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圣彼得堡八月的阳光是柔和而明净的，一如滨河街两侧那巴洛克风格的建筑，流溢着宁静与明朗的情调。风从涅瓦河上款款而来，不经意地抚弄着行人的衣角——这里人们的神态也是悠闲而散淡的，不像莫斯科人那样行色匆匆。他们用不着那么浮躁，莫斯科是政客和商人的舞台，用圣彼得堡人的话来说，那是一只外表美丽的彩贝，内里却腐烂发臭了。圣彼得堡人自矜的是一种很有底气的雍容优雅，虽然这中间带着几分古典，几分慵懒，令人想起油画上那个叫叶卡特琳娜的贵妇人。
但，圣彼得堡绝不是一座女性化的城市。
只要稍稍走进城市的深处，你就会发现，这里的纪念性建筑大多是与战争有关，与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著名统帅有关的。冬宫广场上的亚历山大柱是纪念1812 年卫国战争的产物，你简直无法想象，这座高度为47.5 米，直径近4 米，总重量达600 吨的庞然大物，竟然是用整块的花岗石雕成的。十二月党人广场上的青铜骑士像堪称俄罗斯民族雄性的徽章，彼得大帝那燃烧着征服欲望的目光坚定地向着大海，向着远方，那目光曾激起青年普希金嘹亮的诗情。战神广场——来源于罗马战神的名字——坐落着库图佐夫和苏沃洛夫的塑像，他们的名字都曾经和一代天骄拿破仑联系在一起，让人们想起19 世纪初叶欧洲战场上那一幕风云际会的壮丽景观。就连交易所大楼前耸立的圆柱上面，也装饰着金属船首的模型，因为在古希腊时代，斯巴达人喜欢把战败船的船头钉在圆柱上，作为海战胜利的象征。
这是一座崇尚英雄的城市。
离开圣彼得堡时，我买了几块“青铜骑士”的袖珍铜版画，莫斯科没有这种分量的工艺品，那里的自由市场上泛滥着白桦树制作的套娃。
也许就在那个时刻，我开始触摸这两个带着几分古典色彩的、质感有如青铜雕塑一般的字眼：英雄。
是的——英雄！
二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正在逐步沦入平庸。
这是一个普通人的时代，一个大家伙儿彼此彼此的时代，一个既没有奇迹也没有权威更没有大喜大悲的时代，一个许多人白天忙着挣钱晚上坐在电视机前嗑瓜子的时代。因特网，牛仔裤，可口可乐，卡拉OK，当然还有壮阳药和新一代避孕用品，所有这些，从总统到打工仔都可以平等地受用。《给咖啡加点糖》《爱情麻辣烫》《来点盐，来点醋，来点芝麻酱》，连影视剧的名字也这样有滋有味。但太讲究滋味又恰恰导致了味觉感官的退化，反倒觉得什么都没有滋味了。大家见了面，无非是“吃了吧？”“发了吧？”“离了吧？”此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到处弥漫着一团混沌和暧昧的气息。如果我们没有“铜琶铁板唱大江”的雄迈，那么有一点“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情致也是好的，可是没有。我们当然有诸多的不如意，但绝对没有愤怒，因为我们连愤怒的表达方式也要看别人的脸色，要别人画圈同意。长此以往，甚至连哭和笑都成了一种奢侈品，我们拥有的只是默默抽泣和莞尔微笑，却失却了可使灵魂沐浴的痛哭和能叫人身心解脱的大笑。大众传媒平均每三天推出一个超级巨星，然后又用花边新闻把他臭上一顿悄悄地遗忘。比尔·克林顿似乎风头正劲，他先用自己不安分的阳具把世界搅得一惊一乍的，让电视机前的人们很兴奋了一阵，然后又在巴尔干半岛捣浆糊。其实那种按照计算机程序进行的轰炸根本算不上战争，也无法令人产生那种“我自横刀向天笑”或“乾坤忒重我头轻”之类的情怀。权势者和巨富当然到处都在雨后春笋般的滋生，但我们这个社会似乎只有暴发户而没有贵族，只有奢侈而没有享受，只有嗜好而没有审美。
没劲！大家都这么说。
庸常寂寞中，我们呼唤英雄，呼唤那曾作为世界历史脊梁的巨大身影，呼唤那光芒绝世的人格精神和意志力量。
哦，久违了，英雄，尔等别来无恙？
呼唤英雄是对历史深情的凝视。因为历史曾被一个个英雄的名字定格，他们是横空出世的群山，负载着一代又一代的盛衰兴亡，即使过时了，那伟岸的身姿也不失原始的峥嵘。他们是奔湍的长河，以喧天排空之势留下了悠远的回声，即使枯竭了，那萧索的河床也能证明其当年的浩阔。
呼唤英雄是对生命激情的倾慕。没有哪一种伟大和深刻是从宵小庸常中滋生的，如同瀑布的落差产生势能，在英雄们身上，这种激情无一例外地体现为一种生命本体的强悍，一种追求卓越的天性，一种舍我其谁的历史主动精神，一种义无反顾的道德力量。激情，使英雄受孕，那轰轰烈烈的诞生是人们无法向平静的日子索取的。
呼唤英雄更是对现实世界深刻的悲凉与失望。当萎靡不振的精神披上“太平盛世”的大氅，当一个三流歌星也让少男少女们迷恋得死去活来，当“伟哥”的发明者堂而皇之地登上诺贝尔奖的庄严殿堂，回眸英雄的身影，怎不令人有怒发冲冠、拔剑斫地之慨？“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绝不是一个东方民族古典的绝唱。
三
崇尚英雄当然不是崇尚名人、崇尚功利、崇尚权威。至少不全是。
且不说名人的出名有各种途径，特别是在一个大众传媒高度发达，整容包装术日新月异的时代，诞生一个名人简直有如探囊取物一般倚马可待。也不说名人的质地有高下之分，青铜、岩石、水泥、泡沫塑料等等都可以“制度”为偶像，甚至儿童用尿泥也能捏出几个有鼻子有眼的玩意来。就是那些货真价实的名人，尽管他们的光环来自其迥出时流的品格，恐怕也很难把他们归入英雄一类。
例如雷锋。雷锋当然算得上名人，而且当之无愧地算得上是青铜石雕质地的名人。
但我只承认他是一个打着那个时代烙印的人道主义者。雷锋的人格精髓就是那广为传颂的四句话：对待同志——对待工作——对待敌人——对待个人主义。现在看来，这“春夏秋冬”似乎过于四季分明了些。例如，即使是面对敌人，也有个政策界限问题，更何况在那个时代，“敌人”这一概念本身就相当含混，有时甚至指鹿为马。又例如，个人主义这一笼统用语中的权利与义务，是不是应该“秋风扫落叶一样”一风吹，也是大可分析的。但雷锋想不了那么细，因为他把这些分析都推给了他的上级。他是正直的，善良的，勤勉热情的；同时又是驯服的，忠诚的，知恩图报的。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小战士，一切都是那样朴素而透明，我们不能苛求他具备多么深刻的理性思考或历史主动精神。雷锋死于1962 年，当时二十二岁，设想一下，如果他活到“文革”，二十六岁的雷锋将如何走过他的“春夏秋冬”四季情感呢？他或许会一边去公共汽车或火车站上扶老携幼做好事，一边又得急匆匆地赶去参加批判会。他或许会有很多困惑，但他肯定会用流行的政治信条来战胜自己的困惑，因为那些大抵都是可以归入个人主义或温情主义之列的。我不愿再想下去了，这样的推论实在有点残酷。
雷锋属于那种在任何时代都会闪光的好人，他不是高山大海，而是淹没于草丛中的路标，指向一种高尚纯粹的人生。这样说不是对他的贬低，恰恰是对他人格精神的欣赏。
那么功利呢？我们难道能撇开功利来谈论英雄吗？
是的，英雄绝不会排斥功利，比之于常人，他们有着更多的对自我价值和人生成就感的关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们天生就是自命不凡的一群。但这种关爱的指向应该是民族、历史、生命之类的大命题。因为指向过于阔大，他们的结局往往是悲剧性的。中外远古神话的主角大都是这样的悲剧英雄，这中间，我特别欣赏夸父，这位壮士的行动似乎有点匪夷所思，他只是不停息地追赶太阳，一路上喝干了黄河和渭水，还不解渴，又向一个大湖奔去，最后渴死了，弃杖化作一片桃树林。你说他有什么功利目的吗？似乎没有。他只是体现了一种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与超越精神，一种不屈不挠的生命意志，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光荣与梦想。要说功利，这是一种足以涵盖整个人类精神的大功利。夸父追日的意境很美：西沉的夕阳，巨人饮于河渭又北奔大泽的身影，弃杖化为桃林的富于诗意的结局。为什么是桃林而不是其他什么树林呢？这恐怕也体现了一种美的选择：让英雄的葬礼达到美的极致，这是壮美和优美的统一，是轰轰烈烈之后的灿烂与宁静。在这种大美面前，世俗中那些浅薄的大红大紫还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财富、权势、女人、玉堂金马、礼炮鲜花，还有悼词和哀乐，这些与崇高无涉，与精神超越无涉的功利，都只是过眼烟云而已。我向来不大欣赏中国历史上那一类功德圆满的大人物——宰相，即使是那些口碑很不错的宰相（王安石等少数几个除外），我也很难承认他们是英雄，因为他们大都是一些精于利益计算的世故老人。不错，他们是兢兢业业的，但他们缺少在历史关键时刻仰天长啸的精神脊梁；他们是富于智慧的，但没有诗意的智慧终将异化为一种苍白的精致；他们也往往是雍容大度的，但所谓的“宰相肚里能撑船”恰恰成了明哲保身、见风使舵、圆滑如珠等等职业技巧的大杂烩，而鞠躬尽瘁说到底也只是一块徒有其表的功德牌坊。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与英雄休戚相关的问题——权威。
权威是什么呢？是一种威慑力。封建社会的帝王大多是权威的体现者，因为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举手投足都可以“威加海内”，将亿万人的意志统一在个人的喜怒好恶之下，但他们中间真正称得上英雄的实在寥寥。权威的主体是权力，一种由血统和地位赋予的法力无边的魔杖，权力一旦消失，权威便悄然坍塌，这就是权威的概念。
英雄无疑需要权威，历史上的英雄几乎无一不是权威主义者，他们的事业也无一不是睥睨一切的伟大表演。但仅有权威还不够，英雄是一种光彩照人的人，他们身上的光源是一种称之为威望的综合魅力，这和他们的血统、地位没有关系。英雄的主体是人，是人的意志、才华和人格力量，因此，平民布衣中亦有英雄。秦始皇三十七年十一月，嬴政南巡至会稽，项羽在人群中看到那翠华摇摇的威仪，不由得脱口说了一句：“彼可取而代也。”这无疑是一种英雄意识，他守候在历史舞台入口处的身姿是何等跃跃欲试。而在类似的场合，另一些人的姿态就猥琐多了。汉光武帝刘秀当初在家务农时，听说城里有个叫阴丽华的姑娘长得很漂亮，便私心悦慕。来到长安，看到为皇帝出行开道的执金吾衣甲鲜明、神气活现，也心向往之，于是感慨道：“当官要当执金吾，娶妻要娶阴丽华。”和项羽相比，他的感慨就显得太“红薯腔”了。当然，刘秀后来发迹了，他自己当了皇帝，既娶了阴丽华等一群女人做老婆，又有执金吾为他开道，而豪气干云的项羽后来则四面楚歌，自刎乌江。但历史却用青铜铭记着，项羽是当之无愧的英雄，而刘秀则不是。任何一个社会都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成功，肤浅的成功如同肤浅的失败一样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历史的成绩表上向来忽略冠军以下的名次，只有超拔卓绝的成功（或失败）才能真正留下一点痕迹，而英雄们所追求的，正是这么“一点痕迹”。
那么，英雄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
有人把英雄定格为事变性人物，这是一种把英雄泛化的指认。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外国童话中那个以手指堵住溃堤孔隙而拯救了全城的荷兰儿童。这个小孩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秉赋，他的全部条件不过是：一只手指和恰恰经过那里的幸运机遇。不错，这个事件本身关乎全城人的生命，称之为“大救星”也并不为过。但我们却无法承认他就是英雄，因为英雄的概念中不仅包含着适逢其时的机遇，更应包含着某种非凡的才能。
在《历史中的英雄》一书中，悉尼·胡克是这样说的：“英雄就是具有事变创造性并且能够重新决定历史进程的某些人。”
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所下的结论，但在我看来，他无疑是对的。
因为，我们从中听到了那种轰轰烈烈的巨人的呼吸……
四
“英雄使自己成为英雄。”有一位哲人这样说。
这里说的是一种英雄意识，正是这种高昂的主体意识，使得他们从肤浅而平庸的生活常态中脱颖而出，有声有色地走向历史舞台的前沿。
当然，具有英雄意识不一定都能成为英雄，这是肯定的。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不具有英雄意识的人绝对不会成为英雄。
也就是说，英雄使自己成为英雄，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
英雄意识造就了一种非常人格：坚毅、果决、眼界高远、超人的意志力、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胆略，当然还有那永不枯竭的激情和野心，等等。所有这些，就其原始意义来说，都是首先应该属于男性的。
是的，所谓英雄意识，首先是一种男性的自觉；而英雄的品格，其实是一种旺盛的男性生命力的张扬。
1961 年9 月，蒙哥马利来华访问期间发生了一段有意思的小插曲。一天晚上，蒙哥马利在街头散步时走进了一家小剧院，当时剧院正在演出《穆桂英挂帅》。中间休息时，蒙哥马利退了场——他不喜欢这出戏，理由是：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也不是真正的女人。当时中方负责陪同的熊向晖将军当即反驳他说：英国女王也是女人，按照英国的体制，女王是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这位退役的陆军元帅一时无言以对。
熊向晖的反驳固然没有错，但是他似乎太富于民族意识了。蒙哥马利其实是站在一种性别的立场上讲话的，他发表的是一则“男人宣言”。他的无言以对并不是理屈词穷，而是无法置辩，因为辩论实际上是在两条平行线上进行的。老实说，我很欣赏蒙哥马利的这两句话，它不仅体现了一种男性的自觉，还闪现出一种喷薄跃动的自负，作为二战英雄，一个有质量的男人，他有资格这样自负。这当然不是藐视女性，但女性应有女性的品格，所谓男女平等并不是说要取消性别差异，恰恰是应该让男人更像男人，女人更像女人。
那么，这种“像”应该是一种什么姿态呢？
归根结底，男人注重的是：被人承认；女人注重的是：被人爱。
注重被人承认，他们追求高山般的雄峻。男人原本是一种力，一种充满了主动精神的外展之力，他们用创造和事业来印证自己的力量。因而创造和事业天然地带着男性的气质，带着男人向外拓展的时空感觉。
注重被人爱，她们追求苍原般的诗性。女人的天然气质是艺术化的，爱本身就是艺术，它排斥任何功利。如果它一旦和功利结合在一起，首先伤害的是它自己。将女人看作爱和美的化身是对女人的最大尊重。
因此，有人说，男人通过征服世界来征服女人，女人通过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
我不否认女性中曾走出过不少英雄，但我可以说，历史上的女性之所以成为英雄，就在于她们身上具备了某些本来属于男性的品格。也就是说，她们已经男性化了。蒙哥马利当然对中国历史不尽了解，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凡是出现女英雄的时代，大多是国势萎靡、男人们不中用的时代，于是只好由女人站出来替代本应由男人承担的角色。例如《穆桂英挂帅》的那个时代——北宋。
一个人的性格即是他的原始生命力，即是他的命运。而英雄的性格，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时代的性格和历史的命运。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是湘江击水时的青年毛泽东。
真可谓豪气干云，气可吞天。
谈论英雄不可能绕开毛泽东这个话题，特别是在20 世纪末期的今天。
我们就来说说毛泽东。
这是一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也是一个只应在博物馆和纪念碑前探讨而不应在茶馆里吐着瓜子皮谈论的话题。不论是站在神坛上还是走下神坛，毛泽东的身影都辉映出历史强者的伟岸，需得我们千秋万代地仰视。当然，仰视会使我们无法看清他的某些局部，但这不要紧，既然我们审视的是一座大山，那么横看成岭侧成峰又有什么不好呢？它只会增加大山的深邃和神秘。
在对毛泽东的评价中充斥着一大堆头衔，其中包括政治家和理论家。其实，在毛泽东的早期，他首先是一位政治家，成为理论家则是后来的事。政治家和理论家在本质上的不同，在于政治家总是尽量让自己适应环境，他具有的深刻亦是一种现实的深刻。毛泽东是20 世纪最理解中国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另几个人中或许应包括蒋介石），他最初的著作——例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便是这种“理解”的体现。他后来和王明等人的分歧，从根本上讲也是围绕这种“理解”而展开的。结果是，“理解”中国的毛泽东战胜了不“理解”中国的王明，也战胜了另一个同样“理解”中国的蒋介石。那时候，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的一切构想都是具体实在、注重效用的。而对于理论家来说，理想才是他们的现实——一种带着奇幻浪漫色彩的现实，因此，他们具有的深刻是一种天真的深刻。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是把“现实的深刻”和“天真的深刻”集于一身的巨人，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主要体现了前一种深刻，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更多地趋向于后者。特别是在1959 年他将更多的精力从事理论研究以后，他那豪放派诗人的气质和充满创新精神的想象力得到了最充分的张扬。但问题是，政治家和理论家毕竟是对社会功用不尽相同的两类人，于是悲剧发生了……
这是角色的错位，还是性格的悲剧？
这些年国内创作了不少以领袖为题材的影视剧，一些眉眼沾光的三流演员也因此一夜走红、炙手可热。在所有扮演领袖人物的特型演员中，最不成功的当数毛泽东的扮演者。这是因为，毛泽东本人的性格太丰富复杂了，一般的演员根本无法把握，他们只会僵硬地模仿几个姿态和手势，再夹带几句湖南话，笨拙得有如木偶一般。在我看来，这些演员的最大失败，就在于眼神的呆滞。形象的差异尚可用化妆来弥补，但化妆师却无法装扮演员的眼神。
最伟大的英雄都是具有诗性的人，而真正的诗情都是藐视法则的。
事实上，毛泽东有一次对斯诺说过，他是一个打着破伞云游世界的孤僧。为什么要打伞？因为中国有一句俗语：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但外国人却无法体味汉语品格的丰富性，他们只能似是而非地硬译为：一个喜欢到处乱跑的人，打着一把伞。
事有凑巧，“文革”中有一幅颇为走红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画面上的毛泽东就拿着一把伞，一副心事浩茫、风尘仆仆的样子。我不知道画家在构思时怎么会想到这把雨伞的，他或许只是隐喻了当时风雨如磐的政治气候，而让人物拿着一把伞又会使画面生动些。但无论如何，毛泽东手中的这把雨伞会让人想得更多。
前几年，围绕着这幅油画的版权问题，有关各方又闹腾得沸沸扬扬，这当然与画本身的艺术价值关系不大，但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从1968 年到1998 年，时间整整跨越了三十年，其间正值毛泽东逐步走下神坛，人们对他的认识亦由狂热的崇拜逐步转向理性的审视。时间有时在悄悄地不知不觉地流逝，有时在革命的喧天激浪中，在连篇累牍的红头文件和阵发性的社会抽搐中流逝。在世界上所有的权力中，时间的权力是绝对的权力。毛泽东以他那“无法无天”的非常性格使他所执政的那个时代高度个性化了，然而也正是他那史无前例的个性化统治，最后终结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延续。可以肯定，关于毛泽东的争论在长时间内不会沉寂，伴随着这些争论的会有很多形容词，既有表示敬仰的，也有表示敌视的；既有表示痛心的，也有表示困惑不解的。但无论在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上，毛泽东都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他的分量是如此沉重，即使和人类历史上那少数几位最伟大的人物摆在一起，他也毫不逊色。而在中国，他的分量甚至超过了同时代其他杰出人物的总和。这也正是今天对簿公堂的有关各方——艺术家、商家、国家博物馆——都将那幅油画视为奇货可居的原因所在。
至于那幅油画的版权最后究竟属于谁，这已经不重要了。
五
毛泽东把自己形容为打着一把破伞云游世界的孤僧，其中还包含着一种人类最普遍的生命体验：孤独。
如果说有所谓人人生来平等的东西，那么孤独就是其中之一。对于每个人来说，孤独与喷嚏一样无法避免。
但孤独有真孤独，亦有假孤独；有大孤独，亦有小孤独。有些孤独只是个体孱弱的人在自然伟力面前的一丝颤动，或是人与人隔绝后的一种惶然，或许干脆只是“小园香径独徘徊”那样的闲适无聊。有的孤独则如陈子昂所体验的那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是孤独的极致。
英雄人物的孤独是一种真正的大孤独；一种超越了闲适，超越了寂寞，也超越了蜗牛角上的较雌论雄的孤独；一种权力金字塔顶峰上统摄万物又四顾茫然的孤独；一种进入了未知和创造的高寒区欲行还休、欲休还行的孤独。他们是如此杰出，又是如此自命不凡，在自己的周围，没有任何人可以与之比较，他们不能同任何人真正地辩论，也不能向任何人证明，向任何人表白。高高在上的处境和恣意妄为的权力，使得他们一举手一投足都被赋予了某种超乎寻常的意义，就像中国武侠小说中的“寂寞高手”，他们独立孤峰，环顾八荒，只能仰天长啸听取自己的回声。
这是一种怎样令人窒息的大痛苦！
但也不全是。
孤独，有时亦是伟人们刻意夸饰的结果。因为生命原本包含着世俗的人间烟火，放弃对意义的追求是平庸，而一举手一投足地追求意义则是不真实。承认和正视一个人的弱点和局限性，即是承认和正视一个人的生存方式的独特性。可惜天下苍生却不愿这样承认和正视。想当年，美国总统林肯在剧院看戏时遇刺身亡，曾引起了多少人的诟病：“我们哀悼的总统竟倒在一家剧院中，真是令人遗憾！”哀悼在这里变成了檄文，而死者却是美利坚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林肯是一位平民化的总统，但“平民”们却偏偏固执地认为，总统应该处在更有“意义”的场所，即使是死。这是林肯的悲剧。“没有神秘就无威信可言。”这是戴高乐的名言。因此，人为地设置“审美距离”便成了政治家们一种自我神化的狡黠。在他们那里，孤独成了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承受着它那令人窒息的压迫，一方面却享受着那带着光环的神秘感。
沃尔科尔诺夫的《胜利与悲剧》实际上是一本斯大林的评传，一开始有这样一段描写：
“斯大林生命垂危，他躺在孔策沃别墅餐厅的地板上，中风已有好几个小时了，但总书记身边没有任何人。最后，他的警卫人员在别墅外听不到动静，感到焦急不安，才提心吊胆地走了进去。但是他们无权立即请医生，这需要贝利亚亲自命令才行……直到过了10~12 小时，神色慌张的医生才被带到生命垂危的领袖面前。”
斯大林在极度孤独中死去，这样的死本身就有着耐人寻味的象征意义。
他的死并不是因为病情的无可救药，而是死于他自己所构建的某种秩序，这种“秩序”最终把领袖本人也当作了人质。领袖的权力太显赫了，以至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权力的黑洞，任何人走近这里就会失去正常的心智和能量，只能在那巨大的惯性中手足无措地梦游。
斯大林死后，人们在登记总书记的财产时发现，这间工作室实在简单不过。除了一架公家的钢琴外，这里没有一件值钱的家具，也没有一件可以称得上古董的东西，甚至没有一幅“真正的”画。墙上挂的是普通木框镶的纸印复制品，只有挂在客厅中心部位的那幅放大的照片制作得精致些，那是乌里扬诺娃1922 年9月在哥尔克拍摄的，上面是斯大林和列宁——当然，后来人们知道了，那幅照片是通过剪接而成的。
也许，对斯大林来说，权力才是永久的财富。
置身于权力“黑洞”中的斯大林当然是孤独的，但他排遣孤独的方法恰恰又是乐此不疲地挥霍权力。你看，他正在批阅伏罗希洛夫送来的公文，要他处理的事情真是无奇不有：有的要求批准免除拖拉机手和康拜因手们的军事训练；有的建议给工农红军盖几幢新的营房；有的传来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报纸的花边新闻；有的报告第26 骑兵团团长与特派代表之间的误会；还有的谈到有必要扩大飞艇制造业，以及正在建设的新国防项目的情况，如此等等。人们不禁要问，这中间有些鸡零狗碎的事情，难道都非得总书记亲自处理不可吗？但斯大林喜欢这样做，这是他的乐趣。当然，“乐此不疲”只是一种说法，他实在是太疲惫了，太需要调剂一下神经了。这时候，他会把注意力转向一些极其细小的事情，并且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此刻，他突然对一份女教师的申诉电报发生了兴趣。他沉思少顷，向工作人员口授道：
梁赞省·萨索夫斯基区书记
普罗相内耶·波利亚内村：
收到女教师施林斯卡娅拍来的一份电报，要求保护一个鞑靼学校的女教师……请立即加以干涉，阻止对施林斯卡娅采取任何暴力，并把结果报告中央。
中央书记约·斯大林
其实这位女教师所反映的问题并不很严重，区里的一名特派员要求她交出一个“谁也不需要”的柜子，而女教师则认为这妨碍了她“平静地工作”。这种事，怎么说也只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如果我们再看看这件事发生的时代背景——1938 年，便觉得女教师的要求简直近乎奢侈。在苏共历史上，1938 年意味着人人自危的清洗和血雨腥风的肃反，意味着黑名单上一批又一批被关押和处决的老布尔什维克，意味着数百万人的流放队伍浩浩荡荡地走向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那时候，斯大林每天该会收到多少申诉！可他从来连眉头也不皱一下。而现在，一个叫施林斯卡娅的女教师的遭遇却牵动了他的目光。他向秘书口授批复时是那样郑重其事，甚至有几分兴奋。他无疑从中得到了一种快感，这种快感驱除了包围着他的孤独：我能拯救他们，他们会为我欢呼的……
女教师施林斯卡娅肯定会为斯大林欢呼的，她有没有给领袖再写一封感恩戴德的信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对于斯大林来说，这只是一种专制政治的小点缀，点缀使血色专制透出几分亮色、几许人情味，而小民们则在这点可怜的亮色和人情味面前顶礼膜拜。这样偶尔为之的小点缀，我们在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专制者那里也都可以拾摭到一些。有时候，他们会故作惊人之笔，把一件小事渲染得沸沸扬扬，以显示自己的明察秋毫和爱民如子，而专制者铁青着的面孔也因之变得“慈祥”起来，他们是苍天，是救星，是流动在老百姓愁眉苦脸上的圣眷之光。
我们憎恶这种“慈祥”的小点缀，更甚于憎恶那铁青着面孔的血色专制。
关于斯大林，最后我觉得听一听希特勒的评价也许不无意义，希特勒曾在日记中一一评价过他的几个主要对手：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他是不怎么把前两位放在眼里的，但对斯大林的评价却极高，这是因为，斯大林具有一种钢铁般的意志力量。为此，这位日耳曼狂人后来对发动对苏战争很有几分悔意。
仅凭这一点，斯大林仍然无愧于英雄。
六
历史上真正称得起大英雄的其实屈指可数，这些人又大多年寿不永，例如，亚历山大，三十三岁；恺撒，五十六岁；拿破仑，五十二岁；彼得大帝，五十三岁；林肯，五十六岁；列宁，五十四岁。斯巴达克思生辰不详，但恐怕也不会超过五十岁。粗略看去，这中间以五十来岁的居多。对于英雄们来说，这大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年龄段。
乍一听，这话似乎有点刻薄，其实不然。
五十来岁正值人生的壮年，也正值生命和事业的巅峰状态，这时候撒手人寰，后人往往为之扼腕叹息。其实，这样的结局实在是所有死亡类型中最壮美的一种，逝者死于生命的亢奋与张扬之中，不必为结局的幻灭而齿冷心寒；生者熟谙了他们最为生气勃勃的风采，也不必为老之将至的龙钟昏聩而忧伤。如此之美境，孰能过之？
早死，有时其实是一种幸运，英雄尤其如此。
最美丽的死亡，是在生命的巅峰状态。大山峻岭是在最巅峰状态时死去的，它们抖擞身姿，把自己最超越的瞬间定格下来，成为傲视平川的伟岸；雷鸣闪电是在最巅峰状态时死去的，在撕碎自己的同时，它们轰轰烈烈的巨响和刺破苍穹的辉煌也达到了极致，令天地万物为之惊心动魄；宇宙星辰是在最巅峰状态时死去的，在一次决定性的大爆炸中，它们把自己变成了能量，变成了穿越时空隧道的光，让人们千秋万代地遥望和探索。它们都懂得怎样死得壮美，死得永恒，死得适逢其时。
历史上的有些人本来也可以让后人仰视的，只是因为他们活得太长了。
汪精卫当年曾因谋刺摄政王事败被囚，在狱中写下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样慷慨壮烈的诗句。看来他确是决心赴死的。那时的汪氏才华倜傥，意气横陈，革命志士加东方美男子的风采令多少国人为之倾倒！如果这时候他被砍了脑袋，倒真是成全了他，在共和英烈的记功碑上自然少不了他的名字。只是清政府刀下留人，一定要让他活到几十年以后，以民族巨奸的臭名而著之青史。
中国封建帝王中最糟糕的是两类人，一类是老人，一类是小孩。其实在小孩背后的，还是老人（元老辅臣及太后之类）。中国封建社会中盛衰落差最大的又往往是这种时期：一个奋发有为的帝王，文治武功极一时之盛，但不幸的是他又活得太久，晚年的荒唐胡闹也足以让人们叹为观止。于是，在我们的史书中，年老昏聩成了史学家们形容君王晚年的常用语。年老昏聩，本不该受到苛责，正如年幼无知一样，这本是生命的法则。该诅咒的是他们偏偏“不服老”，贪恋权位，老夫聊发少年狂，结果搞得天怒人怨，一塌糊涂。
因此，古罗马人在把恺撒奉为终身独裁官后，又不失时机地把他杀死在宝座上。“我爱恺撒，可我更爱罗马。”凶手安东尼奥的这句话，不仅成为后来电影和戏剧中著名的台词，而且成为政治哲学中带有经典意义的格言。
英雄迟暮，这是一种人们不愿面对但又不得不面对的尴尬。迟暮意味着颓败和枯萎，他们确实老了，浑浊的目光中弥散着猜忌与孤独，龙钟的步履再也擂不起撼天动地的隆隆足音，迟钝而偏执的思维失却了嘹亮而炫目的智慧光彩。这就是当年那个叱咤风云、强健得有如雄狮一般的巨人么？他们唯一剩下的只有权力，但权力有时也是孱弱的，它甚至无力唤起一次性冲动。“英雄亦到分香处，能共常人较几多？”上苍造人，又何其吝啬，属于青葱饱满的生命年华只有那么一小段，其余都是冗长枯燥的陪衬。对生命力的衰竭，英雄与普通人一样无可奈何。而且，对于历史来说，衰老的英雄比衰老的普通人更具危险性，这不仅因为人们崇拜他们，把他们捧上了神坛；更因为面对衰老，英雄本身所体现的那种唐·吉诃德式的挑战精神。
这是一种多么残酷而悲壮的挑战！背景是血色残阳下的苍原和关山，在这座舞台上，他们曾导演过如日中天的辉煌，那赫赫扬扬的大场面似乎刚刚过去，余音不绝，那是渐去渐远的历史的涛声。可转眼间，却已经人去场空，当年和他们一同站在舞台前沿的那些人都相继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中间包括他们的战友，也包括他们的对手。他们突然觉得那么冷寂，而衰老已悄悄地向他们逼近过来。“老”是一个可怕的词，任何别的词一旦和它沾边，便立即失去了生命的鲜活。憔悴是可以恢复的，衰老却无法恢复。有如一头好斗的西班牙公牛，他们不愿就此黯然退场，仍要保持一副王者之风和凛然傲气。因为，他们有着太多的留恋：留恋青春，留恋功名，留恋权势，留恋那壮岁旌旗、风云际会的历史场景。衰老，使他们体会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还有他们这类人与生俱来的不朽意识。好在他们有着挥霍不尽的权力，为了证明自己生命的雄健，他们无休止地折腾天下苍生，从中寻找那种心雄万夫、气吞万里的生命激情，这既是一种自慰，也是一种自欺。他们或许可以陶醉于自己的伪装之中，感觉自己已经超越了人生的大限。但在更多的时候却是无奈与悲凉。在时间面前，任何成功都是昙花一现的，一切的占有同时也意味着丧失，所谓英雄盖世，到头来只落得一副枯骨，几许骂声。人，实际上都是追日的夸父，都将渴死在中途。
丘吉尔一生所获得的荣誉几乎可以铸成一吨重的勋章，这中间，我觉得有三项荣誉最能体现他的分量：坦克之父，二战英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任何人只要获得其中的一项，就可以称得上伟大了，丘吉尔不愧为20 世纪的巨人。
这位巨人一生沉浮宦海，三起三落，最后活到了九十一岁。晚年的丘吉尔贪恋权力，又顽固地坚持冷战思维。1945 年，他在大选中失败，1951 年再度上台，直到三年后因中风辞职。这时的丘吉尔不仅耳聋眼花，说话也开始颠三倒四，外加半身瘫痪，昔日那生气勃勃、雄论滔滔的风采已荡然无存。这期间，除去因一本回忆录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外，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作为。美国报纸就丘吉尔九十诞辰发表的文章指出：“温斯顿爵士还是和从前一样，向时间和命运挑战，但他终究是老了。”
是的，巨人衰老了，他因“老不死”而从雄狮变成了一段风干的历史。
不仅是丘吉尔，二战中的几位巨头，到后来似乎无一例外地都有点老糊涂了。
因此，我要说，早夭的英雄是幸运的，英雄早夭的时代亦是幸运的。
也许，我这话有点大不敬了。
七
孱弱的时代不可能造就叱咤风云的强者，太平盛世也不可能走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巨人。英雄的土壤是那种生气勃勃的乱世：在风起云涌的阔大背景下，充满了巨人之间炯炯有神的对视和辉煌壮丽的决战，那嘹亮的生命意志和历史诗情洋溢在舞台的每个角落，其中的任何一个情节都足以成为艺术家们世代关注的题材。只要稍稍回顾一下中外历史上的那几个时期——春秋战国，公元前夕的古罗马，18 世纪的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就会知道什么叫“风云际会”，什么叫人类精神文化史上最激动人心的遇合。英雄都是在与大致相当的对手的较量中成为英雄的，因此，他们的出现往往带有群体性；也因此，他们的消失也是群体性的。在一段相差不多的时间内，他们相继退出了舞台。一时间，历史由于失重而变得轻飘起来，社会生活中那令人心旌摇荡的激情突然消失了，所有的人都笼罩在空虚之中，甚至连英雄们的宿敌也不能幸免，因为，再也没有人会激起他们那样强烈的恐惧和铭心刻骨的仇恨了。人类历史坠入了一个精神的巨大的真空——后英雄时代。
这是一个在历史惯性中安享升平的时代，一个只会模仿而缺少原创力的时代，一个面向既往淡淡伤感的时代。历史强者的伟岸，向大地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后英雄时代的人们就生活在这阴影下，他们因难以体验阳光而苍白羸弱。英雄们已经逝去，但他们并没有消失，他们走进了纪念碑和雕像，走进了音乐、美术和戏剧，走进了林林总总的怀念文章和教科书。在一些国家，他们还走进了水晶棺供人们瞻仰。对尸体的崇拜，原本是遥远的古埃及时代的盛典，而在现代，这样的水晶棺恰恰出现在一些以无神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这实在是很有意思的。透明的水晶棺使历史变得不那么透明，瞻仰者哈出的热气汇成了一股氤氲升腾的迷雾，使伟人的面目更模糊了——大多数历史的迷雾，都是由后人口中的热气哈成的。
伟人们是没有过错的，过错在于那些把他们的尸体作为政治遗产的后人。
这或许可以证明，英雄们有多么伟大，他的后人有时就有多么猥琐。
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本身缺少底气，他们没有自己的姿态和声音，只能刻意模仿伟人的一招一式以自饰。他们不知道，伟人们的一举一动都是自身性格和气质的流露，有如夏日里青草的香气和冬日里松柏的苍翠，有如向上举的杏花和向下垂的柳条，那叫自然天成。同样的举动，一经模仿便成了滑稽。大概是培根曾这样说过：“猿猴由于太像人了而显得丑陋，迷信由于类似宗教而显得丑恶。”也可以说，后英雄时代的有些人由于太像英雄了而显得有点不伦不类。
在英雄们面前，他们都似乎太谦逊了。
只有乞丐才是谦逊的。这是歌德说的，他说得毫不谦逊。
唯大英雄能本色。普通人的本色也许并不太难，那只是一种生命力从容自信的笑容。但对于大人物来说，却需要自身具有足够的分量和高度。本色的反面是矫情和自饰，历史上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大英雄其实并不多，在我看来，拿破仑可以算一个，毛泽东也是。在他们身上，矫情和自饰的成分较少。
还有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的本色，就是蒙古大草原的本色。
那是怎样一片神奇旷远而又奔腾着生命激情的大草原！中国历史上那几个素称强悍的民族：匈奴人、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当然还有蒙古人，都是从那个摇篮里长大的，又都是在那里度过了他们历史上的青春时期。对于整个民族来说，辽远而苍凉的牧歌只是他们忧郁的吟唱，长啸如风、马蹄如雨，才是他们创造史诗的光荣与骄傲。曾经的金戈铁马接天盖地而来，将亚欧大陆踢踏出蔽天的征尘。那张弓搭箭的雄姿，只有以整个天幕为背景才能恣肆伸展。那草原民族特有的眼神，有如鹰隼一般，穿透几个世纪没能锈蚀的时间孔道，向我们炯炯注视……
成吉思汗，西方史学界战战兢兢地称之为“上帝之鞭”，东方史学界不无荣耀地誉之为“天之骄子”。
但就是这样一位旷世英雄，死后却“不起坟垅”。现在人们看到的成吉思汗陵最多只是一座衣冠冢。
坟都没有，更谈不上墓碑什么的了，只是在茫茫草原中找一处地方将就埋葬。埋葬以后，又驱赶万匹战马来回践踏（多么浩大的礼仪！）然后杀死一头小骆驼放在那里。第二年春草复生，远远望去，又是莽苍苍一片，大汗的埋葬地已无可寻觅。假如要举行祭祀仪式，就让那只小骆驼的妈妈——母骆驼作向导，母驼踯躅悲鸣的地方就是大汗的埋葬地。
铁血英雄的铁血葬礼，残酷而又奇特。
等到那只母骆驼死后，成吉思汗的埋葬地就无人知道了，一代天骄就这样悄悄隐身于草原深处，每天看日出日落，风起云涌。牧歌如云，那是草原民族生命的咏叹；铁骑如风，那是自强不息的意志和鼓点，大汗安息于此，自是无怨无憾。要什么翁仲明楼，翠华摇摇，那些都是后人的政治摆设，与自己何涉？
他不希望后人和后来的政治无休止地打扰自己。他一生的辉煌已经足够了，用不着后人再追加什么。
成吉思汗对自己的身后事处理得很明智，他的接班人不是事先指定好的，而是在征战中竞争挑选，让他们尽情地展示自己的勇武和谋略。这样，当大汗临死前指定一人时，其人早已众望所归。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后人并没有在大汗的阴影下碌碌守成，他们又扬鞭纵马，向西、向南，一直挺进。蹄声、鞭声、咆哮声，一直逼近底格里斯河和伏尔加河。其中亦走出了几位分量相当不轻的英才，例如统一中国的元世祖忽必烈。如果我们不是带着狭隘民族主义的情感来审视历史，那么就应该承认，比起南宋小朝廷的那班君臣（包括文天祥、陆秀夫那样的忠臣义士），忽必烈更有资格站在13 世纪的峰峦上。
忽必烈的坟冢在哪里，至今也是一个谜。蒙古人是一种眼睛向着远方，对后事不那么看重的人。
顺便交代一下，1961 年10 月31 日夜里，根据苏共二十二大的决议，斯大林的尸体被从列宁墓的水晶棺里抬出来，扔进了克里姆林宫脚下的一口深坑。尸体保存得相当好，但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保存得再好的尸体也只是尸体而已，没有任何人再看他的眼色行事了。士兵们的手脚很利索，砸棺翻尸，掘坑封土，几分钟就完事了。
这具尸体当然很快就会腐烂的，从“不朽”到“速朽”，只需一纸红头文件。
一会儿玩弄历史，一会儿又被历史玩弄，伟人们若是在天有灵，不知该作何感慨？
八
当我们遥望历史上的英雄时，却不得不陷入深深的困惑：凡大英雄，往往都是从专制的阵营里走出来的，而民主的旗门下则显得颇为寥落。
也就是说，专制更适合造就英雄。
这没有什么难于理解的。翻开专制政治的词典，最醒目的是这样一些辞条：权威、暴力、等级、统一、舆论一律、独断独行，等等，这些无疑都是英雄们最乐于笑纳的。专制政治把个人推向权力的顶峰，这时候，个人的品德和才能便成为国脉所宗，民生所系。其人若是雄才大略，自是苍生有幸；若推上个流氓瘪三，也只能听任他胡闹。个人的作用无与伦比，一身而系天下兴亡，最后的归宿无非两种：要么成为恩泽四海的神祇，要么成为祸国殃民的恶魔。而民主体制强调的是一种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似乎任何人——只要不是低能儿和精神病患者——都可以成为胜任的管理者，民众既不需要幻想神祇，也不必惧怕恶魔。从根本上说，期盼在民主的土壤里产生英雄不仅是一种奢侈，而且恰恰是必须永远加以提防的。道理很简单，民主的最高原则就在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差别最小，而且可以自由地互换。
于是，我们往往看到这样的尴尬现象：在同一历史事件中，面对面较劲的两个人一个成了英雄，而另一个则不是。例如前不久发生的科索沃危机，米洛舍维奇成了民族英雄，而克林顿则绝对不是，他似乎只是例行公事地履行了自己应该履行的职责，如果其他人处在他的位置上，大抵也会这样干的。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他并不需要超人的意志、胆略和智慧，也就是说，他并不是“舍我其谁”的唯一人选。再往前看去，则是海湾战争，那次以多国部队的完胜为结局的事件使萨达姆成了民族的英雄，而作为“领衔主演”的老布什则在其后不久的大选中黯然下台。
这多少有点叫人没劲，是吧？
是的，在有些时候，民主这玩意确实很“没劲”。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为了把美国拉入反法西斯战争，曾煞费心机地和民主周旋。因为参战要国会授权，而国会的大多数议员却是一群慷慨激昂的孤立主义者，他们对那场正在进行的战争采取鸵鸟式的态度。辩论将会很激烈，而且肯定会没完没了地拖延下去，这当然不是罗斯福希望看到的。为了取得国会的授权，罗斯福施展了他全部的外交和政治手腕，其中的有些做法属于打擦边球，有些是先斩后奏，有些甚至可以和“阴谋诡计”挂上钩。例如，前些年有历史学家指出，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其实是在罗斯福一手纵容下酿成的。这自然很有点耸人听闻，但也并非没有道理：罗斯福早就掌握了日本人要偷袭珍珠港的意图，但为了激怒美国的国会和民众，他有意把情报束之高阁，让山本五十六的特混舰队用炸弹和鱼雷给美国人上了一课。珍珠港事件发生的第二天，身披蓝色海军斗篷的罗斯福在暴风雨般的欢呼中走上国会的讲坛，他终于说出了一段决定性的话：
“我要求国会宣布，自12 月7 日星期天无端发动这场卑鄙的进攻之日起，美国和日本帝国之间处于战争状态。”
当然，国会一致通过了总统的请求，美国终于摆脱了孤立主义，堂而皇之地加入了二战的决斗场。这无论是对世界反法西斯阵营还是美利坚的国家利益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罗斯福用自己的政治智慧摆平了美国式的民主，他当之无愧地走进了巨人的行列。而美国式的民主也差点扼杀了这位轮椅上的巨人。
同样是二战英雄，丘吉尔遭遇民主“扼杀”的情节要更复杂一些。
丘吉尔是在英国最困难的时候接过权杖的，那时他的个人威望堪称登峰造极。我至今忘不了电视片《二战警世录》中的那一幕情景：疮痍满目的伦敦平民住宅区，废墟上弥散着德军炸弹的硝烟，但每一堆瓦砾上都插着一面小小的英国国旗。丘吉尔来了，面对着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的欢呼的人群，他流泪了。这时，人群中的一位老太婆说：“你们看，首相在哭呢，他真的关心我们。”丘吉尔说：“我这不是悲哀的眼泪，而是赞叹和钦佩的眼泪。”当汽车开动时，一位女工追上来，把一盒雪茄烟扔进车里，她告诉丘吉尔：“我这个星期因生产成绩最好，得了奖金，特地买了这件小小的礼物送给你。”丘吉尔下车亲吻了这位女工，当然，他又一次流泪了。
这样的场面，丘吉尔是应该流泪的；这样的眼泪，平生流一次也就该知足了。
这是1940 年的秋天。但谁能想到，五年以后，在安排战后世界秩序的波茨坦“三巨头”会议期间，这位挽救了英国，也挽救了欧洲的丘吉尔却被英国的民主赶出了首相官邸。
丘吉尔是从波茨坦临时赶回国内等候大选揭晓的，当时，谁也不会怀疑他将以二战英雄的身份在大选中获胜。临行前，丘吉尔发表声明说：他相信自己会回来的，一副踌躇满志、顾盼自雄的姿态。丘吉尔的私人医生甚至把行李留在柏林，他也相信过一两天他就将和首相一起回来。
但几天以后，以首相身份出席波茨坦会议的，却是另一位叫艾德礼的英国人。
丘吉尔永远不能理解，也不能原谅英国人在胜利后对他的冷遇，他的这句看似令人费解的话也因此成为经典：
只有伟大的民族才是忘恩负义的。
丘吉尔的这句话无疑带着相当成分的牢骚，但仔细体味，他却不经意地道出了民主体制中某种精心而独制的构思，它以“忘恩负义”这一特有的方式“保护”了英雄，让他们功成身退，从而永远屹立在威望的制高点上。试想一下，历史上有多少英雄，如果也能遭遇这种“忘恩负义”，最后又何至于变得那样令人生厌？世无英雄，万民翘首；世有英雄，民无宁日，这是多么痛切的历史经验！为着救亡，我们期盼英雄，牺牲个性，维护权威，统一意志，暂缓民主，同心同德。但救亡总似乎没完没了，到后来，我们已搞不清究竟是因为我们这样，才总在危难之中，还是因为总在危难之中，我们才必须这样。在有的时候，我们是多么需要“忘恩负义”！对伟人的那份雨露天恩，我们又何必总那么耿耿于怀呢？如果那恩情在于他曾经拯救过我们，那么，我们早就已经用等量的拥戴和欢呼作了报答；如果那恩情在于他想继续照亮我们，那么，我们要说，我们需要的是温暖，而不是指引航程；如果那恩情最终损害了我们的幸福，那么，应该贬值的当然是恩情而不是幸福。为了报恩，我们已经牺牲了太多：太多的热情，太多的理性，太多的欢乐和温饱。一个总想着报恩的民族，终究是没有出息的，因为，只有老人和孩童才会斤斤计较于施恩和报恩之类的蝇头小事。
让我们平静地接受丘吉尔的这句话，并把它奉为经典：“只有伟大的民族才是忘恩负义的。”
九
于是，我们将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尴尬：既然英雄是专制政治的产物，那么，随着社会民主化的进程，英雄会不会像史前时代的恐龙那样趋于消亡？如果在若干个世纪以后，社会生活中从此失却了他们那轰轰烈烈的呼吸和长剑倚天般的身影，对于人类的精神史，那将是一种怎样的缺憾！
我们还将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悖论：一方面，在社会走向民主化的同时，我们将告别英雄；一方面，我们又在庸常平淡中呼唤英雄，呼唤那长风豪雨般的生命伟力和史诗情怀。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艰危时势，我们呼唤英雄；承平岁月，我们让英雄走开。或者说，我们期盼的并不是现实生活中驱使我们的，长着茂密的胸毛或闪耀着睿智眼神的强者，我们只是呼唤他们身上那种素质性的，可以支撑我们灵魂的东西。
当然，我们还可以退求其次，既然这是一个不再产生英雄的时代，我们不妨在平淡中寻求感动，寻求生命的瞬间美丽。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这一幕中的辉煌。
当代哲学家马斯洛在阐述“高峰体验”这一著名哲学概念时，最喜欢举这样一个例子：
一位年轻的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着，为丈夫和孩子准备早餐。这时，一束明媚的阳光洒进屋里，阳光下，孩子们穿戴得整整齐齐，边吃饭边叽叽喳喳地像一群小鸟般嚷个不停，她丈夫正和孩子们随意说笑着。这位年轻的母亲望着他们，顿时陶醉于这幅天伦亲情的美妙图画中。爱的波澜，甜蜜的情愫喷涌而来，在刹那间将这位母亲推向了幸福的顶峰。
这样的陶醉，这样的生活场景，当然是我们每个人都衷心向往的。寻常生态中，同样蕴含着生命原始的意义和心旌摇曳的感动，但愿那明媚的阳光天长地久地洒遍人类世界的每个角落。
但人类追求的毕竟不只是一顿其乐融融的甜腻的早餐，早餐复早餐，我们会不会又感到没劲？会不会又渴望一些可以称之为庄严或令人荡气回肠的大感情？
我们将永远背负着这样的尴尬……
于是，我们把目光转向远方，去寻找那大理石或者青铜质地的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