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色，戒》，其实是有一个比较传统、比较通俗意义上的理解的。一个女特务被安排以美人计色诱汉奸，然后好安排杀手杀他，为抗日略尽绵力，但不料女特务和汉奸之间生出了感情，在最后关头，女特务放走了汉奸，连累相关的抗日学生都遭受极刑。
我说的比较传统、比较通俗意义上的理解是从时代背景、意识形态来对人物做出价值判断。譬如我跟朋友说我准备讲《色，戒》，我朋友就顺口评价了一下王佳芝：不堪大用的地下党、为情买单的任性女、优柔寡断的牺牲品。这个朋友原先是公安系统的，当然有他的思维模式，但其实很多人初读《色，戒》都是这么个感受，女人太感性，耽误了家国大事。可是，反过来看，是不是我们对王佳芝的要求太高了？
她不是什么地下党，她就是个学生，在张爱玲的原著中，重庆方面从来没有将他们收编，即便在李安的电影版本中，重庆方面的接头人老吴这个角色也十分可疑（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个问题），这些话加在她头上是不是过重了？
珍·雅各有本书《美国大都市的生与死》，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面对纳粹留下来的建筑，美国出现了到底要不要拆除的争论。当时的声音是，既然是纳粹留下来的，就要拆除。但是有一位建筑师，也是这本书的作者说了一句话，如果我们出于某种意识形态就把这些建筑拆除，那么我们和纳粹没有区别。
在某种意义上，看待文本也是如此，不要出于意识形态看文本，我尊重王尔德的教导，书没有道德或不道德，书仅有写得好与写得不好的区分，仅此而已。
这是一个重读《色，戒》的前提。
一、向内的写作：张爱玲因何写《色，戒》？
众所周知，这个故事是有原型的——郑苹如和丁默邨的故事，引发我兴趣的是这个原型故事在多大程度上被小说借用。
当时比较接近历史真相的版本大致如下：
郑苹如与丁默邨同车返回，路过静安寺路的一家皮草店，郑苹如给丁默邨发了个嗲，要他买一件皮草大衣给自己，两人便下车进了皮草店。丁默邨警惕心很高，他瞥见橱窗外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便在柜台上放下一沓钞票，要郑苹如自己慢慢选，先行回到车里。等中统特工反应过来，再开枪，车已经开了，子弹只打到车上。
那一天，丁默邨已经确定郑苹如就是一名特工，但他没有立即行动，怀着将其“私有化”的欲念又约她来见面，郑苹如便以为丁默邨已对自己神魂颠倒，于是揣着一把微型手枪赴约，准备将其杀害。但不料与丁默邨有嫌隙的李士群早就伺机要给丁默邨下套，于是郑苹如一踏进76号，便逮捕她，之后将其枪杀。郑苹如被枪杀时年仅23岁。
这个版本之后之所以会成为当时沪上小报的花边新闻，在于郑苹如受审时的自我辩护，她坚称自己不是重庆的人，而是因为丁默邨与她相好后又移情别恋，她恼羞成怒，便找人来枪杀他。
这不一定是事实的全部，当时已有张爱玲小说的那个流言版本，而张爱玲显然应该在当年的报纸上读到过这个更接近于事实的版本，但她没有采取。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的对原型故事的大颠覆。
在原型故事中：
（1）刺杀失败是丁默邨发现外面有形迹可疑的人；
（2）郑苹如执着于刺杀行动；
（3）与桃色新闻唯一的关系是，郑苹如最后的矢口否认，从报道版本看郑苹如的目的是不想事败连累自己的家人（不承认自己是特务）。
而在张爱玲的小说版本中：
（1）刺杀失败源于王佳芝叫易先生“快走”；
（2）王佳芝没有表现出任何后悔或惋惜；
（3）小说中种种暗示王佳芝和易先生之间有感情。
我们再看小说主人公王佳芝这个人，几乎完全与郑苹如不同。
我们都知道郑苹如是民国名媛，父亲是国民党元老，母亲是日本有名的大家闺秀，郑苹如19岁就登上《良友》杂志封面，在交际场上更是颠倒众生。
据说日本首相之子近卫文隆一度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甚至被郑苹如软禁，郑苹如意欲以此要挟日本方面，后被重庆方面要求将其释放。也说她有一个做飞行员的未婚夫，十分恩爱。
这样一个倾国倾城的女子到了《色，戒》里，变成什么样了？
那，难道她有点爱上了老易？她不信，但是也无法斩钉截铁地说不是，因为没恋爱过，不知道怎么样就算是爱上了。
张爱玲斩钉截铁地说她没恋爱过。虽然之后有辩解说，她十五六岁就被人追，忙着抵挡攻势，很难坠入爱河，但仍然可疑，到底是谁没有恋爱过？
如果大家读过《小团圆》的话，这个答案不难揭晓，是张爱玲自己，她在遇见胡兰成之前没有恋爱过。
至此，这个文本提供给我们一个入口，与其说这是写郑苹如与丁默邨的故事，不如说是写张爱玲对胡兰成的态度。
郜元宝老师在其大作《都是辩解——〈色，戒〉和〈我在霞村的时候〉》中，提出张爱玲写《色，戒》意在了断与胡兰成的关系，我非常赞同，他说得太精彩了，兹摘录如下：
《色，戒》1978年在台湾发表，但据说1953年即已执笔，一改再改，如果不是其时胡兰成在台湾出丑而牵连到她，使她不得不以一种适当的方式予以撇清，也许还不会这么早就拿出来吧？中间多少机关算尽，外人无从知晓，但她想借此对过去做一个总辩解的心，读者还是不难感受到。
张爱玲写《色，戒》的困难在于既要有所“化妆”（否则就不是小说，也太显得急于辩解了），又要将她和胡兰成的事摆进去（否则失去发表的目的），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在这中间形成必要的反讽，让自己取得一个进退自如的地位。
“化妆”的地方大致有： （1）王佳芝是“岭南大学”而非“香港大学”的学生，这就和张爱玲20世纪40年代初在香港大学就读的经历撇清； （2）王佳芝是广东人而并非上海人，小说特别指出她和邝裕民通电话时用的是“乡音”（粤语），这就和张爱玲自己的上海籍划清界限； （3）易先生的原型是丁默邨，标准的特务，而胡兰成是搞宣传的，王、易的关系在外壳上脱胎于1939年郑苹如诱杀丁默邨的“本事”，这就又与张胡恋撇清了。 （4）张英文极好，而小说中王佳芝和讲英语的珠宝店老板之间竟然“言语不太通”，在上海话／广东话之外，作者再次借用语言的识别标志将自己与王佳芝区别开来。
但更多的还是直陈事实。 （1）易先生家里挂着“土黄厚呢窗帘——周佛海家里有，所以他们也有”。张爱玲结识胡兰成之前，曾陪苏青一道拜访过周佛海，为当时不满受冷遇而倡言“弭兵”因此被汪伪政府羁押的胡兰成说项——或许她真的在周家见过那种窗帘。 （2）小说中周佛海和易先生芥蒂颇深，胡兰成属于追随汪精卫的“公馆派”，也与周佛海不甚相得。 （3）易先在香港发迹，胡也是先在香港写政论而为汪精卫所欣赏，加意栽培，并引入南京伪政府的；张爱玲在香港读书的时间不与胡重叠，但他们1944年至1945年热恋时必然谈过这一层空间的因缘。（4）胡、易都频繁往来于南京／上海之间。 （5）易是武夫，却“绅士派”，这只有理解为胡的影子才合理。（6）胡、易都有本事在危急颓败之际攻取芳心。 （7）王佳芝在珠宝店放跑易，仍不放心，直到确认“地下工作者”没有开枪，才“定了神”，这种牵挂，符合张在胡潜伏浙闽两地而又几乎恩断情绝时仍然多方接济的事实。 （8）易和胡一样都风流自赏，可一旦女人没有利用价值或有所妨碍，也都能毫不留情，或弃或杀。
有了这一前提，郜元宝老师也梳理了其中“隐含作者”对易先生的态度，或影射张对胡，兹摘录其中两例：
（1） “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 （ 《色，戒》）
问题就出在“在她看来”，这是一种有意的撇清，王佳芝以为易先生爱她，但“隐含作者”显然是抽离的。
（2） “他们那伙人里只有一个重庆特务，给他逃走了，是此役唯一的缺憾”，言下之意，捕杀王佳芝并非易的“缺憾”。 （郜元宝）
这两段易先生的心理也颇能令人联系起胡兰成的腔调：
她临终一定恨他。不过“无毒不丈夫”。不是这样的男子汉，她也不会爱他。
… …他觉得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虽然她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这其中充斥着一个男人的自恋、自大、自私，即便王佳芝死了，也摆脱不了被其占有的事实。
可以再看看胡兰成做了什么。
1972年，胡兰成随华侨团访台，系其战后首次赴台；1974年，赴台，任“文化学院”教授；1976年7月， 《今生今世》删节版在台湾出版。
这其中和之后胡兰成一直借着当年与上海名作家张爱玲的恋爱往事为自己增色，甚至消费这段私事，以致张爱玲后来呼其为“无赖人”。
在这个胡兰成频频造访台湾并频频以张爱玲标榜自己的时段， 《色，戒》1978年发表在台湾《中国时报》副刊上这一行为也就不难理解，是张爱玲对这段孽缘的了断，她写的不过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薄情寡义，自私虚伪。
二、向外的改编：李安缘何改《色，戒》？
在正式分析李安改编的电影版本前，可以先窥探李安对这个小说文本的理解，他是将其理解为郑苹如和丁默邨的历史事件版本呢，还是看到了张爱玲对胡兰成的决绝态度？
答案很显然是后者。
方才引述的郜元宝评论文中张爱玲的几处“化妆”被李安有心地改回去了，比如他让王佳芝开口讲上海话，王佳芝是从上海去香港的（与张爱玲的经历相似），又比如原文中王佳芝英语不好，因而与珠宝店老板的沟通不畅也没有了，她英语没有问题，一如张爱玲。
再者，李安在台湾金马奖论坛接受闻天祥的采访中提到了《色，戒》原文中的一个细节，张爱玲写易先生“鼠相”“主贵”。而胡兰成国字脸，相貌堂堂，绝对没有“鼠相”，表面上看是一种撇清，但李安这么解读——他觉得这是张爱玲在讥讽胡兰成“胆小如鼠”，可见李安目光之犀利。
言归正传，张爱玲的原文不长，我们来看李安对哪些部分进行了充实和强化。
（1）赖秀金
这个角色在小说中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告诉王佳芝，这些男同学中只有梁润生有性经验；二是在行刺那天，她和另一个杀手一起假扮情侣看橱窗里的衣服。
但这个角色到电影中发生过一些重要转变，最重要的转变是，她从电影一开始就表现出对邝裕民的爱慕，甚至已经认定将来要嫁给后者（她第一次和王佳芝谈到邝裕民时，说“只是想到将来什么都要听他的”）。这一改动，使得她的很多话都显得话里有话。
电影开始不久，有这样一个场景：抗日部队高唱军歌奔赴前线，赖秀金和王佳芝作为一同赴港避难的女大学生坐在卡车上，赖秀金对抗日战士们大喊道： “打胜仗回来就嫁给你！ ”
她的同学说，她不该这么说，赖秀金则回应： “我又没说是我。”
这里出现了两个很重要的关键词：一是欺骗，二是不担责。如联系之后赖秀金哄骗王佳芝接受梁润生的性启蒙，表面上是为了以美人计杀汉奸，其实不过是为斩断邝裕民爱上王佳芝的后路，以保证自己能够嫁给邝裕民。
（2）重庆方面的头目：老吴
这个角色也在电影中被大大充实，有这样几件事是原文中没有的：
第一，当邝裕民重新找到王佳芝，带她到老吴这里继续之前没有完成的任务，王佳芝没有异议，只向老吴提了两个要求：一是拿出一封信，托他看完寄给王佳芝在英国的父亲；二是希望任务完成后，能够帮助她离开这里。但是王佳芝前脚一走，老吴后脚就把信烧毁了。
第二，王佳芝后来在与易先生的感情中越陷越深，精神几近崩溃，她希望老吴尽快完成任务，但老吴却因为之前的特工线索中断，要求王佳芝为他套取情报。王佳芝袒露自己已承受不住，说了好些露骨的话，老吴无法应付，索性一走了之。
此处我们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暗示，这个老吴和赖秀金欺骗抗日战士“打胜仗回来就嫁给你”一样，开了空头支票，承诺说会送王佳芝去英国，实际上他根本从未想过兑现诺言，而且电影的最后，老吴成功地逃脱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没有为此事、为死去的爱国学生承担责任。
（3）邝裕民
这个人物不用多说，他的幼稚、天真、道貌岸然其实每个观众都看得非常清楚。之前的爱国话剧和之后的暗杀行动，他都是“总导演”，他也对王佳芝做出承诺，说自己不会让她受伤害，但事实上，所有一切都源于他的一腔热血，但他无法担负任何责任。
（4）王佳芝的父亲和舅妈
这是李安的一个加法，他给王佳芝添加了一段身世，说王佳芝的父亲带着弟弟去英国了，她的父亲在她母亲过世时说要带她去英国，但后来打仗就没有再提。事实上，我们看到两个事件都表明她父亲不会兑现承诺：一是王佳芝收到她父亲再婚的信件，家里有了后母，连她弟弟的地位都难以保证，更何况她？二是之后父亲写信，说无法负担她去英国的费用。
还有舅妈，戏份不多，但那句台词很重要，她把王佳芝父亲留给女儿的房子卖了，所以她说： “我答应，让她把书念完，我是讲信用的人。”
这句话很有几分上海人的精明和反讽，这里的“讲信用”有着很浓重的“反讽”意味，表面上自我标榜是“好人”，但实际是为恶行找到了体面的借口。无论舅妈是否真的要兑现这个承诺，之后王佳芝从这个摆明希望她离开的“家”里搬出去了，而且最终也没有“把书念完”。
另外再提一句，这里也似乎有李安在把张爱玲的“化妆”卸掉的意味，离开父亲和弟弟的家，父亲再婚，电影里虽然有个舅母，但因为金钱，已经使那本来就淡薄的亲缘几乎断绝，这容易使人联想到实际生活中张爱玲逃到母亲和姑姑的家后，因为她的学业和母亲关系紧张，她说，金钱一点一点地毁掉了她和母亲之间的爱。
于是，整部电影里，王佳芝孤苦无依（她在上海的舅母卖掉她父亲留给她的房子；在她为民族大义和梁润生发生关系后，那些学生疏远她，甚至对她产生敌意），可以说，整部影片中，在王佳芝的眼里，唯一一个对她怀有真感情的其实就是易先生。
这里首先就有了对所谓意识形态的颠覆性，也就是说，我们似乎看到李安个人对这段抗日刺杀过程的解读：那些嘴上挂着抗日口号的“爱国人士”，实际上才是最冠冕堂皇的骗子，他们联手欺骗了一个女大学生（王佳芝）的纯洁和生命。
我们再来看王佳芝眼中唯一动了真情的人——易先生。李安对他的改动不多，但改动效果着实惊人。有这样几个场景值得拿出来探讨：
（1）日本会馆那一段，王佳芝卧倒在易先生怀里，说易想让她做他的妓女。易突然动情地说： “其实，我比你更懂得如何做娼妓！ ”于是王佳芝便给他唱了一曲《天涯歌女》，使他流了泪。
我们可以看这曲《天涯歌女》的唱词：
天涯呀海角
觅呀觅知音
小妹妹唱歌郎奏琴
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
哎呀哎哎呀
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
家山呀北望
泪呀泪沾襟
小妹妹想郎直到今
郎呀患难之交恩爱深
哎呀哎哎呀
郎呀患难之交恩爱深
人生呀谁不
惜呀惜青春
小妹似线郎似针
郎呀穿在一起不离分
哎呀哎哎呀
郎呀穿在一起不离分
电影中，李安让王佳芝唱足了三段，而且每一段终了都推一个镜头聚焦易先生的反应。每一段其实都有对这段情的推进。第一段里是“知音”，也就是说两人并非纯粹情欲上的关系。第二段易先生的表情动容了，因为很少有人对他这种人提“家山”二字。我们知道易先生身边的情人很多，也知道老吴还在他身边安插过两个受过专业特工训练的女特务，都被他发现了，可以推想，那两个女人或许不可能对易先生提“家山”，就算提了也不可能不流露出对他这种汉奸身份的憎恶，这是专业特工训练反复给她们灌输“忠诚”信念的必然后果，也可以说是对于“家山”的正统思想让她们愿意付出生命来接受这一任务。但王佳芝不同，她是个平凡的小女人，我们有理由相信，她的爱更多源于个人而非民族大业。譬如她最初加入爱国话剧和刺杀事件是基于她对邝裕民的好感，而她二度接受刺杀任务很有可能是为了能够在任务结束后去英国，因为她知道在舅妈的家待不下去。这里的唱词也没有所谓的“家国情怀”，而是一个小女子想到因为战争不能和爱人安稳过日子的悲伤，是这种凡人的爱里带有的感情感动了易先生（因为他身边尽是看到他的“政治身份”或巴结他或算计他或憎恶他的人，他很难有机会被视为一个普通的男人）。第三段唱词，则是既然因为时局动荡，就更渴望朝朝暮暮。
因此，我们看到两人的相互理解，易先生渴望被人知晓他的身不由己，王佳芝唱出歌女的身不由己，回应了他的那句“我比你更懂得如何做一个娼妓”。 （这是一种颠覆，突破了从民族大义角度出发对汉奸固有的非黑即白的传统认识。这种颠覆已经在黑帮电影中为我们所接受，譬如《教父》三部曲，用美国价值观对教父的重新塑造让我们对黑手党改变了看法，但这种重塑是否能在汉奸身上实现，可能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尚无法接受。）王佳芝懂他，所以这一幕之后易先生彻底不把她看成是一个纯粹的发泄肉欲的对象。
（2）李安对“快走”这句话出口之前的处理：
王佳芝戴上戒指，然后想摘下来，易先生说“戴着”；
王佳芝又说“不想戴这么贵重的东西在街上走”，易先生说的是“你和我在一起”。
显然，从这两句话中，王佳芝得到了一个讯息，这个男人对她是有真感情的，所以她回应了，她不要他死。
（3）结尾的处理也有心思，有这样几点：
其一，王佳芝坐上黄包车，黄包车夫问她要去哪里，她回答说是“福开森路”，我们知道这是她和易先生的爱巢，封锁期间，她取出缝在领口的毒药，看了一眼，但没有服食。黄包车夫还问她，是回家吗？她说是的。
这个改动被郜元宝斥为“全无常识”，但我不这么看。我们联系下一个细节就能明白李安的用意了。
其二，王佳芝临刑前把戒指还给易先生，易先生说了句“这不是我的”，而后易先生枯坐在床头，热泪盈眶。
这两个桥段从两人的角度可以分别得出不同的结论。王佳芝那方面，她用归还戒指的行为表明她是爱易先生的，易的秘书对易说那句“您的戒指”很可能基于王佳芝受审讯时说“这个戒指是易先生的”。易先生有那么多女人，别的女人和他在一起，都是图他的钱，而王佳芝表明，她不要他的钱（公寓是家而非房子，戒指还给你，我不要），也就是说，她爱他这个人，而非贪图他的财富。