交给你一件文物他也心里琢磨你能不能修好,而且在这当中,他看到这文物有危险或者是可能有,他眼睛厉害啊,他接触东西多,可以看出来这腿儿是焊过的,他立马提醒你,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注意,然后,真正说你做颜色的时候,反正就这颜色盒这些颜料,你把颜色盒弄干净了都放好了,剩下就不管了。问他不轻易回答,师父,这个色应该怎么弄?“琢磨去!去慢慢弄!”

做旧做了得有一年吧。它其实就是一个大量重复的经验的一个积累。还就得靠你自己悟,你的悟性到不了,师父把着你手做都做不出来。师父给你本书也没用。自己体会的东西跟老师手把手教的也不一样。

印象深的师父的绝活一个是化学方法做复制品,另外就是师父做旧,全国第一把,那做出的旧真看不出来。现在我们库房还存着他做的莲鹤方壶,做的比真的还好,到现在颜色一点都没变。

后来跟英国的合作任务完成了,复制我们也都会了,就给你一些文物。等于你练过复制品以后这手头上有准了,再修文物你手上能有把握。就一点一点这么去做。那会儿文物坏的也多,库房的东西也多,不像现在,现在真正坏的铜器不多。因为已经大规模修过,而且真正清宫旧藏的铜器也没有说特别坏。你想皇上喜欢的东西他也是在意的,不会说轻易地瞎扔什么的,保存得还好。

时间长了,工艺这一块的步骤和方法,基本上能学到了,可是有些尖端的东西还是没学到,比如说我们师父做旧,都是用化学方法做锈,我们到现在也没完全学会。现在我们也能做也会做,但是做得没他那么好。比如做闷锈,我们闷的就是一片,等于这个锈就是一片一片地上,你控制不了,我们师父做可以留地子4,所谓地子就是最底下一层亮的那个表面,锈是锈,地子是地子。

七十岁后,我们师父改脾气了,就老小孩了,到后来越来越觉得和蔼可亲。他本身就是一个笑模样,老了以后,花白头发不拘小节,胡子拉碴的天天跟我们聊得还挺热闹。有一件事他爱挂嘴边上,就是1955年文物大清点,请了十二位专家包括唐兰大人物来鉴定,清点鉴定一下青铜器。不知道是什么人给我们师父叫去,说你是修复的,可以参与一下。那会儿他还很年轻,人家岁数都比他大。有一件铜器,专家都说这是真的,到他这儿说这是假的,那专家能饶了你?我们都认可这是真的,你凭什么说是假的?师父说我说假的就是假的。然后那专家说,小同志,说话要注意啊,别那什么。

80 年代铜器室师兄弟合影(中为王有亮)

后来我们师父真给气急了,拿了一个开水壶,“哗”就往那东西上浇,浇完了漆皮子就崩了。那是后来做的。是不是他做的我忘了,反正他在天桥时见过这个东西。然后我们院长特敬重他,给他发国家特殊津贴,还聘请他加入文物鉴定委员会,工资那会儿就能拿一百多。我们八十年代来的时候才挣三十块钱,五十年代他已经挣一百多。那时候二十二级干部好象才挣四十二块多。他们这几位老师傅比修复厂厂长和故宫副院长工资都高。

中午他在这儿休息,爱喝两口,倒那么一两半花生米在这儿吃。他都自己带饭,这儿有炉子,我们打酒来,笼火,大蒸锅把饭熥上,到十一点半他吃。我们一般都是饭堂,这儿不是有饭堂么。赵师父比较节俭,饭堂的饭他觉得贵,或者也不是觉得贵还是吃自己的舒服。对,他那时候工资一百多,挣得多,他也不舍得。赵师父对钱狠了,一分钱都不乱花。他过苦日子过惯了。

马踏飞燕是我师父修的,好像刚出土就送到我们这儿来。碎了好像是,主要是腿,因为它身子比较厚,几条腿比较单薄,主要就是腿损坏了。拿过来以后,师父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形状,而且它损坏了以后断口都有锈,对茬的时候就不会那么严丝合缝。所以,对形费了劲。后来沿着断茬给焊上了,结果这个马立不起来,它一条腿是落地的,它老歪。我师父就琢磨,突然间发现,过去铸造时腿里头有矾土,碎了以后矾土流失,它就成空的了,空了以后重力不对,然后往里填了矾土。焊完就能立住了。力道掌握得非常好,就这一点平衡。就说老祖宗还是有本事。

现在甘肃省博物馆还展,展厅一进门就是这马踏飞燕。

这个修好了以后,他也没有说觉得自己多骄傲,就是修好一件文物心里肯定非常有成就感。

我修过的文物,我都喜爱,你必须得喜爱,要不喜爱,你就对它不珍惜,干出的活也不会太漂亮。要说有名的就是莲鹤方壶。莲鹤方壶是一个墓里出土两件,有一件在河南省博物馆,有一件在我们这儿。后来他们办了一个展览,叫姊妹篇。我们这个呢,并不是损坏,它在出土的时候修过,修过以后呢它又开焊,耳朵掉了,以前修的地方又重新开裂,这么着我和我们这儿一个同事,我们俩给修好了。

还有一个故宫从湖南收的青铜卣,是个提梁卣,可是呢,碎片里面就没有这个提梁。反正那碎得挺厉害的,整物应该是30厘米见方,直径30厘米大小,然后碎得都是跟蚕豆那么大小,就一点一点弄,费了挺大劲,跟赵师父学的所有的招数都用上了。

开始是有点发怵,可是师父那会儿就把所有的工艺和手段都教给你了,就是按照这个步骤一步一步来。修完以后,感觉比较难的是拼接和做锈,我们行话叫做旧。这两个工艺难度大一点。拼接就按照程序来,按照它碎片上边的花纹、颜色,还有它的薄厚,比对这些特点,给它衔接上,就这么一点一点地拼。拼了四五个小块,然后给它连接成一个大块,最后就是拼了有六七组大块,然后整体再给它焊接上。修复花了小一年时间,别的活儿好像没怎么干,几乎天天都做这个。

碎成这样,如果说让你来修复,这件器物肯定是重器。后来我听业务部门跟我讲,这种花纹的提梁卣,全国可能也就一两件。蜥蜴纹饰很少,青铜器上一般都是饕餮纹,这个你说是蜥蜴吧,还有些变化,就是跟小蛇似的,就是变种。我们院里头没有这类型的器物,修好了等于我们馆里头也添了一件好东西。    

要说最难,哪一步都难。你整形,钳工那点活儿也得会。变形了,你得给它正形。它是旧的,你正不好它就会裂,你对它又不能造成损坏;拼接,相对来讲,拼接跟做旧这两道工序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拼接吧,一大堆碎片,就跟小孩玩儿那拼图一样。拼图它是规整的,是标准件。你这个它都是不标准的;做旧呢,你要不学个三百、五百的话很难做好。做旧这个难度在哪儿,比如说一件器物,你看它是绿锈,它绝对不是纯绿,里边多少是有黄的,有红的,有各种颜色,就跟画油画似的。这当中师父教也教不来,他说了,这里边欠点红,你弄吧,你添多少,你怎么抹都不对,那色怎么都不对。就得靠你感悟,你的经验。不会做的时候,恨不得俩星期你调不出一个色来,着急,天天着死急。然后呢,就是等你经验够了以后,你再去做,那就是手到擒来。

做这活就害怕慌,着急。必须得把性格磨没了,没有棱角了。干我们这行别偷懒,你干得越少越不行。就得多干,你没悟性的必须得多干,才能找出这个感觉来。

我现在也带一个徒弟,高飞。我不像我师父那么严格,可是高飞他自己就能明白。我和高飞关系特别好。主要是互相的,他做得也好。组里边也就这么几个人,有什么事儿都得互相帮忙,互相做。

的确,现在愿意踏踏实实坐下来学一门手艺的人,不是那么多,因为现在各行业也多,不是非得干这个。再说现在各种什么电视,手机上网微信一大堆。他没必要为工作犯愁,因为太磨性子了。那会儿我们磨那个复制品,真就是一天就是在那儿搓,就是拿砂纸在那儿磨,到最后磨得手指头连指纹都没了,就全是茧子。你不干,反正你就没工作,你再找一别的也困难,就这么坚持下来。

不光我们这个行业,现在好像非遗的项目都是牵扯这个问题,就是断档,年轻人不爱学。你包括这个珐琅厂,珐琅厂好像年轻人也不多。我们通县那个花丝镶嵌厂,也都是一些老人在干,年轻的也都没学。这是一社会问题,我也说不好。

我进来时这个组叫铜器室,现在叫金石组,因为什么,我们院藏这些铜器,在我们师父那一代,修得已经差不多了。改成叫金石组,就是包括金银器、珐琅,所有沾金属的我们都修。以前还包括陶瓷、玉的都修,因为那会儿科室少,现在是分得比较细了。

上 碎成几十瓣的青铜卣

下 修复后的青铜卣

文物修复必须有参照物,如果是孤品,除非找到历史性文献资料才能修复,凭嘴说绝对不敢动,必须有文献资料,还得专家认可。跟专家组必须沟通必须确定,这不能轻易地动。

具体到铜器的修复,就是按照传统修复工艺,恢复原貌。锈分好锈、有害的锈。锈基本上都是好锈,只有一种粉状锈是青铜病,这东西应该是含氯,能让铜器酥成粉子,而且它传染,这块儿长了那块儿也得长。这种锈一定要清除干净。

现在用的修复的技法,跟传统相比,理念没变,我们永远是修旧如旧。工序、工艺我们几乎没有变化,可是工具和材料在变。开始我们用的树脂特差,调出来的胶是黄的,时间长了变色。现在的胶都是透明的而且时间再长不会变化。现在材料比以前好,各种工具也多,方便多了。

文物修复有一个“最小干预”原则,包括修复的地方跟原件要有区别、有可识别性,这是意大利和日本搞的,叫《威尼斯宪章》,我们倒是不反对你们国家怎么修。意大利那儿修的我们也看了,我和我师哥我们一起去过,它那儿雕塑多,只要能立着,胳膊缺了不配,维纳斯缺了不配,搁咱们这儿的话我个人认为还是不好。如果你有可参考的资料依据你就配上,还是完美的一个再现。可是他们就是有资料他也不配,就说你弄上去不是原来的东西了,他就是那么一个概念。然后色还不给人家做好了,就是故意。其实搁我们来讲等于手艺忒差了,等于你做不出来你才……咱们不能挤对人家,我们就说我们的想法就是修复得越看不出来我们才认可,这是你的手艺。让人能看出来,那太简单了,那活儿还不好干。有个教堂是地震了还是什么,神父像碎得一塌糊涂,又贴回去了,贴回去多少把眼睛得随上吧,他给你露白,眼睛是白的还有裂缝,多难看,人物首先要看眼睛,你多少给它勾勾。

我们这行,对一个人手艺的最高赞誉是恢复原貌,就等于你所做的让人看不出来。一件青铜器碎一百多片,别说什么了,光焊接上面全是道子,跟蜘蛛网似的,所有焊锡多了得去,少了得补,然后颜色跟两边随,得让它看不出断碴儿来,我们必须这么做。

现在是自由选择,而且是每个组都不一样,院长没有说非要怎么着。你比如说木工他们有他们的师父,有他们的传承,有他们那个非遗的项。钟表有他的非遗传承,裱画也是,如果要是说你们师父变了,你老师父要是变了你们爱怎么变怎么变,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这儿是必须遵循我的传承。我是这么想的。

关于故宫,作为一个北京人我小时候也来过那么一两趟。这是好单位。那会儿找工作也不容易,觉得有份差事先干着。等真的来了以后,循序渐进的,慢慢地才找着这感觉。尤其是你修好了一件东西以后,自然有一种成就感。就喜欢上了。

刚来的时候我十九岁,活蹦乱跳的,年轻都想玩儿。那会儿中午回不了家,然后夏天就筒子河、什刹海游泳什么的,赶紧嘁里咵啦吃两口饭就去游泳去。冬天这不就结冰嘛,这个筒子河边上都有住家,然后还泼水把冰泼平了去滑冰。

文保部不能随便用电,打水是每天上班第一件事

那会儿北京车没有这么多,骑自行车也都特舒服,那时候道儿还窄哪,真没有现在这么乱得慌,骑着车在胡同怎么飞骑也没事。现在上班我骑电动,因为我离家距离合适,牛街南口,骑电动是最舒服的。冬天不舒服啊,冬天骑自行车,骑自行车好歹膝盖动的。

没觉得自己红。媒体找我也就是实打实地说,没觉得自己高多少,还是那样,该怎么干怎么干。公共场合有人认出来过,不多,上回吃饭好像有一个人:“您是不是演过故宫的那个”,我说那不是演的,那是他们拍的。

修文物后对老祖宗很敬重,有时候你会想到过去又没有机器什么的,能做出这东西,咱们祖先真能。要现在你没电没机器你怎么做?想象不出来。那会儿也没砂纸,他怎么磨得那么细致。所有铜器表面都是非常细,这真是有水平了。

修文物不仅是跟做文物的人对话,也是跟历代修复过它的工匠的对话。你能看出上一任修它的人,做的活儿怎么样。你会考虑什么时代谁做的这个,如果遇到上一任修得特别好的,也是挺敬佩;遇到修得不怎么样的,反正说两句。能看出来前一任工匠的态度和手艺高低吗?当然能。最简单的,焊道有虚实,焊一件东西用心焊的话都是实的,断面都是实打实的,严丝合缝地让它连接起来,虚焊的话,没焊到这儿就是空的,就没有连接。

从小学了这门手艺,现在感觉,还是比较庆幸选了这个职业,庆幸来故宫,而且还遇到一个好师父。还真是。来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