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夫人、继室和孀妇
小时候读李长吉的《金铜仙人辞汉歌》，半懂不懂中，只留下了对洛阳不大好的印象。其实诗写的是铜人离别长安时的情景，色调很悲凉，洛阳还很远，连一抹阴影也说不上的。那么铜人为什么不愿去呢？以至“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苦凄凄的有如弃妇一般，可见洛阳不是什么好地方，连一尊铜像也不肯去——最后它终究没有去，据说因“铜人过重，留于灞垒”。这个灞垒大概就是古人送客时折柳赠别的灞桥吧？如果是，那么铜人才刚刚出了长安东门不远。它是有感情的，宁愿栖身于荒树野草之间，也不愿去洛阳。
后来又看了一些历史小说，诸如《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之类，才知道洛阳确实不是什么好地方，虽然那里有天下闻名的牡丹和美女，有《二京赋》和《三都赋》中极尽夸饰的铺排，有班固、蔡邕、左思、程颐和白居易，但那里的宫城里充满了凶杀和色情，阴谋麇生，小人谄渎，妖艳的贵妇巧笑争宠，暴君和权臣们恣肆而畏怯，碧瓦红墙之内弥漫着末日的靡废和恐怖气息，真令人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有时候，我甚至一看到情节进入东都的城阙就跳过去，宁愿去欣赏荒原草泽间的好汉们舞枪弄棒。
久而久之便得出一个印象，洛阳大抵是个命途多舛的如夫人，有时则是个韵华不再的继室，作为京都，虽然她的历史相当悠久，却很少是元配的正室。正室大多是西京长安，只有当西京发生战乱和政变，皇帝在那里待不下去时，才跑到洛阳来。也有因为粮食接济不上而“就食东都”的。我大致算了一下，洛阳作为京都的历史前后达八百余年，但这中间的大多数年头是作如夫人或继室的，例如东周和东汉，她们的前头各有一个赫赫扬扬的西周和西汉，长安那九天阊阖般的气魄与如日中天的王朝盛世恰好般配。只有在走向衰落时，才会迁到洛阳来，在这里演完亡国的最后一幕。像李唐那样给中国带来一个大黄金时代的王朝，其文治武功都是在长安的宫城里擘划成就的，待到气数将尽时，却也要跑到洛阳来收场。当然，也有不少王朝一开始就定都洛阳的，但这些王朝的皇帝大多是心理变态的暴君或庸主，例如那位听说有人饿死，问为什么不吃肉的白痴皇帝司马衷，还有那位以荒淫无度而知名度颇高的杨广。洛阳的深宫似乎隐潜着一位魔法无边的巫师，皇帝一进入其中就会丧失起码的心智和人性，这些王朝也无一例外都是短命的。这时候，洛阳的身份是孀妇。
命途多舛的如夫人，韶华不再的继室，凄凄苦苦的孀妇，洛阳似乎从来就不是一处吉宅。但是，为什么仍有那么多的王朝看中这里，翠华摇摇地驶进这里的宫城呢？
1994 年秋天，我在无锡参加“东林学术研讨会”，会间参观东林书院时，曾就丽泽堂前那一块“洛闽中枢”的门额请教南京大学卞孝萱教授。老先生博学强记，“文化大革命”前曾长期协助范文澜编撰《中国通史》。他从中国历史上的宋学说到洛阳的二程（程颐、程颢），又谈到“程门立雪”的典故。在那块门额前，我记住了老先生的殷殷嘱咐：“要了解中国文化，河洛文化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源头，有机会你应当去那里看看。”
于是我就去了。一年以后，我孑然一身行进在从长安去洛阳的路上。这本该是一次诗的行旅，沿着古驿道迤逦东去，一路上会想到很多气势悲慨的名篇佳句。“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杜甫当年也在这条路上颠簸过吧，他是高车驷马，追随着銮舆凤辇，还是踉跄于散兵乱民之中流离奔命？岁月的风尘早已掩没了悠悠古道上的辙印，连那座与诸多历史大事件维系在一起的汉函谷关，也只剩下一座并不雄伟的关门，砖石塌落，荒草萋萋，哪里还能体味杜诗中的盛大气象？出潼关、穿崤谷，遥望北邙山下的十朝故都，一股沉雄苍凉的情感溢满胸襟，真想如陈子昂那样登高一呼：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一个文化人从古驿道上走来，站在洛水之滨，他整一整行囊，梳理好心头的思绪，神态肃然地踏上了东都洛阳的废墟。
二、 孔子问礼碑
老子的职务是周王朝的藏室史官，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国立图书馆管理员。“老子”是后人的称呼，其实他叫李耳，又叫老聃。
洛阳图书馆里灰暗而冷寂，四壁堆满了大捆的竹简，由于年深日久，编联竹简的皮绳已经断了不少，简片悄无声息地散落下来。所谓“韦编三绝”不光是指读书的勤勉，也是时空流转的见证。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很清苦，也很孤独，这对他很合适，正可以静心静意地思考宇宙和人生的大问题。他一向认为“言者不如知者默”，真正有大智慧大学问的人是不用多讲话的，更无须张扬。但现在他却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动，静思冥想中自己仿佛羽化飞升，遨游于昊天广宇，俯视滚滚红尘、芸芸众生，他看到世间万物的机理其实很简单，祸福相倚，盛衰轮回，酒杯太满了必定会溢出来，月亮太圆时必定缺下去，所以一切都应顺其自然，“无为”方可“无不为”。一道思想闪电从洛阳图书馆冲天而起，他面前的竹简上出现了一行古拙的方块字：“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他一共写了五千字，名曰《道德经》，但后世研究这五千字的著作，至少超过了他原著的一万倍以上，所谓“汗牛充栋”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那是一个天崩地坼的时代，有如寓言般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促成了周王室的东迁，洛阳有史以来第一次承接了天子的车驾和庄严的典礼。但巨变已经开始，王室权威不断贬值，中央政府已成为一块徒有其名的招牌。一切都乱套了，战争和阴谋连绵不断，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有时只是为了一个长得漂亮一点的女人或一块成色不错的玉璧便闹得干戈相向、王冠落地。周王室中那九座用当时最贵重的青铜铸成的巨鼎，已失去了神圣的震慑作用，一个封国的国君甚至把车队开到洛阳附近，向王室的使节询问九鼎的轻重大小，这就是“问鼎”一词的由来。这位国君狂妄地说：“那玩意有什么了不起？仅凭我们国家民间的挂钩，就足够铸成九鼎。”九鼎是至高无上的王权的象征，岂是可以随便铸造的？但人家手里有兵，腰里有钱，你能拿他怎样？事实上，由于王畿不断萎缩，中央财政日绌，周天子自己正在悄悄地把九鼎熔化，零打碎敲地拿出去变卖还账。
在大巨变喷发的火山灰上，中国所有的古哲学思想和文化创造各竞风流，炎黄子孙的思想进入了充满创造力的无涯空间，到处是生气勃勃的灵性，奔腾驰骋的激情，轰轰烈烈的生命意志和令人倾慕的人格力量。这是一幅值得我们千秋万代地回首仰视的风景——是的，只能仰视，不管我们站在多少世纪以后的高程上。请看看这支由文化精英们组成的阵容：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兵家、小说家，诸子百家，云蒸霞蔚，辉映成一条灿烂的星河。你想知道何谓真正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繁荣吗？请看看这条星河；你想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要义吗？请走进这条星河；你想领略什么叫鲜活博大的人格空间和生命方式吗？请遨游这条星河。这里没有教条的束缚，没有长官意志，也用不着谁来提倡主旋律、多样化什么的，这里只有心灵的自由勃发和个性的恣肆张扬。数千年后的今天，当我的笔尖轻轻触及那个时代时，仍按捺不住心头那股高山仰止的激情。
蜗居在洛阳图书馆里的老聃即是道家的创始人。
今天的洛阳东关大街北侧，耸立着一块“孔子入周问礼碑”。公元前5 世纪的某一天，孔子乘着一辆破旧的牛车，颠颠簸簸地从这里进入了洛阳城。老先生此行的目的据说是为了观看“先王之制”，考察“礼乐之源”，学习“道德之规”。这些都是典籍上大书特书的情节，因为孔子在完成这一切后说了一句相当流传的话：“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他这次观光确实受益匪浅。而且，在此之间，他还到图书馆拜访了王家藏室史官老子。
站在那座高大的石碑前，我想到了很多，这是两位思想巨人的聚会，是儒、道两种哲学世界的大碰撞，这次碰撞产生了怎样绚丽的火花，并将怎样影响中国文化的走向，都是很值得探究的历史大课题。在诸子百家林林总总的学派中，没有哪一种学派比儒家和道家更深刻地楔入了中国文化的底层，再过几个世纪人们将会看到，这两大学派以及后来从印度传入的释家文化，如何支撑了二千余年的中国哲学史。自秦汉以降，历代统治阶级或“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或“内用黄老，外示儒术”，或儒、释、道三教鼎立，玩来玩去总离不开这几座原始的思想宝库。因此，公元前5 世纪两位老人在洛阳图书馆里的会晤，实际上是儒、道两大学派第一次面对面的交锋，也为他们后来延宕二千余年的争端和流变拉开了序幕。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即使放到上下五千年的壮阔背景中，恐怕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孔子是从鲁国来的，他的知名度要比李耳高得多，其原因是他曾担任过鲁国的司法部长，并且很干了几桩大事，其中最具轰动效应的是“堕三都”和诛少正卯。但在一次国君主持的祭天典礼中，三桓大夫故意不分给他一块祭肉，这在周礼中是一种最严厉的处分。孔子知道自己在仕途上已经没有什么作为了，便出国流亡讲学。对于政治家的孔丘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失败。但对于思想家的孔子，这却是值得额首称庆的。命运的沉浮遭际促使他更深入地思考历史、现实和理想，并且在这种思考中多了一层人生的况味；乘着牛车周游列国虽然颠出了消化不良的毛病（这是鲁迅考证的），却使他的眼界和胸襟更为开阔。他一共在外面流亡了十三年，最后又回到鲁国。如果说当初从鲁国跑出来的是一个恓恓惶惶的小官僚的话，那么十三年以后，回到鲁国的则是一个学富五车的思想者和坦荡君子。历史应该感谢鲁国的三桓大夫，他们吝啬了一块祭肉，却成就了中华民族的一位文化巨人。
现在，孔子走进了洛阳，走进了灰暗而冷寂的国立图书馆。
关于这次拜访的细节，史书中没有留下记载，但可以想见，这次在当时堪称最高层次的哲学研讨，气氛是认真和坦率的。他们会有雄辩滔滔的驳难，有闪耀着思想光华和智慧机锋的对峙，有推心置腹的切磋，有毫不矫情的朗笑，也会有长时间的默然对坐——这对双方都是一种力量的积蓄。他们都在内心深处为对方的深刻弘博而惊羡，以至相见恨晚；同时又坚信自己的思想更能解释社会、人生和宇宙。我想，他们的会晤肯定不止一次，因为既然是一场顶尖高手之间的较量，这中间肯定会有某一方暂时的退却、调整、相持、反击，然后又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再度相持。
孔子或许会说：你那个无为而治是行不通的，而今天下汹汹，礼崩乐坏，民众苦到了极点，有智慧的人应该以天下为己任，像你那样整天讲“无为”，不干事、不管事，对社会民生没有任何好处。
老子说：不对，我们讲的“无为”，是要做到从外表不着痕迹，不费周章。譬如盖一栋房子，在最初就把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都考虑得很周到，所以盖完以后，看起来似乎轻而易举。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说到底，“无为”就是“无不为”，这叫做不治而治，无为而为。
于是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恐怕只有上古时代的圣贤明君才能做到吧？
老子说：相反，你大讲特讲的仁义礼智都是一种世俗的造作，一种狭隘的外在功利。本来，宇宙万物都有其自然运行的法则，如果故意去有所作为，那便违背了道与德，必然导致天下大乱。所以说，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
孔子说：仁义礼智的核心是救世济民，为了这一崇高理想，我可以制天命而用之。君子应当自强不息，理想是一面辉煌的旗帜，站在这面旗帜下，有时甚至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一种人生的大艺术。
老子说：人生的大艺术在于顺其自然，在于对自然和生命的珍爱……
他们的争辩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但他们肯定都从对方那里得到了新的启悟，从而使自己变得更为充实，也更为自信。
这次会晤以后，孔子飘然东去，回到了鲁国。他洗却了先前的浮躁，对官场的喧闹不再热心。老先生已经六十三岁了，在当时这是一个行将就木的年龄。但衰老的生命却放射出夺目的光华，这种光华不在于官高位显，不在于玉堂金马，不在于一切外在的音响和色彩，而在于人格的强健和思想的高度。他潜心于授徒讲学，编纂典籍，直到九年以后逝世。应该承认，儒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最后形成，主要是在这九年期间。
洛阳图书馆里的老子也坐不住了，他觉得自己必须行动。于是某一天，他骑着一头青牛西出函谷关。他为什么要向西去呢？东方的思想巨人已经和他对过话了，他或许要寻找新的能够与之对话的智者，但当时的秦国还没有产生这样的智者，像韩非那样的人物几百年以后才会来到这里。这位来自东方的老人踯躅于荒原之中，孑然四顾，苍茫无及。这是一幅西风古道的自然画面，更是一幅极富象征意义的生命图像。没有对话者，这是思想者最大的孤独，这种孤独的摧毁力，肯定比政治迫害和生活困窘之类的总和还要大。孤独是一座祭坛，几乎所有的伟人和思想者都要走上这座祭坛。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生命造型就是一群力图走出孤独的羁旅者。
老子后来不知所终，在他的身后，洛阳东关留下了一块“孔子入周问礼碑”。
三、 可怜金谷堕楼人
洛阳交通图上标着一处“金谷园”，按图索骥却无法坐实，只有火车站前有一条金谷园路，周围有不少以此命名的店铺，至于园子，却连断垣残壁的遗址或石碑也没有。徘徊在附近的小巷里，我很为洛阳人的奢侈而感慨，这就有如一个世家阔少，浑身上下都是价值连城的玩意，也就不那么看重。如果在别的地方，这金谷园是很可以做一番大文章的。
金谷园因晋代石崇和绿珠的故事而闻名，历代诗人在这里的吟咏很多，自然都写得很凄婉，我比较欣赏杜牧的这一首：
繁华事散逐香尘，
流水无情草自春。
日暮东风怨啼鸟，
落花犹似堕楼人。
一般的诗人都着力赞美绿珠对爱情的忠贞，而杜牧在这里发出的却是“繁华事散”和“流水无情”的感慨。他毕竟是大家，笔尖一点便触及了石崇和绿珠那个时代的精神底蕴。是的，魏晋就是这样一个时代，在经历了一个惨痛的乱世之后，随之出现的是人的觉醒——对生死存亡的哀伤和人生短促的无奈。从社会中下层到皇家贵族，到处飘散着及时行乐的主题音调，这音调是柔靡的，也是健朗的，从建安风骨、正始之音到陶渊明的自挽歌，大致都可以归入其中，且看：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是一代雄才曹操的悲慨。
“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自顾非金石，咄咄令人悲。”这是王家贵胄曹植的感伤。
“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这是社会贤达阮籍的情怀。
“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这是生活境遇并不优越的陶潜的叹息。
他们都唱出了人生的悲调。在他们的笔下，中国的文字似乎太贫乏，挑来拣去，可以拿来比附人生的，除了“朝露”，就是“尘露”。既然人生苦短，去日无多，那么就对酒当歌，潇洒今宵吧。
正是这样的时代氛围，造就了金谷园里的石崇。
石崇并非簪缨世家，在讲究门阀的晋代本来是很难出人头地的，但是他有钱，他的钱是在当荆州刺史时靠走私和抢劫而聚敛的。有钱，而且是一笔富可敌国的钱，不是门阀也照样风光。他造了一处金谷园，其豪华宏丽，在当时的洛阳城里是数得上的。为了摆阔，他还经常和贵戚王恺、羊秀之流别苗头，闹出了不少夸富斗奢的故事，例如“肉屏风”、“肉痰盂”之类。其实，用美人的胴体挡风及自己吐痰要女孩子用嘴来接有什么大意思呢？完全是一种暴发户的变态心理，很无聊的。但人家认为有意思，就像今天的大款们比赛着烧钞票摔人头马一样，是一种派头。更无聊的是，为了鼓励他的妻妾们减肥，他竟然用贵重的沉香屑铺在象牙床上，让爱妾们一个个从上面走过去，没有留下足迹的，便赐以真珠百琲，有足迹的就让她们节食，使之体态轻盈，这不由得使人想起“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典故。
接下来要说到绿珠的悲剧了。这个绿珠是中国古代有名的美人之一，石崇用三斛真珠把她买来，藏娇于金谷园，自然很得宠的。后来，赵王司马伦专政，其党羽孙秀指名要石崇将绿珠让给他，石崇不肯，于是孙秀便假借圣旨来逮捕石崇。缇骑闯门时，绿珠跳楼而死，杜牧的“落花犹似堕楼人”说的就是这一幕。在诗人笔下，美人堕楼自尽的造型也是很美的。
杜牧对绿珠无疑是赞美的，他在另一首《题桃花夫人庙》中，还把绿珠和息夫人作了对比：
细腰宫里露桃新，
脉脉无言几度春。
至竟息亡缘底事，
可怜金谷堕楼人。
桃花夫人即息夫人，息亡于楚后，她被楚文王作为战利品占有。杜牧认为，息夫人国亡不死，夫辱再嫁，比起堕楼殉情的绿珠来要逊色得多。
一个弱女子在楼台上纵身一跃，竟引起了这么多的议论，洛阳的金谷园也因此在青史上有了几行印迹，这中间不仅蕴含着一种社会心理，也是值得研究美学的后人们回眸一顾的。确实，对于美的毁灭，人们总是怀有更多的同情和惋惜，所谓悲剧的定义，一般也是这么界定的。试问，有谁曾关注过东施的命运，又有谁体谅过无盐的辛酸呢？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人之所以能在后世有那么大的知名度，也正是由于她们悲剧性的生命历程。在一个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天生丽质和红颜薄命总是如影相随的，两者的反差越大，悲剧美也愈是具有长久的震撼力。如果她们平平安安地了此一生，大概早就被人们遗忘了。这中间，王昭君的故事似乎更带有某种象征色彩，清人刘献廷在一首《王昭君》的诗中说：“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这里的“君”恐怕不光是指汉文帝，也应是指后人的。当王昭君哀怨而从容地走上金殿时，当她怀抱琵琶，在朔风中走向荒凉的塞外时，也就是说，当她将人生中巨大的悲剧遇合凸现无遗时，一尊美的雕像才千秋万代地耸立在世人的心头。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即后人对绿珠的这些赞誉究竟多大程度地触及了当事人的心理历程。在金谷园附近的那些街巷里，我曾苦苦地思索过这个问题，我总觉得把绿珠的死与“殉情”勾连在一起心里不是滋味，因为这些赞誉的前提必须是：绿珠对石崇存在着爱情。一个被以三斛真珠买来的玩物，只是因为长得漂亮而得到买主的宠爱，在这种人肉市场抑或是宠物市场里有什么爱情可言呢？如果一定要说这中间存在着爱情，那不仅是对爱情的玷污，也是对美的亵渎。绿珠的死应该是出于对男性世界的绝望。在金谷园里，她目睹了太多的丑陋和罪恶，她面对的石崇不仅是一个徒有其表的花花公子，也不仅是一个品格卑下的无耻小人——例如，他为了巴结权臣贾谧，每遇贾谧的车驾，便望尘而拜，从此“拜尘”便成为谄事权贵的代名词——这些且不去说他，我们不必要求一个家妓有多高的思想境界。就在女人问题上，石崇的表演也足以令人触目惊心的了，史载他曾有“杀妓侑酒”的暴虐，至于上文说到的“肉屏风”“肉痰盂”之类的丑行则更是寻常之事。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绿珠尽管暂时得到宠爱，也只是一只脆弱的花瓶而已，主人一拂袖就会让她粉身碎骨的。因此，强颜欢笑和戴着脚镣跳舞便成为金谷园里永无尽头的生涯，直到年老色衰，沦入另一种更为悲惨的境地。如今，另一个叫孙秀的男人又要把她夺去了，她相信在那里暂时也会得到宠爱的，但那里肯定又是另一个金谷园。既然世界上的男人都是如此丑恶，既然大大小小的“金谷园”都是一般的暗无天日，既然一个女人只能永远瑟缩在石崇、孙秀之流的淫威之下，那么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于是她选择了死。死，对于她是一种解脱，也是一种抗争——向丑恶的男性世界的抗争。可惜这种抗争却被后人善意地曲解了，硬是给她树了一块“殉情”的贞节牌坊。就凭石崇那德性，值得绿珠以死相殉吗？如果一定要用这个“殉”字，那还不如说“殉葬”的好。试问黄土垄头那些殉葬的女人，有几个是心甘情愿的呢？若仔细体味一下《晋书·石崇传》中的这段记载，我们不难发现这个“殉”字的色彩是如何恐怖狰狞：
崇正宴于楼上，介士到门，崇谓绿珠曰：“我今为尔得罪。”绿珠泣曰：“当效死于官前。”因自投于楼下而死。
这中间自然省略了许多潜台词，但可以想见的是，以石崇的阴鸷凶残，当介士到门知道自己将死时，他肯定不会甘心绿珠为别人所得。因此，他对绿珠说的那句话，其实是一种赤裸裸的威逼。在这种情势下，绿珠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呢？你不跳，他也会把你扔下去的。面对着这样惊心动魄的悲剧情节，历代诗人的那些赞誉就显得太轻飘，也太浪漫了。
绿珠死了，石崇也被孙秀所杀，临死前，他对刽子手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奴辈利吾家财。”刽子手反问道：“知财致祸，何不早散之？”石崇无话可说。
他当然无话可说，到了这时候他才知道，正是那巨富的家财把他送上了断头台，可是，他明白得太晚了。
石崇和绿珠的故事结束了，金谷园也毁圮无遗，只留下了洛阳火车站前一条以之命名的大街，倒是店铺摩肩，市招争艳，很热闹繁华的。今天，走在这条大街上，大概很少有人会想到石崇临死前与刽子手的那段对话。他们也没工夫去想，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你听那喧嚣入云的市声中，有几个嗓门不是在为金钱招魂呢？且紧走几步，看看今天的股市行情去……
四、 从奉先寺到香山寺
走过魏晋南北朝的潇潇血雨和绮丽风华，洛阳终于走进了盛唐。
唐代的都城在长安，但在其二百八十余年的统治期间，曾先后有六代帝王移都洛阳。长安的宫殿过于沉闷庄严，一举一动都被礼法规范着，刚刚坐上龙廷的天子自然可以体味什么叫至高无上的权威，但时间长了也难免腻烦。那么就备好车驾到洛阳去吧，那里是一个相对宽松的人的世界，伊水中分，龙门壮伟，有野花的幽香和街衢的清雅，连天空也比长安明净，真是怡情养性的好地方。这中间，第一个跑到洛阳来的则是以超一流的气魄和才华僭登帝位的铁女人武则天。
武则天对洛阳似乎情有独钟，她的喜怒常常牵扯到洛阳。前些时看到刘晓庆主演的电视连续剧，每每看到武氏与高宗闹别扭就跑到洛阳去的情节。有一种流传颇广的说法是，武则天生日时，百花竞相开放，只有牡丹骄矜不发，它是花中之王，自然要拿点身份的，女皇一怒之下，降旨百花齐放而牡丹停开三年，然后又贬牡丹于洛阳。这样的传说虽属不经，却很符合铁女人的性格，她就有这样专横阔大的气魄。前几年在元宵晚会上看到一则灯谜，谜面是：武曌降旨百花开（顺便说一下，这个“曌”字也是女皇自己创造的），打一古典戏曲名。同行中有精于谜道的，略一思索便悟出来了，谜底是汤显祖的《牡丹亭》，这里“亭”是“停”的谐音。点破了其实很浅显，但不知道上面的典故就很难走出迷津。武则天为什么贬牡丹于洛阳，而不是其他什么地方？自然是因为喜欢这里，想经常来逛逛的。牡丹艳甲天下，一个女儿之身的帝王焉能不爱？略示薄惩，只是杀一杀它的傲气，让它懂得恭顺和逢迎。古今中外的权势者大抵都有这种心态的。
但传说总是虚幻的，虽然自唐代以后，洛阳确实成了天下闻名的牡丹城。武则天在洛阳留下的更富于立体感的印记则是龙门奉先寺的石像。
奉先寺坐落在龙门西山的最高处，自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开凿，到上元二年（675 年）十二月完工，历时三年九个月，其中的本尊卢舍那大佛高17.14 米，头部高4 米，耳轮长1.9 米，堪称中国古代雕塑作品中的“阿波罗”。但站在这座巨型佛像前，你绝对没有那种诚惶诚恐的压迫感。这是真正的盛唐风格，她健朗丰满，端庄秀丽，洋溢着温煦可掬的人情味，与北魏石刻中那种超凡绝尘，脱尽人间烟火气的思辨神灵迥然有异。她的微笑亦是自信而从容的生命信号，面对着这样的微笑，你不会跪倒在她面前自舍自弃，而只会产生对美的欣赏和向往，甚至情不自禁地想伸手去摸摸那流畅的衣褶。据说卢舍那大佛是以武则天为模特儿塑造的，我对此颇为怀疑，在那个时代，制作石像的工匠们恐怕不可能亲眼目睹皇后的天颜，也不会有画像和照片之类作为参照。但他们塑造了一尊符合武则天本人审美趣味的雕像，这一点可以肯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卢舍那的微笑也就是武则天的微笑。
我很难用几句现成的话来概括那微笑的内涵，我只觉得，那中间洋溢着只有那个时代才有的大自信和大安详。她是个敢想敢干的女人，而且敢于把这些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连“阴谋”也被她玩得那样嘹亮而堂皇。她不需要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羞羞答答，精彩绝艳的盛唐文明赋予了她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女性的自觉。因此，无论是“垂帘听政”还是“圣衷独断”，她都表现了史无前例的离经叛道。她就这样大度地微笑着，骆宾王在讨伐她的檄文中把她骂得狗血喷头，当读到“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时，她不过冷笑一声，说：“那又怎么样呢？”而读完檄文，她居然有心思赞赏作者的才华，说这样的人不用，是宰相的过失。有位叫朱敬则的臣子上疏谏止她选美纵欲，话说得很不恭敬：“陛下内宠有薛怀义、张易之、宗昌矣，近又闻尚食柳模自言，其子良宾洁白美须眉，长史侯祥云，阳道壮伟，堪充宸内供奉。”直指女皇帷幕之内、床笫之上见不得人的隐私。武则天看后非但不生气，反而淡然一笑，赐上书人锦缎百段，说：“非卿不闻此言。”我不知道这句话究竟是赞赏上书人的勇气，还是感谢他提供了“堪充宸内供奉”的美男子的信息，反正她那淡然一笑真够大度的，大度得令人颤栗亦令人心折。
奉先寺内还有一块《佛龛记》，也许能帮助我们理解武则天那微笑中更深层次的内涵。这块唐开元十年补刊的碑文中记载着：
咸亨三年壬申之岁四月一日，皇后武氏助脂粉钱二万贯……
照理说，皇后娘娘有的是私房钱，要赞助禅事用不着从胭脂头油中去克扣的，但这样说显然更能产生宣传效应。不过，从脂粉里竟可以一下子“克扣”出两万贯来，亦可见皇后娘娘的美容消费相当惊人。这些我们不去说她，单就她一出手就是两万贯来看，大抵可以证明她对这尊大佛是很看重的。两万贯是个不小的数字，考虑到当时她正为僭登帝位而殚精竭虑，这笔钱很可能是一笔“政治资金”。因为武则天入侍高宗以前曾经是感业寺里的小尼姑，而李唐王朝以道教为国教，并上溯李耳为自己的老祖宗，道冠自然在僧尼之上的。这样，到了武则天那个时代，佛道之间的宗教争端便渗透了深刻的政治内容。一个小尼姑而要号令天下，其合理性在儒家经典中肯定无法求解，那就只有假托佛教的符谶了。为了给自己当皇帝制造理论根据，武后将释家的《大云经》颁于全国，这部《大云经》的翻译者就是她的情夫薛怀义。薛怀义是个色情和尚，也是个政治和尚，在翻译《大云经》时，他做了不少手脚，牵强附会地塞进所谓佛的谶文，例如“女身当王国土”，“诸臣即奉此女以继王嗣”，以及太后武曌是弥勒菩萨降世之类。至于为什么将太后说成是弥勒佛降世，而不是别的什么菩萨，据林语堂推测，大概是薛怀义搂着太后丰腴的肉体时的奇妙联想，这当然是林先生的幽默，不足为凭的。我想，之所以这样附会，可能是因为弥勒佛那大度的笑容更能被天下人接受吧。这样看来，武则天这两万贯脂粉钱的用意显然是为了尊佛法而抑道冠，也就是说，早在奉先寺大佛的微笑中，就已经隐潜着政治上的勃勃野心了。
看过了奉先寺，过伊水之上的龙门桥，便到了香山寺。
香山寺的出名，最早是因为“赋诗夺锦袍”的故事。武则天称帝后，曾登香山寺令群臣赋诗纪胜，诗先成者赐锦袍，由此引出了东方虬和宋之问之间的锦袍之争。东方虬的诗最先赋成，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御赐的锦袍。但宋之问的诗写成后，武则天觉得比东方虬写得好，竟把锦袍从东方虬手中夺回，改赐宋之问。在唐代诗坛上，东方虬和宋之问都算不上很重要的人物，这种应制诗的游戏说到底也没有多大意思。但在“夺袍改赐”的背后，却折射出帝王们某种共同的审美心态。宋之问恰恰很懂得迎合这种心态。他的诗共二十一韵，近三百字，极尽铺陈之能事，诗中除了龙门景物的描写给人一些美感外，其余都是歌功颂德之辞。也就是说，歌功颂德的“主旋律”再加上大体说得过去的艺术技巧，就可以赢得一时之间的大红大紫，这种沽名钓誉的捷径在文学史上并不鲜见。而东方虬却不识时务，他对女皇导演的一场游戏过于认真，在这种场合下居然想追求作品的思想深度和个性光彩，发出“骨气端翔，音情顿挫”的阮、嵇之音。这样，他的锦袍得而复失，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到香山寺来，是为了看白居易墓。白居易是山西人，早年在苏、杭二州作过太守，他是很怀念南国山水的，特别是南国的佳丽，所谓“吴娘暮雨潇潇曲，自别江南久不闻”，成为他晚年剪不断理还乱的怅恨。那么诗人为什么要葬在洛阳呢？这固然因为他晚年一直生活在洛阳，更重要的则是因为与香山寺有关的一段情缘。
这段情缘的另一位主角是诗人元稹。元白之交，向来被称为文学史上的佳话。崛起于中唐诗坛上的新乐府运动不仅记载着这两位大诗人桴鼓相应的艺术追求，也铭刻着这对挚友之间生死以之的深厚情谊。他们都曾相当自负，白居易曾借用曹操煮酒论英雄的一句话表达过这种自负：“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尔。”但到了大和三年（829 年）九月，元稹拜尚书左丞经过洛阳时，这种意气已消磨得差不多了。元稹写了《过东都别乐天二首》，诗的基调很凄婉，隐隐流露出一种生离死别的悲楚和担忧，读后真令人掩卷垂泪：
君应怪我留连久，
我欲与君辞别难。
白头徒侣渐稀少，
明日恐君无此欢。
他们都已不再年轻，又加颠沛流离，天各一方，此一别，不知还能不能再有相聚之日？
不想这种担忧竟有如一道不吉的符谶。一年以后，元稹即病逝于武昌。
元稹临终前，曾把写墓志铭一事拜托给白居易。在当时，请名人写墓志铭是一种时尚，这些名人也往往不惜笔下生花，阿谀死者，这叫做谀墓。由于写墓志铭的报酬很高，唐代的谀墓之风亦相当盛行，不少颇负盛名的大家也免不了厕身其中，例如赫赫有名的大文豪韩愈就写过不少谀墓的碑文，获取的报酬自然很可观。刘禹锡在祭韩文中就很不客气地说过：“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阶，辇如金山。”在这一点上，韩愈的名声不太好。元稹拜托白居易为他写墓志铭，并以家中所积累的车马、丝帛、玉带等价值六七十万的财物作酬劳。以白居易的知名度，这笔钱并不算很多。但在白居易来说，一篇墓志铭无疑是对朋友最永恒的祭奠，哪里还能收取润笔呢？无奈元稹又执意要送，白居易只好把这笔钱拿去修香山寺，并写了一篇《修香山寺记》，在文中把修葺的功德归于元稹。此后，白居易便常住香山，这位大诗人的别称也由白苏州、江州司马而淡入香山居士。香山，成了诗人最后的精神栖息地，也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处溢彩流光的风景。孤鹤唳天，荒钟破霜，残漏寒蛩，冷月清辉，在这里，香山居士和微之兄又有过多少次魂牵梦萦的倾诉和酬唱呢？那就让他们悄悄地对话吧——关于人生，关于艺术，关于地老天荒悠远绵长的思念……
唐武宗会昌六年（846 年），白居易病故，遗嘱葬于香山寺北侧。
白居易的墓志铭是大诗人李商隐所撰。以白氏一生的辉煌，用不着李义山去刻意阿谀的，只须平铺记来，就是一篇好文章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唐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铭》就是这样一篇好文章，只是洋洋二十余字的标题中，堆砌的全是官衔，作为文学家的白居易倒反而不见踪影了。为石碑书丹的是一个叫白敏中的人，顺便查了一下，此公当过宰相，字倒也说得过去。
从奉先寺的卢舍那大佛到香山寺的白居易墓，正值唐王朝从鼎盛走向衰落的一百七十余年，为白居易撰写碑铭的李商隐，在文学史上已被归入晚唐诗人的行列，他那些绮丽精工的无题诗正染上一层薄薄的孤冷、感伤和忧郁。“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日落黄昏固然有炫人心目的景致，但已无旭日东升的蓬勃朝气，也不见中天灿日的耀眼光华。边塞军功的向往已很遥远，“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呼喊更是杳不可闻，只有仆马词章的较量和“至于贞元末，风流恣绮靡”的华丽舒适。这种色调和气魄的流变不仅是孤立的诗坛景观，也是从盛世走向衰微的王朝气象。
皇家车驾临幸洛阳的机会越来越多了，但大多是被阴险的宦官和骄悍的武将们裹挟着来避风头的，他们同时也把长安的阴谋、残暴和靡废带到了洛阳。洛阳不再是一个相对宽松的人的世界。龙门是没有心思去的了，“赋诗夺锦袍”的游戏俨然神话一般缥缈。他们只是瑟缩在深宫里，胆战心惊地盘算着杀人和被杀。宫城倾圮，鬼魅游走，歌声舞影中透出无可奈何的末日凄惶。公元904年，朱温强迫唐昭宗李晔最后一次迁都洛阳，并裹挟长安市民随驾东迁。百万市民被朱温的汴州兵团押解着踉跄上道，哀号震天，连绵八百余里。长安，这座曾作为京师达一千一百七十一年之久的东方第一巨都，从此丧失了被选为京师的资格。
洛阳的光景也不见佳，唐王朝以后，它虽然也曾作过两任小朝廷的都城，但前后总计不过三十年。936 年，后唐被石敬瑭联合契丹所灭，洛阳亦从此王气黯然，一蹶不振，再不曾有帝王的车驾临幸过。只有龙门奉先寺的大佛仍旧那样大度而从容地微笑着，向人们昭示着昔日那气薄云天的盛世风华。
五、 洛阳女儿惜颜色
是的，洛阳衰落了，这种衰落是与河洛文化的衰落相同步的。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惜颜色，行逢落花长叹息。”唐朝诗人刘希夷的这几句诗，恰恰可以拿来比附河洛文化的衰落。花落残红，惜春伤感，佳人迟暮，不胜今昔，这是古典诗词中常见的题旨，对青春的惋叹和对人生的悲悯，借助于落花构成了相当典型的哀艳意境。那么，我们何妨把这种情感大而化之，从洛阳女儿的身世遭遇和多情的眼波中，来窥视洛阳盛衰演变的历史轨迹呢？
洛阳女儿惜颜色，论“颜色”，首推曹子建笔下的洛神。
这是一个艳丽华贵的艺术形象，在诗人的生花妙笔下，洛神宓妃的容貌、姿态和装束之美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浓墨重彩地描写一个女人的，赋的铺陈和夸饰功能，几乎把女性美的每一个细部都表达得淋漓尽致，可以说应该写的都写了，而且都写得很到位。《洛神赋》的成功，无疑是作者超迈的才华所致，但谁又能否定这正是那个时代洛阳女儿的一幅标准像呢？这是一个懂得美、懂得感情，也很懂得包装的上层贵妇的形象，她悠闲，雍容，风情万种，可以尽情地装扮自己，以充分展示一个女人的天性。虽然她也有“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的忧伤，但其心态是健康开朗的，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与她媲美，别人只能远远地欣赏她绚烂的光环。如果我们把目光的聚焦点从洛神的个体姿影散射到她所处的文化背景和广阔空间，便不难发现，这位贵妇人的风韵容貌，不过是魏晋时期洛阳文化精神的一种美感体现而已。正是由于洛阳的繁华，洛阳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风习，洛阳门阀世家那种崇尚个体价值和精神愉悦的审美趣味，才造就了这样明艳逼人的女性形象。因此也可以说，魏晋时期的洛阳，其本身就是一个优雅华丽的贵妇人。 《洛神赋》中对宓妃的描写，不仅展示了一尊超凡脱尘的女性形象，而且由于它的极大成功，在后人心目中被升华为一种美的境界。《世说新语》中在赞美王羲之时就这样说：“时人目右军，飘若游龙，矫若惊鸿。”用的几乎全是《洛神赋》中的词句。事实上，右军父子对《洛神赋》也十分推崇，据王世贞《艺苑卮言》记载，王氏父子曾各书《洛神赋》数十本。之所以写这么多，不仅是因为倾心至极，而且必然带有在反复研习中对前面墨迹的否定，这种否定的依据大抵就是洛神那灵动的风姿吧。书圣究竟从曹子建笔下的形象中得到了多少启悟，且溶进了自己的笔意之中，我不敢妄论。但我敢肯定，再没有比二王那流丽飘逸的行草更适合表现曹子建这篇美文的了，这种气韵和风神的珠联璧合，真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而千载以下，能够勉强可以与之并称的，大概只有唐代公孙大娘的剑舞、张旭的狂草和杜甫的诗篇这“三位一体”了。但令人扼腕的是，王羲之《洛神赋》真迹在唐代就已失传（是否和《兰亭序》一起被太宗皇帝带进了棺材，未可知）。王献之《洛神赋》也飘零散佚，南宋时高宗得其九行，贾似道复得四行，共十三行，故后世有“玉版十三行”之称。宋高宗和贾似道这两个人在历史上的名声都很臭，几乎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政绩，但这一次却为中国文化做了一件好事。《洛神赋》全文共一千零十八字，“十三行”共二百五十字，不到全赋四分之一，但能有这二百五十个字，也就不错了。
如果说洛神是仪态万方的贵妇，那么红拂则是在彷徨苦闷中择婿私奔的婢女。
在洛阳女儿中，红拂是算得上很有政治眼光的。她原是隋朝宰相杨素的家妓，当然也很得宠。一天，青年李靖路过洛阳求见杨素，杨素见对方是个布衣，态度便很倨傲。李靖当即拂袖而起，一番长揖雄谈：“天下方乱，英雄竞起，公为帝室重臣，须以多收豪杰为心，不宜倨见宾客。”令杨素为之敛容，只得表示歉意。当时杨素身旁站着一个绝色少女，屡屡以欣赏的目光注视李靖，她就是红拂。当天夜里，红拂只身来到驿馆，与李靖一同私奔，出函谷关往长安去了。红拂识李靖于布衣之时，见其风神，听其雄论，便知道他是盖世英雄，于是愿附丝罗。李靖后来亦果然不负洛阳女儿的一双慧眼，在隋末唐初的大舞台上，他辅佐李世民叱咤风云，成为有唐一代的军事奇才，凌烟阁上的元勋重臣。
一个相府家妓，何以会有这样高远的见识呢？我们且听听她和李靖在驿馆里的一段对话：
红拂：“妾侍杨司空久，阅天下人多矣，无如公者。丝罗愿附乔木，故来奔尔。”
李靖：“杨司空权重京师，如何？”
红拂：“彼尸居余气，不足畏也。”
她蔑视洛阳苍白的繁华，如同蔑视杨素那衰老而没有生命活力的身躯一样。她的目光早已越过相府的高墙和洛阳的城堞，投向了外面更为广阔的世界。红拂的私奔，是洛阳女儿自我意识的觉醒，但又不仅仅囿于儿女之情。面对着群雄遍起的天下大势，他们之所以没有走向温柔富贵的江南，而是一路风尘，西去长安，这中间带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因为红拂不是历史上的卓文君，她的人生目标也不是一座温暖的小酒店。江南固然是不错的，那里有华贵的琼花和明丽的山水，隋炀帝就刚刚乘着龙舟往那里去了。但就全国而言，政治和经济的重心仍然在北方，因此，天下英雄的大角逐也集中在北方。秦中自古帝王州，欲成霸业者，不能不据有关中。那么就往长安去吧，沿着历代英雄豪杰走过无数趟的这条古道悄然西去。在他们的背后，夜色中的洛阳城有如剪纸一般瑟瑟淡远。
具有政治眼光的红拂往关中去了，另一位洛阳女儿却在这之前就已经远嫁江南，她的名字叫莫愁。
关于莫愁女，最早见于南朝萧衍的《河中之水歌》。从诗中看，莫愁是洛阳的农家女，但其所嫁的卢家似乎有点背景，因为寻常百姓的居室不会那样讲究，所谓“卢家兰室桂为梁，中有郁金苏合香”，这是相当贵族化的了。莫愁的小日子也似乎过得很不错，因为后来李商隐在《马嵬》诗中曾以她作为参照系，发出“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的慨叹，认为当了几十年风流皇帝的李隆基还不如她过得舒心。
莫愁是洛阳人，这一点大致可以肯定的了。
但差不多与此同时，建康的街巷里又有这样的歌谣：
莫愁在何处，
莫愁石城西。
这样就提出了一个莫愁的籍贯问题。有人说，中国历史上有两个莫愁，一为洛阳女，一为石城妇。其实，莫愁本是传说和诗词中的艺术形象，有什么必要一定要为她寻根呢？如果一定要讨个说法，我则认为，这个原本是洛阳女儿的莫愁，后来由于出嫁或迁徙到了建康，定居在石城之西，如此而已。
这样说并不完全是我的主观臆断，因为自永嘉之乱、晋室南迁以后，洛阳的不少门阀世家也随之南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南朝。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江南的经济开始崛起，由于水耕农业较之北方的旱作农业有更高的效益，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由此也必然带来了文化重心的南移，河洛地区逐渐失去了在文化上的支配地位。因此，洛阳女儿莫愁实际上只是一种美好的意象，而莫愁的南渡则是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一种象征性符号。在她的身上，从中原南迁的南朝士大夫们寄托了对洛阳旧梦的怀念和无可奈何的惆怅之情，莫愁的形象愈是“莫愁”，怀念和惆怅便愈是幽深，这大概不难理解。
这种怀旧感有时可以表现得近乎滑稽。东晋谢家原是北方的中朝衣冠，到了谢安时，晋室南渡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谢安虽长在江南，但讲话仍然带着浓重的乡音，再加上他患有鼻炎，声调就更浊了，据说他用这种声调作“洛下书生咏”，听起来有一种特别优雅的风韵。于是士大夫们竞相模仿，说话时甚至捏着鼻子，强使语音产生一种重浊的中州味儿。我想，当谢安的这种生理毛病成为令人效仿的优点，且蔚为时尚时，这恐怕不仅仅是对名士的倾慕使然。大概也就在这时候，一位美丽而安闲的洛阳女儿的形象就在孕育之中了。
南北朝过后，河洛文化在隋唐时期曾一度中兴，达到了更为辉煌的高峰。但随着唐王朝的没落，终至一蹶不振。洛阳女儿颜色不再，只能成为江南佳丽的一种陪衬。这中间颇能说明问题的是清代同治年间，为了莫愁湖一副对联而引发的风波。
这副对联的作者是大才子王湘绮，当然写得很不错的，联云：
莫轻他北地胭脂，看画艇初来，江南儿女无颜色
尽消受六朝金粉，只青山依旧，春来桃李又芳菲
问题就出在这句“江南儿女无颜色”上，一时江南的士大夫抗议蜂起，认为这简直是一种莫大的侮辱。王湘绮这才知道，自己不经意地笔尖一点却犯了众怒，只得把“无颜色”改为“生颜色”，虽然改得不通，却总算平息了一场风波。一个漂亮的洛阳姑娘渡江南来，反而使江南儿女“生颜色”，这怎么讲？但字面上通不通就不去管了，深层次的意思在于，当时的河洛文化已经失去了和江南文化“比美”的资格，还谈什么“莫轻他北地胭脂”？轻了便又怎样？这时候，江南有足够的底气。
这是关于洛阳女儿莫愁的一段尾声。
我是晚上离开洛阳的，列车在夜色中不紧不慢地悄然东去，听着广播里报出的一个个站名，真有如随手翻动着一本残破的史书，曾作为北宋都城的开封过去了，“牧童拾得旧刀枪”的徐州过去了……不知不觉中已懵然入睡，梦中又重回洛阳，徜徉于西风古道。
一觉醒来，车厢里正飘过播音员嫩嫩的声音：“钟山虎踞，石城龙蟠，东吴、东晋、宋、齐、梁、陈，以及南唐、朱明等王朝曾先后在这里定都……”
我心中一惊，南京到了！那么，要不要下车去看看莫愁湖，看看王湘绮那副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的对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